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起来”的过程中，外交如何作为？

——专访外交学院院长兼中国外交培训学院院长 秦亚青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方清 王齐龙 曹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于总第829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在此转发略有删节，阅读全部原文敬请查看第829期《中国新闻周刊》。

如今，全球治理也已经成为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发表演讲和谈话中的高频词。秦亚青认为，这种针对全球治理态度大转折的背后，是时代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也从整体战略上更加重视大国责任问题。在十九大闭幕后，就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如何展开，秦亚青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以下是专访的核心内容。

“作为大国，有些矛盾我们已经避不开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我们将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界定为新时代，将这个时代的中国外交界定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因此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体规划和清晰的世界观，也就需要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希望建成什么样的世界？”答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也比我们原来的目标上升了一个高度。原来的目标是，“为国内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仍然适用，但现在需要有更高的目标，以符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时代和已出现历史性变化的国际形势的现实需求。

这些年我们在国际上讲发展、讲安全，都是在讲“共同”，这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思想。中国几千年文化中蕴含的智慧是未来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发挥影响力的优势。有西方学者就说，中国是社群社会。中国确实更强调大家一起管理，就是我们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只有这样一条途径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用战争去消灭对方或者靠占领和征服对方是实现不了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体定位清晰了，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还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得到了明确。首先，我们要坚持在《联合国宪章》精神基础上的政治安全原则、维护平等原则、主权原则、不使用武力进行威胁原则等，这与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是密切联系的。其次，我们明确了过去不清晰的责任观和价值取向，提出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坚决捍卫中国国家核心利益，这是极其明确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比较模糊，因为出于当时的形势考虑，需要避开一些矛盾旋涡。现在作为大国，有些矛盾我们已经避不开了。

实施大国外交首先要捍卫国家利益。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根本的国家利益问题上不回避矛盾，这在应对南海局势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我们积极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也是有行动的，最显著的动作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实施。针对这个倡议，最初质疑声很大，现在一些国家还有质疑，但很多国家已经理解了。比如东南亚国家最初因为南海的局势，对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怀疑，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这有很大的实用主义的因素，但它也符合新型国际关系践行合作共赢的原则。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从整体战略上更加重视大国责任问题。尤其是在逆全球化风潮盛行、一些主要国家甚至在全球化上出现倒退时，中国更要承担责任。

从世界的层面上看，这个新时代里，世界发生了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主流和根本特征是全球化。尽管现在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保守主义看起来势头很猛，而且美国这样的大国也采取了一些逆全球化的政策;但从整体潮流上看，全球化不会倒退。

在这种发展中，由于旧有的国际体系不能满足现有需求，且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全球治理出现了很多赤字。有人将跨国问题总结为六七个领域，包括核扩散、环境、流行病、贫穷、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在冷战后就得到了关注，但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全面、根本、有效的解决。

这种情况下，逆全球化、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关门主义，都是一种对全球治理赤字的反弹。比如在贸易问题上，多哈回合谈判怎么谈都谈不好，那就退回地区主义、小多边甚至是双边，再后退就到现在美国所表现出来的孤立主义了，也被称为“退出主义”。因为多边机制无法给美国带来好处，它就退出了。这一方面是美国的逆全球化动向，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球治理是存在问题的。但是从整体上看，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大家应该想办法克服赤字，而不是倒退回去。

未来，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肯定还要斗争，我们要决定是迈向未来还是“退向未来”。迈向未来就是我们所提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退向未来”就是战争和冲突再次四起，各国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我相信时代是会向前走的，人类是进化的，大势肯定是迈向未来的。

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看。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正面临几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从1949年的“站起来”到改革开放的“富起来”，再到今天所提的“强起来”，真正走到了大国的行列之中。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这种身份和影响力，你想不当大国都不行。所以最近国外有很多关于“中国怎样领导世界”的讨论，但我们非常清醒，十九大我们提出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国际体系的改革者、改良者，也是某些方面的引领者。但是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国际秩序的改进，在可以引领的方面做引领。

