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文章系列（一）

《全心全意投入缅华抗日救亡运动》

缅华战时服务团、战工队创建人 张培道 遗著

    （编者按： 张培道先生是缅华爱国进步事业的老前辈。 他生于1901年，也是一位革命老前辈。他二十几岁时在广东新会、江门和香港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大革命失败后为躲避白色恐怖而于1929年来到缅甸摩谷（又译抹谷），开始了从事缅华爱国民主进步事业和抗日救亡运动二十多年的生涯。

    在全中国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他在缅北摩谷和曼德勒积极投入缅华抗日救亡运动，是曼德勒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和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的创建人之一，做出过突出贡献。

    张培道退休后写下近20万字的回忆录，详细记叙他在国内和缅甸从事各项事业的经历，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甚为宝贵。下文是摘编自他的回忆录。）

缅甸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缅甸华侨激于爱国的义愤，很快在全缅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纷纷起来组成缅甸华侨反日救国会，号召华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抵制日本货，与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绝交，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从而支援祖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张培道在远离仰光的抹谷，积极主动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宝石城摩谷的华侨响应缅华反日救国会的号召，设立了缅甸摩谷华侨救国分会。但是起初这个分会有一部分委员爱国思想十分薄弱,对救国分会进行的与日本经济绝交、抵制仇货、禁止华侨买卖日本货的工作，执行不力，甚至包庇奸商任意出售仇货，所谓救国工作就变得徒有其名而不符实，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影响不大。爱国华侨表示不满，要求重新改组摩谷华侨救国分会，纯洁队伍，才能发挥作用。摩谷侨领尹就先生当时也是救国分会委员之一，他十分关心如何才能健全组织，发挥救国的作用。他向我征求意见和办法，同意了我提出的改组救国分会的主张，做了几天对群众的宣传和联系工作，终于能够举行摩谷华侨群众大会，在广大群众压力之下，终于能通过改组救国分会的方案，胜利完成改选委员的工作，重新选出一批新的委员。这些委员多数立场稳定，热心爱国，比较积极。我被选为委员兼秘书长。从此救国分会合开始有了生气，救国抵制日货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侨胞爱国思想大大提高，绝大多数能够自动自觉不买日本货，不循情地通缉缴获一些仇货，严惩了几个奸商，主要是罚款和登报检讨。摩谷华侨救国分会的工作配合了全缅甸华侨救国的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32年的秋天，缅甸华侨救国会在仰光召开全缅华侨代表大会，改选下一届委员和讨论今后救国工作的措施。摩谷华侨救国分会选出我为代表，前往仰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从此，我就与黄重远、黄俊生、邓景芬等建立了初步的友谊。不久又认识了黄绰卿和王琴鹤 志同道合的同志。从此大家有了密切的往来，经常互相通信，谈到共同的愿望，谈到今后如何在缅甸共同做一番有意义的事业。          

随着缅甸华侨反日斗争的展开，摩谷华侨的爱国思想也有提高，但毕竟还很散漫，没有聚会和娱乐的地方。我意识到，应该有一种比较进步的新组织来加强团结，才有利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举办对华侨有利益的事业。有不少进步华侨也有这一致的要求。我掌握了这情况，于是，经过酝酿，于1934年8月间成立了“摩谷华侨九一八社”，顾名思义，就是团结爱国力量，支援祖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以洗雪“九一八”的国耻。“九一八社”的成立意义重大，而加入这个社团组织的华侨也很广泛，有广东人，也有云南人和福建人，有资本家也有工人，共有一百多人。该社的执委会负责日常事务，主要负责人是尹荣炎，我任秘书长，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共同搞好社务。“九一八社”设有图书室，供华侨公开阅读各种报纸、杂志、画报和图书，用购置收音机，每晚可收听各国广播的新闻和音乐，每天晚上来收听得人源源不绝。社内还有多种乐器供社员娱乐。这些活动使摩谷华侨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变化，“九一八社”有了很高的信誉，受到人们的重视。举凡关于抗日救国的事，“九一八社”的社员有了统一的领导，统一的行动，意志一致，都站在前头起带头作用，使摩谷的抗日救国、抵制日货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

    1933年上半年，仰光进步的华侨黄绰卿、朱彦雄、朱碧泉等发起组成一个青年学会，外表是研究文艺与普罗文学，内里则是思想比较进步、觉悟较高的会员另组成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共同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同时研究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的理论。黄绰卿介绍我参加了这个青年学会，也参加了这个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我虽然在山芭，则以通讯方式共同进行研究。未几，征得《仰光日报》的赞同，借该报的副刊出版一个叫做《椰风》的周刊，发表普罗文学的作品。我曾在该刊发表过几篇文章，比较突出的一篇是写缅甸摩谷的宝石矿工的生活。

    那时已有一份《新知》刊物出版发行，成为在缅甸公开刊物，也为华侨所欢迎。缅甸仰光的乐天社是比较进步的社团，在曼德勒、腊戍也有分社，各地都在筹备成立分社，范围比较广泛，为思想较进步的华侨所欢迎。在摩谷的华侨较为孤立，与外面联系少。为使摩谷的华侨能与进步力量多联系,扩大团结力量起见，1934年摩谷的一部分华侨也参加了乐天社，成立了缅甸摩谷乐天社，社址也设在摩谷华侨九一八社内，共同搞好团结华侨，支持日常工作和办好摩谷的华侨文化教育事业，达到共同的目的。当时摩谷乐天社的社长是尹荣炎，我则任秘书长。

