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遇中的缅怀--记邓颖超访缅

作者：程瑞声

    1977年2月，邓颖超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访问了缅甸。缅方给予邓颖超相当于接待国家元首的最高礼遇。这充分表达了缅甸领导人和缅甸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
　　人们知道，周总理生前曾九次访问缅甸，同缅甸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深受缅甸人民的爱戴。缅甸领导人也曾多次访华。在文化大革命后，如何继承中缅两国领导人互访的传统，推动中缅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成为我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当时我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并兼缅语高级翻译），在同主管缅甸的其他同志商量后，都认为由已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同志访问缅甸，是很合适的。我们就此提出了建议，外交部领导也很赞成，当即起草报告给中央，很快获得批准。
　　周总理在世时，邓颖超大姐很少参加外事活动，因此我同邓大姐见面的次数只有一两次，更没有谈话的机会。因此，当外交部领导决定我陪同邓大姐出访时，我的心情格外兴奋。以下是我的日记中关于这次访问的记载：1977年2月1日（星期二）
　　上午10时,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全体随行人员开会。随行人员除我外,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礼宾司副司长刘华、邓大姐秘书赵炜、医生张佐良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主要翻译仍由我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缅甸语组的刘秀英同志负责日常生活翻译。
　　邓大姐首先请韩念龙副部长讲话，然后我宣读了中央批准的访缅活动方针。
　　接着邓大姐讲话。她谈到访问应着眼于群众，着眼于人民，拍电视时要照些群众场面，不要只是拉手、碰杯。她说，大家不是随行人员，而是陪同。她强调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思想上、行动上要一致，在交谈中、行动中都要遵照中央批准的方针计划。出访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友好，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邓大姐说：“我出国访问是第一次，是听从中央的指挥和命令。在这方面，我是一个新学生。我曾在1952年去过东柏林，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会议，1961年去河内，出席越南妇女的会议，作为胡志明主席的客人多留了一个星期。当时都是非官方、群众性的活动。这次我是迎着困难上，还是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相信党，使馆有党委，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工作。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大家要尽量自觉减少，以党性来统帅，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要以毛泽东思想来统帅。讲话要谨慎，但不要谨慎过分，引起别人不理解，使人感到大国沙文主义，架子大。要谦虚，向人家长处学习。”
　　1977年2月2日（星期三）上午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室见了邓大姐,韩念龙、刘华、赵炜和我参加。
　　李先念希望邓大姐注意身体。邓大姐说：“我会注意的，按我的身体本来不能出国，但中央的决定我服从。毛主席说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我要敢字当头，考验一下，去年一年对我的身体是很大的考验。”
　　1977年2月5日（星期六）上午9时30分，我们陪同邓大姐坐波音707专机离开北京。李先念副总理、吴德副委员长、国务院秘书长姬鹏飞、外交部长黄华等同志到机场送行。
　　在飞机上，邓大姐找韩念龙、刘华和我去她那儿坐了一会，拍了电视。出发前彭增九和妻子小靳去红都服装店取衣服时，因交通事故肩部骨折。邓大姐知道了此事，在飞机上找彭增九，问他妻子伤势情况，向他表示慰问，并同他一起照了相。其他同志也纷纷和邓大姐一起照相。