“引领者”的意思是中国不会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

“引领”是想避开“领导”这个词。十九大报告讲得很清楚的：一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用了“推动”一词;二是强调中国虽然发展到这一步，但基本的判断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没有变化。

那么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角度，这两点如何体现呢？第一是“推动”。我们坚持和平发展、改革开放，路还是要这么走下去。在这条路上，我们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是，要想实现国内的发展目标，必须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将外交变为一种改善外部环境的重要生产力。自邓小平时代开始，这就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现在我们做到了，那么下一步，中国在强起来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承担国际责任，并且要积极有为地承担，包括应对全球出现的各种威胁，也包括在重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基本政策。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已经展现出了对国际责任的担当。当时人民币没有贬值，一些东南亚国家到现在依旧感谢我们。无论时代怎样发展，这方面我们会坚持的。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国家机制等，都是在中国在自己可以推动的领域内积极作为，主要还是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因为我们相信经济发展可以增加全球和平的几率。

另一方面，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承担责任要量力而行。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有一个观点很值得借鉴：世界大国的衰退最终都是缘于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即便你资源再多也会应付不过来。

美国在二战后的GDP几乎占到世界的一半，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其军队实力之强也是没有国家敢于挑战的。美国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现在都开始自我怀疑了。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甚至搞“退出主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资源无法支撑这种责任。我们现在还没有强大到美国的程度，即使真的强大了，我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当然不会采取美国的方式，我们肯定要量力而行。习主席提出了中国要保持战略自信、战略定力、战略耐心，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坚持的。

中国现在参与的很多全球公共事务就是有优先级的，会有对于资源本身的考量，不会无限投入。不论以后强大到什么地步，这一原则都要坚持。而且，中国现在也不断向世界释放不称霸的信号。这不仅是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现我们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在这个共同体中，不能有任何国家存在称霸意图。如果有国家称霸，那就还是强权政治。

有人不理解什么叫伟大复兴，他们会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不算复兴吗？”但我们说伟大复兴是一个整体的目标，不光是GDP，包括中国对世界进步的整体贡献、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过去几百年一直是西方主导世界，现在面临着几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要实现这样的复兴，中国外交的任务繁重。

中国外交不仅要保障，更要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外部环境。《道德经》里讲“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如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要从中国视角看世界，更要从世界视角来看中国、看世界，要着眼的不仅是我怎么样，而是世界要怎样，我能让世界变成什么样。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意味着对国家边界的理解要有所变化？

冷战结束后，带来了新的问题。以前，国际上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敌对国家;现在，虽然传统威胁仍然是威胁，但新出现的威胁是直接危害整个国际社会的，比如恐怖主义等。国际社会渐渐反应过来，跨越国界的威胁是人类共同的威胁。

这么多年发展下来，人类社会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逆全球化。这不是一个小的运动，而且还发生在全球化最早兴起的西方。如何面对人类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的回应是，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高高举起，并作为中国全球战略最核心的问题提出来，并以各种方式不断推进实现这个目标。

不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一定是有阶段性的。目前，《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主权原则。如果不坚守这个原则，国际秩序会出现混乱和无序状态动荡，有些国家就会趁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所以在现阶段，国家主权、边界这些原则，还是要坚持的。欧洲一些国家对于内部的分裂活动，也是不予支持的。

当然，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许多问题已经跨越了国界。如果我们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很多跨国性的威胁是对整体人类的威胁，那就不存在“对你不好就是对我好”这种可能。恐怖主义、贫穷问题、气候变化问题都是如此。有些人称现在的世界进入了“跨国威胁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要正确应对这些问题，就要把旧有的国家边界概念分解到不同的层面进行考量。在国家主权、领土安全问题上，各国都不会做出让步。但面对跨国的威胁，边界已经不是能够阻挡威胁的防护墙，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应付，大家必须共同面对。正因为如此，中国积极关注、参与全球治理，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了现在出现的一些全球化趋势上的倒退、反复，这是不利于人类发展、不利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在需要全体国家合作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打破传统边界的限制。因此，对于主权国家边界的理解不能过于机械，要“一分为二”地看。