    1935年摩谷华侨“九一八社”为了发展当地华侨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给侨童灌输民主爱国思想，发展民主教育，便开办了启新学校，我受董事会之聘担任教务主任兼教员。以后由黄绰卿介绍，聘请容希文来校任训育主任兼教师。他是一个要求进步青年，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日，他来校后与我诚心诚意合作把学校搞好，使校务更向前进了一步。

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7日进犯河北省卢沟桥，制造了“七七”事件，中国的武装抗日从这一天起便展开全面的抗战，惊动全国，人心大大振奋，都一致起来支持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的延安政府武装抗日，立即掀起全国抗日的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一役歼灭日军二万多人，大大加强了国人对抗战必胜的信心。祖国这一全面抗战，使有爱国传统的华侨更加兴奋，要进一步支援祖国的抗战。缅甸华侨为了适应当前的政治环境的需要，在是年下半年把缅甸华侨救国会撤销，改组为两个会，一个是缅甸华侨救灾总会，一个是缅甸华侨抵制仇货总会。在全缅甸华侨统一行动的影响下，摩谷华侨也行同样撤销了摩谷华侨救国分会，接着成立了摩谷华侨救灾分会，尹荣炎任常务委员，我任秘书长，成立摩谷华侨抵制仇货分会，李树华任常务委员，我任秘书长。由于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政府初期比较认真地发动所有军事力量积极抵抗日军的侵略。由于这一影响，缅甸华侨尚能团结一致，共同支援祖国抗战，发挥了华侨爱国传统的精神。不问什么党派，不问什么政治主张，不论什么信仰，如能抗日救国，都可以团结一致。当时缅甸仰光方面有关救灾和抵制仇货两会的领导权，当然国民党还是占优势，不过他们还稍有一点民主，各阶层的民主爱国人士都有相当的领导权，任何方面如果真正武装抗日的，都一致拥护和支持。所以抗战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即发行救国公债，以支持抗日战争，也同样发行到缅甸的华侨中去。华侨也十分热烈地踊跃购买公债，为数甚巨。摩谷的华侨在摩谷华侨救灾分会的推动下，以“九一八社”的社员为推动核心，侨胞们也购买了几千盾的救国公债，缴交仰光的缅甸华侨救灾总会，汇回祖国以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当时缅甸的华侨购买公债大概有五百万盾，已落入南京国民党政府手上，而另一方面，进步的华侨诚心诚意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战，热爱抗日的八路军和抗日的陕北公学，因而自动捐款支援陕北公学筹备资金和帮助八路军购买寒衣。摩谷的青年和学生爱国救国行动也不落后于人，乃组成摩谷华侨青年前进社。有了这个组织，就自动热烈捐款，还向爱国侨胞募捐，得捐款千多盾，支援了八路军和陕北公学基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摩谷的华侨青年如张世光收到了延安寄来的毛泽东、朱德纪念章。我和容希文终于实现了发动华侨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的愿望。

从摩谷到曼德勒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从1929年到1940年，我留居摩谷有11个年头，鉴于摩谷不是民主进步活动的重点地方，华侨人数不多，对民主进步活动所起的作用不大。当时侨党在仰光的组织已有了基础，我与侨党的接近比前更多，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应转到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地曼德勒去，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于是 于1940年8月从摩谷转到曼德勒。                        

    复办粤侨广育学校  曼德勒的广东同乡会里有一间粤侨广育学校，已有30多年的历史，中间因姓朱和姓陈的争做专业的饷码当押商业，发生利益冲突严重的矛盾，发生了不团结、不调和，致使学校停办了三年。堂堂一个广东同乡会竟无一间公立学校，全体粤籍侨胞 都觉得不是光荣的事。每一个粤侨心里都充满了这种情绪，表示不满，十分渇望有一天能把粤 侨广育学校复办起来。                                                                                           我到曼德勒后，了解到粤侨的这些思想和愿望，就有意利用这机会争取这个基地来发展民主教育，作为发展华侨民主进步事业的基地。他鼓励在华侨中有相当地位和威信的新兴机器锯木厂的总经理黄俊生出来倡议复办学校，黄俊生接受了我的意见，即行倡议，全体粤侨热情拥护复办广育学校。经过短期的酝酿，即由广东同乡会选出以黄俊生等30多人为董事，成立了缅甸曼德勒粤侨公立学校，董事会推选黄俊生为董事长，我任广育学校校长，学校终于在1940年10月间举行复办开学典礼。该校的活动也能联系了一些粤侨青年开展一些文娱活动，曾组成红棉剧社，表演过白话剧，也表演过粤剧粤曲，通过演剧为广育学校筹款，博得社会的好评。

    开办开南国货公司   我到曼德勒后，与黄俊生和从仰光来的浩荣公司经理郑子珍、邓景芬商量创立开南国货公司，他的目的是想以商业职业为掩护，联络和团结华侨中上层分子，搞好华侨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支援祖国人民正轰轰烈烈开展的全民抗日战争。开南国货公司的铺位租定了翁多枝最繁盛区，铺面宽阔，有两层楼，组成开南国货公司董事会，决定聘黄俊生为总经理，我任经理，邓景芬任副经理。我当时已任广育学校校长，为了减轻广育学校的负担，我就做义务校长。开南公司於1941年2月开张营业，但公司开业不久，由於资本不足，又缺乏流动资金，因而批发业务虽已展开,但是货源不足，影响很大。经过一年的经营还是亏本，前途不甚乐观。但是我利用了开南公司的经理一职,对一年多来的社会活动也有了一定的作用:1。取得粤侨的信任,掌握着粤侨公立广育学校,继续进行民主教育事业;2。联络并得到曼德勒华侨中上层分子的支持，当了曼德勒华侨救灾会支会和曼德勒抵制仇货支会的委员，从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开展了华侨民主抗日工作和创办了缅甸唯一的华侨民主抗日的喉舌《侨商报》，推动了曼德勒比较进步的华侨和青年华侨成立了曼德勒华侨青年社和曼德勒华侨战时服务团在民主抗日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开南国货公司存在的基础上，得到一部分上层华侨资本家的支持，又创办了一家开民印刷公司，设备新颖，为上缅甸华侨所创的企业，有了这一个有利条件，完全有创办华文报纸的可能，大可与仰光的华侨报纸媲美。未几，得到云南籍华侨永昌祥杨老板的支持和倡议，招募了一笔资金,就接着在曼德勒创设了侨商报社，以刘惠之为社长兼经理,成立《侨商报》董事会，董事则由当地的滇籍和闽籍的华侨上层分子担任，我也被选为该报董事之一。《侨商报》的英文翻译人员由毕朔望和任以沛二人担任，《侨商报》终于1941年12月25日在曼德勒出版，以崭新的姿态和进步公正的言论出现，极受华侨欢迎，争着购阅。当时仰光正处在战争中，所有华侨的报纸和我们党的报纸都已停办了，所以侨商报一出现之时，报份即激增到万份，打破了历史上的记录。

