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焱看美国】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崛起”
财经杂志 作者金焱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文 发自华盛顿
苏琦/编辑
每天早起,我都会先扫一眼谷歌的新闻版块。这是在美国养成的习惯,至少它能保证我不会漏看重大新闻。
“五一”期间谷歌推送的重大新闻里,没有China的字样,这真是少见的安静。
事关中国的报道在美国媒体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甚至很难找到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与之分庭抗礼。
这让我想起我的英国朋友Andrew,他从牛津大学本科毕业时,还是青葱岁月的大男孩儿,就拿到了英国在华的一个重要职位。那时我们在北京刚认识,对中文一窍不通的Andrew告诉我,大概在2004年前后,他发现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突然变成了常态,几乎每天都有一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这触动了还在学校念书的他的职业规划敏感:他的未来与中国有关。
如今青年才俊Andrew也搬到华盛顿,成为智库的一名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中国。
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世纪话题,但这个话题的走向在近二年陡然生变。几天前我和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在微信上聊天,他说,其实真应该关注一下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反应。
他的话让我眼睛一亮,这是个相当好的专栏题目。
美国人,和任何国家的人一样,都是不可量化的概念,套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三亿美国人眼中可能有三亿个不同的中国。
媒体报道的“中国崛起”、学者眼中的“中国崛起”、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商人眼中的“中国崛起”、投资者眼中的“中国崛起”以及普通百姓眼中的“中国崛起”,各有各的维度,各有各的视角。
实际上,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关心所谓的“中国崛起”,也不关心中国。他们每天在自己的世界中忙碌,即使和中国发生关系,可能就是购物时买了”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他们关心的只是价格和质量,到底是不是中国制造也不太重要。
我在采访华尔街的一个银行家朋友时,他引荐我和戴维•斯密克(David M. Smick)聊聊。斯密克是个传奇人物,做过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问题高级咨询顾问,还是索罗斯等传奇金融投资大师的业务顾问,被业界同行称为“最了解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人物。他写了畅销书《世界是弯的》以回应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书作获得好评,以至于有人打抱不平,认为他没必要非和弗里德曼搅在一起。
去年他出了新书,《大平衡: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创造适合每个人的经济》(The Great Equalizer: How Main Street Capitalism Can Create an Economy for Everyone),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精装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列第八。
身为投资、金融、经济咨询顾问,斯密克一张口就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而专业的比喻。他说,近来,几乎就是这两年的时间,人们对中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就像是在货币/大宗商品市场,各种趋势暗流涌动,某个趋势突然得以强化、并达到引爆点后,市场就向着新的方向迅速位移。
人们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因去年特朗普当选而得以强化。玫瑰色褪去,寒意渐浓。
网络的美国民意
怎样才能了解美国人如何评判中国的崛起?
在网上我找到了美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53%的美国民众开始对中国持积极看法。仅在两年前,这一数字还停留在44%。这一结果后面加的注解这样说:它具有标志性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中国和平发展认可度的增加。
对民意调查,我浅薄的理解是,问题的设计、调研方式的不同、样本选择的代表性不同,民调出来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所以,盖洛普的调查反应的是一部分美国人的观点。寻找民意的另一个方向是,看网络评论。
(美国的政策信号虽然混乱,却不难读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在转向强硬。图:金焱)
几个月前,《纽约时报》刊发了一个特写文章:中国崛起和“自由贸易”衰落之谜。文章提出的问题是:要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及其难以预料的后果的话,人们必须要问: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领导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者换个问题:为什么它不应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应该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工业补贴,以及基本上或根本不考虑“自由贸易”规则——发生了呢?
