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评社

中韩携手走过了三十年，迎来而立之时，但随着地缘政治的演变和国家战略竞争的加剧，中韩之间出现了摩擦和问题，国民之间的感情也受到了损害。

日前，中评社记者线上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就目前中韩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王俊生认为，尽管目前看来问题较多，但中韩两国在三十年中取得这么大的成果，可以说是相互成就的，未来中韩关系发展的空间比过去大得多，期待中韩关系在更大的舞台上实现发展。

王俊生，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战略、东北亚安全、朝鲜半岛问题。先后出版3部专著、50余篇学术论文，300余篇政治经济评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曾荣获“中国社科院第七届优秀青年”称号、共青团中央“优秀兼职干部”称号等。撰写的研究报告被中央有关部门多次采用，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报告特等奖、一等奖等。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兼职副部长，挂任中共绵阳市委副秘书长。曾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等做访问学者和高级访问学者。

以下是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近期的韩美联合军演和导弹反击刺激了朝鲜，您认为，朝鲜是否会在短期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美、韩对朝鲜的“极限施压”是否会使得半岛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王俊生：从美国卫星监控释放出的信号看来，朝鲜第七次核试验的前期准备看起来已经做好，从技术上讲，随时都可以进行核试验。另外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就是，朝鲜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开了几次重要的会议，最近一次是朝鲜劳动党八届五中全会，会上金正恩本人也是讲到“强对强，正面输赢”的原则。同时，今年以来朝鲜反覆讲增强战争的遏制力实际上很显然就是指核导，我们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公开讲的话十有八九都会兑现的，而且从朝鲜今年频繁发射导弹等种种动作和行为逻辑来看，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再者，我们知道，尹锡悦总统在竞选时期已经对朝鲜放过狠话，就任韩国总统之后，尽管他对朝鲜留有余地，但是实际上我们看美韩、美日韩联合军演相继举行，高精尖战略进攻武器也参与其中，这其实很大刺激了朝鲜。总体上看，朝鲜第七次核实验已经做好了技术准备，无非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然，从美国披露朝鲜可能进行核试验消息出来一直到今天，应该说也有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但为什么朝鲜现在还没有进行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肯定是中国因素，因为朝鲜很清楚如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中国肯定不会高兴，因此可以说这其中的一个积极变量还是中方。

毫无疑问，美韩极有可能继续推进目前的对朝施压政策，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的竞争和对抗升级，它仍然属于“极限施压”政策。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实际上是在执行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对朝政策”，从经济、外贸等方面看，相比于特朗普政府，美国对朝鲜“极限施压”的政策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在某些方面反而给朝鲜带来的压力更大。另外，我刚才也讲到，尹锡悦总统对朝是强硬派，并且在追随美国的整体外交战略，因此，尽管他强调对话的大门是打开的，以及也会对朝鲜的新冠疫情进行无偿人道援助，但实际上这些政策都是服务于施压的，结果就会导致朝鲜的安全缺失的感受更加明显。

我们知道，半岛的格局就是一种朝鲜相对而言处于弱势的状态。在这个背景之下，越是加大对朝鲜的安全压力，越会固化它发展核武的决心。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朝鲜的外交政策——“强队强、善对善”、以及“强对强、正面输赢”。因此，美韩的极限施压带来的绝不是半岛局势的对话缓和，更不是朝鲜的屈服，而是会强化朝鲜对美韩的对抗反应，进一步固化半岛的格局。

中评社记者：目前，朝鲜核问题再度严峻，而现在中美两国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合作的空间，面对目前的局势，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做才能阻止半岛局势恶化？目前看来，美、中、韩、朝的四边对话是可行的吗？

