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们缅甸国父的百年诞辰 | 听国父女儿昂山素季讲述其父昂山将军的故事

2015-02-13 昂山素季 缅甸金凤凰中文报社

我的父亲昂山将军

撰文：昂山素季

翻译：黄梅峰

    在我来得及对父亲有所记忆之前，他便过世了。基于一种渴望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的心意，我开始阅读并搜集有关他生平的资料。以下的叙述是依据一些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而写；仅仅在写到有关他的私生活的两个情况时，我曾在某种程度上倚仗家人及父亲旧识的描述。写一位骨肉至亲，是件困难的工作，作者本身可能受到不够客观的责难。凡传记作者皆难免受限于其所取得的数据，以及由一些事件和看法所形成的主观判断。至于我自己，我只能说，我已尽力就一己的认识，为父亲绘制一幅信实的画像。

    昂山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三日，中缅甸干燥区的一个小镇纳茅（Natmauk）。他出生的三十年前，第三次英缅战争完结了曼德勒（Mandalay）的缅甸王朝，全缅纳入英人统治之下。纳茅人民有入朝事俸缅王的传统，昂山的母亲系祖先中，曾有一人在朝廷中得到很高的官位。他的父亲乌发（U Pha）①出身于殷实的农家，是一个淡泊名利、沉默寡言的人，尽管学历出众，终因吝于开口说话，以至于在他所从事的律师这一行不甚成功。养家的担子，于是大半就落到昂山的母亲多苏（Daw Su）肩上。她是个聪明而又精力充沛的女人，她的叔父乌敏园（U Min Yaung）曾领导最早的抗英团体直至被捕处决为止。这位拒作喀喇斯（Kalahs，意指“西方外邦人”）臣民的英勇爱国者，带给他的家族和纳茅地区人民无尽的骄傲和激励。

    昂山是六个孩子当中最年幼的一个。他曾对自己童年的样子作过毫不留情的描述，说是体弱多病、浑身肮脏、不洗澡、馋嘴贪食，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很迟才开始说话，家人一度还恐怕他是个哑吧。然而根据一些当年就认识他的人所说，他也有一些可爱的特点，例如老实不狡猾，一板一眼地诚信待人，对穷人富同情心。昂山一家在才智和学识上夙负盛名，他的三个哥哥小小年纪就上学读书，但他却拒绝去学校，“除非妈妈也去”。意志坚强的多苏对幺儿却是很宠爱，她允许他留在家中直到将近八岁自己决定去入学。这项决定实是因为他亲见一个哥哥进入当地佛寺修行而被鼓舞起来的——按照缅甸习俗，所有佛教家庭的男孩都必须进入佛寺作短期修行。不知吸引他的是僧院生活，还是入寺典礼上，那承载入寺者绕行全镇的“跳舞小白马”，反正昂山当时表达了想要入寺的强烈欲望。他的机敏的母亲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告诉他说想进佛寺修行，首先须得学会读书写字。

    昂山一入学，就证明自己是个杰出的学生：用功、守纪律，而且常常在班上得第一。他在一座僧院开始学校生活——那座僧院不仅是僧院，还提供现代教育的基本课程。这种学校叫做劳卡塔（Lawkatat，意指“俗世”）学校，和仅仅提供传统佛学教育的机构不同。然而纳茅镇上的学校并不教英文，昂山便决定取法已经学过这种语言的哥哥们。在那个时代，英文是获得更高教育的必要条件。于是，在十三岁这一年，昂山在经过一番哀求、甚至短暂绝食之后，终于获得百般不舍的母亲首肯，到仁安羌的国立学校就读。在仁安羌国立学校，昂山很幸运地能有任教该校的大哥巴温（Ba Win）照顾。他监督昂山的课业，照顾他的生活，管教方式宽严并济，稳健而均衡。这小男孩继续展现他在课业上的优异能力，十五岁这一年，他在政府举办的全缅佛教学校和国立学校的高校预考中得到第一名，并获得一笔奖学金。

