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耘|永远的导师——忆念杨匡民先生

编辑：人民音乐文章类型：缅华人物发布于2019-07-23 13:56:24 共5020人阅读

文章导读周耘|永远的导师——忆念杨匡民先生

80年代，编辑“民间歌曲集成”

时光如水！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杨匡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

2017年1月4日，早晨的天气亦如这般寒冷。我从武汉音乐学院都斯湖老校区步行至滨江新校区上班，经过先生的宿舍时习惯地向他家窗口注目行礼，心里轻轻道声“早安！”祈愿97岁的先生健康长寿。可怎么也没想到，稍后接入音乐学系办公室的电话却传来不幸消息——我们敬爱的杨匡民教授与世长辞了。虽然先生高龄，但我还是不愿相信！年前去探望时，先生还思维清晰声调高扬畅谈学术呢，还与家里人描绘百岁愿景呢，怎么说走就走了啊……

杨匡民先生任教武汉音乐学院逾半个世纪，1985年开始招收指导民族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我考入先生门下，受教三年整。1990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仍有幸长时间近距离接受先生教诲。今先生离去两周年之际，《人民音乐》约稿纪念，特撰此文感怀师恩师德，感念先生对我国传统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杰出贡献。

一、情系楚声

我很是幸运，1985年备考研究生就有机会得到杨匡民先生的指导，之后受先生耳提面命三十年余，结下绵绵的师生情谊。日前与师哥蒲亨强教授聊及旧事，他忆称“那时感觉杨老师很喜欢你”①。我认同师哥之说，却暗自琢磨，先生对我教导、关心、爱护有加，透出的难道不正是先生深厚的楚声——湖北民歌——情怀？是的，还是第一次到先生家求教民歌学问，当先生听我介绍家在秭归、眼里瞬间透出光芒、细语深情地说了声“屈原故里哟”时，我就依稀生出此感。是的，先生一生情系楚声！

杨匡民先生1920年生，福建人。幼年随母亲赴缅甸谋生，少年时代颠沛流离于厦门、鼓浪屿、仰光等地。1937年在马来西亚槟城中学念书期间开始接触革命进步思想和东南亚等地的歌舞音乐。青年时代加入缅甸华侨地下党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是缅甸华侨界救亡歌咏活动的活跃人物。抗战中后期，先生辗转川渝，先入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戏剧与音乐戏剧，后进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理论作曲。说来有些不可思议，孩提时接触的东南亚歌舞已然在先生的心里埋下音乐的种子，大西南的战时求学生涯使先生结下民歌情缘。具体地说，先在江安“剧专”期间频繁走上街头歌咏宣传抗日救亡，并开始编印民歌；又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加入进步学术组织“山歌社”，热情参与民歌搜集整理活动；一发而不可收，最终与民歌研究相伴终生。据先生回忆，正是在四川江安“剧专”期间，一位名叫邓毅的湖北籍同窗见他编印《民歌集》，就为他唱了一首湖北恩施民歌《清江河》，先生觉得歌调很是优美动听，就用乐谱记录了下来，稍后国立音乐院的“山歌社”编辑了一本带钢琴伴奏的《中国民歌》，先生记谱的《清江河》也被收入，终使这首优美的鄂西南民歌流传至今。我一直有些不解，生于闽南、成长于东南亚的先生，怎么会如此钟情于湖北民歌研究，或许这首先生亲自记谱流传的《清江河》里隐藏着答案。事实上，先生一直记挂战时当年为他首唱此曲的湖北籍同窗学友，可江安“剧专”别后，竟自人海茫茫，再无音讯，先生每每述及，颇觉伤感。②