    成立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和战工队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配合了德政意帝国主义向东发展进攻苏联，图谋以法西斯蒂侵略全世界。日本军队占领了英国的新加坡军港，而后攻陷了马来亚，绕道泰国侵入缅甸的东南部地区，迫近缅甸首都仰光，形势十分危急,仰光已处在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境地。曼德勒的人民也感到非常紧张。 曼德勒是缅甸的故都，是缅甸第二大城市，经过我和容希文等的努力，这里的华侨进步组织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上层统战工作做得较好。1940年10月，我和容希文等遵照侨党的指示，很迅速地发动了曼德勒的华侨组织成立了华侨战时服务团。为了取得华侨上层分子有力的支持，推举粤侨侨领曹忠楼为团长,曹普荣为副团长，我为团务秘书。粤、闽、滇的爱国华侨都纷纷参加了服务团的组织，开展了华侨的外交，也得到当地人民和政府的支持。在我的亲力亲为主持下，团务工作发展非常迅速。在仰光危急的形势下,中共仰光支部负起领导华侨抗日救亡的责任,号召仰光华侨立即筹备成立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原则下，一面配合盟国—英国和缅甸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又团结又斗争与国民党缅甸支部取得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华侨的抗日热情高涨，参加战工队的人很多，有华侨工人、中学生、教师、报界的新闻记者、妇女等等。1941年12月25日,日本飞机疯炸仰光后，日军来势甚凶，英国军队战斗力又不强，仰光的沦陷只是时间上而已。仰光的市民已开始疏散,向曼德勒方向逃难了。华侨战时工作队也作了准备转移阵地撤退到曼德勒。  1942年1月初，仰光的华侨战工队全体队员开到了曼德勒。按照党的指示，从仰光来的战工队成为战时服务团属下的一支队伍，编成两个战工队,併归华侨战时服务团统一指挥，共同负责做好华侨抗日救亡工作。我也就成为战工队的创始人之一，但我的主要职务在战时服务团，所以在战工队没担任领导职务，但我积极参与战工队的具体工作。

    当时战工队的组织第一队张子明任队长，第二队李乃任队长，每队编有队员七十人左右，内分成几个组，宣传组由黄雨秋任组长，政治由张华夫即光未然任组长，文娱组由赵沨任组长，另有服务组等组织.队员的政治教育，主要由黄雨秋、张华夫、赵沨等同志负责，大家都是分工合作的。

    战工队的主要领导成员是来自仰光的，在曼德勒人生地不熟，因此很多工作需要我协助，由我出面去解决。例如，战工队原来设在福建会馆，房舍较少，随着队员不断增加，宿舍就不够用，显得相当拥挤。我出面商得云南会馆负责人同意赞助，即将两个战工队迁到巍峨壮观、地方宽敞、具有中国古代建筑特点的云南会馆。一百五十多个队员统统住在一起，进行训练和活动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了政治训练和学习，提高队员思想觉悟，积极训练学习唱歌和演戏，做好宣传和演剧的道具和宣传品，进行广泛的宣传。未几，一切的准备都己成熟，总的行动即开始进行。但是当时战工队的经费却有很大的困难，终于由华侨战时服务团的负责人曹忠楼和我亲自出马向各华侨商店募捐，得到了华侨大力支援，共募捐得千多元。这款都是存于开南公司，负责统筹统支，以解决百多名队员的生活费和各种费用。所有队的成员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以节约为主，他们每天用膳两餐，只是吃蔬菜，少吃肉食，欣然过着战斗的生活，十分令人佩服不已。

    我当时实际上已经脱产离开了广育学校和开南公司的任务，专心专意负责团的秘书职务，巩固战时服务团和两个战工队组织，做好抗日救亡的工作。除了利用我在曼德勒的社会关系，解决队里的一些具体困难外，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外联工作。首先是联系好华侨的上层份子，取得他们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发动他们与当地政府和盟国取得联系，取得他们有力的支持。另外还要与国民党缅甸支部取得联系，增进团结，得以顺利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有不利于抗日救亡的企图，就必须与之斗争，反对他们的破坏阴谋，使之能够共同抗日救亡，不致发生阻力。此外，他还经常到战工队队部巡视，并对队员们讲话。战工队首先在曼德勒的街道上进行宣传和巡行，博得各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接受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缅甸、保卫大缅甸的宣传。战工队又在云南会馆公开表演白话剧，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剧意深远，表演艺术十分精彩，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称赞不已，极受感动，引起观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表示必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犯，保卫缅甸，争取共同的生存。这批队员又转到眉苗、地保、腊戍等地作表演宣传，也取得很大效果。

