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臻烨

中共高层要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兼顾「保增长」、「促改革」适度平衡的同时，向改革作更大力度地倾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既定方向，校正改革的?力点，真正实现改革的重大突破。

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16年年底召开。会前，中共高层人士进行了一些实地调研和考察，并分别与经济界的学者专家和企业界人士进行座谈，试图对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及主要问题有一个大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一个不无意味的现象是，在中共高层人士面前，一些以往对中国经济形势及走向更多作乐观评估的学者专家，这一次却大都保持比较谨慎小心的姿态，不愿应合某种「需要」而调高「充满信心」的调门；一些历来就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运行质量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这一次却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沉默，似乎是以此表达对解决经济问题的某种看法和无奈。

期待真正实现改革重大突破

2016年经济形势及走向的低迷和不确定性增大，中共高层2017年将会以何种姿态和行为应对，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2016年中国6.5%的经济增长当然并不算难看，但是，相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益及质量未加明显改善的整体状况，这种增长与其说是「可以接受」的，毋庸说是一种「危机」状态。大量资本外流，外资撤离，民间投资迅速下滑和大量减少，说明中国投资环境趋向恶化；经济下行的趋向依旧，「L型」经济的「底部」不知在何位？这些都表明2016年经济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尽管可以用许多「习惯性」做法对「经济下行」作出符合「正能量」要求的解释，可以用「提挡换速」之类的说法为「经济下行」找出「合适理由」，可以用淡化GDP的方式来减轻压力，也可以用其它方面的执政成就来转移人们对经济下行的焦虑及失望，但是持续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愈益加大，它与中国其他领域矛盾与问题的交织纠缠所产生的破坏性「共振」效应，它对改善民生、纠正贫富分化公正失落状况的抑制，都是断断不能推掉和漠视的。

这场迄今已持续6年之久的「经济下行」绝非可等闲视之，它背后起作用的诸多因素中许多既为未知之数，更在其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根本领域构成相当严峻的挑战，搞不好，这场「经济下行」，很可能会成为一道切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动全面发展道路、将中国带入长期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阱的「分水岭」。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更有利于催人清醒引发危机意识，从而激起改变这种状况及局面的改革精神和勇气，这正是人们希望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看到的。

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经济下行让中共高层倍感执政压力，他们在执政的4年来时刻不在为扭转经济下行进行?多种努力，其中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推进改革上。然而不得不承认，几年来的改革，没有在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的最根本、最关键处实现真正突破，没有施放出改变经济下行状况的「红利」，不得不反复「借用」一些「强刺激」、「保增长」的老办法，甚而还要为此付出搁置改革的沉重代价。现在，中共高层要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兼顾「保增长」、「促改革」适度平衡的同时，向改革作更大力度的倾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既定方向，校正改革的?力点，真正实现改革的重大突破。

进行三项相关改革是关键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何深化改革以扭转和改变经济颓势是一道绕不过的议题。在执政高层内部，为寻求改革突破之计，人们反思「全面深化改革何以未能取得实质性明显成果」问题。执政高层颇为信任的一位咨政人士指出，经济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中，是被放在领先、重点位置上予以部署的，这无疑是一个切合中国全面发展需要的正确选择。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中，一个最大（理论的和政策的）突破，就是提出「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这项真正告别「计划经济」及「政府主导」模式的改革主张，的确抓住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形态转型的要害。

围绕实现这项改革的大突破和体制机制创新，须进行三项相关改革：一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市场资源分配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二是建设「有限有效政府」，划清政府权力、职能的边界，消除政府对经济、企业等活动的过度干预和介入，改变由政府主导和操控资源分配的局面；三是国企改革，推行「混合所有制」，既让国企借重民企的灵活机制以改造自身治理结构从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又让民企通过入股国企获得更多「市场准入」机会，达到向社会资本开放更大投资领域、改变国企垄断状况的目的。而这一切，最终都是为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这三项改革可谓「三位一体」，是经济改革的一个相互联系互补支撑、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如若按照这个最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构想去推进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经济下行的趋向就会逐步缓解和改变，而当下中国经济衰退萎缩及社会躁动不安的整体状态，也会大为改观。

三中全会后的3年多来，执政高层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的确有目共睹，特别是在重点领域的经济改革上，更是格外用心。早在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改革决议之前，国务院就「先行一步」，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较大力度改革，取消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削减行政干预经济的部份权力等等，显示出了「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决心。

但是，改革一旦遭遇到了阻力，事情就起了变化。先是在审批制度改革和规范政府权力方面，不作为，懒政怠政，将改革的诸多举措置于无用之地，简政放权改革打出的「力拳」，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政府部门那里，好像都打在了「橡皮墙」上没产生任何作用。可以说，「建设有限有效政府」刚刚迈出一步，党政干部的「政策执行力」几乎就已丧失殆尽了。自己限制自己权力，可谓「圣贤难为」。近几年中国制造业一直不景气，大量企业被税费高、利息高、房租高、审批门坎高等等折腾得苦不堪言，企业缺乏积极性，倒闭、「跑路」愈甚。2015年、2016年，世界银行连续两年对世界189个国家的营商环境调查，发现在中国开办一家企业需要的时间和手续在世界上排在130多位，在中国开办一家企业平均需要11道手续和31.5天时间，比发达国家多出数倍，而民营企业新建项目则需要90项行政审批事项。由此可见，仅仅在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小环节上，「建设有限有效政府」取得的进步就相当有限。现在3年多过去，状况未见多大改善，政府在配置资源上的主导、控制作用非但没有减少和得到规范限制，反而得到强化，打?「供给侧结构改革」旗号操纵企业活动及行为则愈演愈烈，足令这项改革荒腔走板。

