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苏

临近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与内地有多场大型论坛，探讨「一国两制」及《基本法》在港推行20年的成效。论坛众多专家学者强调，「港独」逾越「一国两制」底线，抨击反对派妖魔化中国的歪风，指出未来五年十年都不适合重启政改，主张应就23条尽快立法，批评剑指中联办、与中联办「切割」的错误观点。有关意见精辟到位，值得参考。

一、香江智主席吴历山敏锐解读论坛讯息

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举办的多场大型论坛，影响较大的有：4月21日，由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办的「香港回归20周年法政论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4月22日，「纪念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和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承办；4月28日，由紫荆杂志社等共同主办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研讨会在香港举行。4月29日，香港基本法推介联席会议在香港九龙举办主题为「恪守一国，慎行两制」的研讨会；4月30日，「一国两制青年论坛成立典礼暨回归20周年研讨会」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

香江智?主席吴历山在5月6日的《信报》发表题为《由论坛讯息解读治港政策》的文章认为：「连日来多场有关回归20周年及『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论坛上，几位法学专家先后发表不少讲话，火力颇猛，造成一定震动，这是否意味?中央治港政策有变，值得留意。」文章又认为：「对『一国两制』只讲初心，不讲实践和深化发展是不够的。」吴历山的见解既敏锐又有独到之处。

二、「港独」逾越「一国两制」底线

各个论坛上内地法律专家发言不乏火气，尤其对「港独」嚣张及「港独」势力进入香港建制，更是态度强硬而严厉。众多发言者中，曾经是清华大学法律学者、现任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言词最犀利，他斥「『港独』主张进入建制和学校，令国家感到寒心」，明言两制的前提是满足一国的要求，但当两制成为一国的障碍和阻力，甚至利用两制闹独立，令国家感觉不再安全，任何国家都无法继续两制的安排。

以上并非只是王振民一个人的看法，多位法律专家亦有类似意见，他们为「一国两制」划红线，明确指出「港独」触碰了「一国两制」红线。

香港中联办法律部副部长刘春华批评，香港近年有少数人鼓吹「港独」思潮，妄图将香港从伟大祖国分离出去，明显逾越了「一国两制」的底线，绝不能容忍。

北大法学院教授陈端洪质疑那些活跃于「占中」、主张「港独」的人，直言他们没有资格提出有关主张，并应被驱逐出境。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强调香港回归已成事实，只能选择「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强调香港没有可能不在一国之内。

香港近年「港独」势力迅速蔓延，乱象频生，2014年爆发违法占领行动后，2016年春节又发生旺角暴乱事件，以及新一届立法会宣誓辱华播独风波，迫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就《基本法》第104条释法「消独」。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去年底接受《紫荆》杂志专访，强调「一国两制」下没有「港独」的任何空间，「港独」和「自决」挑战香港法治底线，危害香港社会繁荣稳定，而且严重冲击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这不单是特区事务，亦是中央管理的事务，任其发展就是失职失责。

今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京出席港澳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议时强调，「一国两制」的底线是不能践踏的。他希望香港进一步加强对「一国两制」、基本法的宣传教育，让香港社会明白不只是「港独」这个红线不能碰，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港澳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是不能破的底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5日发表政府工作报告，针对近年「港独」、本土思潮冒起，李克强以8个字表述：「『港独』 是没有出路的。」中央将「港独」问题首次提升至国家工作层面，显示中央向「港独」响警号，强烈呼吁香港各界再接再厉反「港独」。

2016年12月23日，特首梁振英任内最后一次述职，习近平主席在五分钟的开场白中两次提到「遏制『港独』」。习近平充分肯定梁振英和特区政府的工作，特别赞扬梁振英和特区政府依法「遏制『港独』」及处置街头暴力活动，严格按照基本法、人大释法及香港法律办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了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从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依法「遏制『港独』」，是中央对香港的重要要求，也是检验下任特首和政府的重要标尺。下任特首和政府遏制「港独」任重道远，绝无和稀泥与模棱两可的空间。正如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指出，近期社会有声音称要提出「大和解」，但一定要跟从法治，绝不能向「港独」和暴力行为妥协，国家的主权及治权绝不可以出卖。

