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明立

一、对母校的双重情结

“母校”是人们对自己曾经就读的学校的尊称，这两字承载着每个学子一生一世挥之不去的感恩之情。有人说：“母校是一支永远的乐曲，我们是她一个放飞的音符。无论我们将来汇入哪一首诗歌里，都跳动着她的一节旋律！”也有人说：“母校是一处温馨的港湾，我们是她怀中驶出的小船，无论我们将来停泊在哪一个码头里，都闪烁着她的一盏航灯！”（摘自《百度百科》）

缅甸仰光中国女子中学附属小学（1965年改称“中国小学”）是我的母校。她的前身是“中国女子公学”，成立于1917年。创办时规模很小，只有十几名女生，但却开创了缅华妇女解放的先风，让青少年女子也可以堂堂正正的进校门读书。它的诞生与当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进入三十年代后，一批在国内外受过教育的缅华进步青年女性陆续回到仰光参加学校建设，从而使中国女子公学逐渐走上了正轨，与现代教育体制完全对接，课程设置涵盖了语文、数学、史、地、美、体，学制分初小、高小，甚至计划根据学生升学的需要，增办中学部。

1941年日本侵占缅甸，中国女子公学被迫停办，直至1946年才重新复课，并正名为“中国女子中学及附属小学”（简称“中国女中”）。1948年，为了更合理地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中国女中”把中学部的学生分流给华侨中学和南洋中学，自己集中力量办小学。从此，“中国女中”专指“中国女子中学附属小学”，成为男女生合读的学校。

中国女中附小不仅是我曾经就读过的学校，而且是我的母亲林希智曾经长期就职的学校。我母亲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女子公学现代教育体制的创建和完善工作，抗日战争结束至五十年代又参加了中国女子公学，也即中国女中附小的复办工作，六十年代从缅北腊戌回仰光后继续参加了中国女中附小的教学管理，直至1966年学校被当时的缅甸政府收归国有后才不得已离开。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教工子弟来说，中国女中附小就如同母亲，她们在我们的记忆中是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长大后，我们虽曾离开母亲，到社会上独立打拼，但对母校的记忆和对母亲记忆一样，在我们心中从未远去，她们不仅是我们奋斗上进时的精神激励，也是我们闲暇歇息时的心灵鸡汤。现在，我们自己也老了，每次打开老照片和日记，越发觉得，对母校的记忆就像对母亲的记忆一样，正在日渐清晰、日渐厚实.....

二、不灭的印象

我是1954年4月泼水节在仰光妇产医院（jimenkana）出生的，本来应该在仰光长大。但是，当时新中国政府在缅北腊戌设立了领事馆，我父亲随之到缅北腊戌经商并做一些侨务工作。我妈妈也辞去在中国女中的职务，带我到腊戌陪伴父亲。因此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在腊戌“中山学校”读的书。

1963年，腊戌中国领事馆搬到曼德勒，我父亲终止了腊戌的业务，我们家重新搬回仰光。我妈妈重新回中国女中附小任教，并担任副校长，配合周雅宝校长工作。我则转入中国女中附小读书，从四年级读到六年级毕业。所以我是1963年夏，才正式成为中国女中附小的学生的，那时我九岁，算是懂事的年纪了。

两地相比，腊戌是“山芭”，仰光是大城市。因此，中国女中在我幼小时的印象是很高大的，是一座“四层大楼”。因为腊戌的中山学校只有一座二层小楼和几幢平房，高年级学生才能在二层楼上读书，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只能在一层和平房读书。能转校到中国女中附小，给我最高兴的感觉是，我终于可以在“大楼”（闽南话：“大厝”）里读书了!

