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君强

    改革是克服危机的唯一选择。在腐败未除、经济困厄的种种危机尚有扩大加重之势时，人们期待执政高层激流勇进，打磨改革利器，调整校正改革方位，让改革应对危机挑战的能力更强，引领中国尽快走出危机。

   本届中共高层执政三年来，最令人称道也最得人心的一大政绩，就是反腐打虎。在这一点上，执政高层的自我评价和民众对他们的期待是高度契合的。高层人士说，反腐要变成执政党的「正资产」，惟有从制度建设上找出路。

    然而并非都是像「反腐打虎」这样堪称「增加正能量」的可观政绩。经济下行趋势久未扭转，造成经济下行及衰退的过剩产能、库存和过高杠杆久未出清、消化，是本届执政高层最为焦虑之事。按照一些经济咨询机构的测算，本届执政高层要在其10年任期内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目标，必须要将年经济增长率保持6%左右的水平。但是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失去以往那种持续增长的势头，转而掉头向下，呈现出持续下行难见「底部」的特性。

    「供给侧改革」需要「制度分析」

    在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上，一位高层人士坦言，如果经济下行态势不能扭转，经济增长不能保持中高速的「新常态」，不但「全面建成小康」难保，就是执政所需要的稳定局面都难维持，随时会发生那种连锁式的政治动荡。所以，当下经济问题已是政治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诸项要求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在现行体制下无疑都是需要借助政治操作才能完成。

    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决策，确定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基本任务和行动路线，而且决策层对「供给经济学」观点和主张的接受也显示其思想的开放和进步，受到各方面的积极肯定。但这并不意味?执政高层的经济观点和主张不会发生改变，因为仍有两个「不确定性」摆在他们面前。这两个「不确定性」，一是他们据以对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和改变的、对当下中国经济问题及形势的认识判断是否正确到位？与以往主张「需求侧」宏观调控的主张占上风不同，现在在中共高层那里占上风的经济主张是「供给侧」观点和理论。应该说，依据供给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当下中国经济的形势和问题，注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政策主张也对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问题更为有效。不过需要指出，持「供给侧」观点和主张者对中国经济形势和问题进行分析时，与持「需求侧」宏观调控主张者犯一个同样毛病，就是偏重政策分析而忽略或回避制度分析，所以往往把问题看轻看浅了，提出的政策主张无法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比如分析经济下行问题，都认为这与多年来政府宏观决策偏重「需求侧」有直接关系，为追求GDP高速增长，超量发行货币，放纵信贷，一味刺激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大需求」，透支了支撑经济增长的潜在能量及资源，将中国经济拖入下行衰退的泥潭。这种仅仅?眼于「政策得失」作出的分析不能说不正确不到位，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若依照这些分析采取与刺激需求的宏观政策不同的「供给侧」政策，怕是难以达到扭转经济下行颓势的目的。经济政策的背后是制度、体制，前者受后者驱使和决定。不分析形成政策的制度和体制根源，不触及或改革制度、体制，仅仅?眼于改变政策，政策不可能得到执行和落实，更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其实人们都看得清楚，造成过剩产能、库存和高杠杆、高债务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主导，国企垄断」这种体制和所谓「中国模式」——这种缺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宪政民主制度元素的体制和模式，权大无边利大无度，它不重视也不包容社会市场需求和大众的经济发展权利，长官意志（GDP增长速度、政绩形象、大国地位、综合国力之类）、官僚利益（物质及精神上的）是其构成的要件和运转的主要动因。这种体制及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形成一个「政府及官僚生产、政府和官僚消费」的「自肥」、「自循环」封闭运行的「笼子」。无节制的投入和低效低质的产出，国民收入分配的「重官轻民」和社会市场容量的狭小、大众消费能力的低弱、创新和竞争的严重匮乏等等，恰恰就是这种体制及模式的典型特征。所以产能、库存过剩和高杠杆、高债务就是这种体制及模式的必然产物。如果在保全这种体制及模式中实行「去产能、减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难道不是缘木求鱼吗？

