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历史上来看，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的精英绑架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比较固定化的模式，有一些传统，有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良好的政府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模式也面临着一些危机，就是在于我们缺乏制衡，一旦在集权国家之中出现了一个“坏皇帝”我们怎么办，如果有一个“好皇帝”我们可以很快地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稳定性。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够确保一直有好皇帝呢？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彻底地解决过，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

我想要讲的主题也是我新书的主题，我的新书叫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共两卷。第一卷刚刚有中文译本出版，从前人类时代，一直讲到18世纪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我正在致力于写第二卷，讲从法国大革命到现在的故事。中国在这两卷书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本书第一卷的中文译本刚刚出版，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交流的原因之一，是我想知道关于中国我写的是否正确，我对大家的反馈很感兴趣。

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中国的历史不幸在20世纪被中断了，由于政治因素，中国历史也没能被认真地研究。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历史非常重要，应该去关注，中国的历史，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没得到充分了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史也是基于对中国政治体系和其遗产的误解。

许多知道20世纪前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只知道清朝，但那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货真价实的中国王朝。西方是在那个王朝渐趋堕落的时候遭遇中国，所以西方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停留在那个特定的、不幸的时期。因而，重新回顾历史很重要。

接下来我讲下自己的国家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因为要理解一种政治制度，就必须将其与别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我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在试图解决共同的问题，都必须要建立一种政治的秩序，必须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我们面临相同的问题，因为同是人类，但是，不同的社会采用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某种途径，就必须把它与其他的途径对比。我先从一点理论开始，谈谈发展和发展的维度，这是前奏，在这之后，我会谈论中国和西方，以及政治现代性。

一

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亨廷顿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并不是1990年代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而是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是1968年出版的，我从那本书中得到很多灵感，来写《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亨廷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影响了世界政治哲学。他说“不同的发展社会中的成分，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并不一定是彼此支持的”。也就是说所有那些好的事物并不一定会在社会之中肩并肩前进，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可能会削弱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进而减弱发展的进程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化并不一定是一个欢乐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充满中断的故事。

而我们要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展的背景下来看，有些殖民地独立了，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约束，后面有很多的军事政变，比如军政府的统管，高度的社会不稳定。所以我首先讲一下亨廷顿的理论框架，然后再讲我的，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对中国和西方进行的对比。我先讲一下发展的五个重要维度。

首先是经济增长，这是指人均收入的增长，大家都对这个比较熟，因为中国在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我们倒是可以谈论一下经济增长的原因，在此我就不再继续深入讲，但是人们确实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发展的研究倾向于由经济学家主导，但是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次是社会动员的维度，也可以管它叫社会变革，社会关系的变革。它的意思，基本上讲就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逐渐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显然，在你形成一个工业社会之前，是不会有工人阶级或者工会的，这些团体不存在于一个农业社会中。经济中女性的崛起，不同职业的中产阶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非常小的村落一直变革到城市化的工业世界。19世纪的社会学思想家，比如说马克斯·韦伯，还有爱米尔·涂尔干、亨利·梅因，包括马克思本人，都谈论这一点。马克思也是这种思想变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而这种演化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兰或者英格兰的一些思想家，其中也包括亚当·斯密。

如果谈到发展的政治维度，我会说不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国家、法治、问责，我会按次序给它们下定义。

关于国家最重要的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给出的，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他说国家就是一个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垄断的地域是一个确定的疆界。这个定义有四个术语，第一个术语是权力（power），国家是关于可以强制人的能力，每一个国家都有军队、警察，他们可以用武器来强制其他公民去做事情。但是韦伯说，国家的这种权力必须是合法的，最有效的一种强制方式，实际上是人们愿意接受强制，将其视为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多数在稳定社会的人们，遵守法律的方式，他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被武力威胁，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是公正的。

