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

中苏关系恶化非一日之寒，有着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外交战略的不同等多方面原因，然而归结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便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家利益的冲突。

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苏共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三和”路线，并希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遵循，这是一种将他国外交政策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轨道的行为。此次会议，苏共部分对传统马列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和修改，这容易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团结。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此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苏共二十大造成了巨大影响和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中国共产党同苏共的主要分歧在于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用需要武装夺取政权的“和平过渡”路线，和全盘否定斯大林两个问题。“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事件后，中苏开始走向意识形态的分化，在之后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对中共代表团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此次会议上中共被污蔑为要“发动战争的疯子”，被扣上了“教条主义”“假革命”“左倾冒险主义”等帽子。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上述攻击做出了反应，中共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斗争和要求，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谴责了赫鲁晓夫利用手中的指挥棒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的企图，中共严正声明“我们党质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 《人民日报》1960年6月22日] 此后，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个过程长达十年，被称作“中苏十年论战”。这场论战的后果，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除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苏联还在多个方面都做出了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破坏中苏关系的举动。

赫鲁晓夫上台后积极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外交政策。并且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服务于这一外交政策。然而中苏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是不同的，中国出于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目的所采取的行动也是难以和苏联的设想达成一致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为了惩罚台当局挑衅行为，维护主权，1958年中国政府决定炮击金门，马祖。苏联在此问题上同中国分歧严重，赫鲁晓夫担心这将中断缓和美苏关系的进程，担心这将引起同美国的军事对抗。苏联指责中国的行动导致了“在远东形成了直接的战争威胁”。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共建长波电台的计划，然而该计划按照苏联的设想执行后将会伤害到中国的主权利益，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同年，周恩来总理曾致信时任苏联联合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请求在建设海军的过程中得到来自苏联的技术支持，然而苏联提出了共建联合潜艇舰队的要求，这也将损害中国主权因而也被中方拒绝了。1958年“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加深了两国两党间的芥蒂。双方在1957年10月签署的有关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议被苏联于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1960年7月16日，苏联召会中国政府要求撤回援华专家顾问，之后苏联共撤走援华技术专家1390人，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及343个专家合同，废除了257个科学合作项目。苏联在此时撤走专家顾问对其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两国两党分歧加深关系趋冷的背景下，中共曾派出代表团出席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强调中苏友好并访问苏联，意图修复双方不断恶化的关系，然而收效寥寥。1960年8月和1962年4-5月，苏联在新疆挑起两次边界事件。打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自始至终支持印度对抗中国。当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规模较大军事冲突时，苏联直接为印度提供军事援助。1964年，当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主动接触勃列日涅夫希望缓和关系，但无果，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实国家利益的冲突让中苏距离关系破裂和直接对抗越走越近。六十年代中后期，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制造给中国的军事压力。终于在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爆发了军事冲突。此次事件使得中苏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双方边防军均进入战备状态。

中苏关系趋冷和恶化，对中国军事建设的冲击首先体现在外部援助的减少和中断。双方在1957年10月签署的有关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议被苏联于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失去了苏联的帮助，中国核武器发展遇到了技术人才多方面的困境，同时将还面临着来自苏美的核威胁。1960年7月16日，苏联召会中国政府要求撤回援华专家顾问，之后苏联共撤走援华技术专家1390人，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及343个专家合同，废除了257个科学合作项目，其中包含如人造卫星和导弹的研发等重要国防军工项目，其中许多项目甚至因此一度中断。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终止援助的行为对中国军事国防建设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失去了外援，中国军事工业面临着缺乏技术缺乏资金的困顿局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不仅失去苏联的援助，中国外部环境并没有改善反而较之前恶化了，苏联从中国曾经的紧密盟友转变为了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 的国家，不仅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而且还利用核武器对中国不断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同时美国也在南方和沿海地区对做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毛泽东在分析形势后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中国必须具备防御威胁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我们是不打出去的。不要受挑唆，你请我出去我也不去。但是你要打来呢，那我们就要对付了”[ 《建国后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周丹丹] ，中国在这样境遇下开始了独立自主进行军事建设的历程，并在艰苦的外部环境下取得了巨大成绩，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在之后的两年，核武器研制迅速发展，自此中国拥有了反制美苏核讹诈和核威胁的底气。在其它军工领域中国也在自主建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中国的运载火箭和导弹也在这一期间研制成功，“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于1970年发射成功。

在五十年代苏联对华进行军事援助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许多苏军的经验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苏联因地广人稀的缘故，训练场建立的宽广，而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如建立过大的训练场将出现许多现实问题。再比如苏联海军建设上也不符合中国漫长海岸线防御的国情。没有了苏联的影响，中国在军事建设可以更加自主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失去了外援，中国军事被迫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渐渐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有了自己的军事体系和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战略，在军事装备上融贯东西自成一派，许多武器装备也已走向世界市场。

自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后，双方之间面临着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为了能够在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双方也在新的常规武器研制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中国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和可能到来的战争，在党中央的要求下各军工部门开始研制针对苏军的武器，中国各级军事单位也开始探索和研发针对苏军的战术战法。“珍宝岛战役”后，解放军认识到了自己在反坦克武器上的缺陷。面对可能的苏军大规模装甲集群的进攻，中国在反坦克技术和装备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并吸取了西方技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反坦克研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PTZ-89反坦克自行火炮。为了应对苏联大量装备的米格系列战斗机，中央军委决心研制中国的先进战斗机，歼-8歼击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同时为了应对战争威胁，加强战备，保护重要军工产业不在战争前期受到打击可以持续支持战争，中国启动了“三线建设”工程，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的2052.68亿元巨资，以及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将集中在大城市和重要工业区的军工产业转移到了西北西南山区。

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分歧后，中国国家领导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也出现了如赫鲁晓夫般的“修正主义”的支持者，并在之后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国家最终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中国军事建设也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

文化大革命扰乱了军队的思想和风气，严重影响了军队的训练和备战，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战斗力下降，这也体现在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同时文革冲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其中不乏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立过战功的军队将领还有许多军工人才和科学技术专家，这对中国的军事建设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发生在中国外部环境迅速恶化的时期，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意图深化文革对军队的影响，对此,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多次强调要重视备战工作,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同时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落实备战部署”[ 《文革时期军队的曲折发展》—刘国新]。因此,尽管军队建设在"文革"中受到削弱和破坏, 但战备工作却始终得到加强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毛泽东对大方向的把控下，军队总体上处于稳定的状态，中国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许多军工成就也是在这一时期达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大革命总体上是阻碍了新中国军事建设的。

回顾中苏交恶前后的历史，吸取其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将有利于如今中国军事建设的发展。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演变为了中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中，中俄关系总体上进展顺利。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和成就。在中俄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两国建立高层定期会晤机制，共同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解决了双方的边界问题，并实现了双方边境的透明化和非军事化，回首那段双方于边境陈兵百万的岁月，不由得为两国关系在新时期的发展心生喜悦，中俄双方于在2012年6月6日在外交上达成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年来双方在军事和科研合作上来往密切，在经贸，文化等多领域交往也趋于广泛和深入，社会各阶层的交流频繁，双方仍然在军事领域有较为密切，而在如今中俄合作中，中国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高，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军工在几十年的“小步快跑”的发展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军队建设与军事理念也在不断完善，武器装备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所以打铁还靠本身硬是个普遍的道理。相信，在新时期，在“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为指导下，中国的军事将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