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良:从地缘经济视角看“一带一路”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全球经济倡议,通过开发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互联互通,从而提高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根据“一带一路”的规划,经济带将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横跨亚洲、中东和欧洲,南下太平洋、印度洋再北上地中海,连接65个国家。“一带一路”所涉65国占全球总人口的65%、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全球贸易的40%、全球商品和服务流动的四分之一。就实体规模、经济规模及地理范围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可谓21世纪最雄心万丈的经济工程。
去年9月,我在某个会议上提到,全球经济不容乐观,要想大力刺激或拉动全球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二是“一带一路”倡议。虽然近来不断有人试图使TPP起死回生,但目前可说回天乏术。全球合作愿景仅剩“一带一路”倡议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有人偶尔会拿“一带一路”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一带一路”的规模比“马歇尔计划”大12倍。
“一带一路”的经济规模有多大?从现在到2030年,亚太地区需要投资26万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未来10年,亚洲每年需要投资1.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维持增长。有估计认为,未来 “一带一路”长期累计的投资将达4万亿至8万亿美元。因此,“一带一路”国家乐见并支持此倡议,希望以此加速其基础设施驱动的经济发展。2013年至今,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计600亿美元,最近还宣布,未来五年,每年将对外投资达到1200亿至1300亿美元,总计投资6000亿美元。
资金从何而来?中国为展现领导“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启动了诸如规模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规模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以及1000亿美元的新开发银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承诺,将为“一带一路”的项目提供1240亿美元融资,其中90亿用于“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规模宏大且志向高远的计划,而且发起人中国立志落实。
不要质疑中国的部署能力
有人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部署这个伟大工程,尤其是西方媒体。在我看来,不论由谁主导,是中国或是美国日本或其他经济强国,如此大规模的全球倡议,实施时必然面临挑战和阻碍。融资便是首个障碍,因为基础设施项目始终会面临可融资性的问题。此外,一旦涉及外国投资,必然涉及诸如东道国政治稳定与否、当地既得利益及可能出现的阻力,以及项目管理与实施的风险等问题。最后,还会有基础设施建成后运营成效的风险。
中国有能力实施这一宏伟的计划吗?过去几十年,中国已切实证明其落实大规模项目并实现宏伟工程规划的能力。1982年,我首次访华,当时中国还深陷赤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200美元,位于世界上最大却最穷的国家之列。35年后,中国人均GDP翻了40倍,达8000美元。1981年,中国88%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下,农村贫困人口达96%;2010年,中国贫困人口不到10%。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资金储备惊人,一度超过4万亿美元。没有人预料到中国脱胎换骨的转变。
中国没有丰富的石油等天然资源,却仍然使7亿人口脱贫,城市人口比率从16%上升至55.5%,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移民故事。1982年至今,我定期访问中国;20多年来,我在不同城市做房地产生意——至今不变。起初,我对中国选择开展的宏大项目并不乐观。过去30年间,中国完成了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包括上海浦东新区。这个起初不过是大片稻田的地段,现已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金融中心之一;还有三峡大坝。中国还新建铁路2万公里,包括高海拔的青藏铁路、世界一次建成线路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港珠澳大桥,还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不胜枚举。
我见过中国太多争天抗俗背后的雄心壮志,也见过这些雄心壮志如何迅速成真。我学会不低估中国,也不质疑他们扬言要实现的伟大计划。
当然,这些都是大型的国内项目,与诸如“一带一路”等跨境项目所面临的挑战有天壤之别。工程如此巨大,其规划必然也充满因政治、金融、技术、环境和社会及其他与协作相关问题所致的不确定因素。在全球基础设施工程中,这些因素必然存在,无论推手是中国或其他经济强国。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必须与其他国家缔结伙伴关系,“一带一路”还要有商业和多边发展组织参与,以确保其最终取得成功。
我到底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又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影响日渐深远这个感知印象呢?
