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语言政策 双语教育 泰南穆斯林地区

内容提要

泰南穆斯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民族构成以及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因素，成为泰国在语言教育模式和政策方面独具特色的地区。2004年以来，泰南穆斯林地区伊斯兰分离主义活动频繁，曾多次爆发恐怖袭击事件，对泰国国家安全造成重要影响。泰国政府也试图从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寻找解决泰南问题的有效途径，但都收效甚微。在泰南地区实施双语教育是泰国在实施“以母语为核心的多元语言政策”背景下的新举措，反映出泰国政府对泰南地区语言教育的重视以及泰国相关学者和研究机构对解决泰南危机的新尝试。本文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泰南穆斯林地区双语教育实施计划的背景、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及项目的实施对国家安全的积极影响，以期为中国解决类似问题提供参考。

泰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根据泰国国家统计办公室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泰国的穆斯林有239万人，占人口总数的4.9%。根据泰国教育部的定义，泰国南部边境地区包括北大年、陶公、惹拉、沙敦四府和宋卡府的四个县，总面积为16409.61平方公里，人口约234.87万人，穆斯林所占人口比例为62%。泰国穆斯林按照日常所使用语言分为泰语穆斯林和马来语穆斯林，由于沙敦府的穆斯林大多属于泰语穆斯林而北大年、陶公、惹拉、宋卡(四县)的穆斯林人口以马来语方言为主要使用语言，因此也有学者把这四府地区称为“深南地区”。从15世纪开始，泰南穆斯林地区属于北大年伊斯兰国，在北大年伊斯兰国被正式纳入泰国版图之前，该地区一直与暹罗中央政府处于独立和臣服交错状态，在臣服时向暹罗政府进贡金银树以表忠诚。1786年，拉玛一世派兵征服北大年，1906年拉玛五世朱拉隆功推行行政改革，暹罗对这一地区的绝对宗主权正式建立。1932年，泰国宪政革命后该地区才被划分为北大年、陶公、惹拉等府。该地区83%的人口为穆斯林，日常使用的语言以当地的马来语方言为主，泰语处于次之的地位，第三位是马来语。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国内、国际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的影响，该地区恐怖爆炸袭击事件不断。根据国际知名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5年的“全球恐怖指数”排名，泰国位列第10，属于较高危险地区。

造成泰南穆斯林地区民族分裂主义运动频发的原因既有历史、文化、宗教的原因，也有长期以来泰国实施的国家民族主义政策以及动荡导致南部政策随之不断改变的政治原因。虽然泰国政府提出过许多解决泰南危机的措施，包括与分离主义组织各派力量多次谈判等，但都收效甚微。笔者在关注泰国语言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泰国国内语言政策正从原来的以单一语言、单一国家为特征的隐性政策开始逐渐转向以多元、包容为特征的显性政策，泰国政府包括许多泰国学者都把语言教育尤其是双语教育的施行视为解决南部危机的重要措施。泰国语言政策的制定机构——皇家学术院在其语言政策规划最新文本(2017)中明确提出，泰国未来的语言政策将以母语为核心，并将国家安全、各民族和谐共处作为语言政策规划的三大目标之一，说明泰国已经将语言政策规划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结在一起。泰国教育部和泰国皇家学术院的双语教育研究团队都开始研究并着手进行相关项目，一些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成效最为明显的是泰国玛希敦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研究院(RILCA)教授素维莱·普瑞斯莱特(Suwilai Premsirat)领导的团队于2007开始在泰国南部穆斯林地区开展的为期9年以母语为基础的双语教育项目。素维莱教授同时担任泰国语言政策规划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泰国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少数族裔的语言政策部分。笔者认为这是泰国通过在泰南穆斯林地区实施双语教育的形式，寻找解决泰南问题以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新途径，同时也凸显了新时期泰国政府和学者对过去“单一文化、单一语言”的民族主义文化教育政策的反思。

一、泰南穆斯林地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教育概况

泰南穆斯林地区日常使用的语言以当地的马来语方言为主，泰语处于次之的地位，第三位是马来语。据统计，泰国南部以马来语方言为家庭使用语言的有146万人，占四府总人口的76%。马来语方言也称为“北大年马来语”，属于南岛语系，和马来西亚所使用的马来语相近，但马来西亚语是用拉丁字母书写，而泰国的马来语方言只用于口语，没有文字。在一些相关文章和资料中经常看到泰南地区方言是“亚威”语的论述，但经过笔者向泰国相关学者求证，所谓的“亚威”语实际上指的是阿拉伯语的一种变体文字,大多用于宗教场合，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不使用该语言。泰语、阿拉伯语、“亚威”语和拉丁字母的马来语是泰南穆斯林地区的主要书写语言。