其他重要的因素就是垄断。比如说今天的索马里，还有利比亚，有很多私人军队，那不是国家，而更像所谓自然的政府。真正的国家应该拥有对权力的垄断，国家使用这种权力是在一个固定的疆域之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区别，在于现代政府和马克斯·韦伯说的传统政府。有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的模式，我们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比如说大猩猩、黑猩猩之类的，还有其他动物，都有共同点。我们的社会交往是根据我们的生物特性，比如说亲属、家庭所产生的。我们认为离我们亲缘关系近的人就应该得到我们这边的好处，而这些东西人们都是不需要教的。在此基础之上，就可以进行社会交往。而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需要什么立法、宪法或者其他的社会的原则。韦伯说，在现代的社会并不仅仅是使用力量，而是基于一种公正的原则或者脱离个人情感的原则，政府不是建立在统治者的家庭身上，而是要建立在所有的公民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

从这种逻辑来看，非洲或者中东很多国家现在还没有克服这个困难，因为他们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朋友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做事的基础是谁认识统治者，谁能够接触到政府官员。现代的国家是不应该这样的，现代国家中应该人人平等，把大家当作公民，不管你这个人是不是统治者的朋友，这个公民都有作为公民的权利。

第二点是法治。法治有很多的定义，在某些方面可以想像是以法律来治理，大家是不是遵守法律，警察是不是维护秩序，社会是不是安宁。我认为从政治学来讲，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是不是这条法律也适用于政治统治阶层，尤其是这个政府内最有权力的人。比如说国王、总统、总理，是不是也受法律管辖，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要遵守法律。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是不是有能力自己改写法律，符合自己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来讲，政府就是权力的集中，使用权力。法治就是一种平衡，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它武断使用法律的权力。

最后一个发展的元素就是我所称为的问责。我本来想写民主的，但是问责可能是更好的词，可以更好地描述我想说的概念。在英语中我们把民主和一些程序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多党的公正选举制度，我认为问责范围要更大一些，它所涉及的是政府是服务于全人民的利益，还是只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总统所关心的只是以权谋私的话，那就不是现代政府的目的。如果政府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福利，并且也以此行动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负责的政府。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书中进行了区分，他说“政府可以服务于全社会，或者是可以服务于它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区分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因素之一。我认为这在中国背景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人民大众有负责感，即使在古代中国的时候，虽然没有选举，但是中国政治传统是有一种问责制在里面的。我认为这种传统在今天仍然还重要，不仅是中国政府，在东亚其他政府，比如说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府都对民众有一定的责任感。我们把它叫发展型的社会，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都是处在中国政治影响力之下的这些地方。所以中国政治传统中的这种负责任感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在西方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秩序问责性，也就是说真正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选举或者是其他的机制，让公民能够替换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人。我认为这两个有一种重叠现象，西方人认为选举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问责的目标不应该是程序本身，他的目标不仅是要举办选举，他的目标是要让政府对人民负责，当然还有其他的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这就是我认为的发展的三个重要的维度。放眼世界，可以看到亨廷顿当时是正确的，他说这些元素不一定是一起发生的，比如说你的发展程度可能很高，这三个维度有的维度可能发展很快，有的就不一定。比如说今天的阿富汗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可言，也没有法治，没有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有民主选举，虽然质量不高。在新加坡有契约形成的强有力的国家，法治很好，没有公开的民主选举，但经济增长又很快，也有很多社会动员。比如俄罗斯，法治很弱，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民选，普京几个月前又被选上台。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描绘他们的制度的变革过程。

我想社会学家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回答是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他当时是在《国富论》中提到劳动分工受到市场程度的限制，这是《国富论》第二章节的题目。在那本书的开头，他提到别针工厂，工厂中的工人分为不同的任务小组，比如有的人做第一步，有的人做第二步，有的人做第三步，有制造别针的，还有把这个别针放进箱子包装的工人等等。他说这类工厂是非常有效率的，比那些一个人从头到尾做完全部工作的小作坊效率要高。但是如果没有市场拓展，那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市场分工。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比如十万个别针的话，你就没有动力进行劳动分工。所以市场的程度是驱动劳动力分工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是19世纪欧洲的一个主要政治理论，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劳动分工现象的扩大。今天这种现象仍在持续，我们管它叫全球化。今天因为交通成本降低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巨大的市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力量的崛起，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外贸和投资带来的巨大市场。