    战工队的服务组除了积极派员到各医院慰劳难侨和中国远征军的伤员外，我还联系国民党的驻曼德勒总领事馆和广育学校，借用广育学校作办公地点，让战工队派出工作组去协助总领事馆办理侨胞疏散登记工作。工作组十分热情努力，态度和蔼，服务周到，受到进行登记疏散的侨胞的赞扬。战工队队员如陈杰夫、张明等还去为远征军的长官翻译英语、缅甸语，也表现出突出的、积极诚恳的服务精神，远征军的中下军官都为之感动。

又团结又斗争  维护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了全面武装抗日战争。1941年的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南侵到缅甸的时候，中共缅甸支部就立即号召缅甸华侨以实际行动支援友邦和缅甸人民共同起来抗日救亡,保卫缅甸，积极地开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缅甸的斗争,遵照和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实行海外华侨抗日爱国的统战的具体措施，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凡有利于抗日救亡的都尽可能与国民党缅甸总支部和开入缅甸的国民党工作人员和军队取得合作，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南侵。既要团结也要斗争,凡是国民党有不利于抗日和妨碍华侨团结的言行，都要坚决斗争，决不能作无原则性的妥协。

    自1941年12月25日仰光遭受日本飞机狂炸后，仰光在军事上已处在垂危的恶劣环境中，仰光和附近城市的华侨都纷纷疏散撤退到曼德勒。中共缅甸支部所领导的战工队和国民党缅甸支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等也同时撤退到曼德勒来。共产党领导的华侨战时服务团所属的两个战工队都同样执行贯彻党的政策，与国民党取得合作。但是，缅甸国民党以刘六凌为首的特务分子，遵照蒋介石的对内政策和执行当时曾经派入缅甸的中央大员曾养甫的命令，仍然采取积极反共的行动，诸多诡计，蓄意破坏团结，制造分裂，不许华侨爱国抗日，不许有共产党领导。他们把华侨战时服务团两个战工队视为敌人，企图使用阴谋消灭战工队，以便削弱中共的领导权，从而破坏华侨的团结和爱国抗日的任务。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口头上赞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欺骗群众。他们利用统一领导的美名，要使我们的两个战工队并入他们所组织领导的缅甸华侨战地服务团，藉此分化百多名战工队员，使之整个解体，妄图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的领导权，消灭华侨的进步势力。华侨战时服务团竭力支持战工队的斗争，坚决拒绝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要求，使其破坏阴谋终归破产。

    侨党支部派我负责经常与国民党负责人接洽，要求他们站在抗日立场，大家同心协力进行抗日，应该立刻停止对我们的一切破坏。我曾经与国民党支部书记刘六凌会谈多次。有一次刘六凌厉声怒色地好像要对我提出警告一样地说：“我已经了解到你们的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所属的两个战工队的队员都是共产党，我们总有一天要把他们全部逮捕押回重庆究办，你不要为他们所利用，应马上脱离他们的关系，否则,恐怕对你也不利。”刘六凌这么恐吓他。在对方嚣张的气焰面前，我毫不退让，而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严肃地斥责刘六凌，说：“我们华侨只知道抗日救亡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管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决不容许分裂。你们国民党这样无端破坏和危害，责任不在共产党而在你们国民党，华侨眼睛雪亮，谁是真正抗日，谁是假抗日，都了解得十分清楚。我们要求你们慎重行事，不宜再破坏妄行。”刘六凌对我的离间诡计又一次宣告失败。

局势急转，撤离曼德勒

    1942年1月曼德勒遭受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后，我就已看到缅甸的局势必然日益危急，就提早让妻子儿女迁回到比较安全的摩谷居住。但绝大部分的家私、衣车、杂物仍留在曼德勒的楼房里。搬家后不久,曼德勒第二次遭受日本飞机轰炸，以唐人街为总目标，被炸得最严重。我原居住的楼房已被炸毁焚烧无存，房屋里的家私杂物都被烧光。广育学校的教师容希文、陶淑宜已经参加了战工队的抗日救亡工作，其他的教师也张皇失措，提前离职他去，学校便不能不在二月间提前结束了。我既已摆脱了开南公司的职务，又摆脱了广育学校校长职务，就专心以全力主持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当时开民印刷厂公司黄重远经理忙于走货往来于曼德勒与腊戍之间，使开民印刷公司负责无人。为了应付当时的需要，我便不能不负起代理经理的职务，但是我根本没有时间管业务，只管每天收支款，那时我的用意是监督公司款项的使用，以保全公司的经济力量。

    日本军队占领了仰光后，马不停蹄地沿着仰光—曼德勒的铁路大规模的进犯，因此缅甸中部的华侨纷纷撤退到曼德勒,住满了唐人街的各会馆和宗姓会馆，随后向北缅甸疏散。有的疏散到腊戍，有的疏散到八莫。曼德勒所有的经销商和住宅也都同样分别选择目的地疏散。开南公司的货物由邓景芬经手也搬运到腊戍去了。国民党的陆军的一部分军队开到曼德勒，也塞满了曼德勒城,到处皆兵，形成了一片战争景象。国民党的领事馆的人员和国民党在曼德勒所有的机关都已经开始分途撤退了。英军和国民党军作战不利，打败仗的消息纷纷传来，对抗日胜利已失去了信心，人心惶惶而不可终日。那时，我为了照顾家人，曾在腊戍被日机轰炸的第二天回到摩谷，作安置家人必要时撤退的准备。我回到摩谷不过几天，大概在十月初，曼德勒最后一次遭受日本飞机疯狂轰炸，敌机轰炸的目标以唐人街为中心，因为唐人街国民党的军队和他们的的机关最多，经过上午一个早上的轰炸即起火燃烧，整个唐人街的楼房大部分都已被炸毁,夷为平地，居民死伤甚多，极为悲惨。战工队虽然准备与缅甸的革命群众和缅甸僧人青年协会(缅甸共产党的前身)合作，发动缅甸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武装抗日游击战争。但是，由于客观条件很不成熟，缅甸人民觉悟很低，没有抗日的情绪，还误认为可凭借日本的军事力量打倒英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因此战工队领导就认为留在缅甸继续抗日已没可能，不得不决定两个战工队的队员撤退回云南,以保全干部力量。第一战工队退到密支那，第二战工队撤退到八莫，然后视缅甸局势如何才决定最后行动的方向。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为了尽的责任协助党完成今后的任务，就于4月10日随同徐迈进夫妇离开摩谷，从直美珍乘轮船北上到达八莫。 

