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委灿荣

1954 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狱医隔离了 7 名黑人囚犯，并连续 77 天给他们注入“双倍、三倍和四倍”剂量的 LSD（全世界药力最强的致幻剂）。参加实验者的结局不得而知。他们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参与了CIA（中央情报局）的精神控制项目——而该项目的基地德特里克堡有着鲜为人知的黑暗过去。

如今，德特里克堡已经被纳入郊区扩张的版图，这是一个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镇的军事基地，距离华盛顿仅有50 英里。然而，七十六年前，当军方选择德特里克发动细菌战时，基地周围的区域看起来大不相同。事实上，选择它是因为它地理偏僻。德特里克今天仍然作为军方的主要生物研究基地蓬勃发展，现在在 13,000 英亩的土地上拥有近 600 座建筑，多年来一直是CIA隐藏的生化要地和精神控制实验中枢。

今天，德特里克是世界上研究毒素和解毒剂的尖端实验室之一，在这里开发了针对各种瘟疫的防御措施，从农作物真菌到埃博拉病毒。其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几十年来，基地发生的大部分事都严格保密。以德特里克为关键基地的CIA脑控研究项目MK-ULTRA 的负责人于 1973 年销毁了该项目的大部分记录，但其中的一些秘密仍在解密文件、采访和国会调查中得到披露。总之，这些消息来源揭示了德特里克堡在脑控项目MK-ULTRA 以及制造旨在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毒素方面的核心作用。

1942年，受到日本军队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启发，美国陆军决定启动一项秘密计划来开发生物武器。它聘请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生化专家艾拉·鲍德温 (Ira Baldwin) 来主持该项目，并要求他为一个新的生物研究综合体寻找地点。鲍德温选择了卡托科汀山下的一个几乎了废弃的国民警卫队基地，当时被叫做德特里克营地。1943 年 3 月 9 日，陆军宣布将德特里克营地更名为德特里克野战营，将其指定为陆军生物战实验室的总部，并购买了几个相邻的农场，以提供额外的空间和隐蔽性。

二战后，德特里克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原因很简单：美国拥有了核武器，因此开发生物武器似乎不再紧迫。然而，随着冷战开始，世界两端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件事震惊了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并赋予了德特里克新的使命。

第一件事是 1949 年以叛国罪对匈牙利罗马红衣主教约瑟夫进行的公开审判。在审判中，红衣主教神志不清，语气单调，并承认了他显然并没有犯下的罪行。然后，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许多美国囚犯签署了批评美国的声明，有时还承认犯有战争罪。对于这两件事，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他们被洗脑了。共产党一定开发了一种药物或技术，使他们能够控制人的思想。尽管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中情局对此深信不疑。

1949 年春天，陆军在德特里克野战营建立了一个小型绝密化学家小组，称为特别行动部。它的任务是为致死细菌寻找军事用途。此前还未有过强制使用毒素的先例，特别行动部的化学家必须考虑从何着手研究。

与此同时，中情局刚刚成立了自己的“魔药部门”。欧洲和亚洲的CIA特工经常抓捕敌方特工，并希望有新的方法让囚犯在审讯中忘掉自己的身份，透露秘密，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艾伦·杜勒斯 (Allen Dulles) 曾负责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局，后来很快将被提升为中情局的主管。他认为他的精神控制项目至关重要，事关美国的存亡。该项目最开始被命名为蓝鸟，然后是朝鲜蓟，最后是 MK-ULTRA。

1951 年，杜勒斯聘请了一名化学家来设计和监督精神控制项目。被钦定的西德尼·戈特利布 (Sidney Gottlieb) 并不像早期中央情报局大多数官员一样出生高贵，而是一个来自移民家庭的 33 岁犹太人。他瘸腿，口吃。他还日日冥想，住在没有自来水的偏远小屋里，黎明前起床给山羊挤奶。

戈特利布想利用德里克特的资源将他的精神控制项目推向新的高度。他请求杜勒斯谈下一份协议来确定军方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根据该安排的规定，后来披露的一份文件里写道，“CIA获得了陆军的技术和设施，以开发适合CIA使用的生物武器。”

