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前在广州参加共青团的叔父—牺牲在广州红花岗的烈士
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副会长 张新民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87年前(即1925年),我叔父在广州
参加共青团,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我家一直保存着一张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签发的光荣纪念证:
革命牺牲军人家属
光荣纪念证
查 张华熙 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其家属当受社会上尊重。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
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 以资纪念。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这张光荣纪念证中提到的革命烈士、共产党员张华熙就是我的叔父,他是广州起义失败后,于1929年 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广州红花岗(今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牺牲时年仅23岁。
广东省《新会县志》(今江门市新会区)的革命烈士名单中有张华熙,新会县博物馆内收藏有张华熙烈士的遗物。
下面是张华熙的参加革命的生平事迹简介.
张华熙,别字泽明,1906年出生于新会县环城区南庚村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他12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发生困难,在父亲的友人的帮助下,他进入广州市东山两广浸信会恤孤院养育,然后进入培正小学、培正中学读书。他在学校经常受到富豪子弟的歧视和侮辱,使他对旧社会存在的不平等感到不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5年广州掀起第一次国内大革命高潮,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那时候,在大革命高潮和省港大罢工运动的影响下,张华熙开始接触的新思想。此时,他的亲哥哥张挺生(即张培道)在江门新会一带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受到哥哥的带动和影响,张华熙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信仰,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共青团的直接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反对学校在学生中进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反对以“圣经”为必修科、要求停止强迫学生信教、要求学生有信仰自由的斗争。他在斗争中不顾恤孤院内的教友说他是宗教叛徒、是教友的败类分子等恐吓和威胁,坚决执行共青团的指示,积极向同学们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同学参加斗争。
1927年春,张华熙在培正中学毕业。那时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团组织派他回家乡江门工作。当时,他的哥哥张培道像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一样,在江门新会积极开展农民运动,走遍新会第三区16个乡,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任区农协指导员、新会县、江门市农、工联合会的常委、宣传部长、五邑暴动肃反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成为中共江会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张华熙经常到哥嫂家,接受他们的教育和关照。
4月15日国民党反对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叛变后,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这种白恐怖的恶劣环境下,在8月间党派他到新会县石头乡培智小学以教师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到达石头乡工作后,一方面协助该乡农民陈绩、陈述等同志发动农民恢复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组织,同时发动群众采取拖延缴租等方法,与地主阶级和反动民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在学校积极发动青年学生协助农会秘密张贴有关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兄弟大团结的宣传标语,积极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培养出一批革命青年,吸收了20多名青年加入团组织,并建立团支部。团组织派他担任该校团支部书记。自从团支部成立后,他经常教育青年团员,身为一个革命者,必须有“铁脚马眼神仙肚”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才能坚持革命工作,战胜敌人。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的前夕,张华熙接受党五邑地委直属的五邑暴动指挥部的任务,亲自到潮莲寨尾村发动农民收集一批枪械,协助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运到江门市,武装工人队伍,做好响应广州起义进行暴动的准备。
张华熙在学校的生活非常艰苦,但对革命工作非常热爱。他经常在课外时间到木朗、麻园、湖莲、外海等乡村去活动,有时空着肚子回来还继续开会。当革命活动经费发生困难时,他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之外,还将他的衣服典当,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他一样乐观,坚持革命工作。
广州起义按原计划提前进行后失败了,新会江门地区响应广州起义也失败了,到处是白色恐怖,革命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张培道逃到香港继续革命工作,张华熙抱着革命乐观精神,矢志不移,坚持革命到底,仍然潜伏在石头乡和来往于江门之间,执行党的任务。就在这艰难时期,1928年8月,由党的领导人黄滚华介绍,张华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1929年1月某一天,张华熙同志按照上级指示,要他和陈镇湖同志通知本乡的陈启昌同志去香港学习(陈镇湖和陈启昌都是他的学生),并约定和陈启昌一起到江门市。当晚他们到了江门市郊区水南乡。为了避免让反动派发觉,他们三人分开留宿,并约定第二天早上在水南圩等候,会合后一起进江门市区。不料被奸细告密,陈启昌的住处被敌军包围,翌日早晨陈启昌被反对派逮捕。原来党内出现了叛徒。省委派到江门来的干部梁钊、甘卓铭夫妇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后经不起考验而叛变,出卖同志,带引国民党特务在江门搜捕革命同志,于1929年1月即旧历12月26日,将黎钜和陈镇湖同志逮捕,然后到石湾村石湾直街52号的张培道的内兄郑伦的家,逮捕到陈启昌。当张华熙从家里出来经过水南时,正巧在路上迎头遇到大批国民党特务和伪军警押着陈镇湖等几个被捕的同志,就知道发生事变了。他为避免自己的学生陈启昌会叫喊他而被叛徒认出,就立即转身向一条横巷逃避,即被特务军警追上来,而他平时对水南的街道不甚熟悉,他走的那条巷原来是条断头巷,他逃不了,终于不幸被捕了。
根据被捕的陈启昌、黄健生、黄景生三同志的回忆,张华熙被捕后,国民党军警立即用舰船把他押送的广州市伪公安局的监狱,即遭受极其残忍的严刑逼供。被捕后也被关押在同一监仓的黄健生目睹了张华熙惨遭敌人施以吊飞机等残酷肉刑的情况。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敌人的严刑面前,张华熙经得起一切考验,坚强不屈,痛骂敌人祸国殃民,拒不回答敌人的任何审讯,使敌人无计可施。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处死刑,拘押不够三日,黄健生亲眼看见张华熙被捆绑着押出监狱,到广州红花岗(今广州起义烈士陵
园内)执行枪决。面对敌人的枪杀,他英勇不屈,面不改色,从容就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壮烈牺牲,献出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3岁。不久,他的学生陈镇湖、党的领导人黄滚华、石头乡农民自卫队队长陈绩也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们为中国革命而壮烈牺牲,他们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我叔父张华熙牺牲后,我父亲张培道在白色恐怖的香港没法立足,经党组织批准转到缅甸,继续革命工作。为了让子女继承叔父的革命遗志,父亲把我当作是叔父的儿子,我从小就不叫他“爸爸”,而是叫他“阿伯”,就是“伯父”的意思。1952年、1953年我家分批从缅甸回到祖国,父母作为烈属,于1953年领到毛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我家祖孙三代共有20人参加共产党,为继承叔父的革命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而奋斗不息。
(根据张培道的革命回忆录第一卷手稿的记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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