    《侨商报》迁到八莫准备复刊  我到八莫时，开明印刷公司和《侨商报》都已安全迁到八莫，地址和设备也已安排好了。中共缅甸支部书记李国华和刘惠之、徐迈进、任以沛等同志都已集合到八莫。两个战工队的队员，除了仍随国民党军队里服务的陈吉福、张明，还有过别的队员自动离队，以及李乃、尹惠爱(即尹坚君)在云南会馆被敌机轰炸牺牲之外，绝大部分的队员都已安全的分批到达八莫，整理队伍听候党给予的任务。4月21日的缅甸局势，日军继续进犯似乎和缓一些，八莫一隅之地较为安静一些，因此刘惠之和我商议决定，把开明印刷公司与《侨商报》合并统一经营，华侨唯一為喉舌的《侨商报》永远站在缅甸人民和华侨抗日救亡的立场，在缅甸广大地区有这一息尚存的形势中，决不放弃战斗的阵地，必须站稳岗位，再接再厉，与日本帝国主义周旋到底，表示与缅甸共存亡。《侨商报》就决定于5月1日出版，再与侨胞见面，以抗日救亡的言论和新闻鼓舞缅甸人民和华侨坚定信心，奋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然而我的妻子儿女还留在摩谷，我总是怀念着他们，很迫切地要回摩谷去看看他们。可是曼德勒至八莫的水路交通似乎已断，由八莫往曼德勒的轮船已经停航了，只有往杰沙一班轮船可乘搭往杰沙。第二天他遇见了容希文、尹娥英夫妇俩由八莫来到杰沙，我便同他们两人一道乘船转返八莫。我们乘坐这船沿江而上，日本飞机已经到处飞行侦察。                      

一行十人步行撤退回国的艰险历程                                        

    我回到八莫的晚上，才晓得缅甸局势已经十分严重。日本军占据了曼德勒之后，即乘胜进占北掸邦。日军的前锋已到达南坎，直趋八莫,作迂回包抄上缅甸的形势已成。缅甸全部沦陷为时不远了。侨党鉴于缅甸大势已去，已没有条件和可能再留在缅甸继续抗日，故决定所有工作人员一律撤退回昆明去。留在密支那的工作人员步行回国，他们的步行撤退计划由他们自己计划进行；留在八莫的工作人员，凡属于年纪大身体弱的,以及妇女孩子，得优先乘车从畹町退回昆明。还有七位同志等待我们回来，然后一同步行经腾衝到保山转返昆明。5月1日前夕，李国华找我谈话，他说,“缅甸战局已告失败了，我们再无留在缅甸的必要，为了保全党的干部力量，进行日后伟大的革命事业，我们必须迅速退出缅甸，否则，我们就会被敌人歼灭。你在缅甸一向是一个积极分子，必然会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注意，他们当然会毫不留情地危害你，大可使你随时丧失生命。我们为了保全干部力量，当然要竭力保护你的安全，所以也要求你忍受暂时的艰苦，同我们一起回中国去，继续开展抗日工作。”听了李国华书记的指示，我立即表示接受他的意见。我已认识到，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唯有争取抗日取得最后胜利，应当听党的话跟党走，决定暂时忍受抛离妻子儿女的痛苦。我下定决心，必须随同李国华等党内的同志，一起逃出缅甸，转回安全的祖国去。