　　下午仰光时间4时，邓大姐一行抵达仰光，吴奈温总统和夫人、国务委员会秘书山友将军、吴盛温总理和夫人以及国务委员和部长多人到机场迎接。吴奈温破格地给邓大姐以最高礼遇和盛大而热烈的欢迎。外交礼节已超越了它本身的含义，而表达了吴奈温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根据国际惯例，只有国家元首访问时，才鸣礼炮21响。那天，当邓大姐走下飞机时，吴奈温安排鸣礼炮21响，机场数千群众热烈鼓掌和欢呼。吴奈温和邓大姐走上检阅台后，乐队奏中缅两国国歌。邓大姐在吴奈温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接着，邓大姐同各国驻缅甸使节和夫人以及我国驻缅甸使馆人员亲切握手。这时五彩缤纷的气球迎空而起，机场一片欢腾。然后吴奈温亲自陪同邓大姐坐车，前往国宾馆，沿途又有数万群众夹道欢迎，并经过一座迎宾牌楼。从这一天起，吴奈温和夫人全程陪同邓大姐访问。抵宾馆后，吴奈温夫妇陪邓大姐坐了一会，然后邓大姐休息。根据邓大姐的意愿，当晚缅方未给邓大姐安排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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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6日（星期日）缅甸是一个盛产珠宝的国家。上午9时20分，吴奈温夫妇来宾馆陪同邓大姐到茵雅湖饭店参观了缅甸宝石交易会。先参观了楼下玉石原石等，玉石原石外表看来几乎同普通石头一样，只有专家才能鉴别好坏。然后到楼上看了珠宝成品。吴奈温夫妇陪邓大姐看了翡翠、红宝石、蓝宝石等。又看珍珠，吴奈温拿了一颗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珍珠给邓大姐看。这颗珍珠形状是不规则的，体积是普通珍珠的几倍，宾主赞不绝口。
　　下午4时，邓大姐去总统府拜会吴奈温，谈话将近一个小时。
　　当晚7时，吴奈温夫妇在原总统府草坪上为邓大姐举行欢迎宴会，邓大姐在饭桌上谈起与周总理的往事。她说，1925年她和周总理在广州结婚，当时国共合作，来了很多国民党朋友，周总理喝了三瓶白兰地，结果醉了。
　　吴奈温心情也很激动。在宴会前他同邓大姐谈话时，谈到周总理，就流了泪。宴会上，吴奈温在讲话后，又不禁簌簌泪下，有十来分钟低头不语。
　　1977年2月7日（星期一）上午9时30分，吴盛温总理夫妇到宾馆，陪同邓大姐去烈士墓献花圈，然后到闻名世界的大金塔参观。大金塔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把该委员会珍藏的周总理1954年首次访缅时的题词给邓大姐看，使大家回想起周总理首次对缅甸的访问，回想起两国总理共同宣布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时刻。在大金塔的一口古钟前，邓大姐和陪同的缅甸总理吴盛温一起用木棒敲了三下，共祝中缅友好万古常青。邓大姐给大金塔捐款3000缅元。
　　下午6时，邓大姐到山友的官邸拜会国务委员会秘书山友将军。因我正在翻译，邓大姐在介绍我方人员时漏去了我，山友提醒说还有我。这时，邓大姐笑着说：“程瑞声同志不需要介绍，他讲中文时，我们把他看做中国人，他讲缅文时，我们把他看做缅甸人。”这时大家都笑了。邓大姐还问大家同意不同意，缅方朋友都表示同意。我笑着说：“我不同意。”邓大姐风趣地说：“你不同意不行，要讲民主。”大家又笑了。谈话后，山友以便宴招待。
　　1977年2月8日（星期二）上午11时15分，邓大姐一行在吴拉蓬外长夫妇陪同下，乘专机到达缅甸佛教胜地蒲甘，吴奈温夫妇、国防部长觉挺将军夫妇已先期到达，到机场迎接。从机场到蒲甘途中又有数万群众夹道欢迎。
　　下午5时，邓大姐同吴奈温在宾馆进行了非正式交换意见。邓大姐着重介绍了“四人帮”的罪行和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形势。
　　当晚8时，吴奈温夫妇在蒲甘陪邓大姐在餐厅吃饭后，邓大姐回住房休息。吴奈温夫妇又陪韩念龙副部长和其他人员喝酒。韩念龙十分兴奋，喝得多了一些，在饭后下阶梯时不慎摔了一跤，所幸并未受伤。
　　1977年2月9日（星期三）早晨，韩念龙和我在楼外见到邓大姐，韩念龙说昨晚喝多了，向邓大姐"请罪"。邓大姐说："也不怪你，要怪我不会喝酒，要你代劳。"邓大姐又亲切地对我说："我总是把你叫做'缅甸程'。"听了她的话，我很感动。
　　上午9时30分，邓大姐同吴奈温继续非正式交换意见。
　　中午，吴奈温夫妇陪邓大姐共进午餐。
　　下午2时30分，邓大姐在吴奈温夫人陪同下参观了1961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缅时曾经参观的阿南陀塔和瑞西贡塔。在瑞西贡塔，有一座用周总理1961年给该塔捐款修建的休息亭。大家走进这个休息亭后，管理这座塔的负责人把当时缅方拍的几张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蒲甘的照片，赠送给邓大姐。
　　参观佛塔后，邓大姐一行直接去机场，飞回仰光。1977年2月10日（星期四）早饭后，邓大姐在宾馆会见了宾馆工作人员，并讲了话，对他们表示感谢。然后和他们一起合影。