新时代下，中国依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邓小平当初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我们把时代的主题界定为和平与发展，没有重大战争，大国间会不会打仗。这才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中国也才能将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发展上来，否则只能是备战第一。十九大报告，依旧把和平与发展界定为时代的主题。

事实上，我认为所有时期都是战略机遇期，关键看你怎么塑造。中国现在的战略机遇比当年还要大，因为本身我们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比如特朗普来访、两国元首的海湖庄园会晤，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在维护和平。这就是双方通过努力去塑造一种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都是人塑造出来的，前提是得有正确的战略判断。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是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定下的。当时为了翻译“韬光养晦”这个词，中国翻译界还有一场大辩论。原有的译法，就是表达吴越之争时的本意，大意是“先忍辱负重，有实力了再消灭你”;后来官方选用的译本体现的是比较谦虚、低调的意思。现在的国际形势虽然了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如果我们把韬光养晦理解为谦虚谨慎、不称霸，不倚强凌弱，那么这种外交思想还是一以贯之的。

“有所作为”和“韬光养晦”是有辩证关系的，也是不会过时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有多强大，都会有所为有所不为。况且我们现在明确界定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然要有所不为。比如：不是说特朗普退出了一些国际舞台，我们就一定去填补空白。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中国积极有为的方面很明显，但在有些地方我们过去不卷入矛盾漩涡，现在还是不卷入。

这些年来，“韬光养晦是否过时”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界争议很大。坚持韬光养晦观点的学者主要强调一般性，即：中国强大了也不会称霸，也不会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反对的观点则认为：现在我们强大了，有些过去没有做的事情已经可以去做了。我感觉这两种观点并没有真正交锋，不是围绕着同一个焦点在进行争论，有点各说各话的意思。我觉得不管从哪个方面争辩，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好。所谓鹰派、鸽派，只要不是人身攻击，都是为中国外交出谋划策的。换一个角度说，任何时期，这两种声音都要有，对国家也是有益处的。

我现在写文章提倡中庸，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极高明而至中庸。这是我们自己独有的辩证法，其核心在于和谐而非冲突。中国文化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智慧，这些智慧一定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巨大优势。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我是非常相信的。越学习西方，越觉得我们的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比如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过去我们批判这是唯心主义，但王阳明可以把真正的知识和实践融为一体。

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很多地方都体现着“中庸之道”。比如我们在南海问题上采用双轨制。一方面，维持和东盟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和具体当事国来一一谈判去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先保证大局稳定，再局部问题局部解决，这就是中庸之道。这个政策对东盟非常有效，当时东盟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甚至史无前例地无法达成共同声明，而西方许多媒体、学者都判断中国会改变政策、南海必有一战，结果形势还是稳定了下来。这里面就有很多中国文化的智慧。此外，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儒家文化与我们有相似性，这也是双方最终达成契合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带一路”的提法，一开始叫“战略”，后来采取了中庸的“倡议”的提法，这就是期待各国间的契合。

我们也不是只讲集体利益，不讲自己的利益，而是既要“达己”，也要“达人”。如何“达己”呢？要通过“达人”来“达己”。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复兴，中华文化对世界进步产生积极贡献也是重要方面。我们的中庸之道是积极的中庸之道，中国会一直做“稳定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面对不确定性，首先我们会高举进步大旗，坚持全球化，坚持和平、发展、开放，这表明了我们的方向。其次，面对问题，我们会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总是大于挑战。这个机遇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机遇。特朗普上台后，外界对中美关系一度比较担心，中方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海湖庄园会晤的成功举行，就是创造机遇。最后，我们要保持定力，不走极端，不做过火的事。中国现在这么大块头，大国就得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