    日军的前哨已到达南坎，八莫的失陷危在旦夕，日军对整个缅甸包围之势已成，大势已失，实无挽救的可能。5月1日汽车已不能通过南坎往畹町，由公路乘汽车出走已不可能。我们一行十个同志就不得不决定步行出走。我们这一行计有我和李国华、徐迈进、容希文、刘惠之、任以沛、尹坚英、尹坚华、林元坚、赵海。5月1日早晨，我们十人的笨重行李已经放弃，只好轻装行李便于带走。从八莫乘汽车到了二十四英里的地方，即遇有云南人的骡马帮有马可租，乃租了五匹马，用两三批大骡马驼更多的行李，因为我年纪最大，就让他自己独骑一匹马，其余的马则由各同志轮流骑坐。走了路又骑马，骑完了马又步行，沿着山谷而去，过了一山又一山。当时日本飞机已经出动，飞到缅甸北部到处侦察，我们远远听到有飞机的声音，不能不提高警惕。为防日本飞机追踪、侦察、投弹或放机关枪扫射，我们就立即下马，分散躲避，以免日本飞机发现而发生危险。日本飞机飞过后，我们又启程，直至黄昏时，才抵达红毛河。在黑沉沉的夜里看不到一点光线，既看不到的地方,也看不到树林。我们下马弄晚饭吃完后，将毛毡铺在地面上就睡觉休息了。没有感到恐怖.既不怕敌人可能追到，也没有想到有野兽来咬害。经过一天的步行，十分疲倦，一倒卧在席上就憇憇入睡了，到第二天天亮才醒来，起来后才发现睡的地方原来是一堆马粪。早晨用了膳后，又启程前进。我没有骑马的习惯，不善于把马控制住，在下一个山坡时，我掌握马绳不紧，从马上滑了下来，好在得到刘惠之及时抢救，始得免于危险。我们继续前进，到了中午，马帮的管理人员便让马停止前进，放马到处吃草，让马休息。我们也在路上弄好饭吃，吃完饭才躺下休息。大约两小时之后又动身前进。大概在当天的下午四小时左右，已经离蛮允乡不远了。远远看到有成群成队的乡民站在路旁，与乡民相见时，他们挥手打招呼，表示热烈欢迎。据那些乡民说，他们接到政府的命令，要接待从缅甸归国的难侨。乡民引导我们到了蛮允乡，招待我们住在屋子里。原来从四处逃出的缅甸华侨已有几百人到达了，都得到蛮允乡的乡民的热情招待，有饭食，由地方住宿，使逃难来的华侨十分感谢乡民的盛意招待。我们在蛮允乡住了两天。蛮允乡也有数十名武装乡团，这当然是当地的地主武装，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三天,几百个缅甸华侨集合起来启程之际，当地乡团报告说，离乡不远的山地出现了三百多土匪,埋伏在山路两旁，准备抡劫缅甸华侨。有不少华侨发生恐慌，于是蛮允乡的乡团负责人自告奋勇，愿意派出四十名武装乡团保护他们越过土匪所在的地方。我们和华侨也不示弱，都一致行动起来，向着山区前进。在一个山谷前窜出一个土匪，强抡了一位华侨的衣包，乡团立即鸣枪示威，那帮土匪看见人群大帮，又有武装，便恐慌起来，纷争夺路逃窜，不敢拦路抢劫，华侨才得安全冲过了这个危险地区。直至黄昏的时候,到了一个马房住了一宿，清早又启程而去。到了下午三时，便安全到达九堡,住在一间小学休息。

    九堡是属于腾冲县的一个大乡，是老军官李根源的家乡。我们认为已到了祖国的地方，已经脱离日本军队追击的危险，因此就打算留在九堡休息几天，清除几天走路的疲劳，然后再起程向腾冲县走出龙陵到保山，或在龙陵可能找到汽车前往昆明。我们仅仅住了两天，得到乡民报告说，日本军已经占领了腾冲县。我们有点怀疑，日军怎么能这样迅速呢？对日本军占领腾冲县城有点不甚相信，乃反问那个乡民。乡民说所看见的军队中也有印度兵，我们更觉得离奇，还未想到日本军队进入缅甸后,利用英国遗下的印度人的军队协同作战，就认为可能是英国军队退入腾冲县城而不是日本军队。当时九堡学校的张校长对我们很热情照顾，又派乡民前往腾冲认真探查确实消息。未几,乡民回来报告说腾冲县已悬挂起日本太阳旗，我们才确信腾冲已经沦陷了。腾冲离这儿不过八十华里，日本已向西进犯，随时可能到达这里，我们仍处在危险的地带，就决定取道越过大雪山，过怒江向保山前进。行程计划确定后，商得张校长的意见与我们一致，他就派了两个人做向导。当时张校长以我年已过四十，身体不强壮，认为我不容易步行越过大雪山，劝我暂时留在他的家，等到有天之日即胜利之年，然后送我回缅甸去。但我表示愿与同行的十个同志共患难、共生死，决不能掉队，在途中纵然遇到有任何困难或者牺牲都在所不惜。我乃婉言向张校长道谢。到了第四天，他们十人终于在乡人的带领下，向着大雪山行进。

    晚上到了一个墟镇休息，买了几十斤白米分给个人自行携带，以备在路上吃。当时我们在八莫起程之日，大家所携带的缅币都集中共同使用。我个人已经拿出六百盾缅币。我们晚上住宿在一个小镇，是一个马驿站，都是骡马帮半途停下休息之地，也是每天有不少的旅客往来路经此间。我们就雇了两个农民代挑行李。

    早晨从马驿站起程，步行了十二小时的小山谷的山路，又到达一个小市镇。这里离腾冲城八十华里，离敌人的防线很近。如果日军的马队向西前进，很快便能到达高黎贡山的山脚，可以堵住他们的去路。我们还未离开危险地带，故有赶快越过大雪山下、渡过怒江的必要。他们当晚 找到老百姓的房子借宿一夜。刘惠之是云南人，说话是云南口音，有点经验。他亲切地跟那位老大娘谈话，故意说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也不是国民党的官员，而是在缅甸经商的侨商，请她放心。刘惠之晓得她的家也是姓刘的，他就趁机说他们十个人都是姓刘，是一家的兄弟姐妹，那位老大娘立即露出了笑容，很客气地说，“啊！你们原来是家门，这太好啦。”她表示十分欢迎我们在她的家里住，十分殷勤招待，烧水给我们洗脸，有茶有水，十分方便。她还让出两个房间给我们，男的女的分开住宿。老大娘还很严肃地而有礼教地说：“男女有别，应该分别各住一间房间。”我们睡了不久便告天亮，立即作好准备行装，迅速起程。我们临走前还将几件衣物送给她，老大娘含笑接受了礼物，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感。                                    

