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底线思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鸿斌

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所长，专注日本政治和外交

8月9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前往哈萨克斯坦，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首届峰会。在这次会议上将发表一份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文件，重点在工业脱碳、物流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深化关系。日本还将明确表示对建设“里海通道”的支持，这项计划将使日本与欧洲的物流通道避开俄罗斯。

中亚五国地处亚欧大陆结合部，位于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大国或地区性大国中间。从地缘位置看，中亚五国是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这里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地区。

在能源资源上，中亚及里海地区石油储量一般估计为1500~2000亿桶，约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8-25%，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达7.9万亿立方米，被誉为“第二个中东”。

冷战结束后，中亚作为大国角力的重要战略缓冲地带，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更加凸显。鉴于中亚五国和中俄关系密切，尤其是其中四国和中俄同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美日正加强在该地区与中俄的博弈。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中亚五国加强了多元外交探索的意愿。本文尝试从日本与中亚五国关系发展线索出发，揭示本次日本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会晤的意图以及可能的影响。

中亚五国外长与岸田文雄

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中亚五国从原先的加盟共和国相继成为独立国家，日本随即于苏联解体3天后同时承认了这五个国家，并于1992年1月26日分别与这五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尽管日本承认中亚五国的速度很快，但从大使馆的设立时间可以看出日本并不重视这一地区的价值。除了日本驻哈萨克斯坦的大使馆于建交1年后开馆外，其他大使馆的设立可谓是姗姗来迟。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使馆直到1996年才建立，而驻吉尔吉斯斯坦和驻塔吉克斯坦的大使馆则分别迟至2003年和2007年才得以建馆。相比之下，土库曼斯坦驻日本大使馆2005年就挂牌运行了，而日本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则于2013年才开馆。

另外，尽管中亚五国对日本抱有很高的期待，但自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日本前后17位首相中，仅有安倍晋三访问过中亚。相较之下，中亚五国的总统大部分都访问日本达三次以上，如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曾5次访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也已访问日本高达五次。

早在1997年，为了力争在叶利钦执政的鼎盛时期一举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以及垂涎中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日本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的共同推动下，日本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外交力度，以此对中国和俄罗斯“打中亚牌”。基于此，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推出了“欧亚大陆外交”，力图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但随着桥本龙太郎在1998年辞职以及1999年底叶利钦的离任，日本的这一盘算未能奏效。

但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和资源毕竟是不可忽视的。于是2004年日本又开始与中亚五国举行外长级两年一次的“中亚+日本”会议，今年是第10次，将于8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这次会议将升级为峰会，此举表现出日本再度重视与中亚五国的关系。

中亚五国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是日本的10倍以上，人口达7420万，资源丰富。尤其是中亚与中国西部边境相邻，对多年来在全球竭力拼凑“对华包围圈”的日本来说，这是必须加大战略经营力度的重要地区，这也是日本提出将外长对话会升级的根本原因。安倍晋三早就开始注重中亚的战略作用，所以他于2015年就风尘仆仆地访问了中亚五国。

但日本的发展与日本对中亚五国的关系之间横亘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那就是交通相当不便。中亚五国均为内陆国，其中乌兹别克斯坦更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即其邻国也均为内陆国）之一。日本无论是开展经贸交流还是推动企业前往投资，都极为不便。目前在日本与中亚五国之间，只有东京与塔什干间设有定期航班，但每周仅一班。由此可见，双方人员交流的程度相当之低。

同样，日本石油企业10多年前开始参与哈萨克斯坦的里海石油开发，但开采出来的石油须经过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然后再装船运往日本，此举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交通不便造成了物流成本高昂，日本从海参崴或连云港通过铁路运往中亚的集装箱，由于回程没有货物导致空箱返回。再加上须经过多国海关的检验，甚至还不时发生货物失窃，这些都极大增加了运输成本。

就2023年日本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来看，这五个国家与日本的进出口额之和才2890亿日元，仅占当年日本外贸额的0.128%。但是这已比本世纪初双方的贸易额增加了好几倍。其中土库曼斯坦当年对日本的出口额仅为1442万日元，不到70万元人民币，也就一个集装箱货物的价值。

日本在中亚的头号贸易伙伴是哈萨克斯坦，2023年日本对哈出口943亿日元，进口为1181.52亿日元。日本从该国的主要进口产品是石油和铁合金，两项目占总额的98%之多。在2018年前都是铁合金占据首位，但从2019年开始石油进口额超过铁合金跃居首位。2022年日本从该国进口石油仅占其进口量的0.2%，也就30万吨稍多，相当于一艘超大型油轮的载货量。而当年中国通过输油管道进口的该国石油超过1000万吨。就铁合金而言，2021年前11个月，日本从该国进口的铁合金数量排名第二，为22.15万吨，但排名榜首的中国的进口量高达83.99万吨。

以中亚五国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哈萨克斯坦为例，其2023年的出口前五位分别为欧盟、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韩国，进口前五位则是俄罗斯、中国、欧盟、美国和韩国，日本均名落孙山。

