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晨阳

2012年2月22日，我随从缅甸仰光来参加厦门第十五次侨代会的郑承志（南川），前往集美探望其姑婆，即我们兄弟姐妹最敬爱的慈祥妈妈——郑葆真。是日晚，假杏林“舒心酒家”，妈妈坐轮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侄孙的宴请，岂料，仅仅过五天，妈妈却安详辞世，令我悲恸欲绝、泣不成声……

妈妈走了，而且走的如此匆匆，可她的音容笑貌宛在，她谆谆教诲我们子女的话语，永远无法抹去，永远铭记于我的心中，往事如云，点点滴滴浮现心头。

随母乘船漂洋过海

1948年12月，妈妈携带刚满周岁的我，从厦门乘“海利轮”，历时21天，漂洋过海至缅甸的首都——仰光。

妈妈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为什么会乘坐那么多天的船？妈妈道：“海利轮”是客货船，途经汕头、香港、新加坡等地时，都得抛锚靠岸卸货装货，客人则可上岸，找客栈歇息。当年28岁的妈妈，带着我这个年幼体弱的“包袱”，要不是有热心助人的周雅宝老师同行伸出援手，其艰难可想而知。

途经新加坡时，16岁就旅居新加坡的舅舅及三姨、三姨丈（后来方知还有四姨）都万分高兴，舅舅劝留妈妈，不要去仰光，也把姐夫（即家父）也叫来新加坡。但妈妈考虑，爸爸已为我们母子办理好入境缅甸的准证，没有答应舅舅的盛情，无怨无悔地继续带我去了缅甸。

妈妈带着我抵达仰光港，初来乍到陌生异国，克服语言障碍以及因通讯落后，父亲却远距勃生未能到仰光码头接人，抵港时举目无亲的尴尬，幸好遇到厦门高浦同乡热情相助，我们母子才得以上岸。倘若无人接船，则须待在船上。据妈妈说，我们母子已在船上待了7天。

1949年元旦，我们母子乘船前往勃生与父亲团聚。之后，因妈妈没能在勃生中学任教，返回仰光借住百尺路37号郑南川家。后经王一芒阿姨介绍，入仰光华侨学校中国女中附小任教，从此揭开了妈妈缅华华文教育的20年生涯。

足迹遍及伊江南北

妈妈在缅执教的20年岁月，我始终随着父母亲走南闯北，足迹遍及伊洛瓦底江大江南北，先后至勃生、渺名、丹老、景栋、仰光执教。在仰光，母亲先后执教了中国女中附属小学、南洋中小学、华侨小学、福建女子师范学校。

我的童年及少年时代都是住在学校简陋的房子度过，即使在仰光，父母亲曾先后租房寄居过巴罕、芝荷坦、百尺路、18条街、17条街等。妈妈既要备课执教，又要相夫教子，她总是那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她从来不给子女零花钱，教育我们6个兄弟姐妹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小的穿大的衣裤。妈妈最恨子女说谎，遇到孩子说谎，妈妈是很严厉的，既批评，又耐心地讲明道理。所以，我们兄弟姐妹有什么要求、心里话，都愿意向妈妈倾诉。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家风造就了我们正义坦率的品格，使我们沿着人生的正确道路茁壮成长。

庆国庆遭突袭受伤头破血流

侨居缅甸时，或许我是长子，或许因为我胆小如鼠，无论妈妈南来北往至何处，我总是紧跟母亲，成了割舍不掉的“小尾巴”，直到17岁离家回国。

仰光巴罕南洋中小学，是妈妈任教的第二所侨校。记得在学校庆祝“十一”国庆4周年的宴会上，当妈妈举杯欲敬酒畅饮，隐身在“雅塔基”山上的歹徒，突然射来玻璃丸，击中妈妈的额头，顿时鲜血直流，吓的仅6岁的我嚎啕大哭。妈妈一手捂着额头，一手拉着我说：“别哭！那是坏人打的，他们会有恶报的，坚强点！”当时，学生们闻讯赶去抓凶手，但歹徒已逃之夭夭。此事至今思之仍不能释怀。