1951年先生从缅甸归国到广州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任教，主要教授民歌课。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先生所在的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与相关院系合并，在武昌成立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先生遂调入中南音专继续教授民歌，还受命建立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室。得益于“民研室”的筹建工作，先生多次携研究小组赴荆楚腹地江汉平原的天门、洪湖等地采风，开始大量接触湖北民歌。在洪湖，一种由三个乐音构成的民歌样式引起了先生的注意，他发现自己记谱的《清早起来露水深》整首歌只用了“sol la do”三个音，而另一首民歌则全曲只用“do mi sol”三个音歌唱。这种结构的民歌后来被先生研究定名为“三音歌”，而这种三音组的旋律结构则被被他称为“三声腔”。或许正是三音歌、三声腔的发现，使先生初到湖北就认识到荆楚民歌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学术价值，而随着他荆楚大地田野采风的不断拓展和分析研究的不断深入，揭示湖北民歌艺术魅力、探寻荆声楚韵学术价值渐渐化为先生深挚的情感，最终成就了他毕生矢志奋斗魂牵梦萦的民歌研究事业。

1949年1月5日，与夫人舒琛珍摄于香港

我对杨匡民先生情系楚声的真切感受大约始于1987年。记忆中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到先生家上课，是攻读硕士学位课程的第一次专业课。③先生早已等候在书房，教材是他主编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尚未正式出版的油印本内部资料一套六册厚厚地叠放在书桌上。这是给我准备的，先生早已了然于心，不太需要翻看。我的专业方向为民歌研究，课便从湖北民歌讲起。一开头先生还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讲得兴起音调逐渐提升，歌种、分类、三声腔、色彩区、方言声调、语调旋律、韵调旋律等内容，泉水般流入我的心田。待到讲述神农架林区汉族创世纪歌谣《黑暗传》意外发现的惊喜、宜都“绕棺游所”丧歌中的“诗经”遗韵之谜的时候，先生已进入倾情忘我之境，整个楼道都回响着着他高亢的声音。虽然当时的我有些应接不暇，却分明感受到先生对荆楚大地、对湖北民歌深厚得堪称炽热的满腔情怀。

民族音乐学认为，任何音乐艺术景观与音乐文化现象都是从一定的文化土壤生长出来的，而一个民族音乐学家的学问又何尝不是一定的文化背景学术土壤孕育的呢！作为一个闽南出身的缅甸归侨，杨匡民先生的楚声情结自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热爱音乐热衷民歌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前已述及；而其时，从早期零星的民歌采风，经1961年的首次湖北民歌编辑，到1982年主编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定稿成书，先生来湖北执教和研究已逾30年，为采集民歌足迹遍及荆楚大地，荆声楚韵常年萦绕耳边，既感动于楚声精彩绝艳的艺术魅力，也着迷于楚声深厚丰富的文化蕴涵，久而久之，这种情愫便延伸及至湖北的山川原野和居住在这片歌乐沃土上的湖北民众，甚至还潜移默化地将先生闽南“越人”的性格改变得更接近“风风火火”的“楚人”了。

我无意解析杨匡民先生情系楚声的原由，令我难忘感怀的是先生情系楚声的行为本身。其实，先生着迷于楚声的情形随时可感。比如，先生平日大抵都在书房研析湖北民歌相关文献；先生寻常与人交往言辞不多，可只要话题及至湖北民歌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先生有做卡片的习惯，湖北民歌的资料摘录卡在书桌上码成了小山。记得我曾有事推开先生的书房，只见先生静坐桌前愣愣地望着桌面，我担心先生身体有恙，凑近方知先生正深研一套“三声腔”卡片，几近痴迷。情系楚声，爱屋及乌。先生对湖北各地的音乐干部感情深厚，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研究，使当年参与湖北民歌集成的编辑者群体事业上都不断进步，有的后来成长为民歌研究的知名学者。就连我能考入先生门下，说来或也得益于先生的楚声情缘呢。当年硕士课程入学考试本有2人过了分数线，可先生的民歌研究方向只招1人，许是来自屈原故里、地道楚人出身的缘故吧，最终录取的我，另一位外省籍的考生被转到了西方音乐史专业。先生的情系楚声跃然可见。

在马来西亚“钟灵中学”小学毕业，前排右一

1939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两周年，在缅甸仰光举行三天“义卖救国”抗日宣传活动

