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底线思维

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将对全球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人出尔反尔，中美竞争已成定局，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希望。”

在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后，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对美舆论，上面这两种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和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保持宣传定力，既不自怨自艾又不妄自尊大？中美两国交往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内涵是什么？

观察者网专访长期关注对美舆论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执行主任王文，解读以上问题。

观察者网：习近平主席这次出席APEC会议，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外界一般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中美关系将以“旧金山会晤”为新的起点走向缓和，另一种则认为中美竞争摆在那里，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不能对此次会晤抱有太高期望。您认为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

王文：其实这两种看待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心态，也是外国人普遍的看法。就在上周末（11月17-19日），我与所在机构同事们组织“2023通州·全球发展论坛”，邀请了30多国前政要、学者与使节来北京，几乎所有老外都在讨论中美元首这次会晤。

当天午餐，坐我左右手边的两位老外还争论起来，分歧就在于是否能推动中美关系转寰：一位认为，见面相当不易，给全球化与国际合作带来重大的转机；一位则认为，拜登诚意不够，中国不能上当，两国关系不会好到哪里去。两人越争越激烈，反倒是我夹在中间，当和事佬。

这个场景其实恰恰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人应有的底气与定力。许多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在乎中美关系的走向，更关切两个大国互动的一些细节。相比之下，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处事不惊地看待中美博弈，这也恰恰是我们应有的对美心态。

过去五六年的贸易战、科技战说明，美国会对中国有影响，但美国不能把中国怎样。美国改善对华政策，可能会对中国发展有利，但并不能带来颠覆性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美国继续打压中国，可能对中国不利，但也不可能压垮中国。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与40多年前不一样，美国影响不可能再有类似“尼克松访华”相变式的影响，而是主要靠中国人自己。美国在中国对外发展大局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至关重要性已大不如前。所以，中美元首会晤很圆满，普通人当然乐见其成，但大可淡然视之。

对中美关系，大可淡然视之

观察者网：如果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观察中美关系，21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有几个标志性转折事件：小布什时期的9·11，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特朗普时期一直延续至拜登时期的中美贸易战和“印太”战略，如何评价这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波折变化，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王文：过去20年，美国的战略重心明显“东移”，从北大西洋、大中东逐渐转移至西太平洋。过去，美国战略优先级是欧洲、中东，然后才是东亚、印度洋。现在一直想加大东亚、印度洋的比重。最大的主导因素就是，亚洲经济增长带来的美国全球利益结构的调整。比如，美国排名前20的跨国公司销售额与年利润超过40%都在东亚。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永远跟着大公司走，“重返亚太”或“重构印太”的逻辑就在于此。

然而，美国的全球战略“尾大不掉”，如同恐龙转身，费劲且缓慢。2022年初乌克兰危机、2023年秋巴以冲突加剧，不少美国战略学者都在疾呼：不要陷入俄乌，不要放慢回归印太步伐。但目前看来，美国的“身体”显然要迟缓于“大脑”。美国军事力量、情报力量仍然约50%部署在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区，即使历任总统都在要求转向，但当前实际情况，还远远未达到战略所要求的程度。从这个历史角度看，特朗普时期的四年对美国战略进行了一次“中国转向总动员”，在美国战略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特朗普，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转向恐怕还会迟缓一些年。

观察者网：和中美关系变化相对应的，两国关系在舆论上的反应也是起起伏伏，从知识、媒体精英到草根群体、普通网民，对美强硬派逐渐占据上风。您长期在对美舆论斗争第一线，从您的经历和观察来看，国内对美舆论风向的转变经历了哪些阶段，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王文：早在20多年前，杨玉圣教授曾在《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中讲述了数百年来中国人对美国印象的变化。总体来看，除了革命年代以外，近代史上中国人对美国长期处在仰视阶段，最顶峰造极的就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子在面对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出卖时，渴盼当时的威尔逊总统来主持公道。

中国人对美国的长期仰视，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加之后来新媒体时代到来，美国一系列种族冲突、枪击事件、基建落后、毒品泛滥及特朗普上台后的政治闹剧，都快捷、鲜活地展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美国的舆论转向变得有些俯视。在新媒体舆论圈，尤其是以青年人居多的B站，俯视美国、批评美国成了一种潮流。

从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仰视到俯视，背后是百年来中国对美国实力的消长。21世纪第二个10年是中国对美实力消长的“起始年代”。中国工业生产总值、货物贸易总量、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开始超越美国，带动的是国民自信的复燃。

不过，就相当长一段时间而言，仰视、俯视都不是对美舆论风向应有之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美都会处在战略相持期，平视美国是所有国民应当的舆论风向，既要学习美国的优势与长处，也要扬弃美国的缺点与短处。不要情绪化地看美国，而要站在中国利益与立场上冷静地看美国，恐怕是中国国民心态与舆论成熟度的重要表现形式。

