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8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讨论。

“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必要陷入对撞”，“凭借战略眼光与娴熟的外交手段，我们可以设法将中美关系和平地过渡到基于平等与互利的轨道上”。8月26日发布在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网站的访谈中，美国前资深外交官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分享了他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外交与自己职业生涯经历的独到观点。

本文翻译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 翻译 观察者网 郭涵

南华早报：您曾形容，美中关系已经从过去的良性竞争转变成一种带有敌意、“非常不健康的竞争”。随着双边关系陷入下行螺旋，两国舆论对彼此认知日益强硬，您是否担心“新冷战”正在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边是美国与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友，另一边是中国、俄罗斯、伊朗与朝鲜？我们距离您所描述的灾难性敌对阶段还有多远？

傅立民：（中美）竞争至少可以呈现出三种形态。相互较劲（rivalry）的形态属于良性竞争，因为它能激励每一位参与者提升自己的表现，以便在赛道中超越对方。不共戴天（enmity）的形态意味着追求彻底消灭对手，在核武器时代是非常危险的。处于两者中间的一种形态，我称之为“恶意竞争”（adversarial antagonism），这种形态依靠的不是自我提升，而是妨碍你的对手——限制对手取得进步，甚至令其发展倒退，而不在乎自身的进步。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处于恶意竞争这个中间阶段。

但我认为世界并不会像你提问中所假设的那样分裂。中国、伊朗与俄罗斯均反对他们眼中来自美国的威胁，致力于维护基于《联合国宪章》原则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而非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秩序。但除此之外，这三个国家几乎没有太多共同利益。中国是全球性大国，俄罗斯是一个强国，伊朗是一个区域大国，朝鲜则是世界事务中一个不屈从于任何人的“游离在外”的国家。美国和英国将这四个国家渲染成某种“轴心”，忽视了他们之间的许多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那些美国的长期盟友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拒绝在美国、中国或俄罗斯之间选边站。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曾经的美国盟友都不再站队美国。就如何看待世界甚至欧洲事务这方面，北约成员国远没有达成一致。面对将被前任保护者美国所抛弃的可能性，许多国家都在未雨绸缪。很少有国家选择同伊朗结盟，更没有国家会依赖朝鲜。

在今天这个时代，中等实力的国家不会被“霸主”所驱使，他们坚信应该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前进方向，拒绝向超级大国称臣。这与冷战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

南华早报：作为一名资深“中国通”，您对美国过去十年的对华外交政策有相当多的批评。您认为华盛顿的决策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美中关系的恶化承担责任？

傅立民：我认为两国都有责任。但是，贸易战与科技战是美国主动发起的，不是中国。削弱世界贸易组织（WTO）作用的是美国，不是中国。美国坚称要基于站不住脚的国家安全担忧来管理国际贸易，取代了比较优势与纯经济层面的考量。

中国继续与其他国家谈判开放市场的协议。美国则拥抱了保护主义，不再开放市场。如今美国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由制裁组成，其目的是削弱中国的出口与科技进步。

傅立民（资料图）  美国外国记者协会

南华早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去年曾提出，美国以自我为中心、“自恋”的历史观是华盛顿转向日渐对抗中国的核心理由，因为美国希望维持其霸权，或者至少是推迟霸权的衰落。这与中国政府的观点基本一致。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傅立民：我非常尊敬杨博士，遗憾的是，我基本同意他的分析。换位思考是成功开展外交的基础，而目前的美国政府却不懂换位思考。

南华早报：您曾主张，美国应该通过减少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方式，施压台湾当局同中国大陆谈判，形容“台湾（问题）曾是美国过往外交政策的一个成功典范，但它的保质期似乎正在接近尾声”。去年，您说美国浪费了1972年出现的、促进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并呼吁华盛顿利用其影响力推动台湾当局同北京谈判达成协议。能否解释这些政策建议背后的理由？

傅立民：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朝鲜战争与冷战的历史遗留。它并不是美国在1971年至72年与中国破冰后才出现的。《上海公报》以及之后的两份联合公报都建立在“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上。美国接受了两岸之间达成的每一份协议，但这并没有解决双方的分歧。在我看来，由两岸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利益。但是美国的政策、声明与行为事实上起到了阻碍两岸实现和解的作用。

现在，华盛顿的一些人用蹩脚的战略理由为他们反对中国实现统一的行为辩护。美国非但没有后退一步，让各方通过政治对话处理分歧，反而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台湾方面采取对抗姿态。如今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台湾已经变成一个纯军事问题，台当局也持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到最后可能给所有相关方带来悲剧。但未来短时间内，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南华早报：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与台湾地区的未来？您曾说，11月大选到明年1月的就职典礼之间的过渡期可能是最危险的时期，假如美国再度陷入政治混乱，各国（包括中国）可能会有“动机”去挑战美国。您建议中美两国应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傅立民：美国正陷入一个日渐发酵的宪法危机中，随着11月5日开始大选投票，直到明年1月20日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这个宪法危机将会达到高潮。

有一部分人认为，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道路不再行得通，而终结国家分裂状态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诉诸武力。在我看来，这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华盛顿的文官政府可能会在今年年底解体，但美国的武装部队不会。假如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海战争“负有责任”，他们会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

南华早报：北京承认，由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不和，以及在南海、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乌克兰等其它地缘政治热点问题上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国正面临最具挑战性的外部环境。您对中国改善国际形象、处理与邻国的争端以及“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有何建议？