三、全世界辱骂中国最厉害在香港

王振民希望香港人能尝试理解国家的逻辑、国家的制度，亦要有起码尊重，直言「全世界辱骂中国制度最厉害，不在美国、欧洲，恰恰在香港」。

香港反对派对国家的抹黑，除了拾西方反华势力的唾余外，还无视国家对香港的巨大支持，竟然诬指国家在香港推行「殖民管治」，为的是要「榨取香港人利益」；对香港经济复苏作出巨大贡献的「个人游」，被反对派诬蔑为「染红香港」，要叫停「个人游」，亮出「中国人滚回中国去」的牌子；反对派发起所谓「反对香港被规划行动」，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被扣上「割地卖港」、「富豪双非城」、「深圳后花园」、「香港被规划」等大帽子。

反对派从来没有停过阻止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凡是有关两地融合的政策和措施，反对派必定设法出来阻挠。从陈方安生提出「小心边界模糊」，到反对派造谣指高铁是「中共希望藉高铁来统战香港」和「加速香港内地化」，再到《苹果日报》耸人听闻称粤港澳大湾区「更会加快『一国两制』的消亡」，都暴露反对派抗拒融合的顽固心态。今年中央送香港两项大礼：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河套港深创新科技园。但反对派也盲目反对，竭尽妖魔化之能事，无视国家的厚爱和善意，把好事当成坏事。

反对派掀起妖魔化国家的风潮，误导不少年轻一代认识的国家，似乎就是「六四」、李旺阳、毒奶粉、贪腐等，反对派使「中国」二字变成了一个脏字眼，让香港新一代似乎视「中国」为洪水猛兽。「中国」变成了一个被痛苦政治所绑架的符号，成为一个不断被妖魔化的名词。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反华势力妖魔化中国的各种论调络绎不绝，包括「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责任论」等相继出笼。但西方反华势力妖魔化中国的各种滥调，都是以破产告终。中国逐渐发展壮大，并且显示出一个大国负责任的姿态，这给西方国家以极大的震撼。

反对派妖魔化国家为「去中国化」造势，其底牌是谋求「港独」，这已经严重触及「一国两制」底线。必须揭露反对派妖魔化国家为「去中国化」造势的危害性，揭露其对抗「一国两制」，分化香港社会，挑动两地对立和仇视，破坏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让更多市民看清反对派的险恶用心。

四、未来五年十年都不适合重启政改

王振民在北京出席一个论坛时明言，未来5年、10年并非重启政改的合适时机，认为社会应先集中处理经济和民生议题，否则有可能如中东国家一样出现内战、内乱。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同日在港接受电台访问时直言，以收回人大8．31决定作为重启政改的起点是不切实际，并指政改其中一个条件是要了解中央底线。

出席同一论坛的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则认为，不处理政改不等于「天下太平」，若不解决普选问题，政改争议仍然会是政府改善管治的重要障碍。

曾钰成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反对派现在鼓吹重启政改却用心险恶：一是贼喊捉贼，企图推翻人大「8．31」决定，推卸扼杀香港普选的历史责任；二是企图进一步撕裂社会，令香港陷于政制争拗不能自拔；三是妄图令香港重蹈中东内乱和动荡的覆辙，让外部势力的政治代理人在乱中夺权。

反对派否决特首普选方案，令中央、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为香港普选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付诸东流，显然，现在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找不到任何重启政改的理由。反对派现在又来鼓吹重启政改，要改变人大「8．31」决定，其目的不外是要推卸责任，挑起政治争拗。

一些国家如埃及、突尼斯、利比亚、泰国和乌克兰，就因照搬西方的普选模式，造成国内纷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经济濒临崩溃。美国也高度介入香港普选问题，2015年反对派否决政改方案、2017年特首选举，美国亦高度介入和干预，目的亦是要阻止香港民主在基本法轨道上发展，并将美国支持的政治代理人送上权力位置。正如王振民指出：「中东一些国家搞普选，结果造成了内乱、产生大量难民，难道希望香港也这样吗？」