观察者网：其实与之相对应，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舆论也经历了一个转变，从一开始的友华占主导（当然友华的目的也比较多元），到目前普遍认为中美是竞争对手，中美之间必然要硬碰硬。在您和美国学界、政界的交流中，这种舆论转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诱发因素又是什么？

王文：1980年代是二战以后美国对华态度友好最高峰的时代，其次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911事件”以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北京奥运会时期。前者是把中国视为反苏的冷战工具；后者是把中国视为反恐的盟友。2008年底，美国舆论开始了转向的萌芽。记得当时在美国短暂工作，见到美国资深媒体人孟捷慕（James Mann）。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较早谈到幻想中国会变成另一个美国的“接触策略”将会完全失败。但当时听信孟捷慕的美国人还是较少的。

到2012年奥巴马第二个任期“重返亚洲”时，美国对中国的警觉才开始。我2016年写过《美国的焦虑》一书，谈及那几年在美国访问调研时的看法，感觉到美国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困惑、纠结与恐惧。

2017年特朗普上台打破了所有的摇摆与纠结，2018年美国战略报告直接把中国定义为最大竞争对手，取代了过去恐怖主义、伊朗、朝鲜或俄罗斯的地位。这里面最大的诱因是，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强大的真实感知。十八大以后，中国造航母、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南海造岛礁、搞高科技、造大飞机等等。美国人认为，中国就是朝着一个“超级大国”的状态来打造自己，活生生就是一个19世纪美国崛起时的样子。但他们只猜对了一半，中国是要谋求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但中国不会成为美国过去的样子。

观察者网：对美舆论也是大潮流里有小浪花，这期间也有对美友好的声音。但在强硬派占上风的舆论场里，这类声音往往会被认为不合时宜，甚至被贴上“投降派”的标签。但另一方面，当中美关系出现好转时，媒体舆论风向又会生硬转变，给人一种舆论宣传没有定力的观感。您觉得对于友好派和强硬派两种声音，我们该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对美舆论如何留有缓冲地带，保持舆论定力，避免急转弯对媒体和学者公信力的影响？

王文：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学界对美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友好派和强硬派。对美战略研究界也没有很清晰地区分谁是友好派，谁是强硬派。在中国，美国研究的圈子并不大，平时常常会在研讨会中见面，私下聚会更是稀松。但中国学界与美国学界的最大不同在于，意识形态桎梏较少，务实主义较多。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立场仍是站在中国这边的。

对美舆论的急转，尤其是最近的旧金山会晤前后，并非学术界有意为之，也不像过去那样由官方刻意为之，而是国内舆论从双边外交氛围出发而产生的一种舆论自觉。那些不在学术界、但在新媒体上部分引领着舆论的大V及一些媒体拥有必要的政治敏感性，不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继续靠骂美国而获得流量。我完全同意在对美国舆论上要避免急转变。平视美国，是最理性的对美态度。

观察者网：再说回中美关系，上次和您交流，提到了“斗争性”的问题，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上体现的特别明显。我们现在经常讲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斗”的技巧有哪些？“不破”的力度又该如何把握？

王文：“斗而不破”，更多指的是外交战线上的底线，提醒所有人要在对美关系上掌握火候与底线。在舆论场上，没有任何人有“破”中美关系的能力与影响力。外交战绩上的“不破”，提醒舆论界的人士在对美评议上，不要把话说得太绝。比如，动辄“中美一战”的说法，就显得有失偏颇与武断。

真正的“斗”不是在舆论场上说几句狠话，而是表现在日常工作中的精细与实用。在舆论界，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学者与媒体人能够在美国媒体中发文发声，将中国声音真正传到美国社会去；在媒体界，是否可以报道更多有传播率的信息，更好地让世界看到或听到中国故事，以逐渐扭转美国媒体的主导权；在公共外交战绩上，是否可以真正交到美国朋友、争取美国民心；在学术研究上，是否可以真正找到一些证据、线索或论述，削弱与破解美国主导的国际话语权，等等。这些实际的工作都是“斗”的表现。

“斗”的形式很多样，在舆论界上与美方唇枪舌战是一种“斗”，真诚交几位美国好朋友也是一种“斗”。在当下中国军力足以防御的时代，“斗”的含义不是说要让每一个人上战场、让每一个都去骂美国，或者在舆论场上斗狠，而是将自身能力为推动国家实力提升的做出有益的贡献。

观察者网：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前，美国可谓做足了铺垫，从5月份开始不断派高官访华，到近期中美在经贸、军事、民间交流领域多有会谈和破冰，中方也有借此次会晤与美国达成某些诉求。我们是否可以推断，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之间利益互换会成为常规操作手段？中美之间还存不存在合作共赢的可能？

王文：利益互换，在大国互动中是相当正常的，可以将其视为博弈的一种必要手段。但今年5月以来，美国不断派高官来访，与其说是利益互换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对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结果。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从去年应对佩洛西窜台到对冲今年气球事件，中国承受了美国屡屡“极限施压”之后，对美国的斗争能力与经验都大幅提升。