泰南穆斯林地区民众的正规语言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由于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泰南地区的学校形式相对于泰国其他地区而言要更加复杂，分为正规教育(1760所，约有学生60万人)和非正规教育(3987所，约有学生33万人)两类，在每类中又分成公办和民办教育机构。泰南穆斯林地区的学校教育和伊斯兰教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非正规教育，只有隶属于泰国非正规教育厅的学校才教授除伊斯兰宗教文化之外的普通课程，其他非正规教育学校只教授伊斯兰宗教文化相关课程，相当于伊斯兰宗教学校。

对于当地穆斯林孩童而言，由于宗教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会选择进入正规教育体系的民办宗教和一般课程学校(由传统宗教学校转变而来)或多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体系的民办学校，包括在周六、周日进入设在清真寺的达第卡(Tateeka)宗教学校学习。

(一)正规教育体系下的民办宗教和一般课程学校的语言教育

1973年，泰国教育部成立了民办伊斯兰教学校促进委员会，试图发展一种同时包括宗教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学校机制。它们为学生提供国家认可的文凭。在政府的推动和政策支持下,一部分的传统宗教学校发展成民办宗教和一般课程学校。其课程按照泰国教育部全国统一的泰语课程标准加上特别针对泰南穆斯林地区的伊斯兰教课程标准(2003)实施。上午是宗教课程,教授伊斯兰宗教经典、伊斯兰历史文化以及马来语、阿拉伯语，下午是社会、科学、泰语和英语等课程。泰南穆斯林地区的此类学校有约266所，学生14万人，占所有穆斯林学生入学比例的60%。

(二)非正规教育体系民办学校的语言教育

非正规教育体系下民办学校的语言教育主要分为两种类型:达第卡和传统波诺。达第卡是在周末时间向5～12岁穆斯林儿童开放的宗教学校，一般设在居民区或清真寺内，教学内容为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教规及马来语书写,目前泰南穆斯林地区的达第卡有大约2103所，学生约20万人;波诺为北大年马来语，来源于马来语“ponded”意为“可以住宿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在泰南穆斯林地区，每个乡镇都至少有一所波诺。波诺对学生的年龄没有要求，教学内容以伊斯兰教义为主，波诺同时也是培养伊斯兰宗教教师的场所。目前，泰南穆斯林地区有注册的波诺386所，学生21642人。

以上三类民办学校的语言教育都以马来语方言和“亚威”语、阿拉伯语为主，只有民办宗教和一般课程学校有部分泰语课程，教学语言也都以马来语方言为主。另外，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2011年的数据显示，在该地区全部875所小学中，有758所学校位于乡村，且100%的学生母语为马来语方言。该地区的学生如果选择公办学校，一入校即进入泰语授课模式，缺少母语(马来语方言)到泰语的过渡模式，加大了学习的难度，造成学习成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泰国教育部2008年对全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测试，该地区25.5%的学生阅读困难，而全国平均是4.18%。如果选择民办宗教学校,虽然马来语方言授课减少了学生在语言上的困难，但因为泰语教学的缺乏和宗教教学的加强使学生逐渐对泰语和国家失去认同，也无法融入泰国主流社会，只能选择去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更有一部分人因此加入极端宗教组织。近年来的资料显示，泰南分离主义运动的成员有来自波诺和民办伊斯兰学校的穆斯林学生。因此，让穆斯林学生跨越语言的障碍，更多地选择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成为他们融入泰国主流社会、提升国家认同感的重要条件。

二、泰南穆斯林地区安全问题对新时期泰国语言政策的影响

(一)以“民族、宗教、国王”三位一体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单一语言政策

自13世纪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建立以来，泰国在长时间内秉持“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民族主义语言政策。尽管使用标准泰语的人口只占泰国总人口的1/3，但由于泰国地区的民族矛盾相对比较平和，一直以来各民族的语言隔阂和语言冲突问题并没有凸显，20世纪初，面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威胁以及国内主权的困境，曾经留学英国的拉玛六世模仿英国“God Queen and Country”模式提出了将“民族、宗教、国王”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作为维护国家认同和政治稳定的方略，完成以泰族人口和泰族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建构以及非泰族人口、非泰族文化的泰化和国家整合进程。他认为决定一个人归属于一个国家的两大要素是语言和国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语言一样，当大家都说同样的语言时，即可感觉身处同一群体。泰国统治精英为了权力集中的需要和配合“国家民族主义”政策的实施，把“泰语”看成“泰国”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非泰语”和“背离爱国主义和公民义务”相联系。