文章在最后一部分总结说,中国非但没有如预测的那样崩溃,反而再一次展示了道尔在谈及日本时所说的“融敏锐、伤痛与深刻的脆弱感于一体的民族自豪感”的力量。这种败落多年想要逆袭复仇的单纯野心,是美国从来都没有体会的。
文章在评论关闭前收集了176条评论,置顶的几条评论对中国直接或间接的评价包括:与自由社会相反的专制;完美的公司化法西斯国家;美国养虎为患;尽管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22世纪将不会属于任何人——为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而点赞最多的评论则说:鸦片战争重创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层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国家遭受了什么。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政府将为19世纪的过去而报复西方国家。
5月2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的署名评论,题为“打击中国侵略的工具”。当天文后共有61条评论,直接点名中国的两条评论说,对特朗普的大多数事情都不能苟同,惟有坚决支持他对抗中国;另外一条说,永不信任红色共产中国。
这些评论展示了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不过在网络评论中,向来不乏负面态度,无论指向是否针对中国,所以也只能算参考的一个维度。
我于是去求助社会学家。我的朋友Robert A. Gordon颇为知名,不过这点我是后来通过Wikipedia才知道的。Robert以研究智识、种族等而闻名。在平常接触中,Robert算是我熟识的美国人中最聪明、也最有幽默感的,他总能用三言两语就把大家逗乐。他的形象也充满喜感,不用雕饰就自带圣诞老人的神韵。
(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一个货摊。中国最后是否会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怀疑的情绪在加重。图:金焱)
Robert对我描述了美国人看中国的社会心理过程,他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最初始自传教士。传教士们传回美国的信息是,中国人勤劳聪明,这使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尊重和同情普遍而深厚。后来日本侵华及它带给中国人的苦难强化了这一看法。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不适甚至仇恨逐渐软化,随着日本恢复元气并开始繁荣而变成了尊重。日本制造的产品也从被嘲讽的对象变成了被推崇之物。之所以提到这一点,Robert说,因为美国对中国人的态度与对东亚人的一般印象相融合。
尽管面临新的经济竞争,但日本和韩国的崛起总的来说受到美国的欢迎。中国的崛起本来也可能遵循相同的模式,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民主制度的政府构成了挟制,使美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一种威胁,尽管他们对中国人依然怀有敬仰。
Robert引用了社会学中广为人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他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自认为有迫切赶上西方的必要,但这种迫不及待和中国采取的一些策略引发了美国人的担忧——说的不好听就是警惕。
中国崛起带来的五味杂陈
关于中国快速崛起的各种讨论,在2014年以后就在中国变得非常密集而认真,起码在网上是这样体现的。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所谓“崛起”有些无厘头。机构风险分析 (IRA) 公司联合创始人克里斯· 维伦(ChristopherWhalen)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中国“崛起”是个愚蠢的概念。中国一直就是重要的国家,只不过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战争和外来入侵。一旦中国内部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的回归就是自然而然的。
当我和不同背景的美国人探讨中国“崛起”时,很多人都有一头雾水的感觉。我只好改变方式方法,让他们告诉我,提到中国,他们脑海中出现的五个概念/画面/事物。
七个美国中产阶级背景的人分别给我的答案是:
A: 美食、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巨大的建筑工地、上海、美好的自然风光;
B:增长、科技、共产党、大米、中医;
C:基础设施、自行车的滚滚洪流、食物、巨大的浪费、朝代更迭;
D:乌泱泱的人、长城、古代文化、共产党、制造业;
E:血汗工厂、劣质产品、污染和生态危机、失业、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F: 好多人、古老的文明、日新月异、被各国所误解、神奇的汉语;
G: 丰富的历史文化、半个世纪的革命影响了全球的发展轨迹、毛泽东之后政治转型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带来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奇迹、在创新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固步自封的偏见;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并可能会引导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那些和中国有所来往的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话题有更切身的感受。一个美国外交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中国工作,对她来讲,中国崛起在摆脱贫困上真实存在的、也是了不起的,其它则要就事论事,不能用“崛起”两个字一概而论。
埃尔南德斯(EddyHernandez )是全球知名的阿根廷探戈大师,每年都受邀在各国表演并教学,今年春天他受邀去了北京和上海。刚从中国回来的埃尔南德斯因雾霾的影响,不时咳嗽几声,但他对中国的兴奋却溢于言表。他在中国用起了微信,感慨于中国的移动支付直接跨越了美国的信用卡阶段;他的中国学生在使用共享单车,他比较了中美共享单车价格和市场的区别后,对我说,科技创新在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市场真让人惊叹;而中国人是他认为中国必定超越美国的主要因素——他说,“我在全球教探戈,中国学生的年轻程度、对学习的认真精神,竞争精神让我印象深刻,也许阿根廷探戈的未来,就在中国。”
如果有共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共识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成功。
摩根大通一个高管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对我说,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有13亿的人口都必然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通过与西方世界相联、开放本国经济进行贸易往来而获益匪浅。从经济的角度,中国似乎成功地把计划经济与个人的财富创造进行了调和。这使得中国更像是不同“主义”的混合体,更恰当地说,是重商主义。
(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崛起让美国焦虑,美国人开始抱怨养虎成患。图:金焱)
