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

本文继续介绍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理论。18世纪末欧洲发生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革命，一是1760年开启的英国工业革命，二是1789年开启的法国大革命，二者分别带来了物质层面的颠覆，和观念层面的颠覆，不仅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

民族作为一个建构出来的观念上的东西，要对其考察必然绕不开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不只在于它在当时推翻了法国的王权，关键在于，法国大革命带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观念变迁，也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作为一概念，开始真正在人类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

首先，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一个观念变化是政治观念的变化。简单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人民主权。人民主权的对立面是君主主权，大革命就是要用人民取代君主，来作为国家内部最高权力的来源，也就打开了一种全新的对于正义政治秩序的想象：大革命一来，就只有人民自己统治自己，才是正当的政治秩序，君主来统治臣民，就变成不正当的了。后来我们知道，在这场冲突中，随着路易十六被处死，人民主权获胜了。随着人民主权的获胜，民族概念也就出现了。要理清其中的缘由，首先要对君主制有一个辨析。

现代人对君主制通常有着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种把人当奴才，让人效忠君主个人的制度。实际上，君主制要求的是要效忠君主这个职位，以及这个职位背后所代表的一套秩序。君主个人也是要效忠这套秩序的，否则人们就会指责他不配做个君主。因此才会有“昏君”这种概念。大革命之后的人民主权就不一样了，它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共同投票，表达出共同的意志，决定自我统治，制定宪法。通过投票来制宪也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每个人都得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样的，只有这样，投出的每一票才是等价的，投票这个事情才有意义，否则投票就没意义了。

问题在于虽然人民主权规定了大家是“一样的”，但是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各种差别。所以，还是需要找一个既不破坏人民主权的原则，又能够清晰区别不同人类群体的标准。只有有了这个标准，才能用它把别的国家的人给区分出去，将别国干涉本国内政的可能性排除。另一方面，君权的奔溃迫使国家需要寻求新的动员方式，让大家完成从忠君向爱国的转变。不然如何建设新的国家，如何抵御外敌入侵？

所以，“民族”概念就被构建出来了，这一概念不是服务于建立封建王国，恢复君主制的，保证了平等的延续。同时，它还能有效团结一国的人民，释放出强大的爱国热情。此后，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就成为了在王权崩溃后团结法国人和德国人的纽带，随后别的国家也开始效仿德法两国，构建出了自己的民族。在那个年代，“民族”也是民众的总称，国家是民族政治精神的体现，也是由全体民众集合而成的，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实体。“民族”含义被表达为“国家、民族、人民”，民族与语言、族裔或其他类似因素是无关的，虽然语言、族群等这些因素可以增加民众的集体归属感与认同感。但如果放到当时的时空条件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对“民族”的解释是出于现实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