越过海拔五千英尺的高黎贡山

    位于滇西的腾冲境内有一崇山峻岭的大山叫高黎贡山，云南人又把这大山称之为大雪山。每年秋冬而至翌年的春天，都是满山积雪，实不容易让人们和牛马通行。只有夏天酷热的太阳照耀下，山上积雪才溶化，他们逃难归国的时候，正是夏天的五月，已不见雪的影子，才能通过这个大雪山，到达怒江的江边的。但是一望这崇高的大山，还有浓厚的白云盖着了山的大半，未能看到大雪山的全貌。我们一行十人在登山之前，挑夫已经不再跟随我们一道走，行装没有人挑，也没骡马可用，只好又把不少的东西送给了乡人，每人携带最少的衣物，以前更轻装，才能容易走路。我们拿着一根竹竿作手杖，便于登山不至跌倒。大家都鼓足勇气战胜困难，不怕苦累，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一起登大山，缓步而行。 我们十个人当中以我年纪最大，已过四十岁了，年纪虽不算老，可是体力有点差，能够完成登上大雪山的最高峯看来是很吃力的。但我也没有登不上的顾虑，毫不犹豫地缓步一步一步登山而上，走了一阵，休息休息完了就再走。这山没有康庄大道，是要行走似羊肠的弯曲小路，穿过茂密森林，走过高高的草丛，越上越高，山风吹来越吹越大，似乎要阻止人们前进。每一次翻过一个无阻无碍的山谷，俯首往下看，有几千呎之遥，颇觉心寒，如果不小心跌下去，就立刻有粉身碎骨之祸，多么危险哪！我们经过一天 登山的行程，不知走了多少里路程，在中途也不知停下来休息了多少次，在同志们帮助之下，才到了半山。晚上不能再走了，便停下来在这儿住宿。这个山上也有几座茅房，因而便于煮饭吃和睡觉休息。那时云集在此地方歇宿的难民也有百多人挤在一起。到了半夜遥闻有婴孩呱呱的哭叫声。原来隔邻的茅房有一位逃难的妇女生了一个婴孩，想不到这婴孩竟在国难中诞生，他将来长大成人后，永远不会遗忘的一件事就是诞生在高黎贡山上。          

    我们清早又登山攀岭，上了一坡又一坡，环望四周都是山，好像身处在一片茫茫的青野，没有别的世界似的。在崎岖山谷行走，有点气喘，但是不论男的女的，都唱着歌前进，露出欢笑的容颜，忘掉了走路的疲倦，倒不觉得有什么劳苦。我们足足走了半天的路，终于胜利到达大雪山的山巅。我也没有掉队，终于能与战友们一道到达了人们认为难走到的目的地。大家为我这样年老又体弱却能登到这高峰而不禁齐声欢呼，为我能胜利地翻越过高黎贡山而祝贺，使我十分感动，对战友们一片阶级友爱的帮助表示十分感谢。

    但是另一方面,我在四千多英尺高的大山回头望着南方，好像已看见遥远的缅甸，就勾起他的思念，想起还留在缅甸摩谷的妻子儿女处在日军践踏到缅甸而兵荒战危的处境。她们的生命安全如何?会不会遭遇饥寒之苦?会不会遭受敌人杀害?他想起这次好像生离死别的情景，我就情不自禁地从眼里流出苦涩的泪水了。然而我又想起党，想起革命前途的伟大，革命必将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因此我还是抱着革命乐观主义，放弃了个人一切顾虑，一心一意，没有丝毫的动摇，决心要跟党走，在领导人帮助之下完成回到祖国的行程，重上革命的征途，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奋斗。

    那天下午,我们向北方前进，即在大雪山的后边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石路下山了。沿山下坡似乎比前两天登高而上较为舒适，减轻许多步行的劳动。但是经过两小时的下坡步行，我已觉得腿部酸软，没有力举步顺下而行，就觉得走路比前尤其困难。这是我经过两天登高费了不少脚力,今天下山步行就很辛苦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我得到同志们的帮助，扶着我缓步而行，再走了两三小时，终于随大家一起下完了山,到达了李家寨。这是有七十户农家的小村庄，他们进了一个农民的住屋，里面没有人.走出外边一看，全村的房屋也无一人。赵海在一户农民家里找到一只小猪，放下几块光洋留在农民家里，大家吃了一顿猪肉，算是吃了晚餐。饭后已天黑了，我们就在一家农民的房屋里睡了一夜，幸好没有发现什么危险的事情。            