    这些国立学校的来历是这样的：一九二〇年，《仰光大学法案》将高等教育限制为少数特权阶级的禁脔，结果引发抗争运动和罢工，导致国立学校的设立。这些学校是火热的坩锅，其中燃烧着缅甸年轻学子对于祖国被殖民地位的认知，及解放她的渴望。然而这种想将自己国家从异国统治下解放的渴望，似乎早在昂山来到仁安羌之前就深植于他的心田中。他曾写道，当他还是个毛头小孩的时候，就常常梦想各式各样起义反英、赶走英国人的法子，有时候还沉溺于用法术降服英军的幻想。在国立学校，他对于聆听政治人物演说和参加辩论发生兴趣。虽然他陈述意见时手势姿态都平庸无奇，但他理能服人，又对任何主题都准备充分，因此赢得了雄辩的名声。他也参与校刊的编辑。但盛管有能力从事这些课外活动，他还是显得很笨拙，而且常有躭于沉思的时候，同学们遂把他看作一个奇怪的家伙。一九三二年他因缅甸语和巴利语成绩卓越，以优等获准进入仰光大学。    

    昂山进入大学那年，正是夏牙山（Hsaya San）暴动被镇压，首脑数人遭处决之后的一年。这次暴乱实在是根植于农业人口的苦难，却被英政府轻蔑地说成由一个妄想称王的疯狂迷信者煽动农人而起的叛乱。但这一场规模不大、仅有农民参与的暴乱，却在全缅人民心中激起了广泛的同情，甚至那些对夏牙山本人并无特殊好感的人，也被这些造反者的勇气和民族精神所感动，从而为了他们遭受政府严厉报复大感同情。

    缅甸人民从来不甘心受外国人统治，尽管英国掌管缅甸的初期曾以安抚政策获致相当的成功。一俟殖民政府根基底定之后，外国执政者傲慢的态度，加上他们对这个国家真正福祉的轻忽，开始激起人民的反感。早先缅甸民族主义者的组织素来只致力于佛教及传统缅甸文化的保存和净化，随着受现代教育的学生日渐增加，这些民族主义者开始显露政治抱负。这种政治氛围形成之后，第一个出现的团体是佛教青年协会（YMBA）。这个团体曾经成功地抗争《仰光大学法案》而导致国立学校的普遍设立。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日益壮大，YMBA于一九二〇年改组成为佛教徒协会总会（GCBA），这个组织堪称缅甸第一个全国性同盟。当时，促使缅甸民族主义运动展现旺盛斗志的，是一个博学的佛教僧侣乌奥塔马（U Ottama）。他以亢奋的言词鼓吹缅甸的自由，从而激发起人民的爱国热诚。然而全民携手从事独立运动的那股力量，却因一九二二年“二十一党”②从GCBA分裂出来而告涣散。其后GCBA又进一步分裂，至二〇年代末期已然分成三个派系。一九三〇年代初，缅甸政治人物为了缅甸是否应该和同受英国管辖的印度分离而争论不已——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因为在夏牙山等叛乱犯的审判庭担任辩护士而一举成名。就在这同时，平静的日子即将结东，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者正要步上舞台——他们对于诉诸武力抗争已不若上一代那么迟疑。

    昂山十八岁时，还是个青涩朴拙的乡下男孩：寡于言语、不修边幅，在那些漂漂亮亮、自命为缅甸青年菁英的仰光大学学生当中，分外显得格格下入。更有甚者，他很快地对其同侪的非难和取笑养成一种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在校第一学期，适逢学生联谊会举办英语辩论会。在辩论终结时，昂山站起来发言支持他大哥先前提出的论点：和尚不应参与政治。他如此做，是因为他自己确信这个道理，而非专为家人撑腰。昂山差劲的英语、蹩脚的发音、不入流的演讲手势，使得听众不知所云，满场的嘲笑和怪叫声，使他的哥哥颇为尴尬。然而昂山是不会因为受到威胁或斥责就退缩的，他继续说下去，直到把话说完，英语不够用时，便将巴利语掺进去，完全无视于来自周遭的辱骂，和要他别说英语、改用缅甸话发言的粗鲁要求。

    这场辩论之后，昂山又曾多次在听众的不满和詈骂声中，坚持用英语发言。这种行径，加上他的郁郁寡欢的个性，使人当他是个怪物，甚至疯子。但昂山决不因为怕人批评就改其心志。这时，他了解到英语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于是便努力下功夫去学习。他如饥如渴地阅读，注意听别人怎么说，并求助于一位出身英语中学的好友。就这样，他精通了这种语文。以一个出身于内地、启蒙于和尚学校的人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

    值得注意的是，昂山在第一场辩论会中所支持的论点：和尚不应参与政治，实是他毕生坚持的信念之一。在逝世之前一年多，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将宗教和政治相混，是和宗教本身的精神相违背的。他恳求阿僧伽（a sangha，佛教僧众）净化佛教，并“将佛法散播到世界各地，使全人类都听得见那无始无终的大爱之音，直至永恒……这是你们为祖国和人民所能从事的最高政治。”③

