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 胡锡进观察

老胡今天谈一个问题：我们能淡化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彼此的共同价值观吗？这是个重大问题，美国动员西方社会一起打压中国，最廉价的方式就是煽动西方国家强化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中西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在被美国越来越有意识地进行工具化利用。价值观同盟现在成了在西方很有市场的一个观念，一些力量在推动什么都以价值观划线，矛头就是冲着中国来的。现在一些印度人也受到忽悠，想往西方的价值观联盟里凑。

所以，对中国来说，淡化中西之间的价值观分歧，减少意识形态摩擦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事情，是削弱美国拉山头对付中国的一项关键举措。

我认为，中西之间的制度差异原本没有理由过度意识形态化，也不应转化成价值观冲突而无处不在，更不应被地缘政治化。美国是这种对立的疯狂打造者，我们则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与各国一起探索不同政治制度社会相互尊重、彼此交融的方式。虽然这是颇具挑战的工作，但值得我们尝试、努力。

比如，社会主义的观念在西方也普遍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平等理念的真实成果，与西方普通民众的追求存在大量契合点。这一次疫情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性长处的一次充分展现。我们的国家的确很尊重生命，尊重普通人的健康权利，不遗余力地保护老百姓在危机中的基本利益。看看美国，那里的抗疫受到了体制的制约，也受到大选中的政党利益冲击，资本的利益也在这当中产生了影响，最后死掉的大部分都是穷人。中国社会是完全有可能同西方公众就抗疫问题找到大量共同语言的。

共产党领导中国，它的根本价值就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长期保障。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那种以选举为中心、谋求某个群体利益的政党，它的使命是要让国家富强、全体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这些同样是可以与西方公众交流的。加上中共领导国家取得了伟大建设成就，西方舆论说实话并没有将我国政治制度进行妖魔化的资本。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的确做得很好，他们拿什么来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呢？就说一条，中国30年没打仗了，西方哪个大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凭什么说中国好斗、有攻击性呢？

中西大部分意识形态摩擦出现在日常双方对“言论自由”的不同认识和西方在这方面干预中国事务所造成的僵持上。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有空间采取措施，大幅减少中西摩擦的数量和强度，不让这个问题成为中西之间如此突出的碰撞区。

第一个方面中国需要加速国内的探索，让宪法第一条与宪法第三十五条协调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共识。言论必须合宪，不能够与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相抵触。另一方面，在不违反宪法的基础上，言论需要有更多的空间。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在言论方面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都需要向这个大原则靠拢，从而减少中国内部这方面的摩擦。这会让外部干预中国的借口大幅减少。

在对外领域，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自信的不断增加，我们对各种反华、厌华言论的承受力注定会越来越强，外界搞一些涉华闹剧，我们也会不那么容易“被伤害感情”了。只要不触及中国的实质利益，他们愿意折腾，不妨随他们去，那样也会使中外摩擦缩减一大块。

从长远看，中国强大起来的过程势必要包括我们在价值观领域与外界兼容度的逐渐提升。这一部分将来源于我们有力证明自己做的很多都是对的，改变外界之前对我们的误读。还有一部分要来自于我们主动探索与外界打交道的恰当方式，引导中外关系，特别是中国与大部分西方国家关系的逐渐和谐。美国的国家机器看来会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长期死磕，但是化解与西方中小国家的价值观对立不应有战略上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在人为的道理在这里应当是成立的。

也许我们要对有效缓解中西价值冲突多一些战略性重视，也要多一些这方面的信心。我们这方面的资源其实挺多的，相应的调整对我们内部的长期稳定和对外关系的不断优化都是有利的。在这当中，一些人恐怕需要避免一个认识误区，仿佛我们自己越坚决，越敢于对外冲突，越是立场坚定的表现。我们其实真正需要的是外交大环境的不断改善，让美国用操弄意识形态摩擦来打压中国的低成本方式变得昂贵起来，不断增加其疯狂对华政策的孤立。

老胡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情，然而唯其难，才更有意义。这应当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我们战略上的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