二、魂牵学术

杨匡民先生的民歌研究成果丰硕，成果的获得自然得益于先生毕生情系楚声，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感情层面，要获得这样的理论成就却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先生很早就怀有民族音乐理论建设的学术使命感，研究不断深入，追求愈加执着，先生的成就，正是他魂牵学术收获的沉甸甸的果实。

早在20世纪50年代，先生就认识到如果没有理论指导，民歌的采风调查难免盲目随意，从而影响获取资料的质量，遂撰写了《怎样记录民歌》《湖北民歌的结构》《关于民歌填词的问题》等论文，这些对自己研究的理论总结，也给了青年学子很大的帮助。1961年至1964年及1980年前后数年的两次湖北民歌集成采录编辑工作，成为先生民歌学术研究的历史机遇。其间，先生设计制作了《湖北民间歌曲音调特点区分示意图》，撰写出《湖北民歌穿歌子分析》《民歌声韵及其他》《勘探民歌音调所知》《湖北民歌的三声腔及其组织结构》《湖北民歌音调的地方特色》《楚声今昔初探》《屈原故乡的〈招魂龙船曲〉》《湖北跳丧鼓今昔论》《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楚编钟与民歌音阶比较》《楚南调式考》④等以湖北民歌研究为中心的系列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中不乏先生关于湖北民歌研究的真知灼见，如民歌旋律“腔”“调子”“声调”三种形态的表述、“三声腔”与民歌旋律地方风格关系的总结、民歌“色彩区”概念的提出，可谓一发而不可收。

由于杨匡民先生强烈的学术使命感，绝不满足于编编民歌集教教民歌课，进入20世纪80年代，其民歌研究在理论上终有了重要的突破，特别是“三声腔”和“色彩区”理论，我以为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代表性成果。所谓“三声腔”，首先是指全曲仅有三个音“行腔为歌”的民歌曲体，继而将民歌旋律中的骨干三音组也视为“三声腔”。先生认为“三声腔”是民歌旋律的基础，“三声行腔为歌”是古老的民歌旋律手法，而单纯“三声腔”（即仅有三个音构成的民歌）当是古老民歌曲体的遗承。先生通过大量湖北民歌案例的分析，将“三声腔”进行了系统化的形态归类，使“三声腔系”对于民歌旋律形态的具体分析更有指导意义。⑤

随着“三声腔”研究的深入，民歌“色彩区”理论的提出也水到渠成。得益于民歌集成编辑的大规模采录记谱，杨匡民先生接触到三万多首湖北民歌，在做“三声腔”研究的过程中，先生发现某一特定区域范围内，其民歌常常具有共通的“三声腔”形态，而共通的“三声腔”常常决定着民歌旋律风格的区域性共通特色。在大量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先生以“三声腔”类型为主要参照，将湖北民歌划分为鄂西南、鄂东南、鄂西北、鄂东北和鄂中南五个风格区，并借用色彩的概念将其直观地称为“色彩区”。先生一直在完善他提出的“色彩区”理论，发表于《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1期的论文《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对这一理论有全面阐述，其中关于“色彩区”的成因除了“三声腔”还加入了方言声调，立论更为缜密严谨。而庆祝先生90华诞文集中收入的《汉族民歌色彩区》一文，则将民歌“色彩区”的成因更拓宽到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完成了先生对整个汉族民歌色彩区的体系化描述。

