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美国实施多年的《涉外情报监视法》702条款即将于本月31日到期，该条款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未经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对“外国目标”实施监听，搜集其电话、短信及互联网通信内容。由于该法与美国政府长期在国内外滥用权力密不可分，并让后者备受诟病，因此其延续与否的问题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讨论，也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作为世界头号“情报大国”，拥有他国很难匹敌的相关技术和人力资源，却执意利用优势搞全球监听监控。对于华盛顿来说，这将是一个越来越得不偿失的举动。

“不安全感”是美国对外行为的固有特征，正因如此，美国一直有以绝对优势实力监控他国的传统。美国不仅监控其自认的竞争对手和处于关键地缘位置的国家，对其盟国的监控也从未放松过。10年前发生的斯诺登事件，曝光了美国对外监听的广泛性和危害性。时至今日，美国监控监听的动作更为泛滥，其在中东北非中亚等地区频繁制造当地社会撕裂和推动“颜色革命”，对盟国则是加强渗透，严防“背叛”。

美国“棱镜门”爆料者斯诺登 资料图（视觉中国）

一个不信任任何国家的美国，也不可能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一个自身始终感到不安全的美国，也根本不可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美国监控全世界以谋求霸权的做派与世界各国谋求安全和繁荣的朴素愿望背道而驰。这种漠视他国尊严和合法利益的狭隘自私之举，只会使美国在世界上遭受更多的孤立，而不是交更多朋友。

美国情报部门在过去30余年中基本背离了追求准确性和真实性的职业操守，走上了情报政治化的危险之路，这直接导致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走上错误乃至失败的方向。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情报部门事实上发挥着比国务院更为关键的角色。其越来越明显的绝对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导致它在向美国决策者提供相关决策情报时，不再依据情报的客观真实标准，而是迎合或诱导决策者做出合乎特定政治势力需求的重大错误决策。

美国中央情报局标志 资料图（视觉中国）

这方面的个案不胜枚举：1990年代，美国情报部门不是关注极端恐怖主义势力，而是试图将其决策者引向针对大国的新遏制，这直接导致美国在遭受“9·11”恐怖袭击之时慌乱不堪；进入21世纪，其情报部门以极其荒唐的理由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当前对中东北非地区政策的系列失败也基本是因其情报政治化等弊端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同样与美情报政治化密切相关。情报部门在美国政府系统臭名昭著，贻害美国对外决策，并且是使美国成为全球混乱源头的重要推手。

美国情报部门滥用监视，在美国国内也是一股破坏性力量。它完全漠视了美国自身标榜的诸如个人自由、尊重隐私等核心价值，让本已处于混乱状态中的美国社会更加难以凝聚。美国私人企业在国内外的活跃经营、高校在开展科研和教育工作中的自由创新氛围、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蓬勃势头等，这些展示美国文化独特性和美国人身份认同标准的核心要素，当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因其情报部门滥权和泛安全化的系列操作而遭受损害。当美国政治精英自诩为“灯塔”式的“山巅之城”之时，其更多的民众却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败”，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反讽。

美国对全世界的非法监控监听只要存在一天，就必然会使世界对美国更警惕，而美国自身也必将遭受反噬，最终骑虎难下。这一点从目前来看已经越来越明显。（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原题为：这件事，是对美式民主的巨大反讽）

编辑：施予

校对：张晓雅

审核：朱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