    一般以为昂山是个百分之百的政治动物，实则他对宗教有一种恒久而又深挚的兴趣。在仁安羌中学读书时，他因为对父亲的过世哀痛逾恒，曾经兴超出家的念头。稍迟，就在刚刚展开大学生涯的时候，他又对一位意大利佛僧鸟劳坎难陀（U Lawkanada）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于是要求他的母亲准许他去追随那位“撒亚道”（sayadaw，意指“神圣导师”）去宏扬佛法。这项要求遭到拒绝，但他对精神事务的向往未曾稍歇。甚至当全力投入学生的政治活动之后，在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他还谈到 “往求真理和完美的朝圣之旅”，以及他自觉地追求“诚于思、诚于言、诚于行”的努力。他也曾对“我国青年精神上的真空状态”表示关切，对于“我们如不牢牢撑在浪上……将很快沦为精神破产人”表示忧惧。④

    学生政治家和“大君”们（Thakins）

    昂山介入学生政坛，起先态度是和缓的，一九三五年以后则突然转为积极。那时，他已经开始和努（Nu）、何拉培（Ha Pe，后改名列特亚〔Let Ya〕）、拉旭德（Rashid）、田培（TheinPe）和乔年（Kyaw Nyein）等人并肩工作。昂山便是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将学生团体转变成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势力，终于在缅甸的独立运动中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是渗入那惟上命是从的学生联盟的领导阶层。起初这一企图并不成功（仅乔年和田培第一次出马就当选），但他们昂扬的民族主义，和辛苦的准备功夫很快就有了回报。仰光大学的气氛开始转变，校园中悬浮着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这一群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逐渐占有了学生联盟中所有重要的职位，而昂山亦当选为学联执行委员暨学联杂志编辑。

    学联杂志中所刊载的一篇文章：《逍遥法外的地狱恶犬》，间接点燃了一九三六年那次影响深远的大学罢课。那篇文章被认为是对学校当局的恶意攻讦，学校要昂山供出作者姓名，但昂山以其违反新闻伦理而加以拒绝。学校行政部门便以此为由发给昂山一纸开除令；接着，努也因为对校长作了逆耳的批评而遭开除。此事使不平之气弥漫全校，学生并决定发起集体罢课。其时正值学校大考，这件事因而更显得严重而广受瞩目。报纸和全国各界的同情顷刻间全都输往学生这一边，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力和自制力引起老一辈政治家深切的注意——这些老一辈政治家忽然察觉到学生力量之强大。这次罢课迫使政府认真考虑学生的诉愿，结果，那位专横的校长被迫退休，同时产生一个由学生组成的委员会参与大学法修正案之订定，并代表学生同意让却一些较不重要的请求。

    一九三六年的集体罢课，是这些年轻民族主义者政治发展上的重要里程碑，昂山也因而一举成名。他的名望稳定成长，在仰光大学学生联盟、以及罢课事件之后的全缅学生联盟中，登上有实权的执行委员席位。到了一九三八年他成为这两个团体的领袖。取得学士学位之后，他又修习法律，一方面为了取得另一学位，一方面为了能够继续留在学校。他的诚实、专心一志及卓越的工作能力，使他受到相当的尊敬——虽然这份尊敬中还带有一不情愿，因为他是一个难以取悦的名士派，和那些礼貌周到、处事圆滑的同事们显得格格下入。许多人批评他的喜怒无常、边幅不修，他的突如其来的沉默，和同样突如其来的聒噪，及其一切棱角分明的言行。他自己承认，有时候他会对那些多礼、优雅的人感到厌烦而渴望远离他们，去过野蛮人的生活。但他对野蛮人的看法毋宁是浪漫的：纯洁、诚实、健康而又自在逍遥。