1946年9月22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迁南京途中，摄于长沙

1948年，南京国立音乐院教室外，左一

杨匡民先生的“三声腔”与“色彩区”理论对于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认识我国民歌的特色有重要的方法学意义。如果说“三声腔”理论为民歌旋律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微观分析手段，“色彩区”理论则是宏观把握民歌分布状况的重要依据。事实上，先生的“三声腔”与“色彩区”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我国音乐学界的广泛认同并在研究中借鉴运用。如江西、福建等省份“民歌集成”的编辑都借鉴导入了先生的“三声腔”“色彩区”理论，而先生发端的民歌色彩区研究更形成近三十年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催生了诸多研究成果，也潜在影响了我国音乐地理学的学科建设。说到此，联想起先生曾回忆他早年于仰光“缅甸华侨中学”教授音乐与地理的经历，便理解先生日后借鉴地理学理念的“色彩区”研究并非偶然了。另外，先生在青木关国立音专主修的是作曲，对于西方音乐的“主题”“动机”等概念也烂熟于心，日后的“三声腔”研究或许此时已埋下了伏笔。不过，这些毕竟都只是先生学问的客观背景，成就先生理论产出的，还是他高度的学术使命感。进入1980年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已传入我国，先生既主动积极地学习借鉴，却一刻也没有忘怀中国学者对于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也责无旁贷。

杨匡民先生强烈而紧迫的学术使命感寻常多有体现。例如，先生有剪报的习惯，但凡他阅读的报刊上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章就会剪下来集整保存。因为当时《文汇报》的学术性文章较多，先生就专门订阅，从该报上剪辑编订的厚厚几册学术文章既为他研究参考所用，也提供给研究生阅读。因为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一有重大情况，便总能及时敏感地做出反应和判断。大约是2000年的某日，先生拿着一份《光明日报》神色凝重地对我说：“日本文部大臣宣称今后50年计划拿30个诺贝尔奖，这个国家不得了，应当密切关注。”⑥又如，先生一直关注学术界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研究的进展和最新成果，随着长江文明在华夏文明整体格局中的重要定位越来越清晰，长江流域音乐文化的学术命题也开始进入先生的学术架构。印象中大约是1999年的秋天，先生曾约我去他家讨论撰写一部《长江歌乐文化》⑦，言谈间多次强调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策划的书因客观原因未能如愿完成，根据讨论内容整理的文章《三峡地区传统音乐文化初探》⑧和《巴音吴乐和楚声》⑨分别发表在《长江论坛》和《音乐探索》上。后来，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在我国渐成气候，先生的学术前瞻性、战略眼光由此可见一斑。再如，1990年前后，先生通过对楚文化、巴文化研究的整体观照，结合自己的音乐研究实际，敏锐地体察到楚、巴音乐文化的密切关系。他在《荆巴古宝及土家族溯源》一文中大胆地提出“巴楚音乐文化沉积带”的概念，认为鄂西南及川东土家族地区有着丰富的楚、巴音乐文化的遗承。我能撰写出《土家族乐舞艺术中的楚音乐文化遗存——兼论巴楚音乐文化沉积带》⑩《跳丧鼓——楚乐舞艺术的活化石》⑪《孤岛跳丧报告》⑫等相关论文，正是得益于先生此说的启发。

1948年圣诞节，留港的“山歌社”成员聚影，右一

1980年6月13日，南京“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第四排右九

上述这类充盈于杨匡民先生生活中的事例，无不折射出先生魂牵学术的事业心与使命感。因为魂牵学术、背负使命，先生的研究也渐次超越了荆声楚韵的湖北民歌，如《台湾高山族民歌与大陆民歌的联系》《南音初探》《打鼓歌值得研究》《土家族音乐文化之特征》《论楚辞的音乐节奏》《论“竹枝”十四态》《长江歌乐之特色》《曾侯乙编钟音列结构与长江文化区》《论传统民间歌曲的形成及分类》《中国传统民歌传承之现状研究》《缅甸歌乐舞戏及其风格》等论文，显示出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有的已经涉猎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研究领域。

三、珍贵遗产

杨先生一生两袖清风，却留下珍贵而丰富的遗产，其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育人理念与成功实践以及清廉奉公的处世德行，都会继续影响民族音乐学界，使后辈学者广受教益。