王俊生：我们是同时和朝鲜、韩国、美国保持正常、紧密关系的这样一个大国。而且，从地缘上讲，朝鲜半岛是我们重要的周边国家，再加上历史渊源，所以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角色一直备受关注。中国在半岛问题上一直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的政策，目前可以说没有哪个大国像中国一样在半岛问题上政策的延续性这么强，也没有哪个国家为瞭解决问题出了这么多好主意，以及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六方会谈期间，我们投入了巨大的外交资源去解决问题，近几年半岛问题解决进程处于停滞，中国先后提出来“双暂停”、“双轨并进”的政策，坚持不懈地推动对话、推进和平解决进程，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劝和促谈是我们政策的重心，最重要是让各方谈起来。

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除了中国的角色，我们更应该去密切的关注其他相关的当事国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朝核问题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泛泛地讲，至少包含四个国家——朝鲜、韩国、中国、美国。所以，如果说其他三方不愿意解决问题，特别是矛盾的当事方美国和朝鲜的政策分歧对立非常严重，中国再有劝和促谈的良好意愿，恐怕也很难解决问题。中方要继续呼吁朝鲜、美国和韩国能够相向而行，而不是政策上相互对峙，形成恶性循环。在当前尤其是应该及早坐下来实现对话。

中美朝韩的四边对话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但实事求是地讲，当前现实的可操作性还比较小，因为核心矛盾的当事双方不愿意坐下来谈。因为朝鲜所要的安全承诺和保障，其实也祗有美国才能够满足。但我们知道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他没有把朝鲜半岛事务放在其优先议程里，因为他上台之际美国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问题，所以拜登所提的“中产阶级外交”首先是回归到管理国内事务，另外它也是服务于大国竞争，尤其是对中国施压的，因此，我们就看到拜登政府到处组建各种小圈子，恢复同盟，整合欧洲、亚洲相关力量来遏制和围堵中国。当然，加上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它又分散了美国的部分资源去关注俄乌战争，朝鲜显然不是它关注的外交重点。

另外，我们知道拜登是一个资深政治家，长期负责外交事务，他很清楚的知道半岛问题的复杂性，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即使投入部分资源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在他第一个任期内也看不到成果，很难有所收获，而他这么大年龄是否有第二个任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我认为韩国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不是说美朝之间没有对话韩国就不能做任何事，不应推卸自己的责任。

中评社记者：您曾分析过，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战略清晰”，与美国“印太战略”加强统合的一面凸显。那么您认为，这会给中韩关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

王俊生：的确，尹锡悦上台之后在外交层面公开讲到基于价值观的外交，从其对外政策的表态和举措来看，实际上就是加强和美国对外战略的整体配合。尽管他再三表示说不是针对中国，但韩国和美国、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能与和中国的关系完全剥离开。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就是打压，在这个背景之下，尹锡悦政府明确参与美国的相关战略安排，毫无疑问是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它在打压和围堵中国，这样一种做法显然不是对待朋友的正确之道。我们知道，任何双边关系的发展不能针对第三方，而是要尊重第三方的核心关切，如果从这些来看的话，尹政府全面加强与美西方的统合，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释放了极大的善意。尹锡悦当选总统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一时间发了贺电，还很快进行了通话讨论国际问题，然后总统就职仪式也派了王岐山副主席去参加，那是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出访国外领导人里层级最高的。同时，尽管尹锡悦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后说了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话，但是中国的表态非常谨慎，可以说是以最大的善意在维护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

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一方面要加强与韩国的沟通，外交、国防的2+2高层级对话，我觉得要尽快恢复，不仅要跟对方说好话，说积极的话，还要把底线讲得清楚明白。第二个方面，还是要坚持原则底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踩到底线而不做反应，也会给对方释放混乱和错误的信号，实际上不利于双方关系的处理，长期下去，两国关系会越走越远，难以再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

中评社记者：北约峰会首次邀请韩国、日本首脑参加，对此有声音担心将来会出现北约亚太化？对此您怎么看？您对将来由美国主导形成“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怎么看？

