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宗教脉络极为庞杂，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却不以任何宗教为国教，且与各宗教的关系相对平稳；但在以佛教徒为主体的缅甸，伊斯兰和国家、佛教的关系却十分紧张，暴力事件不断。李隆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探讨两国迥异的伊斯兰现状及其社会成因，可以看出在国家与宗教这一动态关系中，法律确立的国家制度、政治领导人的决断、政治与社会长期互动下形成的宗教生态，都在潜移默化地引导政教关系的走向。

 资料图：缅甸佛教徒反对穆斯林

极端伊斯兰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搅动今日世界的神经——世界范围内的暴力恐怖袭击、南亚的地区性宗教叛乱、中东地区的部分伊斯兰国家穷兵黩武、伊斯兰极端思潮在社交媒体上肆虐。面对这些紧迫的现实问题，我们有必要追问：伊斯兰在何种情况下会走向极端化？在这个看似世俗化的现代世界，伊斯兰真的难以和其他宗教相互包容？

立足于上述问题，本文聚焦于伊斯兰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宗教与国家形成、政权建设的交互关系入手，剖析这两个国家在结束殖民统治之后，如何调处政教关系，以至于在这两个高度世俗化的东南亚国家里，伊斯兰却有着几乎相反的命运：印度尼西亚是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但却不以任何宗教为国教，且与各宗教的关系相对平稳，各宗教在整体上亦能和平共处；但在以佛教徒为主体的缅甸，伊斯兰和国家、佛教的关系却十分紧张，暴力事件不断。

为什么选择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作为比较案例？原因在于，两国都经过殖民统治且长期处在军事专制之下，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东南亚诸国中，两者的国家能力都处于中等水平。但不同之处在于，缅甸在极为薄弱的行政和政党能力之下，依靠强大的军事能力才得以维持国家能力；在印尼，官僚体系虽遭到各政治派系的侵蚀，政党命运取决于政治形势和党首的决断，军事力量为派系所困，但是其政治机器还能如常运转。这种微妙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伊斯兰在两国的命运走向。

此外，本文聚焦的时间段是1945年至2015年——伴随二战的结束，两国相继开启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步伐，因而有助于我们审视东南亚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历史过程，进而为分析伊斯兰在两国的不同处境及其历史根源提供了极佳的空间。

现代国家的政教关系

事实上，尽管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但一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通过立法和行政介入宗教事务，而且在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其介入程度显著高于基督徒和佛教徒为主体的国家；另一方面，宗教对立法、社会控制仍然有着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的形态、程度各异，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宗教与国家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关系、宗教与政党的联盟、宗教对选举的影响等。为此，本文借鉴了政治学家Anna Grzymala-Busse对基督教民主国家的比较历史分析框架，从以下三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入手，比较伊斯兰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不同命运：选举、宗教的道德权力（moral power）、暴力冲突。

具体而言，选举的制度安排和立法结果能极好地体现国家管理宗教的能力，以及宗教对国家的影响程度；宗教始终对政治和社会道德实践具有重大影响，并会反馈到社会统治精英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上，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Grzymala-Busse称之为"宗教的道德权力"。在此之外，管控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暴力冲突，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现代民族国家有一种合法垄断暴力的天然倾向，因而遏制宗教之内和相互之间的暴力冲突是题中应有之意。

印度尼西亚

受到几代领导人深厚的军事背景影响，印尼的政体基本徘徊在威权和民主之间，因而国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又多有变数，并未制度化，但是国家能够掌握准确的教徒数据，进行政治结盟和分化，教徒登记制度的推行效果可被视作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攻占印尼，开始进行宗教人口的基础管理工作，将伊斯兰和基督教作为两大宗教，对其信徒进行登记。印尼独立后，新政府延续了这一办法，继续推行登记制度，以便于国家的宗教管理，因而印尼穆斯林人口的数据可信度相对较高。根据最新的统计，截至2016年底，印尼的穆斯林人口为2.09亿，占全国人口的80%，且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伊斯兰政党在选举中的影响，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呈现快速衰减之势。在1955年印尼的首次总统大选中，伊斯兰政党获得了43%的选票，这一比率在1999年和2004年却只有14%和17%。同样，在议会选举中，如果以最广的含义界定伊斯兰政党，其在2004年获得了大约40%的选票，这一比率在2009年仅为24%。由于印尼议会选举事关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因而在议会选举中支持率的日益低迷，会对国家元首的选举产生直接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泰国和缅甸，自独立以来，印尼便允许宗教人员组织政党和参加竞选，但这并没有妨碍印尼国家政权的世俗化进程。