三、高效运转的母校

中国女中附小的“四层大楼”是1949年建成的，坐落在仰光五十尺路（下条）路东。大楼与两侧的楼房紧紧相连，无缝无隙。一出前门两三米就是马路，一出后门就是夹在23条西侧楼房之间的排水明沟（缅甸闽南话叫：“后尾单”）。大楼四周一点空间都没有，一寸院子都不要去想有。

我记忆中，这座大楼原宽大约20多码，后来买下旁边的房子加建一跨，宽幅增加到近30多码；纵深有25到30码的样子。总建筑面积折成公制，大约2000多平米，每层约600平米上下。在当时的仰光，算是很大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二至四层，每层楼最多时设六个教室，两个办公室；一层有一个大厅，还设两个教室。一层大厅是开大会和上体育课用的。每层楼的教室之间没有固定的隔断，采用木制屏风来做活动隔断，使教室的布局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做灵活调整。这样一来，相邻教室的讲课声、读书声是不隔音的。如此教学条件，大家竟然也习以为常。区区2000多平米的建筑，最多时设20个教室，挤进了1000多名学生，40多名教员。平均2平米多就有一个学生，仅此数字，可见学校的建筑利用率和管理效率之高，堪称世界之最。

可以说，如果不是拼命办学的人和拼命想到这里读书的人凑在一起，是不可能在方寸之间创造出这种办学业绩的。在国内，我在文革后考上北京师范学院（后改称首都师大），在那里读书任教10年，期间考察过各种各样的中小学，从未再见过像缅甸仰光中国女中附小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高效运转的学校！

四、教书育人的母校

我记得中国女中大楼门口的左下角，镶着一块白色的奠基石，上面刻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小的时候看不懂这几个字，心里常想，人的寿命活不到100岁，“树人”何需“百年”。

长大我才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是：十年可以树木，百年才能树人。“树人”是百年大业，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辛勤，更是一种拼搏。把“树人”当做百年大业，这是中国女中的前身“中国女子公学”创办时就倡导的一种价值追求。几十年下来，经过一代代师生的传承和积淀，“树人”，特别是“树爱国新人”，“树诚信新人”，不仅成了中国女中的办学目标，而且成了中国女中的铮铮风骨，成了中国女中为之自豪的文化传统。

中国女中的教学质量之高，在缅甸“华侨教师联合会”联络下的几十所中小学中是名列前茅的。不然的话，中国女中1947年复办后，也不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从几十名学生，迅速发展到1500名在校学生（含幼稚园）。

但是，中国女中之所以深得学生家长的信赖，还在于她一贯坚持了“教书育人”和“德智并举”的教学方针，在于她把“爱国”、“诚信”的做人品格，深深地融入学生的思想和举止中。“让孩子到中国女中读书，不仅学知识，而且学做人，我们放心！”这是无数家长，对中国女中附小最公允的评价。

五、亲情相溶的母校

我虽然九岁才正式到中国女中附小读书，但“中国女中”却是我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四个大字。因为我的许多家人亲友都和中国女中有不可分割的亲缘。

不仅我母亲林希智是中国女中的老师，我的大姨林希贤也曾是中国女中的老师，我的四姨林希明在回国前也在中国女中读过书。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大姐苏醒华、二姐苏焕华、三姐苏振华、大哥苏明虹、二哥苏明灼都是中国女中的学生。还有我大姨的孩子，我的表哥官明律，表姐官逸群、官丽群，也是中国女中的学生。

我喜欢到中国女中读书，还因为这里有许多我的童年发小。男生有陈君穂老师的儿子黄琦（还有他的姐妹）、周雅宝老师的儿子阮弟弟、幼稚园石秀峰老师的儿子郑树松，女生有陈必治老师的女儿蔡秀敏、龚雪芬老师的小女儿曾秀明。他们或比我大一点，或比我小一点。小时候我每年从腊戌下仰光，都要和他们在一起玩。能和他们一起在中国女中读书，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情了。