长期以来香港政改的争拗一直没有间断，耗费了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太多时间精力和社会资源，损害香港的经济发展，导致香港与邻近地区如新加坡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急需解决大量经济民生问题，广大市民都期望社会能够摆脱政争的泥沼，聚焦于经济民生之上，重回发展正轨，重拾竞争力。

五、香港应就《基本法》23条尽快立法

在各个论坛上，多位法律界人士及学者都赞成香港要尽快就《基本法》23条立法。

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汉清指出，全世界国家都有为国家安全立法，这是主权基础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法律保障。他举例道，如果提出「港独」的行为却没有后果，其实也是藐视法治；他再举例，「香港民族党」本是非法组织，提出推翻国家主权及搞「港独」，质疑香港执法部门却没有就此提出检控；他慨叹香港就国家安全立法「十画没有一撇」，希望本港可珍惜「一国两制」就此给予的空间。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邹平学明言，香港应该就《基本法》23条尽快立法，他坦言分裂及颠覆行为，会为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带来冲击，形成很大的威胁。香港要重视本身保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绝对不可回避。他进一步指出，香港要就此抓住机会，凝聚社会共识，创造立法条件。他指出就国家安全立法，在香港不仅是法律问题，主要还是政治问题，无可避免会引发较大的争议。

港澳办法律司副司长奚俊坚指出，面对「港独」思潮和激进势力的冒起，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缺位，如何切实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的确，《基本法》23条不能无限期、无条件地搁置下去。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对国家一项基本宪制责任。将国家安全立法无限期、无条件地拖下去，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做法。近年来香港内乱不止，治丝益棼，香港社会治理的「拨乱反正」，也应当从落实23条立法开始。

六、假使没有中联办，特首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牵头成立的智库「香港愿景」，建议由中央政府委派「行政长官政治顾问」，每逢遇上涉及中央管理范围、或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务时，特首在作出决定之前，需要通过「政治顾问」向中央请示，避免由中央驻港机构介入云云。打锣听声说话听音，如此剑指中联办，用意难免令人质疑。

在特首选举中，林郑月娥被问到会否向中联办说「不」，林郑反问为何要向中联办说「不」。郑月娥的竞选办主任则称：「从来都无同佢?（中联办）合作，无得切唔切割」，「一票一票都系我?争取返?，唔系佢?（中联办）送张票畀我」。事实上，要求林郑向中联办说「不」荒谬无理，因为中联办代表中央在香港贯彻落实基本法，要林郑向中联办说「不」，是对宪制的漠视和挑战。

 针对剑指中联办、与中联办「切割」的错误观点，有份出席北大研讨会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明言：「我敢说，假使明天没有中联办在香港的话，我看特首和特区政府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刘乃强又称若无中联办拉票，林郑月娥靠自己无法取得777票当选。

中联办是基于主权原则由中央政府派驻香港、代表中央在香港执行《基本法》的最高机构，具有崇高的宪制地位，其职责并非只仅仅专注内地省市官员来港的事务。

港英年代出任港督的正、副政治顾问（Political Adviser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一般是来自英国外交部或MI6(军情六处)，特务性质明显。有人所谓增设特首政治顾问的建议，难免令人联想到政治顾问的特务身份，中央落实「一国两制」一向光明正大，难道中央政府会委派这样的政治顾问来港吗？

在公民党的党员中，有一个人就叫做John Shannon(孙能贤)，此人在公民党内一直都对公众低调，但原来他就是末届港督彭定康的副政治顾问。舆论曾质疑，若公民党明知孙能贤的敏感背景，仍让他入党，便反映公民党的政治智慧有问题。曾钰成被一些人誉为城中最有智慧的人，怎么能提出增设特首政治顾问以避免中央驻港机构干预香港事务的荒谬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