1918年，泰国颁布《民办学校法》，要求所有学校必须提供每天至少3个小时的泰语课程;1921年，实施《初级义务教育法》，规定无论性别，所有孩童必须在7岁至14岁到学校接受教育。1936年，泰国颁布新的教育法案,规定公办学校的所有教科书由教育部准备，书写语言为泰语，而公办学校的教学语言为标准泰语。在以上法律的实施下，泰语成为泰南穆斯林地区正规教育中唯一的教育媒介语言。

1938年，披汶·颂堪成为泰国总理。在披汶执政时期，开始通过行政权力强制推行单一语言和文化归化政策，1939～1942年,共颁布了12个政府通告，作为国家规定的公民规范和行为准则。其中第9个通告的内容是，作为优秀公民应该学习和掌握标准泰语，并有责任推广标准泰语。在泰南穆斯林地区，披汶政府取消了小学阶段马来语的课程，禁止用马来西亚的课本在学校授课，把佛教徒从其他地区迁入定居，把穆斯林学生努力培养成信仰伊斯兰教同时又具有国家意识的泰国公民。

正如伊斯曼(M.J.Esman)在《东南亚地区的语言政策与政治共同体》(Language Policy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一文中指出:泰国政府一直以来执行的是强硬的单一语言政策，以至于不愿承认泰国有方言存在。特别是高层从未质疑过泰国的单一语言政策。对泰国归化语言政策提出反对的人群主要是边境的穆斯林及华人移民。尤其是泰国南部的穆斯林，曾要求行政文书使用马来语。

(二)单一语言政策是导致泰南穆斯林地区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

以标准泰语为核心的单一语言政策尤其是单一语言教育政策遭到少数族群特别是泰国南部穆斯林的强烈反对，捍卫自身语言权利和宗教文化成为抗议活动的重要诉求。

1924～1925年，北大年公办小学的学龄孩童入学率还不到30%，马来穆斯林父母认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及文化控制，意图消除马来穆斯林的语言和宗教特征。1937～1975年，泰国南部发生的与语言有关的抗议事件共有6起，反映了当地少数族群对单一语言政策的不满。1947年，被视为“泰南分离主义之父”的哈伊苏龙成立“北大年人民运动”，号召穆斯林领袖共同合作来捍卫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和伊斯兰法。同时，向中央政府提出7条诉求，其中第2条为把马来语和泰语都作为官方语言，第4条为小学阶段的语言教学以马来语为主。但泰国政府认为哈伊苏龙的要求过于激进，担心会造成泰南穆斯林地区区域自治，最终所有诉求都被泰国政府拒绝，哈伊苏龙本人也被逮捕入狱。

在泰国同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泰南的反抗活动由最初的请愿、谈判慢慢发展为武装分离主义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军人独裁统治时期，马来穆斯林被当成次等公民，他们大多将孩子送到没有人讲泰语的波诺和民办伊斯兰学校上学。

传统波诺是培育穆斯林宗教精英和社区领袖的摇篮，穆斯林社会的宗教人才基本都来自波诺，满足了穆斯林社会的人才需求。波诺采用马来语教学，一些高级课程采用阿拉伯语。波诺的教师通常是来自从阿拉伯国家学成归来并在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学者。

最受尊敬的宗教精英成为波诺教师和清真寺官员。传统波诺具有民间性质和相对的独立性。然而，自从曼谷政权控制北大年地区以来,中央政府就认为波诺是同化马来穆斯林的主要障碍。因此，对波诺的改造成为当代泰国南部同化政策的重要内容。

1961年，沙立政府在泰南四府实施“教育促进计划”。这一计划通过对波诺的财政资助来要求波诺在政府进行登记并引进其他课程，这是国家权力对传统伊斯兰教育体制的有力渗透。1964年，政府决定所有注册的波诺停止用马来语教学，而且不再增加新的波诺。1971年，政府规定了波诺注册的最后期限。当时泰南四府有537家波诺，10年后有109家被关闭。政府对注册的波诺进行了财政和师资投入，为有超过40名学生的波诺提供书本和教学设备;世俗教师被委派到每个波诺，教授泰语和其他世俗科目;所有课程的课本由教育部准备。按照“教育促进计划”，波诺必须采用泰语教学。2004年4月5日，南部地区关于教育政策的诉求再次递交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但遭到部分成员的反对，议案遭到搁置。2007年，对于国家调解委员会建议将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炳总理说:“因为我们是泰族，所以我们无法接受这项提议。这个国家是泰国，语言是泰语，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学习泰语。我们必须以身为泰族为荣，并且让泰语作为唯一的国家语言。”

