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它追求与中国的开放式竞争，却没有定义成功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对华强硬得不偿失

可以肯定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都在使用典型的竞选策略，即对中国发出强硬的声音。由于担心昨天还受到欢迎的事情今天就可能被视为不忠，企业、研究人员和学生已经退出了许多支撑美国经济和科学领导地位的活动。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仍然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辩论和辨别。美国有关中国共识的明显强硬化，其实比表面上看起来要肤浅和不稳定。在这种不稳定的环境中，下届政府有机会采取一种更积极、不那么被动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为局势降温，并专注于降低风险，同时让连接美中两国的庞大关系网继续发挥有益作用。

美国决策者应该寻求建立一种更持久的共存基础，谨慎保持平衡，确保应对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的努力不会损害他们旨在保护的价值观和利益。

威慑和繁荣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和技术相互依存。如果决策者夸大与北京的竞争，他们要冒的风险不仅仅是增加战争的可能性，还会危及解决威胁美国和中国的许多跨国挑战的努力。它们还可能让美国走上一条可能得不偿失的胜利之路，这一胜利可能会让美国以挫败对手的名义损害自身的长期利益和价值观。

今天恢复类似于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对抗性政策只会唤起与中国爆发热战的幽灵，并激怒美国希望在战斗中站在自己一边的盟友。

零和思维加剧敌对

在更广泛的美国公众和政策对话中，挫败中国的冲动往往压倒了实现共同目标和推进美国利益的努力。关于赢得21世纪胜利的言论强化了竞争是零和的观念，加速了太平洋两岸为冲突作准备的忙碌。

这两个国家都强调要为最坏的情况作准备。北京和华盛顿采取措施降低受到胁迫的风险，这些措施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对话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缩小了考虑对竞争加以限制的努力空间，这些限制可以支撑一种更稳定、更有成效的共存。任何共存都并非易事，它主要不是基于信任，而是基于可信的威胁和保证——即威慑外加两国和两国人民都能接受并在其中获得繁荣的权宜之计。

遗憾的是，尽管重新开始了外交，而且美国官员可能会避免使用“对手”或“敌人”这类字眼来形容中国，但将北京界定为华盛顿需要击败的竞争对手的定性，几乎渗透到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美国官员、研究人员和企业有正当理由与中国同行进行互动，至少是为了了解中国科学家和其他创新者正在做的事情。然而，当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国家利益的主要挑战时，即使是互利的交流也变得很难证明是正当的。对全面征收关税给美国民生带来的成本进行的务实评估，或对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做生意的限制可能会限制人们获得救命药的务实评估，并没有阻止此类提议加速推进。

两国的零和言论和对冲突的准备，正进一步使双方逐步陷入敌对和疏远，从而加剧对最坏情况的担忧，并削弱战术保证的可信度。恢复高层接触和峰会是必要的，但这不足以阻止下滑。外交可以帮助纠正最夸张的误解，但如果双方都不能在有原则的共存上投入更多，那外交在稳定关系方面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保持融合至关重要

为了阻止这种恶性循环，北京和华盛顿将需要确定它们希望看到的结果，避免以减缓或超过对方的步伐来衡量成功。追求韧性和威慑力，而不是主导地位或霸权，将使它们走上更稳定的道路。冷战后，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单极状态是例外，而不是常态。今天，中国和美国都不能渴望在每一个领域和每一项技术上都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技术发展的本质，我们不可能准确地预测新兴技术将如何重塑日常生活和战场。因此，中国和美国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融合，以便发现和学习新的进步。

多元化是健康的，但美国需要对脱钩和“去风险”设限。重塑国际供应链会带来通胀成本。华盛顿也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得战略好处。

平衡经济和技术一体化的风险和收益，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随着拜登政府评估和更新其“小院高墙”政策的参数，这项任务已经在进行。出口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可以保护战略部门，但它们也可能减缓技术进步。

华盛顿的许多人得出结论，美国与其让中国减速，不如让自己跑得更快。

向新一届政府的过渡为必要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机会，使美中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和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将欢迎这种转变，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不希望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竞争中站队。在美国国内，两个非营利组织在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两党中的多数人都认为避免战争和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比为潜在冲突作准备更重要。这些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存在就对华政策进行辩论和完善这些政策的政治空间。

▲这张9月10日在美国费城总统辩论媒体中心拍摄的视频直播画面显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右）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费城参加电视辩论。（新华社）

本文由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9月16日发表，原题为《反对中国共识的理由》，作者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教授白洁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