    制度问题无可回避。当下中共高层所确定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种种举措，从根本上说都是与「政府主导、国企垄断」体制及行为格格不入的，过剩产能和库存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政府及国企手中，这几等于从政府口中「夺粮」。要实行和落实「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诸多举措，哪一项都需要有对现行制度及体制进行改革的实际行动来作保障。例如减税，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及监督，恐怕结果只会是一阵空喊罢了。

    制度体制改革应齐头并进

    综观上述这些方面可以发现，决策层所确定的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及相应提出的种种任务和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策分析」而非「制度分析」所作出的，因而其中就缺乏对制度、体制等关键领域进行改革的具体内容和相关行动部署，例如在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上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这些都需要真刀真枪地推动关键领域改革的真实动作。

    近些年来的经验证明，凡是基于「政策分析」作出的改革决策及行动方案，几乎没有一件得到落实并取得实际效果。这次「供给侧结构改革」所提出的那些任务和举措，因其不能触动原有制度及体制，没有对制度、体制等进行改革的行动为其提供支持，它们能否完成和真正得到落实，是很难保证的。在这当中，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与这种「不确定性」相联系的，还有如何协调供给侧改革及稳增长等各个目标在实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问题。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与去杠杆不可避免的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这种矛盾关系协调不好就会变成一团混乱什么也干不成。产能过剩化解位列五大任务之首。但无论是去产能，还是去杠杆，这早已困扰中国经济的顽疾，在经济下行时期要切实落实，必定对经济增长造成打击，这在政治上是执政高层可以承受的吗？落实五大任务必涉及失业安置、破产兼并重组等事项，然而在经济下行状况下，操作这些事项的难度都非常之大，搞不好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也存在两难。所有这些都加剧了不确定性。

    如何改变党政干部怠政懒政？

    中共高层面临的另一个「不确定性」，是广大党政干部政治的、精神的和工作的状态是否适应「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需要？本届中共高层提出「四个全面」的执政纲领，其实施主体是执政党麾下的广大党政干部。这些掌握国家各种权力的党政干部是不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不是具有高昂充沛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是不是勇于担当、「真抓实干」有所作为，从根本上决定中共高层「四个全面」执政纲领成败得失的命运。中共领导人特意在党政干部中推动进行「三严三实」（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教育活动，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党政干部的政治、精神和工作状态与推进实施「四个全面」执政纲领相适应的问题。然而历史表明，在非宪政非民主的制度、体制下，执政的党政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和怠政、懒政、腐化倾向无可克服，是一道无解的政治难题。创立和灌输「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也难以解决。执政党为克服官僚政治积弊和顽症可以选择的方式和手段很少，不足敷用。

    眼下在执政党内进行的「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对于克服三年来在党政干部中愈演愈炽的怠政懒政不作为之风，似乎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尤其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怠政现象最为严重。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只作表面文章，党政部门忙于制定和下发改革文件，其速度大大超过这些文件落实的进度；但看不到落实和取得成效。一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高层人士坦言，「空转」、「空喊」，是当下「全面深化改革」上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背后反映出许多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怠政懒政的状态 。

    中纪委的一位政策研究人士说，如果党政干部以这种状态来从事比以往改革难度更大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这项改革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指出，党政干部怠政懒政不作为，与现行政治体制的固有弊端有关系，与公权力中形成既得利益阶层有关系，也与当前执政党开展的反腐斗争有关系。这次反腐使大批党政干部失去了附于其上的种种利益，而他们又无法从当下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中重新获得这些利益，自然就不会对与反腐同步推进的改革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反腐斗争的封闭性等特征，对党政干部来说，这种缺乏明确法定尺度和规范的反腐方式，使他们完全不能自证清白，陷入一种莫名的不安之中。所以，如何将反腐斗争从增大对党政干部「守规矩」的政治压力从而将他们变得畏畏缩缩怠政懒政，转化为促进他们廉政勤政积极投身改革创新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是担负反腐斗争重任的中纪委不能不面对的一道课题，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一道政治责任。