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都能粘点上辈子的光，但我们这些中国女中的教工子弟那时可沾不上什么家长的光。举个例子，教工子弟想到学校玩都不行。因为学校空间狭小，教职工都非常自律，平时非在学的子弟是根本不许进校门的。记得学前的时候，能跟家长到学校去看看，一直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期盼，一旦能溜进去，那就跟小猴子一样手舞足蹈。所幸也正因为学校空间狭小，办公的地方不足，家长们只能互相串门到家里商量工作，这就给了我们这些孩子在家相处玩耍的机会。仰光的华人区很小，几步路就能串几家。家长们商量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些小伙伴就可以像一串“跟屁虫”一样借机四处寻友，然后楼上楼下，街头巷尾（缅甸闽南话叫：楼顶楼脚，“单”头“单”尾）的嬉戏玩闹。

尽管我只在中国女中正式读了三年书，但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女中的印象始终历历在目，我十分怀念那段时光，“中国女中子弟”这个称谓，我“骄傲”，我们都“很骄傲”！

六、学校的治理结构  

中国女中和缅甸的许多华侨学校一样，实行校董会和“缅华教联”双重指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由出资人和出资人代表组成，决定学校投资、建设方向、重大人事变迁等事项。缅华教师联合会是教师的行业协会，负责师资的认定，还有学校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的指导和核定，包括传达国内的一些重大的侨务方针政策等等。校长由教联推荐，由校董会任命，负责落实学校的发展计划和日常管理。

这种市场条件下自发形成的教育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不谋而合，它使学校的运行始终充满活力，至今仍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应该说，现今国内的教育改革目标在许多层面都没有达到六十年代缅华教育事业繁华时期的深度。

我不清楚我上学期间，中国女中的校董都有谁。但我幼稚的印象中，经常参与校董活动的重量级人物（闽南话：“大粒头”）有三位：即徐四民、陈福顺、陈秀莲。因为我常看见我妈妈和周雅宝校长与他们商量事情。缅甸政府排华后，徐四民和陈福顺都曾回国定居，出任过中侨联委员、常委，北京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是缅甸华侨的政治代表人物。徐四民后来移居香港，依旧活跃在香港政坛。1988年到1990年，我担任深圳蛇口图书馆馆长期间，曾前往香港拜访徐先生，并与他的《镜报》有过业务往来。陈秀莲女士长期担任缅华妇女协会的主席，是学校老校友的代表，几十年如一日为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我妈妈在回忆文章中对她多有提及，她没有回国，1974年在缅甸去世，是缅甸华侨教育界和妇女界的表率。

1960年至1967年，在缅甸华侨教师联合会主持工作的是周颖如老师。她是二次大战后中国女中复办的第一任校长，后调缅华教联工作，并兼任过华夏中学的校长。她也是缅甸华侨爱国进步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受人尊敬的杰出女性。

那时我年纪不大，但也知道，上述这几位都是决定中国女中大政方针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政治倾向，都对中国女中的发展和命运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七、母校的办公中心

我小时候得过缺铁性贫血，所以四、五年级的时候，经常上午头晕。我上课的教室在三、四层，我妈妈在二层办公。一犯病我就到二层找妈妈，但母亲工作忙，顾不上我，就让我趴在学校办公室休息。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我得以用小学生的眼光，仔细观察中国女中附小办公室工作，至今记忆犹新。

中国女中附小的办公室就在大楼二层左侧，在楼梯的上面。说它是楼梯间也不为过，也就3米多宽，4米多长的样子。四张桌子合成一个长桌放在中间，两侧是文件柜，用来存放学生档案、学校文件，还有一些行政办公用品。别看房间很小，它却集校长办公室、财务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于一身，是全校的办公中心。

背靠窗子，坐在长桌一头的是蔡玉枝（人伟）老师，她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穿缅装上班的老师之一，胖胖的，戴着一副细细的金色眼镜。她是学校的总务，守着一副算盘，十几年如一日，天天坐在桌前记账、核算。大至数额较大的定期收取的学费，小至每天中午买冰水收入的零星硬币，一一登录，不差分毫。记得1964年，缅甸政府禁止流通大额缅币的时候，学校财务忙的一塌糊涂。办公室老师一起出动，四处与学生家长联系，尽量将学校辛苦积攒的收入换成零钱，以免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几十年风雨历程，中国女中能够在经济上有所盈余，并不断扩建发展，学校财务功不可没。