在这种安排下，戈特利布在德特里克营地内创建了一个隐秘的中情局飞地。他的几个CIA化学家与陆军特种作战部的同志们密切合作，几乎成为了一个独立单位。

戈特利布坚持不懈地寻找摧毁人类自由意志的方法，以便在空白的大脑里植入新的程序。他测试了多种不同寻常的药物组合，常常结合其他物理折磨，如电击和感官剥夺。在美国，他的实验对象对项目全然无知，他们住在监狱和医院里，包括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和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上瘾研究中心。

而在欧洲和东亚，戈特利布的受害者是秘密拘留所的囚犯。其中一个拘留所建在德国小镇克伦贝格的一座别墅的地下室，这可能是CIA的第一个秘密监狱。当CIA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前纳粹战友坐在壁炉前讨论精神控制技术时，地下室的囚犯正在为残忍而致命的实验做准备。

这是美国政府在活人身上进行的最惨无人道的实验。在一个项目中，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 7 名囚犯连续 77 天服用多剂 LSD。在另一个案例中，被俘的朝鲜人先被注射镇静剂，然后服用强效兴奋剂，并在他们处于虚弱的转化状态时受到高温和电击。这些实验摧毁了许多人的大脑并造成了不可计数的死亡。许多施用于受害者的药水、药丸和喷雾都是在德里克特制造的。

MK-ULTRA 实验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是弗兰克·奥尔森。奥尔森是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德特里克度过，并知道其最深的秘密。当他开始考虑退出中央情报局时，他的战友们看到了保密威胁。戈特利布召集自己的团队短暂撤退，并安排奥尔森服用迷幻药。一周后，奥尔森从纽约一家酒店的窗户一跃而下，当场身亡。中情局称其为自杀。奥尔森的家人认为，这显然是一场谋杀，目的是防止他泄露德特里克营内正在酝酿的事情。

十年的高强度实验让戈特利布确定，确实有办法摧毁人类的思想。然而，他从未找到在由此产生的虚空中植入新思想的方法。他迟迟到不了梦想的海市蜃楼。MK-ULTRA 在 1960 年代初期以失败告终。“所有这些实验，”他后来承认，“证明以这种方式操纵人类行动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如此，德特里克野战营在 1956 年更名为德特里克堡，此后仍是戈特利布的化学基地。MK-ULTRA 结束后，他在那里开发和储存 CIA 的毒药库。在他的冰箱里保存了可能引起天花、肺结核和炭疽等疾病的生物制剂，以及一些有机毒素，包括蛇毒和麻痹性贝类毒物。他主导研制了旨在杀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毒药。

然而，在此期间，德特里克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没有人知道中情局在那里制造毒药，但它作为美国主要的生物战和粮食站研究中心的身份被暴露。从 1959 年中到 1960 年中，抗议者每周在大门口聚集一次。他们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任何‘自卫’的借口都不能抵消大规模毁灭生命和传播疾病的罪恶。”

1970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下令所有政府机构销毁其生物毒素储备。军方科学家同意了。戈特利布犹豫了。他花了数年时间编纂这本致命的药典，不想将之毁之一炬。在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会面后，他不情愿地同意别无选择。

不过，其中一批被称为石房蛤毒素的极强的贝类毒素逃脱了销毁。两个装有近 11 克石房蛤毒素的罐子——足以杀死 55,000 人——储存于德特里克堡的仓库中。在陆军技术人员将它们移走之前，特种作战部的两名军官将它们装进汽车后备箱，把它们送往华盛顿的海军医学和外科局，中央情报局在那里设有一个小型化学品仓库。戈特利布的一名助手后来作证说，他在上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这项行动。到 1975 年石房蛤毒素被发现并销毁时，戈特利布已经退休。

戈特利布默默无闻，却手握生死大权。他进行了残酷的洗脑实验，并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杀人许可。德特里克是他不可或缺的基地，那里仍然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德特里克堡距离中央政府仅 50 英里，而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将消息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