冒险渡过怒江

    早晨离开了李家寨，顺坡而下，到了怒江边。这条江就是古称泸水，传说古代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到此祭泸水.这从西而下,迂回曲折，河床狭窄的怒江，发源于西藏,横贯云南西南部,流到缅甸的萨尔温江，汇合出海洋。河底凹凸不平,到处乱石矗立，水流冲击形成激流，既无汽船可行驶,小舟小船也不易行,没有经过改造，是不可能利用成水路交通的。怒江之北都是崇山峻岭，江边的石山都是崇高的石壁,好像铜墙铁壁似的,是天然的屏障，为兵家行军最忌怕的地方，平日都置有木船一艘载人过江。在两天前已有第一批国民党的败兵从此慌惶过江，过江后就立即将木船破坏，企图阻止日军渡江追击。因此们一行在那天早上到达渡口时，已有几十人集中在一起准备过江。但是船已遭到破坏，人们都以为过江无望了。可是,当那木船被破坏后，有两位少数民族兄弟认为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便砍了五六根大竹扎制成一个竹筏，由对岸驶过来，过江的人每人要给船费十元,但每一次过江那竹筏只能载三个人。他们一天的劳动划船渡江，所载的人数不多，因此也仍有一批人等候了两天还未得过渡.在江边等候渡江的有难民，也有军队。未几，突然听到敌机声音，可能是日本飞机从缅甸飞入中国进行侦查。所有人都有经验，一听到飞机声，就立刻散开，自行找寻躲避的地方。当时我也奔到一个山穴里躲避下来，等到日本飞机从渡口掠过之后，所有的人又再聚集在一起，排队等候竹筏过河。当时，李国华、容希文首先坐竹筏过了江，在对岸等着其他人。划竹筏的两兄弟要回家吃饭，便把竹筏暂时停驶下来。站在南岸渡口的国民党兵以为划竹筏的两位劳动兄弟的有意阻碍他们渡江，蛮不讲理竟然开枪射击，一时枪声卜卜，划竹筏的劳动兄弟吓得惊慌丧胆，拼命地奔回家去。李国华、容希文想到我们还有八个人尚未过江，就鼓足勇气把那竹筏划过来。但是他们没有划船的经验，经过许多险阻，排除了困难，终于安全地把竹筏驶过来。那些难民和军队都争先恐后要抢先过江。李国华便对他们做了负责的声明，让战工队的先渡过江，保证将竹筏划过来，使全体都能安全渡过江。他们不得不服从这意见，仍能忍耐等候。我和刘惠之、任以沛三人首先下筏。当时我看到怒江的水势汹涌，险像可怕，稍不小心，划水缺乏技术，竹筏随时可能发生翻覆，危害到有溺死的危险。但是我们不能不从险里求生，也鼓足勇气，冒险坐筏,纵然遭遇牺牲也在所不惜。竹筏先逆水而上，到了相当远的地方，然后顺水流斜横驶过,终于安全渡过江。李国华、刘惠之经过几次的冒险劳苦，终于胜利地把十个队员完全度过了江。李国华找到划筏的两兄弟，说服了他们才肯把竹筏驶到南岸，继续载人过江。我们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乃至欢呼胜利越过日本军队的封锁线，向北边的山区继续前进。

    我们从江边继续走了两天路，到达了一个关卡，经过检查手续，我们都携有缅甸的侨证，没有遭到为难，安全地过了边境。这里是一个相当大的市镇，居民不少，那天可能是墟期，云集的人较多，摆卖的东西很多。我们走了十多天的路程，看不见的猪肉，今天在这里看得见了，所谓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就在中午和晚上用膳时就大吃了一顿猪肉，觉得美味无穷。在北边看到一位老汉敲锣，边打锣边叫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静心细听，原来是防空警告，“凡遇有日本飞机侵入时，你们必须躲在两旁，不可暴露目标。”这里的乡民不感觉日本飞机袭击有什么危险，没有半点惊恐，十分镇静。我们在路上又听到一位老师说，“红军总司令朱德来了云南，准备痛击侵入云南的日本鬼子兵。”他们觉得这位乡亲的话有点离奇，在形势上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可能开到云南，朱德同志更没有调来云南的必要，当然不相信老百姓的传说。但是过去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曾经经过云南不少地方，共产党和红军已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爱戴和拥护，这里的人民希望红军来抗日是很自然的，也不算是什么谣言。

    我们在此休息了两天，身体的疲劳已经减去，体力的和精神也得到恢复了，他们又继续向山路走。这里的山岭虽不很大，但山坡也不少，足足登上了二十多个山坡，上了一坡又一坡。我上了一个坡就气喘得要命，必须停下来休息一刻，恢复了呼吸才能 继续上另一个山坡。经过几小时才能上了二十多个山坡。到了山顶上，我的身体和脚已觉得十分疲劳，举足无力了。我们在山边休息了半小时，开始下坡了。本来上坡难下坡易是好走路的，可是我在这一天用尽了脚力登上了二十多个山坡，转到下坡时仅仅下来两个坡，我的脚力已告消失，不能如意举步而行，不能不倒下来了。幸好始终得到李国华等的无嫌弃的帮助。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发扬高贵的共产主义品质，以阶级友爱精神大力帮助，把我背上身，上下了几个山坡。我们在路上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了，于5月27日中午便到达保山的板桥。

    我们在板桥停了片刻，已见有不少的汽车掠过。我们正需要找车子乘往昆明。未几，遇见有一辆空车停下来，李国华便跟司机协商好每人一百元国民党币车费，我们十个人共交一千元，答应把我们运到下关。这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一种捉黄鱼的贪污风气，任何一辆汽车的司机和押运人都找机会私自载货载客，以求意外的收入。我们乘汽车到了保山，停下来到饭店吃饭。原来这个城市在早几天已经被日本飞机狂炸一次，炸死炸伤不少人，其中以逃难经过保山的缅甸华侨占多数,家乡未到身先死，何等的悲惨！我们在保山听到有关缅甸华侨的消息，据说日军在五月分进兵甚速，攻下了腾冲，又攻陷了龙陵，有许多逃难的华侨被日军追击，有不少华侨正从惠通铁索桥走过，忽被日军从龙陵发射的山炮打中，牺牲了不少，其中有昔卜建筑商人张群，也在惠通桥被打死，他的铁箱所装的十多万缅币和金器都已遗失。缅甸华侨在这一次战争中罹难牺牲和损失相当严重。

    下午汽车到达下关，往饭店吃晚饭。刘惠之的同学是下关的站长，有了这种关系给予便利照顾，立即派出一辆汽车,便利我们马不停蹄地向昆明驶去。我们在公路上停歇了两夜，于5月30日下午到了昆明。我们从5月1日步行离开八莫回国，在路上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到达昆明。

    之后，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我们十人不得不分散到各省去，有的去了重庆新华日报，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广东，我则到楚雄和贵阳呆了几年，艰苦谋生，目睹了几万缅甸华侨逃难回国的悲惨遭遇。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才复原回缅甸摩谷，与离别三年多的妻儿团聚。

    （张新民根据张培道写的回忆录手稿整理，内容有所删节，但为保持原汁原味，不作增补，只校正个别文字和标点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