长桌的左侧坐着陈世钦老师，她个子不高，也戴一副眼镜，她也在中国女中工作了十几年，老同事亲切地称她“矮步陈”。陈世钦老师负责学校的行政总务，她给我的印象是永远拎着学校的诸多钥匙，办公室钥匙、大小橱柜的钥匙、仓库的钥匙、大铁门的钥匙......等等，不管是谁，要领用或借用学校的物品都要找她。中国女中的老师节约成风，上课用粉笔都是几根几根的领取，图钉也是几颗几颗地数着颗使用。老师们用自己勤俭办学的举止，诠释了“众少成多，积小致钜”的道理，从小就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典范。

长桌靠门口一端背对房门和楼梯走道，过于狭窄，无法坐人，用来堆放教具和纸张。记得体育课陈君穂老师管理的一些体育教具有时也在这里堆放，逢年过节学校参加一些缅华团体的活动时，这里成了临时仓库，整个办公室熙熙攘攘。每逢考试前夕，这里还是集中油印试题的地方。试题由出题老师自己刻蜡纸，再送到办公室集中油印。办公室放了一台电动油印机，这个时候，蔡玉枝、陈世钦两位老师就成了印刷工，弄得满屋子都是油墨味。

长桌的右侧，是周雅宝老师和我妈妈共用的桌子，一个人用一个抽屉。管理一千多名师生的校长和副校长，竟然与总务、行政共同挤在一个小房间，还共用一张桌子。现在一想起来，就唏嘘不已。

其实，两位校长根本就没有条件在这个校办公室办公，这里只不过是她们临时歇脚喝水的地方，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外，楼梯口、走道里、教室、校门口、学生家里，可以说哪里有师生，哪里就是她们的办公地点！

周雅宝校长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说话温柔贴心。我母亲说话办事显得更干脆直爽一些。1963年，缅甸政府开始推行“国有化”政策，学校的前途日益艰险难卜，为了维护师生和学校的权益，二人内外奔走，做了大量的预后安置工作。最值得提及的有两件事。一是，她们抢在在学校被收归国有前夕，将学校多年结余准备扩建校舍的十万余元，全部贡献出来用于支援缅华教育事业和资助受冲击的侨胞。二是，她们根据缅华教联的安排，利用缅甸政府的政策空隙，把成建制的学校用补习班的形式化整为零，按年级分解成50多个班在学生家里办学，想尽办法继续传播中国文化的火种。

1967年后缅华关系恶化，万般无奈下周雅宝校长和我妈妈才于1968年先后回到国内，依依不舍地离开她们为之奋斗了三十多年之久的缅华教育事业。周雅宝老师到福建厦门任教，我妈妈随儿女落户北京再没工作，二位曾经珠联璧合的工作拍档从此天各一方，只能通过书信和偶来探访的学生校友传递无尽的思念之情，直至先后离世。

八、后人难以超越的师生比例

师生比，即指教师和学生的人数比例。这是反映一所学校管理状况的重要参数。中国女中最后一次教职工正式合影是44人，基本上没有全脱产的教职员。周雅宝校长兼过历史课，林希智老师兼过数学课，财务和行政的蔡玉枝老师和陈世钦老师先后教过手工课。而教务主任林芳彦老师和教导主任林福将老师不仅任课，还兼任班主任。全职教师人数占教职工总数的95%以上。而当时中国女中的学生是23个班（学校主楼20个班，五十尺路尾米厂工会还有3个班），每个班50多名学生，全校约1200名学生。由此可知，中国女中的师生人数比是44：1200，比值是1：27，也就是一个教职工要管教27个学生。