    一九三八年昂山离开仰光大学成为“我们缅甸人”（DohbamaAsi-ayone）组织的一员。这个团体源自一九三〇年的印缅暴动，它的特质是具有民族精神、年轻有活力。它的领导阶层和老一辈政治人物品种不同——对急于响应爱国号召的新一代知识青年而言，后者不够大胆、不够缅甸、不够激进，或许可以总括一句，就是不够年轻。“我们缅甸人”的成员并非广受各方欢迎，颇有一些人睥睨他们为傲慢、躁进的毛小子，或冒冒失失专惹麻烦的人。他们用“大君”这个名号来称呼自己，尤其令人觉得是装模作样、不成体统。“大君”意指主人，只有作为统治者的英国人才受到缅甸臣民如此的尊称。借着僭用这个称呼，这些青年“大君”们一方面表明缅甸人生来就是自己的主人，一方面暗示着民族主义者不惧一战。但是内部的摩擦将这个团体一分为二，昂山加入较大的一派，领导人是柯多明（Kodaw Hmaing）大君，他是“文坛和政坛”的元老，也是“我们缅甸人”组织最初的赞助人。何拉培、田培以及丹顿（Than Tun）己和苏伟（Soe）也都选择了这一派——后面这二位非属学生领袖，但在缅甸政治界举足轻重。昂山下久成为“我们缅甸人”的总书记，稍后并为它起草宣言。

    一九三八至三九年间发生的几桩重大事件，总称之为“一三〇〇革命”（一三〇〇乃缅历年分，依缅历，新年在四月中）。这些事件当中，有仁安羌石油工人游行、仰光农人要求农政改革的游行、学生的抗议游行——在游行中，翁乔被警方殴打致死——全国下断的集体罢课、集体罢工、缅甸人和印度回教徒小区之间的暴动、曼德勒示威事件（有七人在示烕中被警方开枪击毙），以及首相巴茂（Ba Maw）政府的垮台。这些事件酿出了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不安酵素，并加速了民族运动的发展速度。就在这接二连三的事件当中，缅甸政坛的二大瘟病：党争和猜忌，开始投下其阴影。各党声称自己的政党最有效率、最爱国、党员最多，这便招致了彼此的痛恨和指责。

    昂山是少数被认为超越党争和猜忌的人。他稍显左倾，曾于“九三九年与他人同组一个被认为是研究马克思的团体，并担任其总书记。有人称这个团体是缅甸第一个共党纽胞，但昂山并未妄信共产主义或任何僵硬的意识形态。他只是在广大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发现了一些吸引他的东西。他真正的追求，永远是能为他的国家带来自由和统一的理念和策略。一九三九年，就在欧战爆发后不久，昂山因看出“殖民主义的危机正是争自由的良机”，便联同巴茂（Ba Maw）的“辛叶塔党”（SinyethaParty）、“我们缅甸人”、学生、及一些无党籍的单枪匹马政治家，成立“自由联盟”。巴茂被立为“阿纳辛”（anashin，按字面解为掌权大爷之意），而昂山自己则担任总书记。这个联盟，努称之为“昂山大君脑子里生出来的孩子”。自由联盟向全国放话，谓英国政府应先允诺战后让缅甸独立，缅甸人民才支持英国的战事：设若英国不准备作此声明，缅甸人民将奋力扯英国的后腿。相应于此，当局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到了一九四〇年底，巴茂和好几位“大君”已身陷狱中，昂山的逮捕令亦经下达，但他适时得到警告，躲藏起来。

    对日联盟

    昂山一直在默察武装抗争是否有其必要。尽管他小时候做过打跑英国人的梦，但他还是一直不排除经由宪法获取独立的可能性。身为大学生，他考虑过参加政府的文官考试，也考虑过追随印度政治家的典范——他们有教养的政治表现和爱国心，很令昂山心仪。有人说，他在成为著名的学生领袖之后，还曾经写信给仰光大学的英文教授，说自己是一个“和平革命者”。然而，缅甸一连串的事件使他改变了观念。他曾在一九四〇年写下以下的文字：

    …… 我个人虽然觉得国际宣传和外来的帮助有其必要，但争取独立最重要的工作，我认为必须在缅甸境内来做，必须是全民的总动员。我曾自己拟就一个全民渐进抵制英国帝国主义的粗略计划……配合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农人一系列局部性罢工的发展，导向最终的全面罢工、全面拒付佃租，以及各种形态的战斗性宣传，如群众示威、人民游行等。由此导向全国民众之不再听命于政府，进而杯葛英国货物而进行经济性之抗争。由此导向全民不缴税——这个行动要倚仗游击队攻击英国军事、民政和警察单位及电讯设备。由此再导向英政府在缅甸的全面瘫痪。届时，我们须得能够借力于世界发展情势，作出夺权的最后一击。同时我也估计原属英政府的车队将倒向我们这边。在这一计划中，我也曾看出日本入侵的可能性，但并非清澈的预见。（在那个时候，我们当中不曾有人清楚地预测过这件事，然而现在，当一切都已发生了，倒有人表示当年他比谁都有先见之明。）⑤