华侨小学、福建女子师范学校（简称福建女师）是妈妈在仰光先后任教的第三、四所侨校。1962年至1967年，妈妈在福建女师任教务主任整整5年，每天早晨她总是起得早，而晚上我们做完作业睡醒一觉，妈妈仍在伏案批改作业或备课。虽然家里有顾佣人，妈妈仍教会我与二弟洗衣服、学煮饭、倒米汤（仰光的“黑壳米”，粘稠，临熟前需过滤倒米汤才不会糊）。我生怕妈妈拖累而病倒，学会了分担家务、帮着照顾弟妹们，以尽量减轻妈妈的负担。

任教妇女识字班　教唱妇女节之歌

妈妈是个文体活跃分子，能唱会演又会打篮球。在仰光，妈妈除白天任课外，还兼任缅华妇女协会福利、文教股，调解家庭纠纷，创办妇女识字班，教目不识丁的妇女识字，讲解自身解放之道，教唱冼星海谱曲的《三八妇女节之歌》。妈妈临终前住院时，我把儿童时随妈妈出入识字班学会的这首歌，唱给妈妈听……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了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永远逃出毁人的牢笼。苦难，使我们变得更坚定，旧日的闺秀，变成新时代的英雄，我们像火把，像炸药，像天空的太阳，一样的光明，武装起头脑，武装起身体，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里，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

病榻上的妈妈会心地笑了，她问我：“你怎么会唱这首歌？我晚上带你去识字班，你都躺在板凳上睡觉，又怎么记得那么清楚？”我满怀深情地回答说：“我躺在板凳上是装睡，目的要妈妈赶快回家。但这首歌太感人、太动听了，儿童时代学到的东西，会没齿难忘的。”

如今，妈妈再也听不见我唱这首歌了，但我在冥冥中坚信，每当我含着热泪再唱起这首歌时，妈妈在天之灵一定会听到我的歌声，她会欣慰露出灿烂的微笑。

参加篮球比赛　春节排练演出

家父母在渺名中华中学任教时，我只记得在渺名学校园内种有一棵菠萝蜜（曼加）树，果熟时，食过；我5岁是在渺名上小学1年级。妈妈曾回忆说，有一天，我跟同学外出未归，找不到着急，以为我是掉进水井里，无奈中，爸爸拿着一根竹竿，伸进水井里打捞，害得妈妈两腿发软……。我回家后，受到父母的严厉训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未经“请假”外出了。

1956年在丹老华侨中学，妈妈已是5个子女的母亲，36岁的她依然参加学校篮球队的训练，记得有一次还参加了篮球友谊赛。年仅9岁的我，蹲在球场边，看着身高马大、打中锋的妈妈驰骋于篮球场上，每当篮球传至妈妈手中，心里总是砰砰直跳，生怕妈妈有所闪失。但妈妈沉着应战，一个假动作转身，三步跨蓝，投球进了，令我兴奋得鼓掌跳跃起来，赞叹：妈妈是好样的。

我们在丹老度过4个祥和快乐的春节。在丹老华侨中学任教的父母，每年的春节即将来临，为缓解华侨阔别祖国思乡念亲之情，与其他老师们一起共同移植、排练“歌仔戏”，先后排练演出了《陈三五娘》、《十五贯》、，《孔雀东南飞》、《小女婿》等剧目。妈妈既辅助导演、又当演员，临近演出，老师们废寝忘食地自力更生赶制古装鞋、帽、服装、画制布景等，我也参与了戏中小演员及《小医生》的演出。演出获得成功，当地华侨每每看后激动不已，释怀了游子的思乡之情。

学书法临摹“柳”帖　为求知充电“函大”

妈妈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毛笔、钢笔或粉笔，字体总是那么端庄娟秀、苍劲有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妈妈的一手好字绝非一日之功。她在厦门鼓浪屿同文中学、毓德女中就读时，就练书法；在丹老执教的空闲之际，妈妈握小楷毛笔、砚墨，临帖勤练。每当这时，我就自告奋勇，帮忙汲水研墨，取出“柳公权字帖”，边看边学妈妈临摹运笔的样子。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其书法结体遒劲,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由于临摹“柳公权”的字，妈妈在生活、思想和工作上,形成了如柳字一样的严谨与一丝不苟的作风，从而也使我们兄弟姐妹受益匪浅。

