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南峰，庄沐杨

疫情时期的技术泰坦

7月29日，亚马逊、苹果、谷歌和脸书四家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同时接受美国国会的反垄断质询。对此，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黛安·科伊尔（Diane Coyle）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题为《港湾中的技术泰坦》的评论文章，认为这表明科技巨头无法再回避政治聚光灯的严厉关注。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脸书公司、苹果公司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7月30日公布今年第二季度业绩，其整体表现显著超出市场预期，对下一季度业绩展望也偏乐观。

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脸书公司、苹果公司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7月30日公布今年第二季度业绩，其整体表现显著超出市场预期，对下一季度业绩展望也偏乐观。

科伊尔写道，在很多方面，COVID-19大流行对科技公司来说都是一个福音。正如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苹果的蒂姆·库克、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和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在反垄断听证会的开庭陈词中所指出的，人们赞赏他们的公司提供的服务。最近的研究表明，COVID-19危机助推了这种升值。

这并不奇怪。数字技术使工人可以在家办公，学生可以在学校关闭时继续上课，人们可以在避难时与所爱的人保持联系、自娱自乐。

科技公司一直在从这种转变中收获巨大利益。2020年上半年，当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衰退，主要受益于在线购物和云服务的增长，亚马逊的股价上涨了约40%。自COVID-19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成为远程会议和在线社交的中心，Zoom公司的市值增加了两倍多。

至于谷歌和脸书，由于广告收入减少遭受了暂时性的损失，但它们仍然占据了数字广告市场的压倒性份额——比如，占英国的五分之四。此外，虽然谷歌和脸书都提供免费服务，但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得出的结论表明，消费者实际上通过广告收入为它们的服务间接付费，每户每年500英镑（656美元）——这证明了它们的市场力量。

现在说有多少人的生活将转移到网络上，或将持续多久还为时过早。人们可能会害怕COVID-19，但他们也产生远程会议疲劳。尽管如此，工作和社会形态似乎可能发生一些持续的变化，并将产生深远的政策影响。

首先，缩小数字鸿沟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在这一流行病暴露并加剧的多种形式的不平等中，获得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平等是最突出的不平等之一。

在社交距离的规定下，所有让生活变得更好的服务——从远程办公到在线购物，再到流媒体服务——都只提供给那些能够接入快速可靠的互联网连接和合适硬件的人。许多人还通过网络接受医疗保健并获得政府支持，进一步突显了普遍获得服务的极端重要性。

近年来，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这一必要性。例如，2018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消除数字鸿沟列为优先事项。然而，在美国，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仍然不能获得高速互联网链接。在农村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上网。英国的数据也同样惨淡。

缩小差距需要对包括宽带连接和5G移动服务在内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美国和英国，政府正在通过低回报的农村投资来实现第一项任务（宽带连接），这些投资不能吸引私人资本的参与。至于第二项任务，由于（部分国家）对中国电信巨头和5G领军企业华为的政治反对而变得举步维艰。

但华为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目前的网络转型将导致科技巨头面临更大的政治和监管审查。一方面，监管机构可能会向电信公司施压，要求其增加投资，从而引发有关许可证义务和定价（公司必须投资多少，以及如何融资）的争论。从实体网络运营商到流媒体服务，过去围绕价值链成本应降至何处的争论可能会再次出现。

但是，正如最近美国反垄断听证会所表明的那样，最有争议的问题可能是数字公司的市场力量。即使在当今高度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担忧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包括小生产商的生存能力和经济对数字市场准入的依赖在内的问题。美国监管机构已经表示了担忧，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都展开了调查。

在监管、征税和限制大型科技公司方面，欧盟遥遥领先于美国。欧盟委员会已针对这些科技公司提起多起反垄断诉讼，并推进拟议中的《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等更广泛的举措。前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现任欧盟委员会负责“欧洲适应数字时代”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塔格尔（Margrethe Vestager）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

在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正致力于实施《福尔曼审查》（the Furman Review），这是一份由政府委托发布的关于数字市场竞争的报告，于2019年3月发布。专家小组建议，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公司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包括制定一套涵盖偏袒自己的服务、条款和条件的变化、对所有合并进行预先通知等问题的行为准则。

科伊尔最后表示，这些努力将如何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尤其是在美国即将举行极具争议的总统大选之际。但有一点很明确：尽管科技垄断企业可能会从互联网加速转型中获得可观的短期收益，但它们无法再回避政治聚光灯的严厉关注。不祥之兆或已显现。

难民营的新冠疫情遭遇战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随之引发的多国封锁状态极大地限制了各种类型的人口流动，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难民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并且由于自身处境的恶劣，他们遭遇到的来自病毒的挑战显得十分严峻。位于希腊的莱斯沃斯岛（Lesbos）一度是该国应对疫情时重要的难民隔离安置点，但据英国的《卫报》报道，上周四，无国界医生组织对外宣布不得不关停他们位于该岛屿的新冠患者隔离中心。