当中国以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姿态出现时,Robert说,原则上,中国作为经济竞争者的崛起,应该与有领土野心的庞大军事力量的崛起分开;但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认为这两者密不可分。同样,在受过更多教育的美国人眼中,这种不可分割性常常被视为煽动爱国主义的策略,以维护对权力的垄断。
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的崛起应该不局限于目前这一种形式,这样美国人接受起来会容易些。但目前中国传来的信息是,中国的崛起似乎只能遵循一种形式,这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围攻中国变成国际共识?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段时间,斯密克告诉我,冷战结束,美国人、至少是美国精英们浪漫地相信,历史终结,全球化,中国将会不断开放并进入西方经济体系、与自由国际秩序相联通,所有人将从中受益。
虽然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精英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中国在搭免费车,但他们对中国一直留存希望,直到最近态度集体转向。
西方精英们并不掩饰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这体现在一些智库或研究机构的话题上。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Berliner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是迄今西方面临的最艰难的战略挑战(China Is the Most Difficult Strategic Challenge the West Has Faced to Date)。
关于“中国崛起”的分析文章甚至出现在美国的投资理财网站上,其中一篇文章声称,美国国防部大规模裁员已超过五年,北约成员国不愿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些给了中国崛起的空间。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说,“战略性耐心”在努力尝试后没有奏效,西方国家过去十多年来出现了致命的错觉,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对投资者和商业繁荣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斯兰极端主义还是南美洲和非洲的失败国家?没人能确定地回答,但未来几年人们需要警惕并采取政策来应对“意识形态驱动的中国政府”。
中国崛起的一个支点是沿着欧亚大陆轴心重划全球经济界线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精英们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也暗合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解读。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亚洲有自己的权力平衡,许多国家在担心中国权力的崛起。在回答“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重大战略的问题上,约瑟夫·奈说,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家哈尔夫·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掌控了欧亚大陆就是掌握了全世界。与之相对,美国的政策更倾向于19世纪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上将的理论,更强调于海上力量和边缘地带。“麦金德vs马汉,我赌马汉胜。”约瑟夫·奈说。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则话里有话的说,不一定只有白人才会成为新殖民主义者。很可能将来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日益增大其联盟,打击中国民族保护主义或游戏产业政策的尝试。
在维伦眼中,中国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依赖于与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非真正的,可持续的内部需求。他认为 “一带一路”就是个例子,它靠加大小国的债务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将以经济灾难收尾,同时在地缘政治上制造问题。
在北京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最后在所有期待中悄然散场,吃瓜群众都觉得一定是水太深,分歧太大,双方在关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可能要吵上相当一阵子。
水到底有多深,要看美国甚至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多大。
(对中国的不满如果继续发酵,将来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会联合起来打击中国有保护主义倾向的产业政策。图:金焱)
斯密克告诉我一个最近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春季会议上的细节。这个例行会议每年都会聚集各国财长和央行官员及相关金融人士,很多人都和斯密克相交甚密。
斯密克对我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事实上,欧盟国家的人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对特朗普的关税行动不是特别感兴趣。但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强制技术转让方面问题巨大。他们直接明言,如果特朗普指向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的方向,他们就会跟从。”
这些国际金融官员们提到中国时用的词是”不公平“,”令人发指“,斯密克听到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策制订者相似的抱怨,他们说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巨大的错误,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去遵守规则。
斯密克对我描述这些场景时说,“我真是很惊讶,如果是两年前,根本就不可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然后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高官也做了相似的表达。所有信息指向都很明白,特朗普打响了对中国的第一枪,使包括欧洲在内的力量重新开始评估中国。欧洲希望特朗普停止在关税上争执,西方应当集中力量来应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
我有一个相识三、四年的朋友是典型的美国白人,一个富庶的农场主,以画油画、赛马为乐。我们的谈话从来不涉及中国。几天前他忽然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要偷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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