由于泰国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秉持民族主义政策，缺乏对多元文化的接纳和融合，加上伊斯兰文化的独特排他性,泰南穆斯林地区的父母不愿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更愿意让他们在宗教学校接受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语、马来语教育，国家通用语——泰语教育的缺失造成的语言隔阂成为马来穆斯林无法融入泰国主流文化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培育分离主义的土壤。

(三)单一语言政策向多语言、多文化的语言政策转变

泰国单一语言政策的转向是以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为起点的。受到该宣言的影响，泰国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种语言”的观点，并于2008年举办了首届“语言政策国际研讨会”，同年成立了“语言政策委员会”，确定了泰国语言政策的六大主题:一是泰国国内学生的泰语学习问题;二是少数民族族裔的语言问题;三是电子商务语言、邻国语言和工作语言问题;四是外国劳工的泰语教育问题;五是残疾人士的语言需求问题;六是翻译标准的问题。泰国总理阿披实和英拉都曾对语言政策工作做过专门批示，两届政府的副总理也都同时兼任语言政策项目的负责人。2014年年底，围绕以上六大主题的《泰国语言政策规划草案》出台，标志着泰国语言政策规划第一次有了正式的文本。泰国玛希敦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研究院的素维莱·普瑞斯莱特教授作为泰国濒危语言与文化保护领域的卓越学者担任了泰国语言政策规划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少数族裔的语言问题版块，素维莱教授领导的团队于2007开始在泰国南部穆斯林地区开展为期9年以母语为基础的双语教育项目(Mother Tongue Based－Bilingual Education)，旨在提高泰南穆斯林地区儿童的马来语方言和泰语能力，达到泰国教育部对相应年龄阶段学生的课程标准要求，同时促进学生对泰国文化和当地马来文化的认知与热爱。

三、泰南穆斯林地区双语教育项目的具体实施策略及阶段性成果

双语教育项目在具体实施前，针对马来语方言及泰语的对比研究、教材的拟定、课程的设置、教师的培训、实验组和对比组对象的选择、家庭及校外社区的宣传等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该项目是以泰语字母来标注马来语方言的方式来进行马来语方言的教学，泰语属于侗台语族，马来语方言属于南岛语系，二者在语音、语法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该项目以学习者为核心，设计整个教学框架，实现学习者从母语(马来语方言)学习到泰语学习的阶梯状递进，完成转移型双语教育，最终达到泰国教育部对相应年龄阶段学生的泰语课程课标要求。整个项目根据实施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历时9年。第一阶段:2007～2010年，幼儿园一年级到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二阶段:2010～2013年，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到小学四年级(第一学期);第三阶段:2013～2016年，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到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

(一)项目实施的理论基础

让·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把人类认知发展过程分为感知运动阶段(0岁至2岁)、前运算阶段(2岁至六七岁)、具体运算阶段(六七岁至十一二岁)、形式运算阶段(11岁、12岁后)。其中，前运算阶段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特点是该项目确定将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重要依据。

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C.Anderson)的对图式理论的阐释。他指出理解新事物和新信息并做出相应反应的基础是头脑中已经存在的认知图式。因此，泰国南部穆斯林地区儿童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学习与其知识背景及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

阿尔波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班杜拉提出的观察学习是人类间接经验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双语教育项目的具体实施中，该理论融入了对学生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的培养，如对学生的褒奖、学生对老师的模仿和某一练习的反复等。

利维·维谷斯基的语言与思维关系理论。他主张思维就是主观的语言，儿童所掌握的语言结构因此成为他们思维的基本结构。这也意味着思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由儿童的语言能力所决定。在该项目中，学生内在思维能力的提高也是通过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来完成，学生语言表达的内容也一定来自其生活实践。

