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忆天

    （华东理工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院）

    殖民者东来以后，东南亚地区逐步被纳入欧美殖民主义的统治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华侨和印侨等外来移民主动或被动地涌入或被吸入这个地区。相比之下，19世纪中后期日本前往东南亚的移民，人数较少，主要是前往南洋诸岛和澳大利亚北部至西部海岸等地的近海，充当采集珍珠的潜水工。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朱印船贸易被禁后，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日本移民社会难以为继。幕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切断了日本国内与东南亚地区的人员、物资的交流渠道，也令日本失去了在当地的日侨网络。

    与在东南亚地区拥有庞大华侨根基的中国以及同属英殖民地的印度相比，日本19世纪中后期向东南亚移民显然有先天的不足；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蒸汽机时代来临之前，坐船前往东南亚地区并不方便。因此，日本真正对“南洋”的关心，并勾画“南进”框架，应该是在1895年占领台湾这座挺进“南洋”的桥头堡之后。

    二战之前，在东南亚地区数量相对有限的日本移民中，“南洋姐”一度“一枝独秀”。而所谓的“南洋姐”，指的就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赴海外卖淫的日本娼妓。欧洲列强的海外扩张，打头阵的多是海盗和传教士，而日本最初的海外扩张，主力军则是以卖淫为生的“南洋姐”。她们作为当地社会底层的重要一角，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和华工和印度劳工等一起构筑了东南亚的移民社会。这一阶层的诞生，亦可视为东南亚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东南亚地区一直是日本娼妓的重要活动区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前往东南亚的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必有三道风景映入眼帘：一是到处飘扬的宗主国英国的国旗，二是众多的华工，三是来自日本的“南洋姐”。

    日本一度以“南洋姐”为开拓先锋，挺进世界各地，而中国则是以男性苦力打“头阵”进入殖民地。不过，中国也有被卖到海外以卖淫为生的中国女性，其被称为“猪花”，她们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少部分流落北美、夏威夷等地，而“南洋姐”的分布范围显然要广泛得多；另外，“南洋姐”的服务对象更多元化，包括欧美各国的殖民者、欧美企业家、中国商人、当地土著等，而“猪花”的服务对象，则主要还是华工。

    在当时日本人的东南亚见闻录中，“南洋姐”经常被涉及。日本海军军医石神亨曾这样回顾：“我于1887年春前往新加坡，当地日本人仅为150人左右，其中10名女性为妓院老板，另有80余名女性为娼妓，从事正业的仅有二三人，当外国人戏问贵国的一流国货是否就是这些美女时，我背部冷汗不绝”。

“南洋姐”在海外积蓄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妓院经营者在当地日侨社会掌握了较大的话语权。1897年，适逢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登基60周年庆典，日本领事试图找三井、正金、邮船等进驻新加坡的日本“正业”公司筹集庆祝活动经费，但无功而返，只能逐户拜访日本人开设的“女郎屋”募集捐款，藉此也可以看到“南洋姐”在当地的经济实力与影响程度。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资料，1902年“南洋姐”和海外移民通过汇款及直接带回日本的现钞，总金额为1202.1万日元。“南洋姐”和海外移民的汇款是继生丝、绢织物、棉花、煤炭等原材料出口之后的日本第五大创汇来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的三井、三菱、横滨正金银行、日本邮船等日资公司、企业大举进入东南亚地区，1918年至1919年，日本迎来了“南洋热”的全盛时期，东南亚的日本人数量增加到8000多人，从事贸易、金融等“正业”的日本人势力开始不断发力，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经风光一时的“南洋姐”在东南亚的风月舞台上销声匿迹。

    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也全面实施“废娼”，这表面上是出于维护国家的“体面”和伦理道德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膨胀和东南亚地区日本人社区的结构性变化。尽管，日本国内对卖淫“丑业”也有诸多反对意见，但在日本海外经济实力难以抗衡西方殖民者的大格局之下，“南洋姐”作为一种实用性的输出，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默许。另一方面，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实力的迅猛扩张，“南洋姐”曾经持有的“开拓”者地位急剧下降。尽管如此，“南洋姐”挺进东南亚地区，在客观上推动了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人员等的互动，这是继朱印船贸易之后，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又一次亲密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她们确实扮演了“娘子军”的“尖刀”角色，为日本“南进”东南亚地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