    昂山承认这是他“自己作的大计划”，没有多少同志对它感兴趣。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这种出身使得“我们许多人在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之前总是踌躇再三，尽管我们所思所百都很勇敢。”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唤起民众的工作似乎要耗费许多时日”，使人望之却步。再者，也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纵使会去谈群众运动、全民抗争，但心中却不十分相信它的效率。”无论如何，昂山认为有必要取得武装力量以贯彻民族主义者的游击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派一个人出国去寻求赞助和武器。“既然我是惟一见不得天日的在逃嫌犯”，他写道：“我便被选中来担任这项工作。”⑥

    一九四〇年八月，昂山和另一位“大君”何拉明（Hla Myaing）（后改名燕翁〔YanAung〕）乘坐海利轮离开缅甸，到达中国厦门鼓浪屿的国际殖民地。他们在那儿度着和中国共产党接触，困顿数月，不得其门而入，结果，却有一位日本官员找上他们。于是他们飞往日本会见一位日本军官铃木奎司（音译）——他后来因主掌一个秘密机构“南进组织”而出了名。那个组织的任务是“帮助缅甸独立，封闭缅甸之路”。⑦

    这并非缅甸政治人物和日本人接触的最新发展。众所周知，取代巴茂成为首相的梭（Saw），便是因为得到日本资助而致富。巴茂也曾向日本寻求支持以挹注“自由联盟”。另一位政坛耆宿，一度曾在巴茂政府担任部长的田芒（Thein Maung），便曾访问日本，然后赞助日缅友谊协会。在一九四〇年中铃木访问缅甸时，他也曾前往拜会。就是透过这种接触，日本人才得知两位“大君”在厦门的行踪。此时自由联盟内部有两种声浪：有人主张接受日本资助，有人则反对。同盟中的共产党员（苏伟、巴海因、丹顿和田培是其菁英分子）尤其反对和法西斯日本合作。然而昂山却持实际看法，认为他们应该接受资金而不问其出处，然后静观其变。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并没有清楚预见其后果。

铃木敬司大佐

    在东京，昂山和铃木建立某种共同了解，但双方似乎都有所保留。铃木一方面尊敬昂山的诚实和爱国精神，一方面却认为“他的政治思想并不成熟。”⑧当时有一则批评对昂山不算冤枉，因为昂山自己也这么说：他和他的同志邀来了日本的入侵。“并非因为我们有赞成法西斯的倾向，而是因为我们的愚直失策和小资产阶级的胆怯。”前往日本途中他曾有所疑虑，虽然到了日本他又因发现情况还不太糟”而稍释怀，但他仍免不了挂虑。他一方面赞赏日本人民的爱国、整洁和谦抑，另一方面他对日本黩武主义者的“粗野残忍”非常反感。此外，他多少对于日本人对待妇女的态度感到震惊。⑨

    一九四一年二月，昂山化装为中国水手回到缅甸。他从日本带回一件东西——据缅甸人民了解，是武器或金钱中的一种——以支持一次暴动。他们并挑选了一批年轻人偷渡到国外去接受军事训练。昂山本人在缅甸停留不久，就同何拉培及其它三位同志返回日本。这几个人便是“三十志士”的先锋，而这“三十志士”便是日后“缅甸独立军”的核心。这三十人的遴选，首先取决于其是否能立刻接受征召——这一来，便将那些身系狱中的民族主义者排除在外；其次，则要兼顾这“大君党”内各派系的满意程度。派系的冲突，已经为日后的分裂布下种子。

    三十志士在海南岛接受密集的军事训练，而昂山、何拉培、顿奥克（Tun Ok）和翁潭（AungThan后改名塞特迦〔Setkya）则被选出来专攻指挥和军政。属于“大君党”某派系的顿奥克被选为这个团体的“政治领导”，但昂山却浮上枱面成为不作第二人想的领袖人物——不仅在这个三十人的团体，也在日后成立的缅甸独立军。虽然昂山体格瘦削，而且也不怎么强韧，但事实证明他是个大能、大勇的军人，而且很能接受困境的磨练。尽管他被指为 “人际关系不良”，但能使身心疲惫者重振士气的却是他；能对年幼者特别关怀、能劝使受训者不对营部及日本人发泄怒火的，也是他。虽然这些受训的年轻人对于他们的日本指导者怀有敬意，甚至情感，但其中亦不乏有人觉得日本人的态度很不象话，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底日本进军缅甸之前，这两个种族之间已经有了愈来愈大的摩擦。