印尼伊斯兰在选举中不占优势，实则与印尼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印尼在19世纪初成为荷兰殖民地，但在荷兰治下一直维持着松散的治理结构，尽力维系原来各方政治和宗教力量的平衡。随后印尼在荷兰、日本和苏加诺之间几度易手，直到1949年底才真正获得独立。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印尼政权十分脆弱，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化、伊斯兰立国等运动此起彼伏，因而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苏加诺，不得不继续寻求军方的支持，以整合和处置印尼的各方政治势力，这不可避免会导致政治军事化。在此背景之下，虽然伊斯兰政党谋求伊斯兰的国教地位，但在苏加诺和军方领导的阻击下，以失败告终，同时，1955年的大选也让苏加诺意识到伊斯兰教的潜在能量，因而开始在政治上对伊斯兰教采取一系列边缘化举措。

在20世纪50年代，苏加诺一直在共产主义运动、军方势力和伊斯兰教三者之间寻找平衡，并在1959年重新使用1945年制定的宪法，以"潘查希拉"（Pancasila，即建国五项原则）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过这一分离的基础是承认印尼是一个宗教国家，信仰自由，但又无国教。这一脆弱的平衡随着苏哈托的军事政变又添新的变数，为了镇压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苏哈托推行"新秩序"，选择与经济、宗教精英结盟。1973年后，随着政治权力的巩固，他又调转矛头，直指伊斯兰教，大力削减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苏哈托要求所有社会和政治组织必须接受"潘查希拉"作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基础，结果导致伊斯兰的组织（例如伊斯兰教师会）基本退出了政治生活，专注于信仰世界。20世纪90年代末，印尼再度启动民主化，但是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已有显著减退，选举投票的结果即是明证。当然，在苏加诺和苏哈托的威权统治之下，伊斯兰政党的命运随政治形势而变，选举之名难副其实，因而我们很难评估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印尼伊斯兰在选举方面可能的表现。

在20世纪50年代，印尼穆斯林领袖曾试图推动成立伊斯兰国，随着军事独裁的展开，政治世俗化已成为事实，因此他们退而求其次，寻求在道德权力层面去影响印尼社会。根据Luthfi Assyaukanie对印尼伊斯兰领袖和知识分子的研究，印尼这一群体整体上对民主、公民社会、法治等西方现代思想非常熟稔，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宗教革新运动，开始运用这些观念重新定位印尼穆斯林在自身社会中的位置，并转而致力于教育、经济和社会救济；他们自称"文化穆斯林"，这一思潮又和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印尼的兴起交叠在一起，所以在印尼的大城市很容易看到宽松的衣着、娱乐环境与严格的日常祷告并行不悖。这一转变的过程，恰恰是印尼伊斯兰转变的关键节点，它确立了宗教宽容的立场和实践，故而政治学家Jeremy Menchik把国家与伊斯兰互动的这一结果称为"无自由主义的宽容"（tolerance without liberalism）。

印尼伊斯兰在政治高压下，一部分人专注革新宗教以适应社会，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出现极端化的苗头，其先行者即为印尼的大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广泛接纳极端思潮，甚至使用暴力进行抗议乃至"叛乱"。这些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受到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清教徒思潮的双重影响，并通过各种渠道和相关组织保持联系，使得他们迅速产生了国际影响；这一势头出现的内因则是在苏加诺和苏哈托治下，伊斯兰在政治上的边缘化所引发的反弹。到了21世纪初，伊斯兰极端思潮开始向社会各阶层蔓延，不过其影响力毕竟有限，但是极端势力的暴力阴影还是笼罩着印尼。值得一提的是，印尼伊斯兰极端化的兴起，有着很深的地方土壤：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整合的过程中，穆斯林在政治上处于和自身状况不相匹配的地位；从地区社会的基础来看，穆斯林在社区内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使之能够扎根于地方社会。

印尼的宗教和国家关系在六十年间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不过总体上，国家能够在伊斯兰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与其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迫使宗教自身进行革新，宗教的暴力行为也未对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在于，印尼领导层清醒地认识到伊斯兰对自身权力的威胁，因而借助军事力量在政治上边缘化伊斯兰。伊斯兰领袖和知识分子在这种政治情势下不得不进行调整，适应印尼的政治和社会。

缅甸

缅甸在1945年独立之后，亦排除任何宗教为国教，明确主张世俗化的国家。与印尼相比，缅甸长期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但其军人统治的持续时间长，且军事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力十分强大，以至于基本忽视了政府行政能力和政党能力的建设。在此背景之下，缅甸政府并未推行有效的宗教登记，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可资利用的、质量高的相关数据。截至2016年底，缅甸总人口为5400余万，根据Bruce Matthews的估算，缅甸约有80%的佛教人口，穆斯林人口在5%－10%之间；而美国国务院在2006年的估计结果是，缅甸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为14%－20%。此外，缅甸穆斯林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印度传入，二是由中国进入，两者在初期都是借助商贸网络而发展起来的，但相比于佛教，伊斯兰教在缅甸始终处于少数的地位。