莱斯沃斯岛位于爱琴海北部，邻近土耳其沿海地区。此前在今年三月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经宣布开放土希两国的边境，致使一大波来自中东的难民取经土耳其涌入希腊。在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夹击下，这一群数量可观的难民给希腊当局带去了不小的考验。如今莱斯沃斯岛上尚有大约17000名接受无国界医生救助的难民，而他们之中不少人本身也罹患不同程度的疾病，甚至包括艾滋病、肺结核等重病患者。而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从莱斯沃斯岛转诊到希腊大陆上的通路也遭遇阻隔：只有重症新冠患者才可能获得转诊到雅典及其他大城市救治的机会，否则的话，普通患者最多可能要等上两三个月才能等来上岸进一步治疗的机会。

希腊当局似乎已经疲于招架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莱斯沃斯岛当局出于疫情控制考量做出的限制病患转诊到大陆城市的规定，更是加剧了岛上医疗系统的负担。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看来，这也是他们决定投身到这个岛上参与救治病人的原因所在，因为再不伸出援手，岛上为数众多的难民或许就难以有机会再踏上大陆，寻求进一步的政治庇护。

但即便从莱斯沃斯岛来到希腊首都雅典，也不意味着难民们有机会能够在他们向往的大城市里得到应有的救治。希腊当局的新规定使得没有医保的难民无法保证得到医疗救助，除去潜在或者已经出现症状的新冠肺炎患者之外，一如前述的艾滋病人、肺结核患者以及糖尿病人也都面临着看不了医生开不了药的窘迫局面；涌入希腊的难民们在历经重重磨难来到雅典之后，很有可能不得不睡在大街上艰难度日，等待希腊政府相关政策的改变或者欧盟的援手。4月6日，在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名男子走在封闭的马拉卡萨难民营内。马拉卡萨难民营内一名男子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希腊政府5日宣布封闭营地，以防止病毒扩散。

4月6日，在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名男子走在封闭的马拉卡萨难民营内。马拉卡萨难民营内一名男子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希腊政府5日宣布封闭营地，以防止病毒扩散。

在希腊之外，位于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难民营如今也处在抗击疫情的一线。这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之一，数以百万计的罗兴亚难民在逃离缅甸之后，栖身在Kutupalong难民营，一个人口密度甚至超过纽约曼哈顿的地方。高密度的人口聚集让病毒得以在这里大肆传播扩散，而显然，这处难民营并不具备强有力的抗疫设施。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这处难民营的居民日常完全要依靠各种组织的援助度日，不少新冠肺炎患者则由当地的野战医院接管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该难民营在5月14日迎来了第一例新冠患者死亡个案，而到目前为止共有57例确诊病例（联合国难民署援引的数字则为62例），共有5人死于这场瘟疫。

这些数字和世界其他疫情严重的地方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但在难民营内部，无力抗击疫情的恐慌心态早已蔓延开来。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也对于控制疫情保持谨慎，甚至悲观。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不止需要向罗兴亚难民们提供物资援助，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一些防疫措施，例如将普通流感症状患者和新冠患者加以辨别并分隔开来救治，防止新冠疫情扩散等。

不过在上周，联合国难民署的报道也提到，难民营内部已经有不少居民参与到当地社区卫生工作之中，帮助医疗人员一起应对疫情。难民署在当地设立了两个应对疫情的隔离与治疗中心，通过社区卫生工作者们加强新冠症状的识别与救助，还借助当地的社区首长和宗教领袖的号召力，普及疫情相关的资讯，以缓解难民们的恐慌情绪。

与罗兴亚难民营情况类似的还有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在这个由以色列控制的地区，又一波新冠疫情袭来，而这里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也堪称人满为患，一旦疫情爆发，或将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今年初一度收紧了相关政策，并采取封关措施应对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随后在今年4、5月份，两国因应各自疫情的缓解，一些抗疫措施也逐步松动，但却迎来了新一轮疫情的打击。据《日本时报》（Japan Times）援引多方报道，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也同样面临着疫情的威胁，而在这里的Al-Amari难民营，其环境却非常恶劣。拥挤的环境让保持社交距离成为一种奢谈。在整个约旦河西岸的约19个巴勒斯坦人难民营之中，不少居住点已经出现疫情，过去两周时间里Jalazoun难民营已经报告了200多宗病例。

随着疫情爆发，由谁负责处理疫情也成为一个难题。在巴勒斯坦方面，巴解组织相关负责人宣称正加紧与联合国和沟通，希望借助联合国的力量控制难民营里爆发的疫情。在Al-Amari难民营，尽管这里尚未如其他难民营那样出现大规模疫情，但居住在此的难民们已经开始谨慎起来，在居住点的入口处，已经有居民负责测量体温。

在多数难民仍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之中挣扎时，非洲的乌干达则一反3月份时为防控疫情采取的封关措施，选择开放该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乌干达将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协助下，让越过边境的难民先在开放的边境附近隔离一段时间，以确定他们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在五月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图里省（Ituri）发生种族冲突，大批难民逃难到了伊图里省和乌干达国境的交界处。如今他们终于可以从此前无所依靠的处境中走出，进入到乌干达境内安置下来。不过，这批难民之中已经检测出有52例新冠患者，算上他们，乌干达举国共有约900例确诊病例。对于这批逃难到乌干达的难民而言，疫情带来的是族群冲突之后的又一重挑战，而对于乌干达来说，短暂开放过后，可能很快需要回到此前的封关状态，以更好地应对本国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