王俊生：我对此思考了很长时间，有一天我看世界地图的时候，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一点。因为从世界地图上来看，大西洋两岸就是美国、欧洲，太平洋两岸就是东亚相关的国家和美国，这两者中间是过去没有被那么重视的广大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但是如果说把印度洋和亚太地区联系在一起，改成印太，实际上就是把亚洲包括传统的东亚地区和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实际上连在一起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实际上美国说的“印太”大有深意，它是要把大西洋和太平洋整合起来。在此之前，我们听到的疑问是美国是不是在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不是重建一个亚洲版的北约，而是把北约亚太化。所以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美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正在做一个大的调整，集中欧洲和亚洲的资源，分别对付俄罗斯和中国，也即亚洲因素服务于欧洲目标，欧洲因素服务于亚洲目标。这次尹锡悦去参加北约峰会，也可以看出来，美国正在把北约引向亚洲，强化该组织在亚洲服务于美国实现霸权的战略安排。

至于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它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也知道，美国是非常积极的，它是背后的一个主要推手，因为它希望把美日和美韩军事同盟进行一个1+1>2的整合。但不管是三边合作也好，还是地区多边合作也好，不能有假象敌，不能说针对第三方。关于可行性，作为一个学者，我坦率讲它是不太可能建立起来的，尽管他们有应对中国的共同诉求，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从韩国的角度来讲是高度敏感的，而日本从来没有真正的反省道歉，在这个前提下，韩国民众实际上对于日本未来的战略走向是有深深的忧虑的。

中评社记者：中韩两国对萨德系统部署的认知不一致，韩国认为是受到了朝鲜的威胁才部署，但中国认为韩国有其他方式可以应对。您认为，未来韩、中双方是否会因此再起冲突？应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协调？

王俊生：萨德问题的确会影响到中韩关系的发展，应该说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发展的最低谷就是因为萨德部署事件。

如果在现在韩国尹锡悦政府再去部署或者即使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依然会引起中韩关系的倒退。中国对此的相关考虑实际上是有一贯性的，一方面，中国不愿意看到朝鲜进行核试验，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一直认为这个问题要系统、全面的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能仅仅靠施压。另一方面，任何的应对不要超出朝鲜半岛的范围，不要针对第三方。

目前部署在韩国星州的萨德不是韩国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而是美国的，而且它拦截的是中远程导弹，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这已远远超出半岛范围，实际上对于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几乎没有意义。反而，由于“萨德”是美军在使用，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不难想象。同时，如果追加部署或者再提及这个议题，也会再一次激起中韩两国的民意对立。当前，两国对对方的好感度都在下降，两国民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很大，这个问题需要严肃对待。

那么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要秉持互相尊重的原则，要尊重对方的核心关切，这才是正确的做朋友之道。另外还要加强沟通，对于韩国而言则要信守承诺，不能随便推翻与其他国家在外交上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否则会失信于国际社会的。

中评社记者：近一两年以来，韩国首脑或高官在双边、多边的公开会见场合都提及过“台海稳定”，您认为，韩国这样做的动因为何？它是否正在以不恰当的方式插手台湾问题？

王俊生：这个问题是当前影响中韩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中韩关系如将来出现大问题的话，我想很可能是在台湾问题或者类似的涉及我国主权与安全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韩国和美国一起提及台湾问题的重要借口是要维持所谓的现状，那么首先，我们不妨问一下韩国的决策者，是谁在改变台海局势的现状？中国大陆还是美国？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这几年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它遵守了与中国达成过的协议吗？世界上祗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像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日不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就访问属于中国一个部分的台湾，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在改变台海局势的现状吗？我们如果进行换位思考，假如中国领导人是美国领导人的话，那么台海局势还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可以说中国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保持了极大克制、释放了极大的善意。