国内小学的师生比又是怎样的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教育改革时，国内曾参照欧美的指标，提出过要增加教师数量提高教育品质。我记得有人撰文，说欧洲比利时的师生比是1：9，一个老师负责9个学生，这样可以极大提高教学品质。殊不知，教师多了，是要花纳税人或出资人的钱的啊！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内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重新颁发文件，规定中心城市小学的师生比应按1：17控制，其中教师必须占教职工总数的80%以上，不能让一些无所事事的非教师混在学校中吃闲饭。教育部的要求是，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中小学的教职工人数，不能让学校人浮于事，增加财政负担。

中国女中的师生比是1个教师教27个学生，现在国内中心城市小学要求控制的师生比是一个教师教17个学生。1：27和1：17，这两组个数字之别，凸显二者运管效率之差距。

中国女子师生比的情况，是否影响了中国女中的教学质量了呢？我相信，所有中国女中的校友都会说“不”。

中国女中的师生比，是不是使老师疏于管理，以致淡化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了呢。我相信，所有的中国女中校友也会说“不”。

以我自己为例。1966年3月，我在中国女中小学毕业，后到五十尺路上条华中补习班预习了三个月的初中课程。7月底回国，碰上文革中小学停课，在姐姐家待学。直到1967年10月国内中小学复课，我持华中初中补习班的证明，直接插班到北京九十三中初中二年级读书，但我在学习上并未觉得有任何不适。1968年，北京的中学搞清理阶级队伍，老师都集中起来学习，我还被学校工宣队和军宣队选派为辅导员，给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上数学课，从一元一次方程一直讲到二元一次方程。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女中的教学质量与国内有多大差距，我深信，所有中国女中的校友们都会自豪地说，中国女中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有很强的适应性，不论在世界什么地方，中国女中的学生并不比任何学校毕业的学生差！

国内为了让大家了解过去的历史，把井冈山、延安、西柏坡列为圣地，开展传统教育。这使我常常想起中国女中。其实我们的母校也应该被列为缅华教育事业的圣地之一，供后人瞻仰，让更多的华人子弟了解二十世纪缅华教育事业曾有过的世纪辉煌，而中国女中就是那段辉煌时期的杰出代表之一！

九、中国女中的男老师

说起教师队伍，中国女中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男老师占有相当比例。1965年，中国女中的男老师有14名，几乎占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男老师多，在当时的中国女中可能是“无心之举”。但是，国内外青少年教育学的研究一再证明，在小学保持一定数量的男老师，对于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对培养学生的阳刚之气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年，国内教育界常有议论，由于师范学校的男生不愿到小学教书，纷纷跳槽，致使小学男老师的比例日渐减少，其直接结果就是现在的男孩与过去相比多了一些“娘气”。我常常很奇怪，当今的影视舞台，一些娘娘腔的“小鲜肉”竟然能老少通吃，得到超乎想象的追捧，这到底是世界变得太快？还是我们这代人老得太快！

回想起中国女中的男老师，我想强调的是，当年那些男老师真都是才华横溢，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成为我们成长时效仿的榜样。教过我，或我接触较多的男老师有这几位。

首先是男老师中的老大林芳彦老师。他是五十年代华侨中学毕业后到中国女中来当老师的，我到学校后他已经是教导主任（统管教务和训导）。林芳彦老师待人和蔼、开朗，总是穿深色裤子，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紧紧的系着袖口，不管天气多热，都很少见他把袖子挽起来。他有十分突出的活动组织能力，是两位校长的得力助手。学校四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尤其是学校的各项重大活动，都是他在具体组织张罗，是不可或缺的学校领导成员之一。

还有林福将老师，他也是华中毕业的。记得有人曾误以为他是我妈妈的弟弟而成为笑谈。林福将老师曾当过我的班主任，他为人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时不时扶一下眼镜框。小时候，我有点怕他。后来他也担任了教导主任（我不记得他和林芳彦老师的分工了，好像是一个管教务，一个管训育），他也是学校校务会议的成员。