核心是「建设有限有效」政府

多年关注和研究此问题的一位人士指出，建设有限有效政府，必须要有宪政意义上的政体改革跟进才能真正奏效，仅仅?眼于政策性的简政放权、增减审批项目之类，几个干部撂挑子就可以把这件大事放倒在地。可惜，经济改革的这个重要部位未有政体改革的支持和配合。与「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启动的「全面从严治党」（反腐等），旨在「集权」、「固权」，与市场经济及其「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所要求的「放权、限权」不匹配不衔接，而「全面依法治国」也无法跟上市场经济改革的需求。在这方面，可以说经济改革未能取得突破和实际成效，其「顶层设计」存在缺陷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建设有限有效政府」与政体改革有?不可切断的必然联系，而政体改革尚属「政治禁忌」，所以经济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这个体制、机制性的关键环节就变得十分「敏锐」，改革走到这里，人们就回避、躲闪、绕道，不敢触碰其中的矛盾和问题——所谓改革的「深水区」就在这里，改革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在这里。

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三位一体」在其核心环节的「建设有限有效」政府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国企改革这两项相配套的改革的实际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照既定安排，「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须要做多项重要工作，例如确立有效法律保障的明晰的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推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完善反垄断法以消除普遍存在的行业垄断地区垄断等反市场平等竞争行为，实现不同所有制主体财产权利的平等保护和不同所有制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确保司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以有效维护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法律秩序等等。然而这些工作的进展却相当迟缓拖沓，有的甚至未见动作。直到数天前，人们期盼已久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才刚刚发布——这项奠定市场经济基础、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所需要的最基本条件的珊珊来迟，已经大大地拖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后腿。

最受人关注的国企改革，其实际状况也最令人担忧。应该说，对国企改革，自上而下做出的动作已经不少，自《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公布以来，目前至少已发布了18个操作性配套文件；按国资委的说法，则是国企改革配套的专项改革意见已有22个，还有相关文件尚在制定之中。高层领导人关于国企改革的指示和讲话更不在少数。另外，去年高层采纳智囊建议启动的「供应侧结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眼于推动国企改革的。然而人们发现，普遍存在的国企对政府及行政命令的依赖没有改变，国企对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及排他性优先使用的地位没有改变，国企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挤出效应」没有改变，国企追求创新的动力弱、竞争能力低、内部治理差和发展活力严重不足的状况没有改变。「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过剩产能集中度和杠杆率最高的国企在其中却不能胜任一个市场主体的角色。

有观察者指出，指导国企改革的文件与国企改革的实际需求是「两张皮」，「指导文件」提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并未抓到国企改革的要害，国企做到也难；而国企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所需要的政策支持，却又是「指导文件」没有提到和不能提供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造成国企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从事国企改革工作的人士都真切感到，在国企改革领域，意识形态和特权利益阶层（特别是利用政治特权对垄断性国企进行私有式占有和瓜分的政治寡头及附庸），从来都是改革的两大障碍，至今这个障碍仍然未见跨越。但是近几年来国企改革没有取得较大的实质性进展，除去上述两大障碍之外，关于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存在的各种要求相互矛盾、抵捂、冲突的缺陷，「顶层设计」与改革实践的脱节，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很重要原因。

改革者需要解决两大难题

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进程的人士指出，其它领域的改革也存在与经济改革大致相同的问题。这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视「顶层设计」，要求按方案、「路线图」实施并按时完成等等。这种改革方式，在将改革的「顶层设计」视为一个完美、理想「施工蓝图」的同时，也将改革进程仅仅视为是一个具体执行并落实既定方案和任务的简单过程了。然而真正的改革、真正能取得成功的改革则决非如此。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错」行为，是探索未知并将未知转化为已知的过程。在改革实践中，「做什么」、「怎么做」是随时需要作出修正和调整的，改革者要解决这两类问题，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自己对改革事物的独立判断。事实上，改革作为一种「试错」，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正确的、成功的做法、路径和真理性的认知，它只能从开放、平等、竞争的市场中产生出来和涌现出来。人们用「解放思想」的称谓来呼唤改革所赖以展开和获得成功的思想精神资源，道理就在这里。

接近中共高层的分析人士称，2017年的执政环境可能更为严峻，压力更大。美国新一届政府很有可能在外交、经济、军事、两岸关系、南海、西藏等多个领域和方位对中国发起挑战，决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世界和环境状态的最重要因素的中美关系，将面临一次新的重大考验，中美共同利益的疆域可能会大幅减缩，而多种分歧对立则会向更多磨擦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将以何种姿态、采取何种策略应对，这是中共高层面对的一大执政课题。有一种说法需要执政者考虑，即：在中国没有完成和实现社会变革政治转型之前，切不可轻言自己要在世界上占有一个什么地位的问题，更不可摆出一付取代他人主导世界的姿态。中国更应该从自己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来定位自已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就像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样，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准确定位上，找到了中国发展的真正起点及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那样。中美关系的新建构，在这里也能得到一些不无益处的启迪。

在执政的内外环境都有所变化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经济领域改革，争取实现重大突破赢得重大成果，为巩固执政地位获得新的合法性资源就显得特别重要。2017年召开中共十九大，高层政治将出现一番新变化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