日本《产经新闻》4月5日发表日本前驻美大使加藤良三的一篇文章，题为《具有真正实效的同盟本质》，全文摘编如下：

二战之后，特别是从《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以来，虽然日美两国多少存在观点上的不同，但是同盟关系一直较为稳固。

我在外务省任职期间（1965年至2008年），里根政府时期（1981年至1989年）和小布什的第一届总统任期（2001年至2005年）堪称日美同盟的黄金时期。

虽然特朗普执政时期日本同其他国家相比看似和美国走得更近，但实际原因在于美国希望日本为其亚太政策建言献策，或者说希望日本为其充当“政策顾问”，这或许才是对这一特殊时期应有的评价。

里根和小布什时代的共同点是，在美国看来，日本在其国家安全政策上相当有分量。

▲资料图片：美日战舰编队航行。（美国雅虎新闻网站）

里根决心赢得美苏“冷战”。他看到与集结大量北约盟国的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相比，亚太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薄弱地区，而日本正是美国在该地区编织反苏防卫网的核心，所以他明确表达了在日本身上下功夫的意图。

小布什在上任第一年就遭遇“9·11”事件，这是美国本土首次遭受外敌袭击。之后，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同欧洲的合作也屡遭不顺。在前所未有的“国难”面前，美国获得了日本的支持，这对其而言意义重大。

如今，美国终于把中国视为影响自身利益的最大“课题”和“挑战”。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件好事。

2015年以前，日本比美国更敏锐地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方面的最大课题。我在和美国跨党派人士共同参会时就有此种感受，但现在有观点认为情况发生了反转。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家威胁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日本较为接近。当相关负责人擅长处理“同盟关系”时，我们可以感到放心。

据说现任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官员中有很多都是对日本十分了解的“专家”，这为日本注入了强心剂。

应该说如今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认识比以前更加相近。日本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重要程度极高，反之亦然。

但是，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已趋于“综合型”政策。一方面，传统军事实力、网络、太空、人工智能和电子战能力方面的力量平衡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处于核心位置，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气候变化和疾病防治等领域也在寻求对华合作。

日本期待美国在中日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等问题发生冲突时能够站在日本一方劝阻和遏制中国，必要时甚至可以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发起军事防卫行动。

▲钓鱼岛正面全景图（中国钓鱼岛数字博物馆）

当一国追求自身利益时，“同盟”能够为其发挥“效用”。当两国的“价值观”和“威胁认知”一致时，同盟关系可以变得非常稳固。在美国看来，中日的不同之处在于“价值观”。

如前文所述，近来日本国内多在讨论当中日围绕钓鱼岛发生冲突时美国会为日本做些什么。

但是，如果虚心考虑就会发现，不论钓鱼岛问题还是台湾形势，正确的顺序都是先考虑日本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再讨论美国可以为日本做些什么。如此转变观念后，日本再和美国通过充分协商建立起共同“威胁认知”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这才是正常的逻辑。

通过这一过程，美国将和日本在“价值观”上保持一致，并且更加确信日本不同于中国。

虽然追求日美同盟和对中友好的共存是一种必要的外交手腕，但是，如果多次给人造成二者“等价”的错觉，不但日美同盟会被削弱，日本的国家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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