虽然缅甸的绝大部分人口都信仰宗教，但在选举制度的安排上，却一直奉行排除宗教的举措，即不允许宗教成立政党，也不允许宗教领袖成为候选人，这一安排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当地进行殖民统治时，意识到佛教在政治上潜在的强大影响，因而有意为之。昂山等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执掌政权后，虽然他们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但亦接受了世界左翼革命思潮的洗礼，所以在权衡后最终仍不允许任何宗教组织政党。即使在1988年的大选，以及2010年开启民主转型后，这一制度安排依旧延续了下来，成为缅甸世俗化政治的基石。这一制度设计的本意是限制佛教参政，但同样适用于伊斯兰，使得所有宗教在政治上都边缘化了。

在观念层面，虽然缅甸在政治上边缘化宗教，但如前所述，缅甸的领导人普遍信仰佛教，从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领导昂山、吴努到近期的原总统登盛，均服膺于佛教思想。政治学家Mattew Walton系统分析了缅甸领导人对佛教思想的继受程度，发现不论在道德理念，还是治国构想、施政实践上，缅甸领导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教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建国之初的领导人擅于结合佛教理念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思想。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佛教领袖和知识分子意识到佛教思想的改革势在必行，也开始将民主、公民社会等纳入佛教思想的解释体系，而且意识到在其理念内，不应仅着眼于选举政治来定义民主。相较而言，伊斯兰理念在缅甸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声音要微弱很多，从未占据过主流，这一方面是因为伊斯兰教徒几乎从未在缅甸政治和军事体系中占据要津，自然不可能影响到缅甸领导人的精神信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缅甸佛教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驱动，占据主流的声音并不主张多元包容，因而和伊斯兰的关系相对紧张，在这一竞争格局之下，伊斯兰理念在公共领域趋于边缘。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部分缅甸的伊斯兰领袖得到孟加拉国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支持，主张积极介入政治并开始表现出激进的苗头。

在政治层面，虽然缅甸追逐彻底的政治世俗化，领导人也信仰佛教，但国家未能妥善处理自身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加剧，使得缅甸的国家和宗教关系十分紧张。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军政府强力推行世俗化的宗教政策，持续的政治高压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缅甸的种族冲突加剧，边远地区的少数族裔叛乱不断；二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分裂升级，主要是在政治高压下，缅甸伊斯兰属于少数，呈现出内聚力加强以自保的趋势，结果与佛教发生长期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缅甸政治进入了一个震荡的周期。1988年，政府短暂开放选举后，很快即爆发了"8888民主运动"，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纷纷上街抗议荒谬的"货币改革"，结果引来政府的军事镇压。自此之后，军方认识到宗教的动员能力，因而有意识地推动佛教革新运动，以融合佛教的宗教狂热（Buddhist religious Fanaticism）、缅甸民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进而分化和对抗宗教的政治能力，结果为2010年以来的民主转型种下一系列恶果，佛教和伊斯兰之间矛盾加深，以致暴力事件频发；同时由于不同族裔之间的信仰选择有所差异，宗教冲突又被嵌入到种族冲突之中，形成了现今缅甸极为复杂的种族-宗教-国家冲突与和解的问题。

2010年缅甸开启民主转型，同时缅甸佛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中最典型的是佛教徒发起旨在反对伊斯兰的"969运动"。由于伊斯兰教在一些地区对食物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缅甸的穆斯林群体逐渐给自己商店的食品贴上"786"的标签，以区别于非穆斯林食品。但是这一举动的含义很快被政治化了，它逐渐演变为伊斯兰有别于其他宗教的标识。佛教领袖和知识分子为了抗衡伊斯兰教，发起了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969运动"，主张以激进的方式抵抗伊斯兰对缅甸社会的渗透，同时捍卫佛教信仰在缅甸的主流地位。在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一系列暴力冲突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2年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反穆斯林暴力事件。事情起因于三名穆斯林男子强奸了一名女佛教徒，在种族-宗教冲突的催生下，这一事件演变成了若开邦佛教徒和罗兴亚穆斯林之间长达半年多的暴力冲突，最终导致近百人死亡，数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引来一系列的国际争议。