西方跟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们做战略规划一般分三个部分，不仅有宏观概念，还得有具体措施，第三部分考虑后果。我们与西方不同，比较善于提出宏大的战略性的概念，很多具体措施不会跟进得那么快。因此，西方社会、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政策会有一些误解。我们提出的很多概念，西方也难以直接反对，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这些都占据了道义制高点。所以他们主要有两种质疑模式：一种说“你背后有阴谋”，另一种就说“你这都是空话”。比如“一带一路”提出后，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要控制大欧亚地区的战略。针对这些质疑，首先，我们确实要有行动。任何理念和方案都不能脱离行动。不管在做外宣的时候说得有多好，但关键还是看行动。

我在欧洲开会时就发现，东欧国家、甚至是西欧发达国家，对于“一带一路”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确实和对方商量具体内容。比如说，对方的发展上有哪些重点，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比如比利时，他们有非常重要的港口安特卫普，很担心“一带一路”合作的铁路运输建设好了会影响港口经济，但双方一一协商后，对方发现有新的商机，愿意参与合作。另外，我们的政策一定不能强加与人，要考虑对方的适宜度。比如高铁，我们觉得很先进，但和老挝谈判就谈不通。他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在大城市间通勤的高铁，而需要慢一点的、连通国内村镇的铁路，每一站都得停的那种。我们要考虑这种现实需求。

关键是要让对方相信这是会给他们产生福祉的政策。以维和行动为例，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联合国现在的维和行动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从“维持和平”变为“和平建设”，要帮助动荡地区进行和平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建设。过去西方主导维和行动时，主要的路线是民主政治。这是西方国家的基本理念，他们希望战乱国家变成和欧美政体相同的国家，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不打仗、达到和平了。所以当时维和行动的重点是：双方脱离战争状态后，马上进行民主选举，简单概括就是“和平民主”。

现在，中国认为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的思路是“发展和平”“和平建设”。我们认为，刚刚结束战乱，当地人连吃的都没有，如果要他们进行选举，他们当然会去选举，但这对于维持长久和平没有好处，还有可能出现新的矛盾。我们应该先去进行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让当地的人民有饭吃、有活干、有学上。结果证明这种方式有效阻止了冲突。这其实就是一种道路自信。建设是中国的长项，我们把自己的理念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了，这就有说服力了，比任何的说教都有用。

现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很多国家看到我们发展这么快，他们希望知道我们的理念、道路、实践是什么，也希望学习。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喜欢你当教师爷去教他，不愿意接受强制性的输入，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得到启发，将中国的发展方式应用于本国。

这就需要提到一点，我们的宣传话语需要改进。很多时候，我们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进行外宣，引发对方的猜忌和误读。西方的逻辑是“国强必霸”，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思维去理解我们的外宣，很多小国也很担心这一点。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用对方能听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包括主管部门，也包括媒体和学者等等，要让对方了解到：即使中国发展了，强大了，我们依然是亲和的。我们得思考，如何让别人相信我们是亲和的狮子，国强不霸。

网络上有句流行语，“国家发展的太快，民众有些赶不上了”。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旅游团和个人都会大量增加，但现实中，这种交往的增加并不一定与信任、好感增加成正比，甚至有时候是成反比。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现在的战略和理念是很超前的，是推动世界潮流向前发展的。但中国改革开放其实仅四十年，普通民众走出去的时间更短。我80年代到美国留学，中国学生还是很少的。除了素质问题，中西方很多习惯和文化差异也是事实，比如中国人吃饭喜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说说笑笑，西方人不太愿意，他们更喜欢安静。这方面，只能说，各有各的好处和短板。

至于直接接触和交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是是阶段性的。西方民众有误解可以理解，有些人只是不喜欢一些中国游客的作为，有些人可能是用有色眼镜看人，或者放大一些问题，用显微镜去看。但是美国人刚富起来时，在欧洲也是被称为暴发户的。这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