“一带一路”能缓和保护主义情绪
美国和欧盟保护主义情绪日趋高涨,世界的增长和全球贸易,对防止保护主义情绪升级至关重要。在所有这些国家当中,就业是重要的政治议题,尤其对欧洲及美国中下层民众而言。落实“一带一路”本身能推动增长,并且创造需求和就业,以缓和全球的保护主义情绪。
至于发展中国家,增长就更关键了。多数发展中国家,例如亚细安、中亚及南亚,都面临人口统计学家所谓的“青年人口膨胀”问题,因为年轻人口越来越多。失业会导致这些国家高度不稳定。任何推动经济发展并创造就业的全球动力和倡议,必然有积极意义。
在初始阶段,有人质疑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是否能实现互惠互利。这些人声称,抵达中国的列车满载,但返程空载,两地贸易方程并不平衡。上周,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表示,关于中欧班列空返的说法不准确。他说,今年一季度,中国海关共验放中欧班列62列,货物共2850箱,总重3万5027吨,返程空箱率仅为11.4%;与去年同期相比,集装箱数量增加近两倍,空箱率却下降一半。中欧班列自2011年开行以来,至今已累计开行3000多列,中国国内开行城市已达27个,覆盖21个省区市,到达欧洲11个国家的28个城市,到2020年将达年开行约5000列。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比率也在提升。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未来五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达到6000亿至800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将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从经济角度来看,许多诸如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也能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中国及各东道国必然需要充分利用全球的产业,并购买整个增值链中发达国家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包括总体规划、设计、建筑学服务、咨询、项目管理和法律与金融服务等,不一而足。建筑业巨头及机器和设备供应商,例如通用电气、西门子、卡特彼勒、劳斯莱斯、空客等,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很可能发挥极大作用。金融机构如高盛、瑞士银行、摩根大通等,也可以参与基础设施融资。发达国家自身基础设施发展较为成熟,上述产业主体必然乐见国外开展如此庞大的工程。另外,实施“一带一路”的间接影响,以及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产业主体的潜在利益,也都不容忽视。
有了“一带一路”及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今日如亚细安、中亚和中欧等发展中国家便可发展起来,并且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而这些地区随着其收入提高和中产阶级扩大,也能成为中国及诸如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未来的市场。
“一带一路”须开放包容
诚然,“一带一路”会加强中国的支配地位和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另一个国家大量投资或开展大规模的贸易,必然对该国有一定的政治、甚至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我认为这一点不可避免。这种影响是积极或消极,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显然,不同国家,就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考量。中国在全球贸易的支配地位和影响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不论有无“一带一路”。
对于东道国而言,“一带一路”所可能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利益,很可能大于其对中国全球支配地位的关切,不论关乎政治或其他方面。那些并不直接参与的国家,也能通过加入实施过程并分享增长契机而获益。对我而言,不参加或不参与都不是办法。
最后我想说,现今世界缺乏主要增长引擎。我认为,“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未来10年的主要推动力。这是一个针对发展全球基础设施,进而改善亚欧国家互联互通而设计的工程规划。有规划和愿景,总比没规划和愿景要好;努力使规划行之有效,又总比臆度揣测规划是否可行更好。
新兴国家资源有限,或许没能力探索寻思其在全球拓展的愿景。中国有能力和经验,但如果没有所有东道国家参与及协作,规划也无法全部实现。中国也需要其他发达国家在服务和专长上的必要支持。如果各方都愿意搭上“一带一路”列车,与中国携手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世界的经济面貌将焕然一新。最终的结果将是“三赢”——中国会赢,发展中国家会赢,发达国家也会赢。尽管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本身不能解决所有困扰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问题,但绝对能帮助消除贫困并改善大量人口的生活品质、减少就业问题。其间接效益是维持政治稳定,尤其在脆弱和欠发达地区。
换言之,“一带一路”前景乐观。
(作者是新加坡盛裕控股集团和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主席,本文节录自他于5月25日在2017全球基础设施倡议论坛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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