    缅甸独立军（BIA：Burmese Independence Arrny）由海南岛受训者、居住国的缅甸侨，及日本“南进组织”成员组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这支军队由曼谷正式发师。铃木以将军的军阶担任指挥官；昂山作为其首要部属，受任命为陆军上校。发师之前，初出茅庐的士兵们发誓效忠上级指挥，而军官们则以缅语发音，取了涵义刚勇的名字：铃木改名“霹雳”（Moegyo），昂山改名“烈火”（TeZa）。“三十志士”的其它成员后来皆以其自己的名字广为人知，如列特亚、塞特迦、济亚（Zeya）、奈温（Ne Win）、颜耐英（Yan Naing）及乔左（Kyaw ZaW）。“烈火大将军”后来亦改回自己的原名昂山——早在学生时代及作为“大君”领导人的时期，昂山便以其本名闻名于世，后来也是以“昂山将军”受人民奉为偶像。

    独立军偕同日本军队开进缅甸时，缅甸人民深感骄傲，因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终于得到舒展。但，昂山和他的同志们已然知道麻烦就在后头。根据当时留下的纪录，当他在曼谷时，曾试着安排缅甸的民族主义者为独立的到来预作准备，使日军入缅时见到缅甸人已大抵完成了自家的事。这个企图失败了，昂山又试图动员群众，展开地下工作，以防入侵者巩固地位。然因其时缅甸情况紊乱，且大部分政治家还在狱中，故上述两项计划皆告落空，日本就此占据了这个国家。日军的占领，对缅甸人民而言，是个幻灭、动荡和痛苦的故事。那些一度相信祖国即将从英国手中得回自由的人，如今却发现自己已被亚洲的同伴踩在脚下。那些曾以解放者姿态受到欢迎的日军，摇身一变成为比英国人还坏的压迫者。丑陋的事件层出不穷，“宪兵”（日本军事警察）成为一个恐怖的名词，而百姓须得学习活在一个以失踪、酷刑、强制劳役为日常事务的世界中。此外还有盟军和日军的交相轰炸、战时的物资缺乏、告密者、不同气质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没有共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不可避免的误会。当然，日本人当中亦不乏公义、仁慈并友爱缅甸人者，但他们的正面贡献却被埋没在黩武主义的种族偏见之下。

    “南进组织”原是承诺为缅甸争取独立的，如今眼见情况如此发展，其成员并不见得高兴。事实上，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仰光沦陷于日军手中之后不久，铃木曾经成立一个缅甸的中央政府，而以缅人顿奥克为首长。但是这个政府很短命，因为随占领而来的，是日本军政部门的全面接管，于是缅甸越来越像是一块被征服的领土。此时，缅甸独立军的地位是不确定而无可歆羡的。进军缅甸时加入的野心勃勃的新兵，使它的军阶迅速膨胀，何况这些新兵在经过训练之前并非可用之兵。昂山对自己的人也没有指挥权；他只不过是铃木的高级部属，而铃木本人因为他本身及缅甸独立军未来的角色定位问题，似乎也和日本军政部门有所争执。昂山和他的同志们渐渐感觉到，缅甸独立军的指挥权必须移转到缅甸军官手中。列特亚曾写下那戏剧性的一幕：他本人、昂山，和其它数字同志为这件事去见铃木，所得结果是：昂山被任命为缅甸独立军的首席指挥官，列特亚任幕僚长。

    昂山对他自己的地位和国家的苦况并不存妄想。他集中精神训练军队，强化兵力，心中深知国家距独立还有一段遥远的路。他尽力将独立军和政治分开，也不让军队介入行政事务，但他必然已经知道，要让政治不影响军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支军队本来就生自政治团体的核心。一九四二年铃木离开缅甸，而缅甸独立军亦经重组为缅甸防卫军（BDA），昂山担任最高指挥官，军阶上校。然而，因为这支新军每一阶层都附有日本军事“顾问”，故缅甸军官的实权便大受擎肘。同年八月，日军驻缅指挥官饭田将军宣誓就任缅甸行政官，而纠茂受命为行政首长。表面上看起来，缅甸政府好像已经转到它的国民手中，但事实上，它只是日军藉以扩张力量的要塞。（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