这个理论对社会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经济发展的过程驱动着劳动分工，大家需要教育，再也不是像早期社会式的从头到尾什么活都干的工人。在现代社会中大家都有自己的分工，你可以是学生，你可以是教师，你的一生工作都是比较窄的专业领域。这一类的劳动分工前提就是我们住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它的特点是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和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还有法治的推动，比如说法治可以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契约。有这些制度的建立经济增长就会加速。在韩国、中国台湾，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动员促使更多的问责。当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人们开始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各种社会需求，其中一个需求就是政府必须要更对人们负责。我认为民主政体在过去三十年间的数量大增的一个原因就是产生了中产阶层革命，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南非，更不要说东欧和亚洲其他地区，我们见证了中产阶层的兴起，他们要求政府越来越对民众负责。

还有第四个维度，那就是思想或者合法性的维度。在美国的政治学领域，通常是经济学家来研究这一点，但是我想说，经济学家并不太关注思想的问题，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物质利益驱动的。实际上，思想绝对非常重要，因为思想是独自发展的，你不能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用经济利益解释思想的演变。

任何哲学家都会告诉你，思想会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它们自己演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它支持不同的政治制度。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是比如说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同时这种合法性和思想也支持着社会动员。我们在中东看到伊斯兰教旨的党派和自杀式袭击恐怖分子有时也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这两个现象不能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他们不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他们的动力是非常复杂的元素汇集而成，是由来生的愿景、意识上的政治形态等等驱动的。

显然，思想在法治的正统性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大家不相信政府是正统的或者法律合法性，就不会遵守法律。另外很明显，思想和合法性也推进了问责。法国大革命的基础就是人权，17世纪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启蒙运动，没有人权概念、现代民主观念的话，就不会产生法国大革命。

所以，在某些方面，你需要这六个维度来定义现代发展的范式。所有这些维度都彼此相连，相互作用。你解释每一个维度，都必须要把它和其他的维度联系在一起来解释。如果只看经济增长而不看制度，比如说法制、政治稳定性、知识产权等等，那就是不对的。还有的人只看问责，而忽视了经济增长，这样的话就无法研究国家为什么会成功。

所以政治发展的维度，也就是另三个维度，对它们的研究必须要放在大的框架语境中来研究，因为经济增长也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出发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出发点是非常不同的，稍后我会解释。

二

之前谈到的比较抽象，我现在进入历史性的描述，讲的是中国的情况。大家可能很熟悉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这个政治哲学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很多年书。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谈到早期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的角色，他说欧洲的国家启动是非常晚的，现代欧洲国家直到16世纪晚期、17世纪的时候才开始，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形成现代国家。蒂利观察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后提出国家创造了战争、战争创造了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或者政府所做的就是使用军事力量，而各国之间的军事竞争促使各个国家进行现代化，让它们来改善政治制度。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欧洲一些早期国家形成中的问题。

现在来谈谈中国周代的情况。在接近一千年的时间内，中国统一之前，这不光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之一。春秋时期，中国不同的政治联盟之间打了1200多场战争，政治联盟的数量取决于你如何计算，最开始可能有数千个，慢慢减少到几十个。在历时254年的战国时期，差不多有470场战争，随着联盟规模变大，战争不那么频繁。

而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实际上非常巨大，如果和欧洲来比的话，一场战役就可以伤亡几百万的士兵，也许这是一种历史的夸张，但即使只是其中十分之一的话，那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战争是和罗马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进程也是制度建造的过程。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有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而在中国社会也那样早。所以军事、政治的模式变了，周代是驾驶着军车来打仗，到后面是由步兵、农民拿着武器去打，这要求很多的社会动员。这就像欧洲当时有社会变革的时候一样，是从骑士拿着重兵器，一直演变到拿着弓箭的步兵，那是在中世纪晚期发生的变革。所以这种为了军事战争的动员，其发生了变化。

