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在印度旅行时，游客常会迷惑于不同民族、地域和宗教的变幻多端，有时甚至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是在同一个国度吗？”

直到今天，南亚次大陆仍是全世界民族和宗教最多的地区。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这个地区大多处于由众多部落或土邦分治局面，很少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

“团结雕像”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印度揭幕的“团结雕像”（ Statue of Unity），一座巨型的帕特尔塑像。

帕特尔被认为是统一印度的塑造者，独立之初，作为内政部长的他劝说500多个土邦加入了印度共和国。有媒体评论说，“没有帕特尔，就没有今天的印度——那片我们在政治上和地理上称之为印度的土地”。

但诚实地说，印度今天的地图是英国人画的。印度目前有关统一国家的概念，印度人如何想象他们的边界线，甚至连印度教的名称，都是由外力定义的。

近500多年来印度的两次大一统，都是由侵入的外族力量实现的，先是拿着《古兰经》的穆斯林收服各地的土邦，接着是捧着《圣经》的英国人开进来，软硬兼施地吃掉了还有几口气的莫卧儿王朝。

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100多年间，一家公司（东印度公司）从做贸易开始，最终成为南亚次大陆最富庶地区的统治者。它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有铸币权，堪称全球企业史上的奇葩。由东印度公司起笔而后由英国女王接续书写的“英属印度”的历史，成了西方文明扩张史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由此跨国企业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延续至今。

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有铸币权。

“英属印度”在1945年走到了它的终点。趴在二战废墟上的英国人，无力再维系偌大的帝国，在做出“印巴分治”的方案后，仓促撤出了南亚次大陆。受命在4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划界的是一个名叫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的英国律师。拉德克利夫对印度知之甚少，也不打算花时间去了解。根据几份过时的地图和人口调查材料，他在1947年8月9日划定了印巴边界，农田、村庄、甚至农舍被一分为二。这时距他抵达印度的1947年7月8日刚好一个月。

拉德克利夫大概不会想到，他匆匆画下的这条线在后来的70年里引发了四场战争，最惨烈的一场直接导致孟加拉国（原“东巴基斯坦”）的诞生。而在印度内部，“团结”同样如履薄冰，殖民者来了又走，次大陆各邦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管理体系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直到今天，印度各邦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税费制度，“跨邦费”就是其中之一。从德里到阿格拉，我乘坐的出租车走的是高速，一共过了四个收费站，都交了费。但下了高速之后，我又看到司机停车路旁，拿出一叠文件下车到路旁的一排房子里办手续。问后方知，他交的是跨邦费。

印度公路旁的收税站

在去阿格拉、斋普尔的三日行程中，我们经过了四个邦，除了要交高速公路的过路费之外，还交了四笔跨邦费：北方邦（240卢比），哈里亚纳邦（100卢比），拉贾斯坦邦（500卢比），新德里（100卢比），加在一起就是940卢比，约合100元人民币。钱数不算太多，但挺麻烦。设想一下，如果有人在多邦之间跑运输，那就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一位在印度工作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在印度经商，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应对复杂的税收体制。印度的商品和服务税是中央和各邦及中央直辖区各收各的，税率更是层次繁多。企业的产品从一个邦运到另一个邦，要缴纳不少乱七八糟的税。莫迪政府去年推出自独立以来力度最大的税改方案，要把印度500多种复杂的地方和联邦税种统一到一个单一税种中，但现在看来各地的阻力非常大，什么时候能完全落实到位还很难说。

一国之中有如此繁多而分化的税收，足以显示出各地政府各自为政的特点。这种各行其是的行政管理体系，一方面使次大陆民族、宗教的多样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让印度的“统一”十分脆弱。

印度第一官方语言是印地语，第二官方语言是英语。根据印度统计局2011年统计，印度共有22种官方语言，122种主要语言，1599种其他语言。人口超过100万语种的有30种，超过1万的有122种。

多语言、多民族的背后，是南亚次大陆众多的土邦。1947年印巴分治时，南亚有584个土邦，占据了次大陆近半的土地。理论上，它们并不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英国人退出时，准许它们自由选择加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这才有了帕特尔劝说500多个土邦加入印度的“丰功伟绩”。加入印度后，这些土邦的王公们继续享受政府的补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被取消。

无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还是信奉基督教的大不列颠，都创造了一种与土邦稳定相处，而不是将其强行改变的管理制度。当然，他们曾经或多或少地尝试过改变这种结构，但均因难度太大而放弃。

殖民者发现，让各个土邦延续原来的治理权，让民众继续信仰他们原来的神灵可能是维持帝国稳定的最佳方式，可以让他们以最少的成本实现了稳定的统治。

土邦接受了英国的殖民，王公们甘愿为殖民者服务，以换取继续行使各邦的行政管理权。以至于被马克思嘲讽为“世袭王公是英国专制制度最驯服的工具……当前丑恶的英国统治制度的支柱，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

英国人掌握着治国大权，监督着帝国产业链上的分工合作，榨取帝国强大所需要的财富，将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大部分国土兼并为英属印度。根据印度官方数据，1947年印巴分治时，英属印度共有区区980名公务员，其中468人是欧洲人，352人是印度教徒，101人是穆斯林人，其余的是锡克人、帕西人、基督徒等。正是这不到1000人管理的体制统治着有3亿多人口的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区域。

在一些地方，殖民者还刻意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手段，隔断不同民族之间原有的联系，人为“制造”初一些少数民族的“邦国”。

当时缅甸的一部分也属于英属印度。英国学者埃德.R.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当英国人最初取得控制权的时候，掸人（傣族）和克钦人（景颇族）不但是政治上的盟友，而且比邻而居。 “在18个前缅甸掸人的村寨中，有6个住的全是克钦人，在其中8 个村寨里，克钦人的房子紧挨着掸人的房子，只有4个村寨住的全是掸人。整个（这一地区的）掸人都生活在克钦人的保护下，双方时有互利互惠。克钦人只要求很少的贡品，在其他方面也不算是严苛的领主，同时掸人可以自由地专心从事由他们把持的贸易，并由此竭尽所能地从克钦人那里获得利益。”利奇说，这类情形对于殖民官僚而言根本就是诅咒，结果毫不意外地被人为切断了。

一个碎片化的印度，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却给独立后的印度国家建构留下了后患无穷。当然可以争辩说这样的治理模式保存了次大陆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但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国家的身份认同无法建立在多样性之上，而必须基于某种核心的价值观。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打着民族主义大旗的莫迪政府会豪掷4亿美元来打造世界最高的“团结雕像”——当然其效果是促进了团结还是加深了分裂，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和印度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至今都无法跳脱西方殖民者的定位。对它们而言，“国家”不过是由殖民者按他们的治理需要，或者是与其他殖民者争夺之后在地图上勾出边界线而人工合成的。而它们的历史也只是西方扩张史的延伸，作为解读西方主导的近现代历史的附注出现。

今天世界上多数的边界争端都与西方殖民史及其遗留的“人工边界”（artificial borders）有关。中印之间也不能幸免。1914年英国人大笔一挥将西藏南部划入英属印度。这条“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而印度作为“英属印度”的继承者却奉以为国际边界，中印边界争端由此而生，延宕七十余年而未决。这两天，中印新一轮的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鉴于前二十轮突破欠奉，双方或许可以考虑跳出旧有思路，在西方定义的“国家”之外寻找新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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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