陈连发老师也是我十分熟悉的老师，我还没到中国女中上学就认识他。我妈妈在腊戌时期，与中国女中众多老师一直有联系，每次下仰光，林芳彦、林福将、陈连发等老师都有来看望。陈连发老师写得一手好隶书，我回国时，他曾在我的相册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我至今还珍藏着。陈连发老师还有一个习惯，经常反穿背心，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笑不答。没想到长大后，我也经常反穿背心，我才知道这是因为“懒”。别人问我为什么反穿背心，我就想起陈老师（笑）！

还有一位印象很深的老师，教缅文的李宇澄老师，他在教学上首创缅文音标，比仰光大学缅语系提出的还要早。李老师的创见，很方便华侨学生学习缅文，记得在中国女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缅文水平相当于缅文小学的四年级。只是回国后再无使用，几十年了，都还给李老师了。对了，李老师还是很讲究时尚风度的老师，西裤笔挺，衬衣平直，裤子讲究要穿浅立裆，皮带要系在肚脐以下，经常扬起头把分头往后甩一甩，用现在的话说“帅呆了”。他和林芳渊老师（林芳彦老师的弟弟）的风度，都是男生模仿的对象。

再有就是尤肖松老师，他个子不高，人显得十分孔武有力，好像是教美术。我记得他曾经告诉我们，如果迎面遇到自行车撞向你怎么办？他说，不要抓自行车的扶手，要抓两个扶手中间的位置，就能使对方急停，以免自己受伤害。听了他的教诲，我和陈君穂老师的儿子黄琦在学骑自行车时专门试过，发现这一招果然管事。我们这些男孩啊，对尤老师的敬佩之情，如滔滔伊江之水由然而生！后来听说尤老师到澳门，不知他是否走上习武修身之路。和尤老师一样健壮的还有一位林怡捷老师，放学后经常看见他在学校一层大厅中练哑铃，胸肌发达，三角肌隆起，很让我们羡慕。

总之，长大后，回想起中国女中的男老师，一张张脸庞是那样的平实，又充满个性，终生难忘。

十、中国女中的女老师

中国女中的女老师有三十多位，印象中分为三个层次。老一辈的有教缅文的郑宝珠老师、教英文的龚雪芬老师、教体育的陈君穂老师，她们与我妈妈的年龄比较接近。有些是三十年代就一起共事的老同事，像郑宝珠老师，和我妈妈、我大姨、陈秀莲都是当年学校“七人管理小组”的成员。有些是战后学校复办时加盟学校工作的。她们都是学校教师队伍中的前辈，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中间一辈的女老师有赵润珍老师、谢淑华老师、曾玛瑙老师、吴佩美老师、黄秀凤老师、王玉治老师、陈羡治老师、曾伟华老师、简瑞贞老师、王锦贞老师等等，她们大多是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到学校工作的。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谢淑华老师，她曾当过我的班主任，对我多有教诲。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我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会集邮、剪报，会把一些杂志报纸上喜欢的内容剪下来保存。积攒多了，不免内容混杂，甚至有一些儿童不宜的图文。我妈妈发现后，没有时间教训我，便委托给谢淑华老师。我记得她为此事专门与我谈过一次话，使我终生受益。

中国女中的再稍稍年轻一些的女老师，印象要淡一些，但还记得一些老师的名字，像杜美华老师、曾碧芳老师、陈桂兰老师、康宁英老师、赵惠屏老师等，她们或者给我们授课时间不长，或者没教过我们。但是青年女老师给所有的学生留下的印象是，总体“颜值”很高，美女老师很多。回忆起母校的女老师，所有学生都会自豪地说，中国女中的女老师年轻时都长得很漂亮，是当时缅华学校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十一、母校的投资和经济运营