要调动这么大的军队，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收税，这也是在战国时期发展出来的。鲁国是第一个收田赋的国家，他们测量土地，看谁有多少地，然后政府来收税。公元前548年，楚国收税，导致了官僚体系的产生。他们不仅需要军事的制度，还需要整个税务的制度来支持军事的制度，所以愈演愈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民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就来支持贵族，而贵族很多已经被杀了，这样国家看到必须超越狭窄的范围，而农民也应该有更多的技术以适应这样的制度。而实际上经济、科技的变化也使从青铜时代到了铁器时代，武器有所变化，比如说像犁地的工具也从木头改成了铁器。我认为这一点很有趣，也就是稳定性在政治层面是由中国的一个自由社会所决定的，来回应一种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政治的动乱。所以像孔子、孟子、韩非，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写出了中国思想的正典，而国家也正好是在这个阶段，一个政治不稳定的阶段发展出来的。所以，尽管在口语上存在差异，统一语言文字的存在，给了中国在其他国家都不具有的连续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印度的文明，印度也曾有一个王朝统一了南亚次大陆，差不多在中国的唐朝时期。但是他们并没有文学文化，所以关于这个王朝的知识在接下的一千年里都失传了，直到有英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记载当时政治制度的一些石碑。

而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非常复杂的文学系统支持了国家的大一统，从很早的时候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在书中所提到的，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国首次大一统，中国不仅建立了国家，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那时，中国就有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化国家，意思就是说统治不是基于招募统治者的家人或朋友。大家还记得我说过的集权政府和现代政府的区别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以家人为基础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建立一个非个人化的官僚的系统。而实际上，这在秦大一统之前就实现了，秦统一中国之后，其制度又成了整个统一的中国的制度。我以为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的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俄国，它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在这意义上，中国要比欧洲先进1000多年。

关于中国为何能在这么早的时期就发展出了现代国家制度，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问。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非常自信地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这跟地缘政治有关系。比如，你看欧洲，很多国家是由山河所分割，在欧洲大陆的边缘就可以看到，这些地理的实际状况使中央集权的政体很难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统一的政府。西班牙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试图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他们只能够统一大陆的一小部分，之后就失败了，因为遇到很多军事抵抗。

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秦朝就实现了大一统。中国有个观念，就是中国应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在其中的一些阶段有分崩离析的状态；必须有在统一的政治权威下建立的官僚体制。如果你对比中国和马克斯·韦伯列出的现代社会具有的特征，你会发现，那些特征中国基本上都符合。我们有一个官僚制度，有一个法律制度，还有家庭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还有一些公共的服务等等，而韦伯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官僚统治制度的特征。

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最早的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并没有被西方学者所承认呢？韦伯自己并没有说中国当时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他说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他们有很强的传统。而19世纪以来的西方汉学传统也不这样认为，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点是西方所看的中国都是晚清的社会，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制度正在衰落。而另外一点就是早期的这种政治的现代性，并没有工业革命，所以19世纪的那些社会学家认为政治的现代性和经济的现代性要连在一起，而中国当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不认为中国有现代的政治制度。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非常重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是如此，那就是一个国家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上的衰落。

政治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制度的合法性。在一种情况下建立的制度不一定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还有用。而另外一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讲尤其如此，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我用很长的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就是重新集权化（repatrimonialisation），也就是说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想使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统治国家。所以如果我们建立了非个人化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总处在被精英重新控制的境况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

在汉朝崩溃和隋朝兴起统一国家之间的300多年，家族在国家管理中极其重要，是实际的控制者。而在隋唐，国家并没有回到汉朝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理性统治，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早已建立，但直到11世纪的北宋才重新得以建立。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以为不能认为制度的现代性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可能出现倒退，从高水平的发展倒退到低水平的发展。

总结一下，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是有这样的轨迹，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现代化的政治机制，但是现在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意思就是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你还呆在那个路径上。因为中国早期就形成了现代的有权力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阻止社会组织的形成，阻止其他组织能够挑战它权威的可能性。我们也可称之为血缘性的官僚制度。它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来统治，这样也可以阻止商业性资本主义的形成。

在中国社会，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商业在发展，但这都是政府所控制的，他们不能够独立，成为城邦。这和西欧完全不一样，西欧允许这种城邦的出现，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独立的一些政治经济的组织。如果他们有很强的审视性，他们甚至可以拒斥政府的一些做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欧洲有什么样不同的图景。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不同点，确实没有法制的存在。为什么没有法治？在不同的文明之中，比较强的法治基本都是从宗教衍生出来的，所以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些文明是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所衍生出来的法治。有这样的一种宗教的等级制度，它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力量之外，所以天主教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他们是独立于苏丹之外的。婆罗门在印度是一个祭司的阶层，而国王必须要到婆罗门那里才能被承认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力量从属于宗教的力量。

