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底线思维

文/范·杰克逊，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高级讲师，《太平洋权力悖论：美国治国方略与亚洲和平的命运》

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长期以来，美国都试图调和其东亚政策中，无可匹敌的军事、经济与规则制定等能力，与美国对地区稳定的追求。直到最近之前，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华盛顿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恰逢1979年以来开启的“亚洲和平”时代——这标志着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开始经历一段超长的稳定时期——以至于美国不费吹灰之力，无需引发冲突，就能实现对该地区的掌控。

渐渐地，华盛顿开始相信，美国霸权与亚太区域稳定不仅是同时存在，而且是有着因果关系。于是，美国决策者将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视作美国区域战略的基石，声称若没有华盛顿的领导，亚洲便会陷入战乱。

但正如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1963年写道，“时间让所有王国的根基暴露并慢慢腐蚀它们，它摧毁教条的方式就是证明它们的虚假”。就算美国霸权一度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基石，也没有理由证明如今它依旧能促进和谐。只消一代人的时间，美国的全球实力已陷入衰退，华盛顿指点天下时越来越不那么从容。其他国家突然意识到，他们有动机也有实力去抵制、颠覆或摒弃美国的偏好，寻求替代性主张，哪怕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而这些国家的实力可能会持续扩张。认为美国霸权永远不会迎来黄昏是对历史的无知，尤其是当中国——目前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华盛顿眼中最主要的全球竞争对手——正借助其在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获取力量。

尽管如此，美国两位刚卸任的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与唐纳德·特朗普——欲挑战“美国霸权永不迎来落日”的任务。乔·拜登总统接过两人未竟的事业。从起初只是采取限制中国的措施，到如今想尽办法削弱中国。奥巴马通过高调发起“重返亚太”战略，启动了这一进程，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制衡中国的崛起，并试图加深美国与中国周边八个邻国间的经济联系。特朗普意识到，中国日渐强大的全球影响力源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于是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同样在加强华盛顿与台湾地区的联系。拜登除了加紧美国自身的军事建设，推动印太地区的军力建设，还试图与其他亚洲国家着手打造一个反华的遏制联盟。

奥巴马任内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

这些政策都与维护地区和平的需求背道而驰。打击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进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与地区专制政权携手遏制北京，通过要求选边站队疏远小国，华盛顿也许可以强化在亚洲的权势，但保质期是短暂的。这些行为不会带来稳定，而是将逐渐导致地区的分裂，最终引发战争。由此，美国的亚洲政策走到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十字路口。华盛顿可以选择支持捍卫地区和平，或者延续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但二者不可得兼。

失去控制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为了维持在亚洲的“独霸”可谓煞费苦心。2010年，时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德斯宣布，奥巴马政府试图“让美国继续做五十年的世界领袖”。特朗普时期，一份经过解密的白宫战略文件显示，美国在亚洲的最高利益是维持其“战略霸权”，以及华盛顿在“外交、经济与军事层面的领先地位”。如果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失去了领先地位，”特朗普政府的文件声称，“这将削弱美国捍卫全球利益的实力。”

拜登政府忠实地执行了这一路线。在2021年发布的战略文件中，它宣称领导全世界是美国“无法推卸的利益”。此外，美国的利益“要求与印太地区建立最深入的联系”，美国必须“在印太与欧洲维持更加活跃的存在”。五角大楼承诺，2023年将是“一代人以来，印太地区的美军部署最具转折性的一年”。这句话本意是提供安慰，听上去却显得格外不祥。

美国国防部正兑现承诺，除了对东北亚地区庞大的传统军力进行现代化升级，还增加了美军在太平洋岛屿和澳大利亚的存在——可中国军队尚不能在这些地区实质性地挑战美国。美国国防部也在推出一系列最新的致命武器系统，比如能搭载核武器的B-21隐形轰炸机。该机去年12月的揭幕收获巨大热度，仿佛苹果公司新手机发售。B-21轰炸机的价码牌叫人看了直掉眼泪——2030亿美元（指包括研发成本、购买及运营100架B-21所需的总费用，观察者网注），居然还低于最初的预算规划。

华盛顿越来越重视亚洲，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中国的恐惧，担心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将在某一天妨碍美国塑造全球秩序的能力。五角大楼将中国形容为“近乎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与“持续威胁”。面对正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军的回应是加入这场看不清明确结局的军备竞赛。2018年到2020年，美国国防预算从7000亿美元增加到7680亿美元；2023年，预计将超过850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援助仅仅占了其中500亿美元多一点。美国同样在向伙伴及盟友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

