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刀客 执笔/胡一刀

“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这是198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就关于驻军问题一条作的批示。

3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关于争取在香港驻军的权力虽然当年与英国人谈判时历尽坎坷，但是这个批示绝对是“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和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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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层浪，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周南曾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就香港问题与英国代表团进行谈判，他回忆说当时小平同志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最后做了这样的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鲁平就是这个五人小组的组长。

作为中方另一个重要谈判人员，鲁平曾回忆说，我们找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还有国际问题怎么处理、它有哪些外交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

但是，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 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因为那时候英国刚刚取得马岛战争的胜利，在国际上似乎又找回了当年“大英帝国”的一些影子。所以，对待当时还没发展起来的中国，英国人显然很傲慢，而且气势汹汹，一副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势。

最让中方不能接受的是，除了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之外，撒切尔夫人还宣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有英国继续统治才能够得到保证，不能单方面地由中国把条约废除。

鲁平说，当时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邓小平的态度强硬起来，因为他意识到时间不能再等了。中英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鲁平回忆说，中国的强硬态度让撒切尔夫人很吃惊，脸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后来离开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英国人完全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英国人把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小平同志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这就拉开了双方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的大幕。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作为当时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那两句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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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立场是非常有根据的。既然收回香港主权，国防必须由我们来管，因此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而且我们也需要在香港驻军。

但同时，我们也强调两点，第一，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负担的，但是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后，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第二，驻军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

因为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尽管从当时看，中方在谈判中表示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有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南在回忆中说，虽然我们有理有据，而且姿态放的比较低，但是英国人依然找出各种理由加以反对。比如英方代表说，“英国需要在香港驻军，但你们不需要驻军。”为什么呢？

英国代表狡辩说，“我们不一样，我们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从)海上、空中(走)都很远，万一发生什么事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驻军来不及；你们有广州军区，部队离香港不远，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过来一下子。但是过来也必须要有特首的邀请，还要立法会通过，而且任务执行完了以后就要离开，不能驻在这儿。”

但周南坚决回应说：“那不行，必须常驻。”

英国人又找了一个理由，说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高度敏感。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

然而，正当我外交人员跟英方谈判坚持驻军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小风波。

1984年5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期间，有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讨论的时机，极力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

其中一名记者钻了个空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一位副委员长发问：“中国是否可以不在港驻军?”而这位副委员长对当时中英谈判的情况并不熟悉，所以回答时显得非常含糊。

结果第二天，一些香港和英国媒体大做文章，报纸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有关“中国收回香港后可能不会驻军”的报道，企图造成中国政府态度已经软化了的印象。

5月25日，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前知道了此事，非常生气，并立刻采取了补救措施。当时记者拍了照片准备离开会场时，邓小平招手特地又把他们叫了回来，专门就驻军问题作了澄清。

小平同志说：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所谓的“将来不在香港驻军”不是中央的意见。他口气非常严厉地说，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的领土!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公开向外界谈论驻军问题，使用了这样异乎寻常的方式，很快成为了港媒的新闻热点，我方对驻军的态度及时得到传播。

同时，在邓小平发火之后，英方意识到中方态度十分强硬，就不再坚持“反对中国方面‘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行使‘驻军权’”，谈判顺利推进到下一个问题。邓小平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中英谈判的一个关键问题。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为什么小平同志对驻军问题如此“较真”，寸步不让？可以说，这就是政治家在国家大战略上十分敏锐的地方，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香港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他理性而实事求是地指出，驻军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体现，也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保卫国家领土的需要。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指出：“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3

虽然驻军的问题解决了，但就在香港回归临近的日子，英国人又想在解放军先头部队进驻的问题上下一些“绊子”，让解放军进驻香港不那么顺畅。

1987年底到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的陈佐洱，于1994年3月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可以说是在最后关头跟英国人打交道最多的人。陈佐洱说，在磋商交接工作过程中，最紧迫、最惊险的是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问题，因为启动这项谈判时，香港回归已经倒计时了。

就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陈佐洱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重要电话。电话里传来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的声音：“陈佐洱，我正在钱其琛副总理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这句话，立刻让陈佐洱感到了急迫与分量。

陈佐洱在回忆录中说，王英凡副部长指示我，立即带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与英方开谈驻港部队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问题。他说，北京已组成专家组，傍晚就飞抵香港，配合你的工作，来人将会传达具体方案，只要是在底线范围内，授权你可以当场决定。

为何临近回归前夕，突然要谈判先头部队提前入港？

陈佐洱说，一般的理解是，解放军驻港部队应于7月1日零时开进香港，此前已派遣196名以技术和后勤人员为主的先遣人员分三批不带武器进入香港，为驻港部队开进预作通信、交通、后勤等方面的必要准备。

但中央领导在听取有关汇报时发现，假如携带武器的驻港部队在7月1日零时才进港，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需要两到三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在驻港部队到位前，香港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防务真空。

而此时，中英两国领袖正在进行庄严盛大的香港政权交接，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绝不能有一分钟不设防。所以，驻港部队必须有一支先头部队，携带武器装备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确保零时开始有效履行防务责任。

对于中方这样一个合理要求，英国人却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在英方管辖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国军队就荷枪实弹开进来，这怎么行？

由于距离香港回归只剩下两周的时间，所以中央给陈佐洱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接到任务后，陈佐洱当晚就和专家们关进屏蔽保密室里彻夜研究方案。第二天上午开谈，整个谈判持续了五天五夜。

在最初的谈判中，英方表示：一，解放军先头部队人数太多，有损英国管治香港的对外观感；二，反对装甲车进港，并希望中方进一步提供其它车辆、军舰和直升飞机的数量和型号；三，对于中方提及的“7月1日零点不能出现防务真空”有不同看法；四，反建议参加政权交接仪式的中国领袖和先头部队都从水路，在英方提供的保护下进入香港。

陈佐洱说英方代表暗示，英方对先头部队是否配备装甲车问题看得非常重。如果在7月1日零点之前将主要用于防暴的装甲车开进香港，很伤英国面子。但陈佐洱立即打断他的借“车”发挥，驳称中国驻军出于履行防务责任的需要，携带任何武器都是合理的。

中方坚定的态度让英方有了一些缓和，而中方为了赢得时间，也作出了一些让步。陈佐洱说6月18日开会时，获得了北京批准在装甲车提前开进问题上可以采取灵活态度的复电。而英方在会上也表示，英方不再坚持先头部队从水路开进，同意中方提出的从深圳皇岗和文锦渡陆路口岸进入香港。

不过，会议上双方随即又在进驻军营问题上争论起来。英方以道路拥挤为由，拒绝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位于九龙弥敦道附近的枪会山军营和港岛的威尔斯亲王大厦英军总部、以及最南端的赤柱军营。英方坚持的真正原因是不愿意在管治期的最后几小时有中国军队出现在繁华市区。

陈佐洱也一再强调，先头部队只进入14个军营中的6个，已是一种让步。香港交接的盛大仪式是在毗邻威尔斯亲王大厦的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如果先头部队不进驻威尔斯亲王大厦，届时履行防务责任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最后，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为换取英方的让步，经请示上级同意，陈佐洱表示在中方的某些关注得以满足的条件下，可以将先头部队的人数由1000人减至800人。

最后的焦点是驻港部队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给陈佐洱的底线是不少于500人，陈佐洱回忆说，“我想到9是最大的数字，一咬牙说：509人，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了。”英方最终接受了这个方案。

这才算完整实现了对解放军进驻香港的所有安排。

今天，我们应该已经认识到，确保实现解放军进驻香港是多么的意义重大！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于重庆出版社《我的中国心》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