　　上午10时，我们陪邓大姐去使馆，使馆同志列队欢迎，邓大姐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同使馆同志分批合影。合影后，当叶成章大使宣布请邓大姐讲话时，因怀念周总理而热泪盈眶。这时邓大姐说，悲痛已经过去，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要继续革命。接着邓大姐就在院内对使馆同志讲了话。邓大姐在谈了"四人帮"的罪行和介绍国内的形势后，要求大家与驻在国的人民搞好关系，要学好缅语。她说："我不知道你们学的怎样？首先大使和夫人要学好缅文，做出模范。没有这样的工具，同驻在国的领导人和广大人民接触就困难了，嘴能动，实际是哑巴；耳朵能听，等于是聋子。毛主席提出青年、中年要学外文，老年也要学外文。毛主席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模范，直到病重期间，还坚持学英文。尼克松女儿访华时带来的尼克松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当场就自己念了，发音很准确。尼克松的女儿非常惊讶。我们要以毛主席为典范，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勤奋学习。我来缅甸学了两句缅语，一句是'快貌'（干杯），一句是'戚基耶'（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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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时，邓大姐在使馆会见缅甸华侨代表150多人。邓大姐介绍了我国国内大好形势，重申了我国侨务政策。
　　中午，邓大姐和使馆同志在使馆餐厅一起吃便饭。根据邓大姐的指示，菜很简单。
　　下午5时，吴盛温总理到宾馆拜会邓大姐。
　　当晚，邓大姐在原总统府举行答谢宴会，吴奈温夫妇等参加。
　　1977年2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时，吴奈温夫妇来宾馆，陪同邓大姐去机场。沿途群众比到达那天更多，约有10万人。邓大姐一再用缅语说："戚基耶，戚基耶。"吴奈温不断挥手呼喊，要群众让路。在机场告别时，使馆很多同志都流了泪。当天下午，邓大姐满载着缅甸人民的胞波情谊回到北京。
　　……
　　由于我在蒲甘时肠胃不适，2月12日，邓大姐亲自给我打电话，亲切地问我，肚子全好了没有，我说全好了。接着，她又问了吴奈温在蒲甘同她谈话的一些具体细节。2月13日晚，邓大姐又给我来电话，说刚放的关于她访缅的电视新闻把人头搞错了。我当即给电视台打电话，电视台自己也已发现，在第二次播放时作了改正。邓大姐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月1日，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陪同人员开会，讨论我们起草的关于她访缅情况的报告。首先由我读了报告的全文。邓大姐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表示要一分为二，既要肯定成绩，做得不好的也要说一下，提一下有个别疏失之处。邓大姐还谈到这次访问缅甸，缅方在接待中注意连续性，如赠送过去周总理访问蒲甘的照片等。她指出，我们外事工作中连续性比较差，并举了一些例子，如有的外宾要见她，她从连续性出发，是应该见的，但我有关部门未安排。她又说，过去许广平同志访问日本时为一个展览会剪彩的剪刀，日方保存起来，去年周海婴同志访问日本时，日方又让他用这把他母亲用过的剪刀剪彩，使他非常感动。韩念龙表示，邓大姐的讲话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3月28日、29日、30日，邓大姐又三次约我去她在西花厅的家里，和赵炜一起对她在访问缅甸期间同吴奈温等缅甸领导人的谈话记录进行修改。过去，我曾在西花厅为周总理担任翻译，现在单独去邓大姐那儿工作，心情分外激动。我们坐在一只方桌旁，邓大姐坐在中间，赵炜和我分坐两旁。由我读邓大姐访缅谈话记录，邓大姐和赵炜听，有修改意见随时提出来修改。每搞一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次，我们陪邓大姐到外面散步，或坐在沙发上聊天。当我回忆往事，谈到周总理精力过人时，邓大姐说："总理年轻时，我们就叫他'夜猫子'，那时我16岁，他21岁，在学生会工作，出报纸，每天晚上都搞得很晚。"我说，最近看了《历史研究》上一篇回忆文章，介绍周总理和邓大姐在天津搞学生运动的情况。
　　在谈到党的组织原则的重要性时，邓大姐说："过去周总理什么事情也不告诉我，总理去世后，其他同志写了很多文章，我才知道很多事情。过去总理办公室要什么人，都是通过中组部调，总理从来不自己调人。"
　　邓大姐还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原籍是安徽，但我从未去过，是上海生长的，而由于母亲是镇江人，家中又说镇江话。邓大姐说，这和她的情况差不多。
　　当时，外交部正在为吴奈温将于同年5月对中国的访问进行准备。邓大姐表示，她考虑是否可陪吴奈温去外地一个地方，如长沙和韶山，她还没有去过韶山。我表示，我们和礼宾司正在考虑，如邓大姐身体好，可陪吴奈温去一段外地，将把邓大姐意见带回去研究。
　　在谈到她即将对斯里兰卡进行访问时，邓大姐表示访斯时希望安排她睡硬板床。她说，最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她中午在京西宾馆休息，睡沙发床，就像睡在摇篮里，自己起不来。我表示将转告礼宾司向斯方提出。
　　在休息时，邓大姐还以梨、桔子等水果招待我。赵炜介绍说，梨是邓大姐院子内她们自己种的，每年收获后交公，再由公家卖给工作人员；桔子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送的。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每次我告辞时，邓大姐都要送我出来，一直走到我汽车旁，同我握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