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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战略竞合新常态

来源香港镜报 漓水清

    「压舱石」正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的答案：顺应经济之手对大国关系的改变；作为地球的领航者，中美两国只有「和衷共济、共谋发展」一条路，不让摩擦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对美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但是讨论远未结束。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未来至少五到十年的两国关系定调，是习近平此次访问的首要目的。这次访问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再确认。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就是，双方一方面是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另一方面又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专家指，在中美实力结构对比发生重大改变以及双方进行系统的战略调整这两大因素的驱动下，中美战略关系正在从之前的模糊不定转向一个日益清晰的新图景，一个战略竞合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

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

    本次习近平主席访美，在中美双方各自发布的成果清单中，人们看到，中方的49项成果和共识，排在第一的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早是习近平在2012年2月访美时向奥巴马提出来的，但那时习仅是提出了一个概念，直到一年之后的2013年6月，习奥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才充实了内容。考虑到习提出这一命题时尚是国家副主席，显然，习是要以此来定义和规范他执政后的中美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没有明确答案，但历史可以提供找到答案的线索。有人说，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社会制度迥异的大国和平共处的关系，这说对了一半。近一百年前，苏联诞世，也使人类首度面临「社会制度迥异国家如何相处」这一问题。接下来近半世纪，对立的双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后来统领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选择了「斗」。

    「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在于大国相处模式之新。中美两国都无意走上当年美苏争霸的老路，有意避免重蹈冷战覆辙。正是基于避免出现中美两强相斗的考虑，习近平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他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变化。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意在破解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这一难题，亦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新，也表现在时代背景之新。习主席此访是在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展开的一次历史性访问，不仅正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更遇中美关系处于历史转折点：中国GDP已达美国70%——这是历史上美国全面遏制对手的关口——而人均GDP才美国的七分之一，近代以来海洋霸权未突破130年周期律，故而美国战略精英焦躁不安。

    尽管中国的崛起让美国不安，但当今时代背景与冷战时期大大不同。从经济层面说，当年美苏的发展互不相干，互不依赖，整个上世纪冷战期间，全球两个超级大国苏联与美国，相互贸易竟不及今天中美两国贸易额的1/10。而今日中美关系已密不可分，两国在许多领域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双方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关系决定了两国不可能重复美苏争斗的老路。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新，也表现在中美关系发展策略之新，这个策略就是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合作共赢」，他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正确选择。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中美应该和能够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我们应该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习近平说。

    中美两国有识之士包括高官对此有?逐渐清晰的认识，尽管并非所有人自觉。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中美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本质是互利共赢」。 「压舱石」正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的答案：顺应经济之手对大国关系的改变；作为地球的领航者，中美两国只有「和衷共济、共谋发展」一条路，不让摩擦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竞合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这十四个字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中美两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正因为有竞争才需要强调「不冲突、不对抗」；正因为要合作，才需要强调「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美国前副国务卿、现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坦言，美国需要的既不是合作也不是竞争，而是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并存，然后加以管理。

    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这种「新常态」至少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中美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合作大于竞争，而在地区层面则出现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中美在全球性的问题诸如气候变暖、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全球热点问题、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但是在亚太地区，虽然也有朝鲜核问题等合作亮点，中美战略竞争的因素确实在增长，表现在TPP、亚投行、海洋领土权益争端等问题上。

    二是在两国关系中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如台湾问题上，虽然双方仍存在矛盾，也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再次激化的可能，但是总体还处于缓和可控状态。

    三是总体中美关系和具体中美关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在加强。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针锋相对、互不妥协，但都注意不让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而且中美之间高级别的战略对话往往能够抑制具体问题上矛盾的激化，扶正中美关系总的发展方向。

    王建伟指出，可以预见，在美国既不愿意完全接受中国的崛起，但也不愿意承担与中国全面对抗风险的战略思维的支配下，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交错共存的「新常态」将会长期存在。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的挑战，是如何不让局部的竞争变成全面的竞争，不让「健康」和「负责任」的竞争变成恶性的和零和的竞争，不让竞争变成对抗。这需要双方都表现出新的战略思维，而不是在历史的胡同里徘徊。

    回顾历史，从1949年以来，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几次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中美战略敌对关系。二十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美经历了大约20年的战略敌对，主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奉行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而中国对美国实行军事上的针锋相对、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攻击、政治关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是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的高潮体现。

    第二、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美战略关系又经历了惊险的一跃，从战略敌对迅速演变为战略上的合作。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形成的首要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安全上都面临?苏联扩张主义的严峻威胁，这使得尼克逊和毛泽东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得以迅速抛弃各自的意识形态成见，停止敌对而共同遏制苏联的霸权扩张。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为中美战略合作增添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基础：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说明其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家战略；美国也因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而产生一种理想主义期许，认为中国将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拢，成为推动整个苏联模式引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样板。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重因素的迭加，使中美关系在二十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第三、中美战略模糊关系。自二十世纪90年代起，由于苏联的崩溃使得中美丧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础，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令美国的理想主义期许走向幻灭，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两大基础都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却使得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爆发之后，美国进一步发现，它仍然需要在反恐、地区安全等诸多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中美开始进入一个战略上的模糊期，双边关系也是动荡起伏，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这一时期中国在战略上主动选择「韬光养晦」，不与美国正面竞争，而美国也在「接触」抑或「遏制」的战略辩论中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美在战略上呈现一种比较模糊的关系形态，不少战略家对中美作出「非敌非友」的判断，就是这种战略模糊关系的体现。