拜登政府上台两年，已通过八笔对台军售

华盛顿试图维持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不仅限于积攒和扩散军备。为了巩固霸权，美国已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转化成一场针对北京的“零和游戏”。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还扩大了前任遗留下来的关税、制裁、将中企列入黑名单等手段。去年10月，美国政府官员宣布禁止将美国的半导体技术卖给华盛顿自封的竞争对手。这是非同小可的一步，考虑到半导体产业本来与全球权力政治无关，直到美国将其视作国家安全的焦点。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智能手机到电视机——当美国将这些技术视作其国家实力与繁荣的关键，并宣称不允许落入美国最大的敌人之手，华盛顿激进的军国主义心态暴露无遗。

美国痴迷于阻止中国获取半导体技术，不仅仅体现在出口禁令上。在去年10月的指导文件中，美国商务部同样限制美国企业同任何中国实体从事涉及半导体领域的研发或融资活动。“我们领先中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解释，“我们必须维持对中国的领先，同时阻止他们获得这项用于发展军事实力的技术。”

对于一个试图平衡中国实力增长，或阻止北京打造势力范围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这也不是一个试图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国家应该有的战略。说到底，就是只差没有点名道姓的“遏制战略”。

当霸权迎战和平

对美国来说，一个以阻止中国崛起为目标的战略，存在太多的问题。就拿最基本的来说，这个战略根本不会奏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美国投入至少1万亿美元打造现代化的核武器库，或者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能够对中国造成任何影响。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其它亚洲国家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参与对中国的孤立。

而美国为了维持霸权，接下来能做的只有威胁亚洲的和平。要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需要庞大的军事投资。美国不仅仅要在中国军事实力最强的领域超过它，还要在远离美国本土、中国的家门口部署这些力量。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考虑一下，假设美国为台湾火中取栗，华盛顿面对这场战争将如何行动？中国大陆拥有天然且巨大的优势，因为大陆距离台湾太近了，全岛的海岸线都被解放军的防空火力所覆盖。为了击退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美国需要堪比“黑科技”水平的现代化武器——这意味着来自五角大楼的空头支票。美国必须加入到一场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口中“愚人的竞赛”中：囤积海量的导弹，标记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目标，这会同时引爆双方的好战情绪，令局势高度不稳定，迫使每个国家怀着最大的恶意解读对方的意图。这一战略要求军事实力的天平必须偏向美国，必须积极扩充各类武器平台，必须要以“展现决心”为由秀军事肌肉。如果你能从这样的战略中识别出“维持地区稳定的理论”，那你真应该去看眼科了。

美国一直在考虑将中程导弹部署至亚洲

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仅仅是美国追求霸权与实现地区稳定相互对立关系的表现之一。正如我在《太平洋权力悖论：美国治国方略与亚洲和平的命运》一书中提过，任何美国寻求经济主导地位的冲动，都会伤害地区稳定，因为这将涉及打破现有的区域经济结构，后者对阻止太平洋地区爆发战争起到了关键作用。东亚以出口为导向、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存在，正是源于各国领导人优先强调国家发展，而不是渲染复仇式的民族主义。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将数十起依然在发酵的领土争端放到一边，以方便打造众多区域合作机制，鼓励贸易和基于共识的、非正式的外交习惯。所交出的成绩单，则是一段非凡的经济增长与持久的区域稳定。

数十年前，华盛顿的经济霸权几乎不曾遭遇挑战，美国处于亚洲金融与贸易的中心地位，所采取的行动也比较低调。然而到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试图更主动地控制亚洲经济，要求正蓬勃发展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必须限制在非政府层面，而且由私营部门主导。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成功搅黄了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与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一旦成型，这两个组织将不包含美国。当东亚峰会尚未邀请美国时，小布什政府刻意要让该机制边缘化。

可时代已经变了。今天，美国不再居于亚洲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位置。美国要从一个边缘的位置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多控制，自然要采取比过去更粗暴的方式——甚至可能破坏长期维系亚洲和平的经济依存体系。

华盛顿试图“竞赢中国”，需要外交上采取“全场紧迫”式的战术，比如说服亚洲国家政府弃用华为的产品——据说这家公司是听命于中国政府的科技巨头之一，但它也是印太地区一家知名且价格亲民的电信设备供应商。美国最近发起游说行动，欲切断中国获取先进数据处理技术的渠道，于是对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连哄带骗，要求他们服从美国越来越收紧的贸易、投资与知识产权限制。没有理由相信，这一轮经济绞杀标志着美国意图施加的痛苦将结束。

事实上，这又回到了米尔斯的“愚人竞赛”，只不过体现在经济领域。假设真如华盛顿笃信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修正主义大国，那么美国最不应该做的，恰恰是切断中国与其它国家市场的联系。一旦如此，则中国可能更加缺少自我克制的动机。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北京也许会有修正主义的“渴望”。但事实是，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亚洲金融与经济体系，程度远超美国。北京的话语在亚洲的政治分量，也是美国所不及的。除了作为亚洲重要的融资国，中国还是亚洲制造业网络的枢纽，其产出的制成品销往世界各地的市场。中国是绝大部分经济体的最大单一贸易伙伴，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域互联互通的机制，最出名的是“一带一路”倡议。