经过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气候特使等一系列高官访华之后，中国才派高官回访的进程看，中国的确是拿捏住了2023年夏季以来美国有求于中国更多的节点。随着巴以冲突加剧，美国对华的诉求进一步提升。让两国关系继续恶化的代价，进入2024大选年的拜登政府更承受不了。看透了美国“三把斧”之后，中国对美的未来博弈就会更有底气。

面对中美未来几年由于实力消长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中美能够合作共赢的基础是斗争实力。中美在气候变化、跨境反洗钱等多个领域是有合作共赢空间的，但在科技、贸易、台湾、新疆、西藏、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路还很长。与美国的合作共赢，不是求出来的，更不是跪出来，而是“敢斗善斗”出来的。

当地时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观察者网：普遍的看法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不会改变，特别是在科技、经贸领域，对中国的制裁并不会松动，目前也没有看到松动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旧金山会晤会如何开启中美关系新里程？在中美竞争不可避免，“管控风险”成为共识的情况下，这个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又对中美在下一轮接触中提出了哪些更高的要求？

王文：在我看来，旧金山会晤是一次中国对美国“公开讲白话”、“博弈划红线”、“全球定原则”的新里程碑，背后是中国柔中带刚式的硬气。

所谓“公开讲白话”，是指中国与美国没有藏着掖着，在打明牌，习近平主席说“中国没有超越美国或取代美国的规划”，就是明显例证。

所谓“博弈划红线”，是指明确告诉美国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把说过的话落实到位，尤其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所谓“全球定原则”是指，中国首次讲“地球那么大，可以容得下中美两国”，而过去是讲“太平洋之大，可以容得下中美两国”，从“太平洋”到“地球”，讲述的是在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包容原则。

很明显，这些话比一年前在巴厘岛会晤时更清晰、更直白，这是为“管控风险”提出更紧迫的警示。毕竟，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太久，不只是在允许包括众议长佩洛西在内的诸多高官访问台湾，还不断对台湾售武且总量比历届总统总额还要多，这些怂恿给“台独”释放了错误信号，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最大风险的爆发几率直线上升。

这次旧金山会晤将台湾问题定义为“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且明确要求美国要“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实际上是对中美下一轮接触的可实施方案提出打下辅垫，即如何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如何逐步停止。通过一系列公开的信息，以及中国对美国打的战略明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离和平统一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观察者网：习近平主席这次在美国，多次强调了美国人民在两国友好关系中的作用，并在与拜登的会晤中表示，要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包括扩大教育、留学生、青年、文化、体育和工商界交流，等等。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中国提出这个论断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在高层交往交流不畅的情况下，推动民间交流，包括二轨外交、1.5轨外交？

王文：《经济学人》近期有一个民意调查，认为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很不一样。认为中国“友好”的美国年轻人比例远远高于中年人、老年人。中国网络上还有两位“90后”美国青年郭杰瑞、戴三才（Zak Dychtwald），他们都愿意用“理解、尊重、求同存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人和事。

从这个角度看，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其实是寄希望于年轻一代，通过两国技术代差、实力比拼的接近，比如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新媒体尤其是Tiktok上看到繁华的中国城市、祥和的中国社会、先进的数字经济时，很自然会产生对中国的“理解、尊重与求同存异”。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应该有更多对美国的“接触”策略。要让更多中国人不设限地接触美国人，让更多美国人进入中国。越接触中国，可能会让对方更知道中国的国家实力与社会便捷，也更能理解中国的不易与艰辛。对此，在各个层面上改革外事报批制度，便利化中美人文交流，克服各种条件鼓励中美民间交流，变得越来越迫切。

拜登向习近平主席展示他38年前在旧金山市考察时的照片 /华春莹X平台截图

观察者网：美国精英层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是不一样的，相比之下，精英层的友好人士可能还要多一些，普通民众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下，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更多。您觉得在和美国不同阶层打交道时，在交流方式上应该采取哪些不同的策略？

王文：我曾去过美国20多个州，每个州之间对中国的观感是相当不一样的。一般看来，越远离华盛顿，越远离大都市，越有可能对中国更友好、更朴实。尤其是中西部州，对中国的态度普遍没有像华盛顿那么敌视。

美国政治精英层们偏好于意识形态或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待中美之间“老大易位”矛盾，但普通老百姓想法并没有那么复杂。即使他们被一些民粹主义舆论潮流影响，但一旦与旅游、贸易、教育等与个人事务挂钩的事件里，他们对华态度往往是务实的。

由此看，推动全方位开放政策，改善国内旅游质量与环境，让更多美国人以各种方式走进中国，喜欢来中国，或许，中美两国的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正如著名学者章百家先生的一篇名作，中国一向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据统计，2023年外国游客排名最多的前十大国家中，已没有中国。中国的旅游景点、数字支付、跨境金融、网络服务等等若都能再往前进一步，外国对中国的印象肯定会进一大截，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更能够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