日本力图通过在中亚增加存在感来降低中国的影响力，这显然是高估了自己，打错了算盘。折腾了这么多年，日本在中亚的地位和作用实在增加有限。中国在2023年通过中亚前往亚欧各国的“中欧班列”超过1万列，日本和中亚的经贸交流规模与此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日本东京港口

按2023年日元对美元平均汇率140.53:1折算，当年日本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才20.56亿美元，而当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高达897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27%，日本仅为中国的2.3%。

截至目前，日本在中亚地区只有一个投资项目，即参与联合开发哈萨克斯坦在里海地区的卡沙干油田，投资额为56.6亿美元。2005年日本油气矿物资源机构（JOGME）签署了该油田开发协议，在其中占股8.33%（美国埃克森公司、英荷壳牌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均占股18.52%，中国占股比重与日本相同，剩下为哈萨克斯坦本国股份）。对其他4个中亚国家，在日本也查不到相关投资数据。如果日本企业在中亚投资踊跃的话，显然是不会出现这一状况的。

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日元贷款项目（包括有偿和无偿项目）也相当有限。在2016-2020年期间，日本对中亚五国的“官方发展援助”仅在2016年排名第5（296万美元，而当年排名榜首的美国提供了3390万美元，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其他年份则都在前五名以外，甚至连匈牙利提供的援助额都在日本之上，而匈牙利的人均GDP还不到日本的一半。

截至2021年，日本对中亚五国的援助情况如下：

对哈萨克斯坦的有偿援助额为951.49亿日元，无偿援助额为68.56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138.09亿日元；在援助国排名上，在2016-2020年期间仅于2016年排名第五，其他年度均不在前五名中。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有偿援助额为5010.11亿日元，无偿援助额为292.53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206.04亿日元。在2016-2020年期间日本的援助额均名列榜首。

对土库曼斯坦的有偿援助额为45.05亿日元，无偿援助额为9.51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13.51亿日元，在援助国排名上2017年排名第2，2018年名列第3，2019年下滑至第4，2020年进一步降至第5。

对塔吉克斯坦没有一个有偿援助项目，无偿援助额为440.69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106.56亿日元。在援助国排名上，2016年和2020年排名第2 ，2017年和2019年名列第3，2018年独占鳌头。

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有偿援助额为375.80亿日元，无偿援助额为346.05亿日元，技术合作项目金额为218.22亿日元；在援助国排名上，2016年和2020年名列第4 ，2017-2019年均排名第3。

日本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协定于2009年开始生效，与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协定则生效于2015年。与哈萨克斯坦的租税协定于2008年开始生效，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租税协定则从2020年才开始生效。这一协定虽然可以减少日本企业的投资风险，但却无法确保投资的回收。

截至目前，日本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展了“一村一品”活动，其他则是为中亚五国培养人才，开展反恐和缉毒训练和边境管理等项目。对中亚五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直接见效的项目则难觅踪影。

除了受困于交通不便这一天然不利条件以外，日本企业对中亚五国投资裹足不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匮乏，在中亚五国几乎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日文投资信息。虽然五国也不时为日资企业举办招商洽谈会，但会上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资料，例如XX地方设立了经济特区，拥有XX优惠条件，欢迎各企业前往投资！日本企业对此一头雾水，甚至对这些特区的地理位置都一无所知。此外，日本企业感到困惑的另一个原因是统计数据严重不足，只有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具有参考价值，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也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指导下开始重视这一工作，但日本企业仍对此强烈不满。另外，中亚五国的外汇管制和双重汇率（即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也使日本企业深感困惑。

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会议

这些年来，日本几乎所有的对外战略，均与抗衡和遏制中国有关。日本之所以与中亚五国举行“中亚+日本”外长会议，其背景显然是上合组织的横空出世。日本欲通过在中亚加大投入，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以此掣肘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而且欲使中国腹背受敌，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

眼看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日益加强，日本深感焦虑。2016年安倍晋三又推出“印太战略”，以此来对冲“一带一路”。但中亚远离印度洋，这一战略难以覆盖到中亚地区，于是在去年上合组织西安峰会取得巨大成功后，担任“日本与中亚国家议员联盟”会长的麻生太郎就建议将原先的外长会议升级为峰会，岸田采纳了这一建议，而中亚五国也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些国家都希望在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再与一个大国建立类似的“邻国关系”。

但由于日本经济持续疲软，尤其是财政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困境，因此虽有经略中亚五国的强烈政治意愿，但明显力不从心，这直接导致中亚五国希望日本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期盼始终是一厢情愿，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而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一贯小心翼翼，缺乏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相关的引资政策和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和零部件配套能力等），即便对象国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但只要回收投资和盈利前景不够明朗，日本企业绝对按兵不动。因此即便日本政府一再呼吁，但企业却在商言商，无动于衷。

所以，虽然日本对中亚五国情有独钟，欲以此来抗衡和制约中国，但实力和条件却严重不匹配，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便日本将外长会议升级为峰会，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与中亚五国关系的滞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