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全球新的“阵营化”前景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来源:战忽智库
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全球战略形势将有怎样的新格局、新面貌,这是一切奢谈战略的人都不能不考虑的头号问题。笔者也是其中渺小的一个。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一个看法是,全球新“阵营化”的前景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战略趋势。
一、两个基本背景
冷战时期的全球格局呈现高度阵营化的态势,以美国为首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以苏联为核心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壁垒分明、空前对立。冷战结束以后,在所谓“全球化”浪潮下,世界一度出现“地球村”的模样,好像天下万邦共同组成了“全球大家庭”。一时间,各种形式的世界主义盛行,宛如人类从此将奔向大同一般。
但是,摆在眼前严峻的现实无情地撕碎了人们上述的幻觉与梦想,现如今世界范围内各种矛盾、对抗与冲突犹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奔涌而下,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与日俱增,其严峻程度甚至超过冷战时期。严峻的对抗之下,新的战壕已经出现,新的阵营正在形成,这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
造成这一发展趋势的缘由,并非基于个别人的主观意愿,而在于两个基本背景:
其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随着战略重心转移变迁,全球进入新的大变化、大动荡、大改组时期。历史经验证明,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旧秩序、旧格局必然要发生严重的坍塌裂变,必然要在过去的基础上产生新结构、新格局,以适应新的力量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各国都将以自己为圆心、以利益关系为半径划出大小不一的各种圈子,譬如政治关系的圈子、经济关系的圈子、安全关系的圈子等,并在此基础上分别组成各具不同指向与针对性的战略阵营,这其中有的国家起主导与主推作用,有的国家将为虎作伥,有的则随波逐流,更有的还要陷在其间载沉载浮,但不管怎样,所有国家都必须进行一番新的角色与功能定位。
其二,“战略竞争”走向深处
美国针对中国所发动的“战略竞争”已经从口号、设计与招牌演变成综合系统的和全面具体的战略行动了,不管中国是否承认,也不管中国是否接招,美国都要推动“战略竞争”走深走实,走向全球,走进战略历史的深处。可以预计,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全球战略关系将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轴而展开,所有国家都要据此站队,一切关系都要以此划线,全部国际框架都要因此改组,表现在格局与形态上,就是出现新一轮的阵营化。
上述两个背景构成两种动力,彼此交互作用,必然导致世界发生阵营式的重塑,这是一条自古以来就屡试不爽的历史经验,也是全球今后发展演变必经之路。可以预见的是,以美国为核心,全球范围将呈现新的两大阵营:一个是北约主导下的新欧洲阵营,这一阵营将整合新老欧洲国家,集中力量压制围剿俄罗斯,同时兼顾中国;一个是五眼联盟主导下的印太阵营,这一阵营将整合日、印等亚太强国,集中力量打压狙击中国,同时兼顾俄罗斯。在美国的操纵与指挥下,上述两大阵营将进行有机的战略分工与密切配合,在全球范围实施强有力的战略行动,从而支撑起霸权独霸世界新的野心与信念。
二、两种方案与两条路线之争
在上述背景下,“战略竞争”就上升成为未来世界的一个方案、一种路线。直白地说,就是美国方案、霸权路线。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的方案与路线,这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二者之间存在清晰的对立与对冲关系,“战略竞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战略竞争”的目标与目的是继续维护一个不平等的世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要改革塑造一个公平与公正的世界;“战略竞争”要回归旧规则、旧秩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要要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战略竞争”的基本手段是遏制与打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倡导合作与共赢,等等。二者在手段、路径与目标指向等所有核心要素上,完全都背道而驰。因而,“战略竞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目前及今后一个历史阶段人类社会两种方案、两条道路和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对立斗争关系。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美矛盾必将成为全球主要战略矛盾,美俄矛盾则属于次要矛盾,与此相对应,美国所主导的印太阵营将成为霸权的主要和主打阵营,而新欧洲阵营则是次要和辅助的阵营。
为深化“战略竞争”,强化战略阵营,美国将进行一系列新的设计,采取一系列新的办法与措施,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将设计与安排一系列新的倡议、框架,目标围绕中国而展开,具体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新的设计和安排将极大地改写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地区安全框架,使之在相当程度上发生撕裂与重组,其核心要旨都是将中国排挤出去,最大限度在战略上孤立中国。
第二,将对世界各国进行胁迫、诱拐和拉拢,使之服从和助力于美国对华战略安排与行动。初步动作他们聚焦指向现代通信网络上,目前美国正在全球范围内狙击华为5G,未来还将把类似行动扩展到更多样、更广大的领域,凡顺从者都将得到美国的鼓励,凡忤逆者都要受到美国的惩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站的厄运,那怕是遥远太平洋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国,都一概是这样。