(二)双语教育项目的实施和各阶段教学目标

在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项目组首先在北大年、惹拉、陶公、沙敦四府各选择两所幼儿园，共8所，实验对象为幼儿园一年级学生，共191人。8所幼儿园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另一组为对照组，从2008学年开始对实验组进行两个学期的双语教学，对对照组按照教育部原有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这8所幼儿园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大部分的学生以马来语方言为母语;二是每府的两所幼儿园社区环境相似;三是实验组的教师能够说马来语方言。项目实施的第二、第三阶段选择四所公办小学作为实验组和四所小学作为对照组，共170名学生。

整个教学体系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马来语方言与泰语并行的语言教学;二是教学语言从马来语方言过渡到泰语的其他科目的教学。项目的实施时间段是从幼儿园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共8年时间。每个阶段对语言教学要求及教学语言的选择如表1所示。

(三)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在项目第一阶段完成后，惹拉师范大学和美国盐湖城大学应用语言学中心(Center of Applied Linguistics，SLC International)的联合测试表明,实验组的学生四门科目(科技、数学、宗教文化、泰语)的测试成绩都高于对照组的学生。在幼儿园阶段，项目组运用TPR训练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项目组在每个阶段的总结报告中都会对学生的语言接受能力是否提升以及对家长、学校、社区是否认为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兴趣有所提升做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家长认为，通过双语教育项目学习，学生不再害怕表达，尤其是用泰语表达，同时老师、学校、社区也都对教学的效果感到满意。

在项目的第二阶段完成后，项目的教学范围由4所学校扩大到16所，并被泰国国家研究资助基金委员会评为最佳科研项目。在该项目的基础上，2013年11月，泰国教育部成立边境及特殊地区教学发展委员会，组织开展双语(多语)教学。

2016年，在项目的第三阶段完成后，实验组学生的相关能力测试通过率达到72%，而该地区的平均通过率为44.65%。项目负责人素维莱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该项目最大的成功在于实验组的学生能够用泰语和老师进行交流，可以真正地听懂泰语、说好泰语，并且可以用泰语进行阅读。

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双语教育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让穆斯林学生从母语顺利过渡到泰语学习，提高学生的泰语能力。《泰国语言政策规划草案》中明确指出提高国民的泰语水平、增强国家认同感是泰国语言政策规划的目标。在该项目中，泰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泰南穆斯林地区的双语教育项目整个实施过程中，学生泰语能力的提高贯穿始终,教学语言也从马来语方言过渡到泰语;第二，用泰语字母给马来语方言注音，让学生从起始阶段就建立起泰语和母语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为下一阶段的泰语教学打下基础。至今已有不少发表的实证性研究表明，用学生较弱的语言进行教学会带来诸多教学内容方面的问题。从母语到国家通用语的过渡有了双语教育作为桥梁，无论对泰南穆斯林学生而言还是对家长而言，语言教学包括以通用语为教学媒介的其他科目教学，都不再困难重重也乐于选择，这也将促使更多的学生进入公办小学接受正规教育。

四、泰南穆斯林地区双语教育项目对维护泰南地区安全所起的积极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国内、国际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的影响，泰南穆斯林地区恐袭事件不断。2004～2016年，爆发了19000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6544人死亡(见图1)，成为泰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泰国政府也尝试用各种方式解决泰南争端，至今未果。参加分离主义运动的人员，除了少数外国人外，大部分是当地穆斯林民众，他们从小在当地接受宗教教育，无法用泰语沟通，和泰国主体文化背离，长大后只能去国外接受更为极端的宗教教育。2012年的数据显示，泰南小学毕业生25.3万人,中学毕业生减少到20.9万人，最后只有3.6万人进入泰国国内大学继续学习，将近1.1万人去国外留学，主要是去沙特阿拉伯、埃及、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伊斯兰国家。另外，泰南穆斯林家长一直以来对泰国教育部的泰语教育政策持排斥态度，认为那是对当地文化和民族性的破坏,是有意让学生远离伊斯兰文化，是隐形的“文化殖民”政策。因此，泰国政府包括越来越多的泰国学者意识到，教育是未来泰南争端解决的唯一钥匙。2017年3月，泰国教育部制定了《南部边境地区教育发展20年特殊战略(2017—2036)》，明确提出未来20年泰南地区教育发展的六大战略，其中位于首位的战略就是教育，其目标是提升国家安全,说明泰南穆斯林地区的教育与泰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以母语教育为核心的双语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能力并增强国家认同感的重要条件，只有解决语言的问题，才能正确认识两种文化，树立国家主体认同感，解决纷争，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处。(注释略，责任编辑: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