事实上，佛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暴力冲突在缅甸已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双方的一些宗教领袖都以激进的言辞来阐述自身的信仰，使得暴力解决问题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都具有正当性。而新的民选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游移不定，究其原因，主要是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对选举结果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政府不得不慎重处置，以平衡各方势力，最终导致大量的宗教间暴力冲突久拖不决。一个典型的例证是2012年以来关于缅甸宪法第59条的争议，此一条款规定配偶及子女为外籍者不能担任正副总统。而坚决反对修改此条款的，除了军方，主要来自佛教界，他们担忧如果更改这一条款，在不久的将来穆斯林或非佛教徒可能会成功当选要职，对佛教造成巨大威胁，而现有的条款有助于保证佛教徒脱颖而出。2013年和2014年，佛教领袖在仰光和曼德勒多次召集会议表明立场，使得昂山素季在2014年不得不改变政治策略，放弃推动宪法第59条的修改，以团结佛教领袖，为其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的选举铺路。正因如此，缅甸政府自民主转型以来，在宗教间暴力冲突的问题上始终左右摇摆；再加上佛教人口占多数的现实，导致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缅甸的政治环境中未能形成和平共处的局面，暴力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形成了缅甸国家和宗教关系的失衡局面，国家无法有效地治理宗教间暴力。

纵观缅甸的国家与伊斯兰的关系，其夹杂在主流佛教、种族问题之间，又因着领导人的政治策略而被裹挟前行，结果是伊斯兰的边缘化与极端化并行，国家与宗教关系失衡，宗教间暴力频繁，社会愈发撕裂。缅甸的例子说明，领导人为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而做出的短期选择，极有可能为长期的社会动荡埋下祸根。

一个比较：印度尼西亚和缅甸

印尼和缅甸伊斯兰在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处境差异显著，这一历史分流背后的机制，值得进一步的比较。

在选举的制度性安排上，印尼准许宗教组织政党，而缅甸则反其道而行之。中立而论，两者在制度设计上并无优劣之别，只有和自身政治、社会结构的贴切程度之差，正如政治学家Thomas Larsson对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四个佛教国家的选举宪制安排的分析，发现泰国和缅甸禁止宗教组织政党，而柬埔寨和老挝则允许，泰国和缅甸的做法最终有助于佛教超脱政治事务的争议，但各有不同的历史原因；柬埔寨和老挝经过共产革命的洗礼，早已通过激进的社会实践削弱了佛教的政治影响。换言之，上述两种做法更多是不同历史发展的结果。回到印尼和缅甸的伊斯兰问题，不难发现印尼在选举的宪制安排上并未排除伊斯兰，其历史的动因在于印尼本身是一个多元松散的社会，加之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的长期博弈，国家不得不和伊斯兰进行结盟，所以在选举的宪制安排上平等对待之；而缅甸限制宗教的选举权利，起因于英国对佛教潜在政治力量的惧怕，而缅甸独立后的历任军事领导人亦忌惮佛教对其权力的挑战，所以一并限制了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但结果却是印尼伊斯兰教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选举中，反而没有扮演重要角色，缅甸的佛教和伊斯兰教则对各政党的选举策略产生重大影响。

就宗教革新而论，印尼和缅甸穆斯林走过的道路亦颇为不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印尼的伊斯兰领袖曾将宗教立国的想法付诸实践，但很快遭致各方弹压，以失败告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的伊斯兰领袖和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融入现代社会、调和自身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关系是大势所趋，所以主动调整自身的定位，以期在社会生活层面有所建树；而缅甸伊斯兰一直是少数，在1950年至1970年的军事高压之下，在政治上一直十分脆弱。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和佛教的关系紧张、种族冲突高企，导致其为了谋求立身之地，开始采取加强自身宗教身份意识的种种举措，极端化思想开始抬头，结果引致更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在宗教暴力问题上，印尼和缅甸的处境同样表现出巨大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斯兰极端思潮开始在印尼抬头，但就整体而言，由于印尼伊斯兰和国家的良性互动，宗教性暴力对社会秩序并没有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但在缅甸，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有意识地利用佛教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以维系自身的统治，结果是2010年的民主转型之后，原先压抑的宗教冲突，一下子以宗教间暴力的形式展现出来，愈发呈现出难以控制的态势。

结语

从比较历史的视野来看，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在世俗化的国家，在有些国家，伊斯兰占据重要位置，但宗教和国家的关系却相对协调；而在另一些国家，伊斯兰人口占少数，国家和宗教关系却十分紧张。比较伊斯兰在印尼和缅甸的历史，对重新理解这一问题有重大启示——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动态关系，一方面取决于国家在法律和政治实践层面如何处理宗教问题，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宗教本身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生态。两者在不同时间的耦合，会给伊斯兰在该国的命运带来全然不同的影响。

印尼和缅甸的伊斯兰自1945年以来的命运分流，反映出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在制度设计层面，法律所确立的国家和宗教关系，为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分合提供了关键的博弈框架；二是政治领导人的决断会对国家和宗教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现代国家和宗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为世俗化的线性叙事所概括，政治领导人对宗教合纵连横的短期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会给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局势带来意料之中或预期之外的后果；三是政治和社会长期互动所形塑的宗教生态，即宗教间的关系、宗教与种族的关系等，也会在一些特定的节点对国家和宗教关系的走向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