作为将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高等音乐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杨匡民先生的育人理念也是其重要的学术遗产。就笔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近距离观察，我以为先生的育人方略有两大鲜明特色。特色之一，强调道技相融、注重知行合一。先生在教学中总是要求学生多读书多思考，“读、读、再读、再读”几成先生的口头禅。不过，先生反对读死书，总要求认清本质弄明道理。并且，先生对于实践真敢，似乎更为重视。比如我的研究生课程伊始，先生即反复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既督促我多赴乡野采风，又鼓励我参与地方的民歌集成编辑工作。印象中，先生指导的研究生田野调查和研究实践活动都很丰富，这种知行合一、道技相融的策略，对于青年学子的成长无疑起到重要作用。特色之二，主张开放包容、倡导跨界融合。先生自己的民歌研究曾受到语言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随着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传入我国，先生对于打破学界边际，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思路更为清晰，并在教学中积极倡导大胆推进。80年代中后期几位接受杨匡民先生指导的硕士生⑬的研究，或借鉴巴楚历史文化的学术成果、或吸收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或融通音乐学与宗教学的边界，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或取得一些儿成绩，或绘出一片儿新色，正是得益于先生“开放包容”的育人理念，受惠于先生“跨界融合”的战略设计。

清廉奉公的道德品格是杨匡民先生留给我们的特殊遗产。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清廉、不图名利，有很高的道德品格修养。先生毕生以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为最大的快乐，曾担任音乐研究所所长、教务处副处长等部门负责人，总是将其当作为师生服务、为教研助力的平台，从不会以职权谋取私利，更不会为获取权利而钻营。记得有次，一家报纸在报道文中误将他写作“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先生立即亲书文字贴上报栏予以说明更正。先生是一位老党员，早年就参加过抗日救亡与进步学生运动，但他从不以此为条件向组织伸手要利。印象中先生最看重的荣誉，一是政府对他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的褒奖，二是政府授予他“先进归侨”的称号。1991年夏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在鄂尔多斯市（时为伊克昭盟）召开，地方举办欢迎宴会，当喝下热情的东道主敬上的美酒，先生竟自激动得晕眩起来，让学会的同仁好一阵紧张。先生事后说：“少数民族的同志如此珍视学问、尊重学者，真是激动啊！”南下返汉途经北京，先生带我一起去看望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老朋友王汉斌先生。记得那天晚上，久别重逢的先生与王汉斌、彭佩云夫妇分外高兴，欢谈间我方知两人原来是缅甸时期的战友。王汉斌先生当时还特别对我说：“是匡民先生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其实先生有许多身居要职的亲友，但平常几乎从未听先生提及，更从未见先生运用这些关系谋求利益。先生也十分淡漠金钱。他工作之余指导学生、给人上课，都是无偿奉献。我1985年备考研究生，经人介绍求教于先生，先生多次为我上课，从来不收学费。辅导学生、外出讲学不取酬劳，几乎是先生不成文的规矩。不仅如此，先生还常常购买书籍资料送给学生学习。我自己现在还使用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音乐词典》，就是当年先生的赠品。与此相映衬的是，先生淡泊如水的日常生活，饭桌上永远是粗茶淡饭，除了大型活动重要会议为注重仪表而穿套西服，先生几乎常年身着普通便装，从未穿过高档名牌。先生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堪称楷模。

1980年11月，参加江西省民歌采编工作会，摄于江西省吉安市宾馆，前排左七

1990年6月8日，本文作者硕论答辩后与导师合影

2010年9月24日，杨匡民先生90华诞、从教65周年暨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

时间真快，杨匡民先生离去，转瞬两年。可每次从老校区至新校区，我还是习惯性抬头注视先生书房的窗口，总觉得先生一定又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校订“色彩区”草图、审视“三声腔”卡片。定定神，想到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觉有些怅然。是啊，先生老骥伏枥，还有大量学术文论正待撰写呢，还有系列学术研究构想未及展开呢，几年前还要求把人事档案从老干处调回音乐学系筹划继续给学生上课呢，怎么就走了呢！记得当年先生用闽南谚语勉励年轻学子快快成长时曾说：“人生什么都要快，除了死。”可先生虽年高九七，还是走得太急太快啊！学生们还需要您的教诲。学术界还需要您的智慧。值得欣慰的是，先生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和高尚的品格风范，弟子们正薪火相承，并以此感怀永远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