妈妈尽管集家务、教学、求知于一身，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报读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那时没有电视、电脑，更无教授授课，所有的古代汉语、现代文学作品等教材资料，都用邮件函寄。考试分开、闭卷，妈妈严格按照学校要求，认真学习、考试，终于自学成为一名“函大”毕业生，“充电”成功，为今后任教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妈妈当时领到毕业文凭时手舞足蹈的高兴劲，犹如于昨日，历历在目。

二度身居边陲小城　环境艰苦执教犹荣

缅甸东北部掸邦地区的一个小城——景栋，“浆冻”(缅文)，其东边与泰国毗邻，北部与中国接壤，毗连闻名遐迩的“金三角”。1958-1961年，家父受“教联”派遣前往景栋任校长，妈妈随行后因气候寒冷，水土不服，返回仰光后再前往，曾二度身居边陲执教，无怨无悔。

在景栋学校住的是座二层楼的木屋，我们一家7口人蜗居于二层，一个约14平方米的大房间里，它既是我们的“窝”，也是“校长办公室”。每到风雨交加的雨季，屋顶、木板缝隙都会漏水、渗水，只得以面盆接水，或以塑料纸遮雨，大有“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之状。厕所、浴室均公用，设有食堂，雇用掸族人“阿索”掌勺。记得有一年春节过年要吃“薄饼”（春卷），妈妈亲自揉面，在木炭炉置上平底锅，擦“薄饼”皮；蒸咸、甜“年糕”；住校的老师切菜、剁肉，如同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了年。时任教务主任的陈华平老师，2009年7月从香港来厦门时还津津有味地回忆起此事。

在景栋，家里没有雇帮佣，妈妈既要打理家务、照顾5个兄弟姐妹，晚上又要备课，环境狭小局促、艰苦，但妈妈从不气馁、怨天尤人，更不以校长夫人自居怠慢他人，而是视同事、学生如同一家人，平易近人。二弟曾因学习成绩达到留级分数线，来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说：“公事公办，该留级就留级，不能因为是校长的儿子，网开一面。”她严于律己。此外，妈妈还积极协助排练节目，参加当地土司的“摆”庙会，唱歌跳舞，荣获桂冠。

任凭风浪起  闲庭信步

1964年8月，虽然我已在仰光“南中”读至九年级（红岩班），离“仰光大学”的门槛仅一步之遥，但由于政府有令，在缅甸持“华籍”的外侨不能报考“仰光大学”。有一天，妈妈从“瑞旦浪”的福建女师下班回到家中，说道：“阿阳，阿邦，来，我有话要说。”妈妈和颜悦色的，不像是要训斥，于是，我们兄弟俩走近妈妈，她兴高采烈地说：“我和你爸商量好了，准备送你们兄弟回祖国，怎么样？”我难以置信，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当我确定是真时，我与小两岁的二弟对爸妈毅然决然的决定，欣然应允。为此，妈妈为我们跑中国驻缅大使馆办护照，带我们到缅甸市政厅办理出境手续、购买英镑外汇。从市政厅办妥一切手续后出来，妈妈问我们想吃什么？我未应答，二弟抢先说：“想吃扒鲁达”，于是，带我们去美美的吃了一杯“扒鲁达”（缅甸特色带有水果的一种冰饮料）。事后，妈妈回忆起这段往事说：“憨仔！你们怎么这么傻，那时也不提出要吃烧鸡、红烧肉……。”我回答说：“妈妈那么辛苦，怎么能乱花妈妈的钱？”

1965年，从仰光父母的来信中获知，缅甸当局接管了所有华文学校，妈妈仍任家庭教师，开办补习班，坚持华文教育。

1967年10月，妈妈带着4个弟妹回国，给在厦门的大姨母发来电报：已平安回到昆明。回国后，妈妈泣不成声地告诉我：“6.26原本是去‘教联’开的会，开会的前天晚上，周颍如校长到家里通知，改派我到妇女协会参加会议，幸免逃过一劫。”是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妈妈每每回忆起此事总是悲愤不已，耿耿于怀。

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有一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身受极刑而致残的司马迁一语道破了人的自然规律以及人生价值。我虽懂此理，但妈妈的仙逝，仍如五雷轰顶，难以置信。妈妈呕心沥血为缅华华文教育，可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孺子牛”。

2016年10月18日重校

本文刊载于《难忘舐犊情——纪念仰光中国女中百年华诞》

2016年12月，缅华笔友协会澳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