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的经济政策更合适时下的缅甸？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改革，还是充分尊重市场和个人的自由经济？

长期关注缅甸经济发展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肖恩·特纳尔（Sean Turnell）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缅甸的经济转型：希望和阻碍》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年多前，但缅甸经济总体形势变化不大，因此，这篇论文对当下的缅甸经济转型，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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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尔教授任职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他自称是研究缅甸经济“最好的、也是最差的经济学家”，因为长久以来，只有他一个人住缅甸经济。在缅甸军政府时期，他有十几年都在写关于缅甸经济的论文，他是杜昂山素季和民盟（现在的缅甸执政党）的经济政策顾问，与民盟经济智库——复兴研究所（Renaissance Institute）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能够从特纳尔对缅甸经济的思考中，一窥未来缅甸经济政策的走向。

特纳尔认为，缅甸经济改革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想摆脱经济上对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依赖；二是向西方世界张开怀抱，以获得西方国家取消制裁、免除对缅债务等种种好处。此外，在西方世界仍然主导世界经济体系的当下，开放经济，推崇自由市场同时也让各类国际金融组织和援助机构重新进入缅甸，提供其亟需的经济援助。目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发展银行等国际机构已在仰光重新开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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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登盛政府时期，缅甸曾实施了几个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比如，允许浮动汇率，增加央行的独立性，组建缅甸投资委员会等等，反映出保持宏观经济大局稳定的目的。此外，缅甸通过并设立了土瓦、皎漂、迪洛瓦三个经济特区，2013年，缅甸还加入了《纽约公约》，目的在于为外资提供保障。

 从改革效果来看，西方投资仍然倾向于选择移动性较灵活、沉没资本较低的投资项目。这充分体现了西方投资者对于缅甸市场的不信任，认为缅甸仍然是一个高风险投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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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缅甸的经济方针大政由两类人共同决定：一是缅甸政府机构内部的技术精英官僚，第二则是来自IMF、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外部机构的“发展专家”。尽管二者之间时常就经济政策细节有分歧，但却具备最基本的共识——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这样的发展模式依赖两大支柱：一是把控好宏观经济政策，二是要把制度搞对。

但特纳尔并不赞成这种模式，他认为，自由个体的自发经济行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国家之所以贫穷，往往不是因为缺少专家技术指导，而是缺乏对从事经济行为个体权利的尊重。他举例说，朝鲜和韩国，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鲜明对比证明，经济被盘活不是由于政府管得多，而是管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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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尔认为，缅甸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业贡献了缅甸四成的GDP。但缅甸的土地政策比较混乱，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得不到保障，据估算，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至少有500万英亩土地从农民手中被强夺。农民的生产权利也受到很大限制。

特纳尔认为，缅甸总体上正在从一个威权国家走向一个把经济增长放在首要位置的自由化道路上。尽管改革的大部分举措仍然十分威权主义，但缅甸却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缅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性改革，包括实现浮动汇率、为央行提供一定程度的自由度，欢迎外资并采取措施保障投资安全。但明显缺失的仍然是基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而这才是转型成功的真正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