韩国政府内部人才济济，不少人学贯中西，不会不明白我上面说的道理的，那为什么还执意要掺和台湾问题？

原因我分析有两个：一个在于美国的施压，我们知道美国的目的是通过这些问题来制衡中国的发展，维护自己的霸权，应该说，美国任何时候都会让它的盟友在台湾问题上一起施压中国，这是一个常量。第二个原因我想也和韩国对自身实力的评估有关。韩国去年成为了发达国家，以及成为全球第十的经济体，所以韩国越来越认为自己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想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关注相关的热点问题。

所以尹锡悦提出要做“全球枢纽国家”，因此韩国关注台湾问题和这个国家定位是有关系的。今年5月22号，拜登和尹锡悦达成的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实际上是首次把台海问题和印太战略挂钩了，即台海局势的稳定和发展事关印太的和平繁荣，这样的表述实际上就基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原因。

如果韩国继续以不恰当的方式来关注甚至插手台海局势，我担心下一步就像日本在台海问题上那样越走越远。韩国要学其他国家好的一面，不要学坏的一面，要看到中日关系越来越远，日本插手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韩国的国家利益来看，还是从尹锡悦政府的表态看，韩国还是十分重视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我还是奉劝韩国及时在这个问题上悬崖勒马，不要担心不该担心的事，操心不该操心的事情，实际上尹锡悦政府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中韩需要一起做的事情也太多了，让我们一起赋予中韩关系更多的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

中评社记者：目前的亚洲秩序正处于深刻调整当中，中国被视为该秩序的“挑战者”或者“破坏者”，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这种压力，打破这一越发固化的概念？

王俊生：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一定会对既有的国际秩序产生影响，因为我们从过去一个地区性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肯定会影响国际秩序的，这是一个现实，其他国家的担心忧虑甚至怀疑也很正常，因为世界就这么大。我想，首先我们要正视这样的关切，其次要警惕这里面不合理的甚至是妖魔化中国的声音，看清楚是谁在坚持推动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而谁又站在了世界潮流的对立面。

反过来讲，我认为中国肯定不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国家，这一点从中国和亚洲国家或者说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就可以看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破坏秩序的国家，我们首先便会破坏周边的秩序，或者说周边国家最能首先感知到，但是，中国在周边是怎么做的？在政治外交上，我们和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战略关系，经济贸易上，很多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我们这些年推动的“一带一路”、“亚投行”、“澜湄合作”，“亚洲文明对话”，以及元首会晤情况上看，都是致力于推动“亲、诚、惠、容”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改变现状，我们也不会这么做，周边国家也不会和中国保持这样一种关系。

历来大国的崛起基本上都要改变现状，但中国可以走其他崛起大国不同的道路，我们的发展不是为了和有关国家争霸，而是为了让自己和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们要首先关注国内民众的福祉，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崛起不是为了争第一，而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世界最幸福的生活。同时，从外交战略上讲，还是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个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是中华文化在外交层面的反应，所以我们要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中评社记者：今年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两国走过风风雨雨，如果请您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中韩关系，您认为是什么？您对未来的中韩关系有何期待？

王俊生：我最近参加和韩国朋友的各种对话与讨论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相互成就”。今天的韩国和1992年建交时的韩国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和1992年的中国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两国在30年中取得这么大的成果，和中韩关系发展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相互成就的。

展望未来30年，我们应该登高望远，因为今天的中韩关系已经不是30年前的中韩关系，甚至不是10年前的样子，已经站在很高的起点上，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因素交织其中，这说明今天中韩关系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惠及或者说影响到两国的利益，而是直接会影响到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所以，我对未来中韩关系的期待我有两方面，第一就是我认为未来中韩关系发展的空间比过去大得多，期待中韩关系在更大的舞台上实现发展。第二就是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延续过去30年中韩关系相互成就的这样一个现实，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继续相互成就，届时不仅中韩两国人民的生活会更美好，而且也会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中韩两国的贡献。

本专访为中评社中韩建交三十周年系列深度专访之一，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记者：郭至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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