而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国教，佛教常常是一种比较抗议性的宗教，除了在唐朝之外，就没有一些什么政治性的力量。而皇帝的祖先崇拜是一个相当于国教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司法的制度让皇帝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你不能像宗教机构的领导做的事情那样。国家最初的发展是这样，而法治也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也就没有了民主的问责。

我还要说一点，关于中国治理的特征。虽然中国没有正式的法治，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很多层面上，我认为儒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德成为了一种替代品，成为了正式的法律的替代品。

所以在西方，宗教法提供了法律，而在中国，儒家的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他们制定这样一些规则，他们声称这是为政治的权威所制定的一些规矩，所以虽然没有正式的问责来限制政治权力，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道德的限制，来限制皇帝，来限制那些中央权力的持有者。在中国的传统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皇帝必须要通过官僚制度来统治，而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了西方法治的一个替代品。

这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效果，正如我所说问责成为了一种传统，成为了一种东亚的传统。而这种传统都是被中国所影响的。

如果你放眼看世界的话，最重要的集权是在哪里？都是在东亚。日本在19世纪民主过程之前是如此，是军事寡头统治，朝鲜也是这样，而原来在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是一党独大，新加坡也是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所统治的。所以即使是在今天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的政府仍然有这样的责任，发展他们的社会。而其他，比如说非洲、中东、拉美的集权国家就没有发展出来。

因此这也是这种文化官僚主义的一种传统。如果你要统治，要对被统治者有一定的问责性。在亚洲虽然有这种传统，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就没有这种传统了。所以所有东亚国家的发展顺序是不一样的，在东亚来说，你可以认为国家就是存在的，比如说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的政府都是非常强势的，有高质量的官僚机制。在非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哥伦比亚时代之前非洲根本也不存在，欧洲的殖民者也没有给非洲人带来这种官僚制度。今天东亚很富有、非洲很贫穷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一点，东亚有非常强有力的官僚制度，而非洲没有。

三

欧洲的发展规律，和东亚是不一样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些不同制度出现的时间和顺序不一样。首先欧洲的政治制度出现的不是政府，而是法治。法治的根源在欧洲，是从天主教来的，一直到11世纪之前，天主教都是教皇教宗统治的，但是11世纪末出现了冲突，宗教开始大分裂，天主教开始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我们都知道神父不允许结婚生子的，这不是因为基督教禁止他们这么做。在此之前，11世纪之前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但是他们禁欲的原因就是，当时教皇格雷格里七世说，天主教想成为道德机制的前提就是要清理腐败的行为，如果结婚生子，就会把自己教堂的地产传给自己的儿子，如果你不禁止的话，就会出现大问题，结果教会就有了禁欲机制。经过和教皇进行了激烈斗争，经过几代人的斗争赢得了这种权利。到中世纪，有了独立的教会，它就是欧洲法制的来源，他们在博罗尼亚建立法学院。

欧洲封建制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它不是建于血缘关系，它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一方面是强势的人，一方面是弱势的人，这个关系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管理。比如，在中世纪末期，欧洲的法治已经很强势了，国家不可能随意地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给人民。

现代欧洲国家是在17世纪、18世纪才兴起的，所以当路易十四、瑞典国王查尔斯二世，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想要建立权力集中的官僚制度国家的时候，他们反对的是法治，当时的法治阻止他们行使某方面的权力，而中国当时的皇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德国直到19世纪末才形成统一的强大国家，原因就是因为法治的约束，就是因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给德国那些大公国有独立的权力。这些原因都是法治和制度的建立所造成的。

总结一下，在欧洲最开始出现的是法治，然后出现的是国家。

在17世纪，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称为议会的制度，在西班牙，它被叫作Cortes，法语叫parlement，在匈牙利叫作Diet。这些国家让国王有收税的权力。在欧洲，这些议会很强势，可以拒绝国王收税的权力，可以把国王脑袋也砍下来。