第三,将给中国安排一系列罪名,首先把中国押上道德与价值的审判台。因为中国只有足够坏,美国发起的“战略竞争”才具有足够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遏制与围剿中国才能被说成是伟大高尚的事业而不是卑鄙无耻的伎俩。在这方面,此前美国及其西方走狗已经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今后还将在这方面继续发力,将在既有“中国威胁论”的基础上,把中国“咄咄逼人”继续炒作起来,把有关中国搞“网络盗窃”、“胁迫性经济政策”的舆论做大做强,在政治、经济、军事直至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将中国宣判为罪大恶极不可赦免的坏蛋。
第四,将对中国实施一系列破坏行动,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中国的地缘安全,也包括中国的统一行动,所有对中国有厉害关系的地区、事项、组织等,一概都要遭到美国的破坏。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俄关系,使用各种手段破坏中俄关系,使之产生隔阂,发生某些不信任、不和谐的问题,从而在战略上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分割在大小不同的包围圈中,这将极大地有利于美国,极大地巩固和加强美国的优势地位。
由此可知,美国针对中国所发起的“战略竞争”绝不是一时激动的产物,更不是拜登当局的即兴之作,而是美国的国家大战略,具有突出的深厚与深刻的特征。“战略竞争”必然导致世界重新阵营化,这将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战略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学说理念,更应该化而裁之成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其目标指向就是消解与对冲美国的“战略竞争”,应该成为全球反霸统一战线在新战略时期的新发展、新运用和新高度。
三、中国所面临的考验与取舍
应该承认,由此一来,中国所面临的考验十分巨大,所必须的取舍相当严峻。拜登当局老奸巨猾,他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内涵更加深厚,机谋更加老练毒辣,特朗普集团远不能与之相比拟。特朗普事实上已成昨日黄花,二三年之后未见得能卷土重来,但接替拜登执政的资产阶级霸权政治集团可能将变得更加疯狂。一直都有一些中国人,将希望寄托在美国政坛的换人游戏上,指望有一天换上来的一拨人能幡然悔悟,重新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使中美关系重回互利双赢的正轨。窃以为,这样的寄托与梦想注定将落空幻灭。相反,“阵营化”的前景之下,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考验将越来越大。
一是将面临相对孤立的考验
在美国的操弄推动下,现如今还主要是西方国家同中国拉开距离,间或有一些小爬虫跟进,譬如立陶宛等,但这仅仅是开始。未来同中国拉开距离、淡化同中国关系的国家将很多,有些国家甚至还要站到反华排华的立场上去,这将成为一个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并将对中国构成明显的考验。
二是多方受阻受制的考验
对外经贸关系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打。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基本上属于价值观外交,而今天中国的外交则总体上属于经贸关系外交。笔者这里并没有比较它们之间大小高下的意图,只是想强调这样一点,即价值观外交比较顺应与契合阵营世界,而经贸关系外交在此情此景之下,则往往就要受制受限了,因为从来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关系,只做生意不问政治历来行不通,国内国际都行不通。经济服从政治,政治服从战略,这是国际世界战略关系的基本准则。
因此,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欧亚铁路联通以及面向东南亚的陆路通道等,都难免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将遭遇不可忽视的狙击与破坏。
三是中美冲突激化的考验
随着“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美国对中国发起直接军事挑衅以及由此造成战争威胁将越来越严峻,将不断冲击中国的底线与国家核心利益。更加危险的是,这样的行为与行动已经不仅局限于美国,白宫当局还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裹挟其中。如果说仅仅是美国,中国还能容忍退让或者不得不容忍退让的话,那么把更多的其他势力卷入其中,就是十分危险的玩火游戏了,这将逼迫中国为了尊严与利益不得不出手反击。上述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造成中美之间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今后这方面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危险将与日俱增。对中美两国来说,挑起彼此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如何收场却变得十分难以预测,这对中国固然是严峻的考验,对美国也并不轻松,但美国可以回旋的余地显然更大,可能支配工具与手段更充分,这也是美国在这方面一直比较积极并跃跃欲试的原因。现实的总体情况是,美国已经针对中国进行公开和赤裸裸的武力威慑了,进一步阵营化的趋势不会缓解这一状况,而只会使其变得更加危险与剧烈。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里中国很可能要如下取舍抉择:
其一,在“阵营化”的趋势下,中国的对外关系究竟是以经贸联系为中心,还是转向以安全关系为中心,将面临取舍抉择。
其二,在“阵营化”的条件下,中国的世界战略是继续全球化的战略路线,还是走统一战线的战略路线。全球化的路线意味着相见就是朋友,而统一战线路线则必须分清敌我友,二者有着本质性的分野。
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新的“阵营化”绝非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但历史从来都不能直线前行,有时还要出现看起来“走回头”路的现象,这应该被视为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一直有许多人都指责批评霸权同盟思维,说这是冷战思维的翻版,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因此就断定这种思维已经过时,同盟关系已经不再管用,则未免谬误荒诞。事实是战略同盟并非是过去时,而是正在发展蔓延的现在时。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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