    危机可以倒逼改革成功

    上述两个「不确定性」存在，会使执政高层确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诸项政策和举措的实际作用及效果大打折扣，届时决策层或会对这项「重大改革」的选择作出调整。人们需要关注的是执政高层会向哪个方向作出调整。有专家向高层提出，其实需求侧和供给侧现在都存在问题，而需求侧的问题并不比供给侧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可能更为突出。推进供给侧改革，更需要推进体制改革来改善收入分配，让市场引导供求两端实现平衡，政府千万不可再乱「动手动脚」了。供给侧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很多产业面临供给过度，完全背离市场需求，主要是政府一味追求GDP 增长速度造成的。其实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最根本问题还是一个，就是如何让市场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重要的是看，是坚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的改革方向，还是依然坚守「政府主导、国企主体」那套体制、机制——这才是决定中国经济的当下和未来命运的根本所在。如果今年执政高层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上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被迫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情况下作出政策调整，那么人们最需要关心的问题也应在这里。

    在北京一些与高层有联系的「圈子」里，人们对2016年经济、政治的总体形势不表乐观，认为在许多方面危机之象重重，经济持续下行会引出和激化许多矛盾。关心和研究政局动向的人士近来在谈论一个话题，就是「危机还能倒逼改革吗？」他们为当下中国改革难以迈出实质性步伐、难以「啃下硬骨头」感到焦虑，为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的种种危机越来越逼近执政党感到忧虑，对执政党缺乏改革的能力和人才、越来越失去生机和活力感到痛惜。

    有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授相关课程的人士指出，近30多年来，中国改革得以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开放，一是危机，但都是以「倒逼」方式实现的。开放倒逼改革，这是人们习以为常也逐渐适应了，「倒逼」也不感到那么紧迫、紧张和痛苦。但是「危机倒逼改革」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天安门事件」、「打倒四人帮」为标志的政治大危机「倒逼」出来的，这是对改革的「生死」之逼。因为「逼」得严峻，执政党全力应战，故而表现非常杰出，确立了一条「杀出」传统体制的新路线，开创全新政治局面。

    「危机倒逼改革」的第二个突出例证，是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确立。在这轮改革中，执政党的表现还不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加入世贸组织融入经济全球化等等，都是这个时期成就。但是，政体改革缺失形成「定势」并由「维稳」代之，是这轮改革的一个最大缺陷。

    当下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执政党在中国进入发展转型新时期作出的重大抉择，其在治国理政多个领域的开创性，与邓小平推动的前两次重大改革具有同等份量，堪称执政党近30多年来进行的「第三次改革」。这次改革也可以称其为「危机倒逼」型，其危机标志一是薄、周、徐、令贪腐乱政，腐败亡党之势非常严重；二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衰退现象严重。当然危机没有像前两次直接表现为大规模、社会性的政治冲突，所以在其「倒逼」改革的力度上，似乎也不如上两次那么强。

    然而惟其如此，这次改革迄今为止已有三年，其实际状况与前两次改革相比就有诸多区别：一，缺乏与改革相呼应并引导改革前行的思想解放和言论的自由开放；二，「顶层设计」、「集权改革」抑制了改革的先行先试；三，执政党内甚至没有改革所不可或缺的起码的思想交锋和不同主张、见解间的讨论和争辩，说明其感知危机能力的缺失，奋起改革的激情与活力的匮乏和应对危机挑战的力量的薄弱；四，「全面深化改革」齐头并进，冲淡淹没了改革理应确定并作出轻重缓急选择的重点目标和突破口，似无主攻方向，「全面开花，等于全不开花」。这些区别于前两轮改革的实际状况，很可能也是造成当下「全面深化改革」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是克服危机的唯一选择。在腐败未除、经济困厄的种种危机尚有扩大加重之势时，人们期待执政高层激流勇进，打磨改革利器，调整校正改革方位，让改革应对危机挑战的能力更强，引领中国尽快走出危机。

    2016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