 中国女中附小是一座非营利的华侨子弟学校。投资人的投资实质上是无偿的捐赠，并没有回收的要求。最大的投资人当是后来定居的新加坡的胡文虎先生，他创立的永安堂以经营万金油名扬海内外，他一生对华人华侨教育事业多有捐赠。中国女子公学创建以后，他就多次给予资助，包括校舍、建设用地等等。1949年，中国女中在五十尺下条盖四层教学大楼的时候，建设费共花了十五万缅盾，大多是当时仰光的华侨，在战后市面还不繁荣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捐赠的。我的外公林九级也参加了捐赠，并担任过校董。宁可亏了上一代的肚子身子，决不能耽误下一代传承祖先的文化，这就是海外华人华侨的优良传统。

中国女中日常运营的收入主要是学生的学费，学费很低，一个学生一学期大概几十盾，我记得1965年的时候大概是30～50盾，对家庭困难的学生以及兄弟姐妹同校的学生还给予一定的减免。但由于学校已经创出名气，生源极其旺盛，一年的学费收入仍可达十二、三万盾以上。除了学费收入，学校还想办法增加收入。比如校服、教材、教具的批发零售，中午学生就餐时提供每杯几分钱的冰水，周日出租一楼大厅举办婚宴，校乐队参与演出助兴收入等等。各种收入总计起来，年收入甚至能超过15万盾，足够支撑学校的正常运转。中国女中的总体经济状况，在当时仰光的华侨子弟学校中算是比较宽裕的。

学校的最大开支是教师的工资，大概占总支出的60%。我记得1965年的时候教师工资分为三个档次。青年教师（包括代课和见习教师）月薪大约120～200盾，中年教师（包括有兼任班主任、教务主任、教导主任）月薪大约200～280盾，两位校长大约300盾，周校长比我妈妈略高一点。教师工薪在当时缅甸华侨的白领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记得当时一个人的月伙食开支需要30～40盾，在十九条到二十二条华人集中的地方一层房子的房租（约40～50平米）也要上百盾，如果抚养几个孩子，再加上不是双职工，或太太没有工作，一般教师的生活是十分拮据的。

除去教师工资，行政开支大概占了学校总开支的20%。因为校舍是自己的，行政费用主要用于支付水电、教学用品、日常办公等等。

由于始终如一地坚持勤俭办学，中国女中的学费收入每年是略有盈余的。按我妈妈的回忆，学校积蓄最高曾经达到大十几万缅盾的样子。母校师生辛勤积蓄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扩建校舍，把中国女中办成硬件一流的华侨子弟学校。这是我妈妈和周雅宝老师聊得最多的话题。她们经常举着回国观光拍下的厦门集美等学校的照片做比较，对国内学校的硬件羡慕已极。我深信，如果不是当时中缅关系恶化，缅甸政府随即实行了排华政策，她们扩建校舍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十二、母校的文化生活   

因为学校空间有限，音乐课和体育课得不到充分的开展。记得音乐课就是学唱歌，国内的新出的歌曲，我们很快就能传唱。像《学习雷锋好榜样》、《革命人永远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国内时尚的革命歌曲，我们在1966年的时候都能朗朗上口。体育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跳绳，做广播体操。好像在1965年搞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运动会，是到别的学校借的操场，我至今还保留着运动会的合影。

尽管条件有限，母校还是想方设法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尽量让学生在德智体美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根据我的学姐蔡秀敏回忆，1962年中国芭蕾舞剧团访缅，中国女中附小随即向剧团请益，组织学生排练舞蹈《小天鹅》，并于国庆节的时候在华商商会演出。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公演后，中国女中附小又组织学生排练了舞蹈《披毡献给毛主席》，并在中国乒乓球队访缅时，专门为他们演出，还和当时的女子单打世界冠军邱钟惠合影留恋。这两个舞蹈，是由杜淑娟、杜美玲、黄坚等老师整理编导的，蔡秀敏都有参加演出。她回忆说，当时见到邱钟慧，就像见到祖国亲人一样，合影时，所有的小演员都热泪盈眶。中国女中的演出服装是学校的女老师们在暑假期间一针一针缝制的，极为精致。尤其是《披毡献给毛主席》的舞蹈服装相当华丽，演出时一登场便令全场为之震撼。