英国17世纪中期的内战就是这样的，17世纪末内战的结果就是，国王同意“如果没有政治代表权力的话，就不会收税”，也就是说如果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就不许收税，这种原则的前提是议会是有军队的，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和国王斗争，国王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同的方面都同意，必须要取得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平，而不会兵戎相见。所以这就导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美国1776年的革命是英国革命100年后发生的。原则也是一样的，没有政治代表权力就不能收税。因为当时美国人是给英国君主交税的，但是他们在英国议会中却没有政治声音。当时英国国王想要增加税收，所以这些在美国的殖民者决定独立，1776年制定了独立宣言，英属十三州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当时就是要考虑正统性。

所以约翰·洛克在诗中写到，任何一个正统的政府，前提都是被统治的人同意。这并不是封建君主制的原则。封建君主认为他的统治权力是上天传来的，是传统给他的，是传下来的。而洛克说，唯一的正统性的政府就是一致性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就是必须要有政治权利才会交税。有这种正统性就导致了美国政府的产生。虽然有点复杂，但美国政府的一些建国原则，也是美国民主的一些建立原则。所以在欧洲，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建立的顺序，先是法制，然后是国家，再是民主问责制。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些不同，这是在社会发展方面。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超越宗族关系来发展出一种流动性更强的个人化社会。在此就不细说，因为非常复杂。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天主教在解放欧洲个人方面、超越宗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发生在欧洲早期历史上，那些野蛮宗族的后代，当时有自己不同的部落，结果接受基督教以后，一个世纪以内，基本上这些宗族的血缘关系就都消失了，社区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妇女可以自己经商，而不用首先请教自己的家长或者是丈夫。

在古代中国有这种部落宗族式的制度，它从来没有被现代的个人主义所取代，所以今天在中国南部、台湾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很多宗族祠堂等等，在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也是这样的，在很多现代社会，这种大的家庭氏族宗族关系仍然是存在的。中国可能受到的破坏比其他地方要严重一些，但是就欧洲而言，在社会层面1000年前就出现了个人主义，它并不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个人主义。

四

现在总结一下刚才说的，刚才谈了很多历史学和社会学。总结历史以后想谈谈未来，既谈中国也谈西方。

我过去几年来中国好几次，很多人都想让我谈谈“中国模式”，谈对“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做出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某些方面，当代中国政府和历史的中国之间有一些传承，很强的传承。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国一直擅长做的，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这种制度的国家，两千年前就建立了。

而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这样，中国现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这种比较优势，那就是比某些国家集中办大事的能力要强。事实上来讲，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方面，有很强的传承性，是一种威权制管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传承，那就是对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也传承了下来。秦朝当时只持续了16年，因为秦朝是非常严酷的独裁统治，结果造成自己的军队暴动。秦朝实现了很多事情，比如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焚书坑儒、改变意识形态等等，这些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利用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很少见的。

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如果你有一个现代的权力集中的国家，但是又没有法治和民主问责来平衡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和暴君统治，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原型的独裁暴君统治已经出现过了。如果你这个社会很大的话，那么最集中的问题就是，你想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社会因为技术的问题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不是想批评中国，因为我下面也要谈美国，美国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后面也要批评美国政府。

历史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强大，法治和问责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一些会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会理念，我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对未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一点就是社会动员，这一点也将改变现代社会。在现代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有全球化，有高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也随之变化。

在中国大家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庞大中产阶层的兴起，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有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的改变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的观点认为，中产阶层，不管在哪个社会，他们的行为都是差不多的，当你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你有自己财产的时候，当你与其他国家和其他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求会越来越高，你对自己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中国社会早期的那种缺乏社会动员的情况会改变。现在这种改变已经在发生了，问题是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权力平衡的变化。