关键是，在支撑亚洲经济体系的众多机制与架构中，都有中国的参与：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清迈会议多边货币互换协议、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到东盟“十加三”机制、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等等。相比之下，华盛顿与以上任何一个机制都毫无关系。

因此，美国官员正在要求亚洲国家损害他们的长远利益，背叛促进区域和平的相互依存体系，仅仅是因为这么做能给华盛顿——而不是亚洲——带来地缘政治斗争中一点点相对优势，而这场斗争对美国的价值本身也要打一个问号。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么做也是不现实的，何况如今的条件远远谈不上理想。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亚洲的区域合作架构，美国还要试图对地区国家提出各种要求，可不管是从物质层面还是象征层面，美国都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最糟糕的谈判处境。

阅读“空气”

那么华盛顿到底应该怎么做？不妨从单纯的务实主义开始。亚洲国家对稳定的重视高于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更清楚自己的利益何在，美国永远都不能假装比对方“更懂”。若要把亚洲社会的关切摆到外交的中心，美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在亚洲的行为准则，这同样是巩固而非进一步挑拨亚洲和平的最可靠方式。

如果华盛顿认真倾听，就会了解到，小国十分警惕在大国竞争中被推着选边站队。他们恳求大国在地缘政治上保持开放的心态，在战略上追求多元主义，而这一切是源于“不结盟运动”的精神：冷战时期一群从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压迫下翻身做主的国家，拒绝成为苏联或美国的附庸。

举例来说，东盟已经反复表态，不会在中国与美国之间选边站队。东帝汶总统也清楚地表明，仅仅因为他的国家寻求同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并不意味着“选边站队”。印度尼西亚与部分太平洋岛国的政府也就本国镍矿等高价值原材料成立供应集团一事，表达了兴趣。这意味着上述国家将具备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的财力，与一定程度的政治筹码。正如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去年九月强调，“没有人愿意被强迫着做出令人反感的决定，没有人想要成为别人的附庸国或是仆从”。

东盟国家拒绝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同样会警惕任何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措施。理由显而易见。亚洲区域经济与中国的相互联系如此之深，以至于假设中国经济暴雷（无论是否与美国的遏制努力有关），余下的亚洲国家都将跟着倒霉。因此，地区领导人希望同中国“同舟共济”——并从这个区域大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当初正是在中国的帮助下，亚洲才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免受更严重的冲击。亚洲各国政府当然不会忽视与中国打交道的风险。但那些国家的精英们至少没有以偏执的心态看待中国，而这看上去正是美国当前的心态。

目前尚不清楚，亚洲国家是否真有能力结成新时代的“不结盟运动”。但地区国家领导人如此热心地提出倡议，恰恰证明了华盛顿要求亚洲全力追随美国、污蔑中国的企图，往好了说恐怕会“出师不利”；往坏处说，美国越是努力这么做，越有可能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形象，并导致区域陷入动荡。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上的出手，意味着打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斩断区域经济增长的势头。华盛顿的手段也可能招致中国更激进的回应，并激化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这反过来又会煽动美国的好战情绪。如此危险的循环实在不合亚洲国家的胃口。所以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更愿意合作采取不结盟的姿态，而不是为大国竞争火上浇油。

如果美国真的关心亚洲稳定，它必须成为任何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伙伴，而不是阻碍这类集团的创立。为此，美国必须扩大对亚洲和太平洋经济体来说具有重要价值的商品的出口限额，对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产品进行价格管控。这将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关键性资源，同时推动亚洲的经济互联互通。华盛顿也需要帮助亚洲国家管理日渐庞大的主权债务，避免该地区陷入严重萧条。

对于那些改善资本-劳工关系，而不是持续压榨劳工的政府，华盛顿应该对其开放国际市场。此外，应该对许多历史上曾遭受美国迫害的社会提供补偿，比如马绍尔群岛（美国多次在当地进行核试验），柬埔寨、菲律宾（该国对美国的负债是多年前那个腐败、专制的政府一手造成）还有关岛（这块美国通过殖民攫取的土地从未被赋予追求独立自主的机会）。

采取以上措施会证明，华盛顿真的把亚洲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并不是为了控制他们，也清楚美国不可能靠恫吓与胁迫来实现美国设想的和平。但在兑现任何一条措施之前，美国必须首先收敛其延续霸权的野心。这个国家必须打心底里将亚洲视作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而不是一块抽象的、为大国政治服务的斗兽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