    第四、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以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分水岭，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随?中国崛起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一个全新的国际主要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乃至价值体系等诸多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双方特别是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而中国也愈加感到美国是中国实现诸多国际目标的主要障碍，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由此应运而生。

    目前，中美已经进入了第五阶段：战略竞合关系。这一阶段以2012年习近平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标志，中美双方承认基于既竞争又合作关系的现实，在这一基础上，两国共同致力于构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建设性关系。

    巧打「复合依赖机制」牌  

    鉴于当前两国的竞合关系，专家建议中美充分利用「复合相互依赖」机制。

    首先，「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在中美之间形成了利益交融格局。这是当今中美关系与当初美苏关系的根本区别之一。冷战时期，美苏除了在确保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之外，几乎处于两个完全独立而相互对立的体系。今天，中美之间的「齿轮咬合」使得双方必须小心维护双方利益的共赢领域，既表现在双边层面上，也表现在全球层面。

    其次，「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增加了中美冲突的成本。中美「复合相互依赖」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它体现在政治安全、生产链条、经贸流通、金融网络、生态环境、人员往来等多个维度，若割断中美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不仅会严重损害两国各自的利益，还将危及全球许多国家的正常生存。不仅如此，复合相互依赖虽不能消除依赖方的矛盾和冲突，但可以防止它们「撕破脸」，并使对方因为投鼠忌器而难以采取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打击对方。

    最后，「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中美都必须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制度和规则网络之中。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使得规则和制度须臾不可缺少，而国际制度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在于它提供了可重复的博弈平台，从而增加了承诺的可信性。复合相互依赖一方面确保中美始终处于同一制度体系之下，而不像当年美苏那样主导?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另一方面，它又约束?中美对彼此的行为，使其具有更大的可预期性。例如，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等多个方面已经建立了上百个交流合作机制，不但有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还在日常交流中不断促进双方的彼此理解和共同认知。有学者认为，这些交流机制的建立，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有萌芽性质的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创新地运用了辩证法来处理中美关系。

    辩证法一：以合作化解冲突。就是在美方不断就网络攻击问题指责中方之际，中国表示，愿同美国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推动在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反恐，防范第三方网络攻击、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合作。网络领域的合作很可能成为习近平主席访美亮点。

    辩证法二：以合作管控分歧。南海问题是中美间分歧比较大的热点问题，自美国重返亚洲以来可谓高烧不断，然而中美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谈判，在海上危机预防，水面舰只联络、避免误判等领域进行合作，相对有效地在管控分歧。

    辩证法三：化解世界秩序悖论。基辛格博士《世界秩序》开篇即写道，「从来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中文版，第IX页）。换言之，已有的世界秩序，都是地区主导的秩序。正如《大国政治的悲剧》断言从来不存在真正的全球霸权——美国也不例外，而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和角逐引发大国政治的悲剧——世界秩序的悖论就在于只能追求到区域性秩序却去追求建立世界秩序，故此引发世界秩序的悲剧。与此同时，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共同演化」（co-evolution）思路，呼吁中美合作化解世界秩序悖论。

    一言以蔽之，将麻烦与挑战转化为合作的机遇，不断开拓合作新亮点，比如反腐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王义桅认为，习近平主席的对美战略，正是充分运用好这一辩证法，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前行，可以三部曲概括之：

    一是抄底，中美投资协议的谈判，推动中国资本飞入美国各个选区，将中美经济关系更深入地、全方位铆合在一块儿，夯实中美社会经济基础，改善国会山对华舆论。重视美国州和地方，是习近平主席对美工作的鲜明亮点。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首站西雅图，会见了美国地方政要，出席中美省州长论坛、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桥梁作用，再续作为副主席访问爱荷华州的魅力外交。

    二是固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二十一世纪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实现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有效管控中美战略漂移，既追求最好，又避免最好，固中是关键。

    三是顶层设计，中美开创亚太自贸协议，引导世界秩序创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外的顶层设计，引导中美共同应对世界挑战，开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最大的新兴国家与最大的霸权国家、最世俗的大国与最宗教化的大国合作共赢的时代先声。

    专家指，中美战略关系虽然呈现出一些新型大国关系的特质，但它并不意味?中美关系将自动进入到一个和谐的关系形态。中美两国要彻底超越历史，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和平竞合关系，在于双方能否在实践中巧妙利用辩证手法，处理好「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为人们观察如何运用辩证手法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