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文之窗

    刘雪庵（1905一1985），中国近现代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了钢琴曲《中国组曲》和抗日歌曲《前进曲》《长城谣》《流亡三部曲》《民族至上》等大量音乐作品，还创办抗战音乐刊物《战歌》，张寒晖的《松花江上》、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江定仙的《焦土抗战》和他自己的《长城谣》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刊物传遍全国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习通古今的爱国音乐家，却因偶然写过的一段探戈舞曲，后被人填词为《何日君再来》，而倒了大霉……

01

    1934年秋天，上海国立音专学生开联欢会，初级班学生请毕业班同学每人为他们写一首曲子，现场演奏，其中刘雪庵一首探戈舞曲，优美动听，很受欢迎，很快成了上海歌舞厅里最热门的伴舞曲。

    1936年2月，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拍摄故事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作一首插曲，刘雪庵就将那首探戈舞曲交给他。

    方沛霖送编剧黄嘉谟填词，黄嘉谟妙笔生辉，填出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首著名的《何日君再来》。

电影《三星伴月》剧照

　　好词妙曲，由“金嗓子”周璇主唱，一时轰动上海。当年夏天，上海百代公司的法国经济人戴高乐·德果，瞄上了这首歌的市场效应，与刘雪庵签订合同，将它灌成唱片发行，很快唱出了上海。第二年抗战全面爆发，刘雪庵将灌唱片所赚的钱全用于抗战宣传——这是后话。

    1939年，蔡楚生编导的香港抗战电影《孤岛天堂》将《何日君再来》选为插曲，由黎莉莉演唱，该歌又红遍香港。1940年，日本歌手川岛淑子（李香兰）在满洲国唱红又灌唱片。1952年，川岛回日本后，又到处演唱，风靡日本。不久，邓丽君又在台湾把它唱红。

    这首歌可以说唱到哪红到哪。

02

    解放后，刘雪庵虽然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校任教并担任校领导职务，但《何日君再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作品也备受冷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连许多家乡人也不知道铜梁曾孕育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1957年，刘雪庵被打成右派，由一级教授降至六级，调到图书馆当资料员。

　　文革爆发后，音乐界是红卫兵冲击的重灾区，另因《何日君再来》再次被定性为反动歌曲、黄色歌曲、汉奸歌曲，刘雪庵更是首当其冲。

    在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疯狂暴打刘雪庵，他的夫人乔景云奋不顾身冲上去保护，结果也被造反派打得皮开肉绽，后因伤势过重而死。刘雪庵则被押送到天津军垦农场劳动改造。

　　1979年3月，刘雪庵得到“改正”。同年10月，出席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几乎所有“右派”文人都在这次会议上扬眉吐气。

    万没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这首“汉奸歌曲”，气得刘雪庵当场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从此双目失明，卧床不起。

    1979年底，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倪瑞霖和苏州市文化局局长谢孝思专程到北京看望他，两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可怜的老人就是当年曾与冼星海一起指挥《黄河大合唱》而享誉天下的音乐大师：

    “他坐在特制的椅子上，椅子挖个洞下面放马桶，椅子两个扶手中间用一根木棍挡着以防摔倒，扶手上挂着几个馒头……”

    贺绿汀获悉后，曾于1980年8月20日《北京晚报》发表《应该还他本来面目——从〈何日君再来〉谈刘雪庵》，为他鼓与呼。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对改善刘雪庵的境遇，并没起多大作用。

人民音乐家 贺绿汀

　　1985 年1月，孩子们送刘雪庵去住院治疗。那是个很讲究级别，又略开点后门的时代，刘雪庵无权无势无钱，眼看着比他晚来的病友一个个住进了病房，他在观察室里呆了一个多月总住不进。待到2月中旬好不容易住进病房，褥疮已使他感染上绿霉杆菌，病情迅速恶化，于3月15日不幸逝世。

    弥留之际，留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国家——真可谓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99年，著名音乐家田青编著出版《老歌》，共选收经典歌曲100首，时间跨度从1904年李叔同的《祖国歌》到谷建芬《年青的朋友来相会》。其中就有《何日君再来》，田青还为之赋诗一首《致刘雪庵》：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没人怪他栖惶；

　　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没人骂他颓唐。

　　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便被赶下歌堂？

　　荒唐，荒唐。

笑罢更觉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