傅立民：中国不能再像邓小平当年呼吁的那样“韬光养晦”，也无法避免在某些场合扮演引领角色。但中国可以且应该认识到，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一言一行可能令其他国家（包括邻国）产生恐惧或钦佩。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的前半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依然有重要价值。如果中国被视作盛气凌人，就会导致其他国家开始抱团反对中国。

在另一个语境下，已故沙特国王阿卜杜拉（1924—2015）的建议值得参考：“如果你想受人爱戴，就去做值得人们敬爱的事。”在成功斡旋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和解后，中国的声望大增。中国主张通过外交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如果能通过精心准备的倡议解决自身与东南亚国家的争端，这会令中国受益匪浅。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北京会面。CGTN

南华早报：作为可能是华盛顿的最后一批”熊猫拥抱者“之一，您长期以来坚持推动美国与中国开展接触。但随着美国国内主张对华友好、支持接触的专家学者被边缘化，您认为中美之间还会出现“下一位基辛格”——在两国都有政治影响力、愿意扮演北京同白宫幕后交流渠道的角色——吗？

傅立民：我在中国认识许多朋友，也十分欣赏中华文化。但我主张改善美中关系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英国曾体面地处置被美国夺走全球霸权的问题，在放弃已经无法维系的特权同时，英国确保了这个权力转移的过程尽可能对自己有利。

我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必要陷入对撞，凭借战略眼光与娴熟的外交手段，我们可以设法将中美关系和平地过渡到基于平等与互利的轨道上。我认为其它的选项后果非常可怕，包括可能爆发一场横跨太平洋的战争，这不仅将重创中美两个国家，也会摧毁台湾地区。遗憾的是，主张利用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与权力来服务美国利益的人却被讥讽为“熊猫拥抱者”，事情并不是这样。

必须认识到，亨利·基辛格最开始不仅对中国一无所知，也像他那个年纪的许多欧洲人一样轻视中国，并不认同中国的理念。通过日后的直接交流，基辛格最终转变为一位中国治国理政之道的仰慕者，以及受人尊敬的管理中美关系的顾问。时势造英雄。未来这样的时势依然可能出现，令中美两国的政治精英能够开展基于相互尊重的合作，因为双方都认识到，两国能从诸多方面的合作中受益。

南华早报：傅大使，就连您的批评者也对您“非凡的智慧”与“高超的口才”赞不绝口，但您也为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反主流观点付出了高昂代价，主要是关于中国和以色列的话题。这可能让您错失了一些极好的职业机遇，比如近15年前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机会。您有后悔过吗？

傅立民：我一点都不喜欢以色列游说集团对我的政治打压。在巴以问题上，我长期坚持的立场相当于拒绝把车钥匙交给一个醉汉，试图避免助长以色列自我毁灭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如今变成了全球丑闻，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遭到唾弃的国家。而美国继续纵容这样的行为，给我自己国家的声誉造成巨大损害。

当我被提名出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职务时，那些人诋毁我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可我只是在描述亲眼所见之事，不是政治精英或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希望人们看到的事情，而我过去就有不愿讲有权势者爱听的话的习惯。

我没有办法为国家情报委员会与美国情报机构做他们找我来做的事。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反华意识形态分子的不断攻击下，我没有办法提高美国情报分析的可信度或效用。我本来无意追求获得这个职位，只是在国家要求我重返公职后才不情愿地接受。我想自己本来也干不了多久。事后看，以色列游说集团说服我放弃这份公职，倒是无意中帮了我一个大忙。

南华早报：作为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和一名以色列的长期批评者，您一直批评强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对以政策，认为后者是“把以色列的敌人当做美国自己的敌人”，导致阿拉伯人“把美国视作同以色列相当的敌人”。您曾说以色列靠着“反伊朗妄想症”劫持了美国外交政策，“完全无视国际法，以彻头彻尾的不人道方式”在加沙地带实施“大规模私刑”。以色列唯一为美国做的事情是“给我们惹麻烦”。许多人批评您的观点不够平衡，对以色列怀有偏见。您如何回应？

傅立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最开始也支持那个被塑造出来的以色列形象。后来，在直接见识过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好战和对俘虏阿拉伯民众的非人道行为后，我才抛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好感。我一度相信“以色列也有生存的权利”，直到我意识到，这句话意味着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地区的其他民族都没有生存权利为止。

8月17日，以军空袭黎巴嫩，导致10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5人受伤  外媒

以色列的种族清洗战略已经扩展到在加沙地区实施种族灭绝。就算我自己的国家没有在背后支持以色列、为其辩护（美国确实在支持与辩护），我也会表达反对。这是不可原谅的。

南华早报：您对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和未来外交官有何建议？

傅立民：当年我进入美国外交部门工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预见到，美中之间相互开启的大门会纠偏1960年代非理性的地缘政治格局。我希望成为这场历史大戏的一部分，哪怕只是作为舞台上的一名“龙套”角色。

当年美国会说中文的老一代外交官，有的遭到国会（麦卡锡主义）煽动者迫害，有的被美国国务院中的“冷战斗士”所恐吓。更多的人从未与中国人一同生活过，中文能力也非常一般。我担心，在今天的氛围下，情况可能会倒退至类似多年以前，即美国人“噩梦中的中国”取代了真实世界里的中国。我们的学者、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出于恐惧而不敢挑战政客中普遍的无知。

数百万曾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也许无法充分理解我的这个有时令人难以捉摸的祖国，但他们对美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远超过寥寥数千名在华学习过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我很少赞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观点，可他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危险：随着实际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人数量越来越少，美国人对中国形成的看法也会越来越与现实脱节。安全部门咄咄逼人的行动对学生之间的交流构成了主要障碍。这个问题亟需得到解决。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