最后，我要谈一下西方自由民主制会不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欧洲和美国以及日本的民主制度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过去几年间我们看到的，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出现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在美国过去30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也就是99%和1%的差距，现在大家都承认这是美国社会的现实。我们长期以来财政方面也有问题，财政赤字是无法持续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表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并不能够再继续产生这样的共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在欧洲，他们有一些比较不同的问题，是在欧盟内部出现的，不是在每一个成员国内部都出现的。德国、丹麦、瑞典都不错，问题就在于决策者。这种决策者的机制就欧洲本身整体而言有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做出决策说如何解决欧元危机问题，他们越来越无法决策，问题就越来越大，基本上都要毁掉欧元作为一种货币的体制了。在我看来这场危机还要持续，已经伤及经济的增长，也许还有更加糟糕的后果，比如说民粹主义的兴起，精英在欧洲却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等等。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使我们非常不满。他们没有办法采取恰当的措施来代表更大社区、更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问题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就变得更加严重，就算我们暂时把它抛开，它还会回到我们这里，而且是以更加糟糕的形势，在美国尤为如此。

我们一直很骄傲地说我们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我们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种政治体制，制定了这样的体制正是因为要让政府不能够专权独大。在历史上来看这种制度一直都很好用，但是在你需要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可以说很幸运，我们一直有很好的领袖，比如说像林肯，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做出集体性的努力。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一个有力的保障，在未来也会一如既往的像这样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存在了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让我们无法去做出重要的决策。如果我们的体制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我们要做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我要就此做结论了。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思考政治衰落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如果有政治的发展，与此同时又有政治的衰落，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就出现同时既增长又衰落的情况，所以就有很多的抗议团体，有一些银行家，有一些强有力的个人，都要使自己的权力能够在政治体制中有一席之地。但是美国很多人很讨厌这种做法，他们痛恨，但是无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历史上来看，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的精英绑架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比较固定化的模式，有一些传统，有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良好的政府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模式也面临着一些危机，就是在于我们缺乏制衡，一旦在集权国家之中出现了一个“坏皇帝”我们怎么办，如果有一个“好皇帝”我们可以很快地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稳定性。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够确保一直有好皇帝呢？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彻底地解决过，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我们就要看到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政治上的衰落对于每一个人的好处，我们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问与答

问：你是否同意任何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都必然会走向衰退？无论是基于宗教，基于道德，还是基于民主的这样一种建构。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它都会为这样的一种比较理性，但是比较自私的利益所驱动。

福山：我并不认为政治上的衰退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永远会面对这样的挑战。比如，民主国家有这样一个理论，如果精英阶级试图去攫取统治性，比较危险。因为本来理论上是一人一票，这样的话如果人们理解自己的个人利益是什么，并且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动员，他们也同意精英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来垄断权力、媒介，而且滥用他们的权力和金钱，所以有一些自我纠正的措施，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我认为民主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体制，因为自我纠正的措施使民主国家比较容易被组织起来。人们听到了，知道了政府的一些做法，并且给出自己的回馈，当然也不是一直这样。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悲观还是乐观，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这样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

问：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否会产生出一种同质性的情况？所以我们面对你的模式做出的是最佳选择还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形势之下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仅应当解决现在要被动化地去解决的问题，而且要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要以积极的方式去行进。

福山：我当然不认为大家最后趋向于同质谁跟谁都一样，因为大家也不想这样。我认为在历史上，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之下，人们都是有不同的逻辑，他们有自己不同的意义模式。

在现代社会之中情况有所不同，正如我所说，社会动员是非常重要的，我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图表，但是我认为中间的那个思想并不是从社会内部自发衍生，而是通过媒体，通过因特网来传播，思想得以交换，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任何一个社会之中，人们都可以获得更多的思想，并且使自己能够来适应情况。

如果你们思考一下日本的情况，在1950年代之后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有自己的宪法，有国会，但是日本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非常不一样，因为日本文化和美国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肯定会是有一些因素，亨廷顿的书《文明的冲突》是这样说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都会趋向封闭。而我认为，实际上都会有不同的交互，不同的覆盖，不同文化的一致性，尤其是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互相的交往更是难以避免。

问：你谈到几个维度，你把儒家放在什么维度？是放在政治中还是文化中？能请你解释一下吗？

福山：是在中间，就是思想和正统性这个维度。这是一个能够自我延续的哲学体系，它是关于社会应该如何运转的。它和其他的元素都是相关的，它是一种政府的理论、家庭的理论、社会关系的理论和正统性的理论。这是一个与其他元素不同的独立演化出来的，因为政府可以利用儒家来服务自己，但是它其实无法控制儒家思想的演化和儒家学者如何阐释儒家思想的。

在中国有一点很有意思，和天主教有点一样，它的意识形态是反映在体制中的，体现在官僚的培训中，所以它肯定是嵌入制度中的。不知道我的回答能否让您满意。

问：你的理论是历史决定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改善的方面可能也做不到什么了。

福山：这个问题很好，我首先强调，我并不是来做一个决定论、宿命论的问题，我不是强调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我认为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基础和两千年前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当时是农耕社会，相同的政治体制可以持续好几百年都不用改，因为当时的经济并不富有活力，技术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比如在清朝和汉朝的农耕技术，在很多方面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你进入现代以后，经济增长迅速的话就要发生改变了，你看现在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在中国和在西方，你会发现它会导致很多事情的转变。同时你要考虑社会流动性那个维度。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思想方面的问题，交通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思想就不可能囚禁于某一个社会之中了。思想在历史上都是传播的，比如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传到日本，但是今天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快。所以在我看来，你有两个不同的元素，第一个是这个社会有独特的制度来符合自己当地的国情条件，同时另一个元素就是，不同的社会有一种趋同，因为这些社会有的时候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都要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这些都是大家面对的问题。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还是欧洲，还是其他社会中解决问题应该都是类似的。所以我认为大家不应该想我们有一种历史宿命论说人类没有任何主动性。

如果你和欧洲比的话是地理不一样的，因为在欧洲的话，你有不同的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和其他之间，因为山、海都隔开了，它不可能形成一种全欧洲的帝国。但是在中国，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并没有中国这么强势，它们发展程度可能比较低。这也就是我对这个问题做出的解释。

问：你在演讲中提到“中产阶层”这个词很多次。我们知道不仅美国有中产阶层，中国也有中产阶层，这就是社会的主干。我的问题是，这种所谓的民主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必须拥有的吗？因为对穷人来说，他们要有民主，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对富人来说，他们也是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有很多财产。对于中产阶层来说可能就不一样，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财产，所以对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是不是非要民主制度呢？

福山：我觉得有一个强有力的广大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成功民主的前提，如果你这个系统富人很少，穷人很多的话，那么只会产生比较腐败的政治，因为有社会的怨恨感，有很多的民粹主义存在，结果统治者就会镇压被统治者。

所以拉丁美洲的很多政治体制就是这样的，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我们经常看到那里的民主制度受到破坏，因为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所以领导人煽动民众，破坏民主。

亚里士多德当时说的是对的，民主或者稳定，的确要取决于一个中产阶层，当每个人都在这个体系中有利益的时候，都不想推翻这个体系的时候，才会有社会稳定和民主。当然有中产阶层并不一定会导致民主，因为中产阶层可以被收买、被贿赂的，所以在民主和一个国家的阶层构成方面，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因果论。

问：你最著名的书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你在书中谈的那些理论，在这些年来是不是发生了一些转变？

福山：在过去20年间我一直考虑这件事情。我仍然强烈相信，一个成功社会的前提就是那些机制的平衡，在一个自由民主体制中，它的政府强势，但是它又受到问责和法律的限制，它富有很强的社会动员。

中国是不是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学习的另外一个模式？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中国是不是会一直保持这样一种稳定的威权制度，还是会演化？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更有信心一些，第二个问题没有信心。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模式”的前提就是这些历史的传承，对中国来说非常特殊，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这个制度的稳定性在其他国家就要打问号了。比如非洲的国家可能不会和中国一样，比如说强有力的政府、社会稳定等等。

中国未来制度的转变，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一直要提这个维度，那就是我认为中国社会是在转变的，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问题就是，现在这些流动的人，这些因为快速经济发展而流动的人，他们是不是在未来会满意于被排挤在政治进程之外。

我的感觉是他们不会的，他们会希望能够参与政治进程。以什么形势是很复杂的，不一定非得是选举制民主，比如就像欧洲和民主这样，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但是我认为这些改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且中国的经济模式在未来，如果没有更大的自由的话也是难以持续的，如果政府仍然严格监管控制的话也是无法持续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本文根据作者2012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与现场问答整理而成；英文稿经作者审订；译文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