我读六年级时，学校还组织学生排练过歌剧《刘三姐》片段，林芳渊老师担任导演，演刘三姐的女生叫张栩华，我们班的张少猛演阿牛，我演“歌迷”，在其中还有一段唱腔。为了演好这部戏，学校通过家长联系了十六条上条路口的一家华侨开的电影院（国泰影院），让我们这些小演员接连几天下午都到影院观摩电影《刘三姐》，几乎看满了一个档期。天天看同一部电影，整部电影的对白都背的滚瓜烂熟，把我们这些孩子都快看傻了。

逢年过节的时候，母校都要组织各种文娱活动，让师生的各种文体才华得以表现。从五十年代开始，每年春节，仰光各华侨中小学校会相约到华侨中学参加的“文娱广场”的庆祝活动，表演歌舞节目。中国女中的表演，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中国女中有一支很有名的校乐队，骨干是在校老师和一些校友。乐器有小提琴，单簧管、萨克斯风、长笛，有条件时还加上钢琴。能演奏很多好听的轻音乐，像广东音乐的《紫竹调》、《步步高》，还有《花儿与少年》、《马兰花开》、《瑶族舞曲》等。乐队的乐谱架子是白色的，是五线谱的符号，很漂亮。平时乐谱架堆放在学校一层大厅的后面，每次排练和演出都要很吃力地搬出来摆放。我对校乐队印象最深的是吴佩美老师，她个子比较高，站着弹奏大贝司，显得十分突出。拉第一小提琴的好像是老校友邱芳意女士。林倩文校友好像曾经担任过校乐队的架子鼓手，那时的架子鼓没有现在的摇滚乐队那么庞大，但也管控整个乐队的节奏，尤其是演奏四分之三拍的舞曲时，“澎嚓嚓、澎嚓嚓”的节奏在大厅回响，让所有的听者不禁为之雀跃。而林芳彦老师有时也上去客串一下沙锤，很潇洒的样子，小时候觉得十分神奇。春节期间，校乐队不仅晚上要参加华中“文娱广场”的表演，白天还要代表学校跟随彩车到一些校董和为学校做过贡献的校友家拜年，白天晚上连轴转，是十分辛苦的。但那时缅华春节，就是这样，既辛苦，又热闹，乐在其中！

仰光华侨中学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后，“文娱广场”停办。各学校只能各自为战，分散过春节。记得1966年春节晚会是在母校大楼一层举行的。那次我上台表演独唱，唱的歌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怀念战友》。这首歌是陈连发老师事前教会我的，排练的时候林芳渊老师、李宇澄老师，还有林芳彦老师也都抽空指点过我。但我觉得这首歌很难唱，掌握得不好。不过，通过这次学歌演出，我的最大收获是学会识简谱，后来还会用简谱记录曲调。几位老师不止对我“授之以鱼”，而且“授之以渔”，让我一辈子感恩难忘。

上小学时，让学生最开心的活动是郊游。几乎每年各班都有组织，常去的地方有动物园，还有茵雅湖。通常是星期天郊游，上午在学校集合出发，下午返回学校，统一由校车接送大家。中午师生一起就地野餐，快乐极了。

记得1965年，学校组织过两次规模较大的郊游活动，以教师及教职工家属为主，还有一些学生代表参加。一次是去“吉铁窑”，还有一次是包了一艘船去游伊江。游江那次最为宜人，大家轮流到船上的播音室唱歌，兴致至极时，全船齐声合唱《洪湖水浪打浪》，过往船只纷纷侧目。回国上学后，同学聚会都喜欢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我脑中久久回荡的却是中国女中师生在伊江的歌声！   

十三、一种很独特的德育方式   

中国女中附小还有一项很独特的德育制度——值日生制度。值日生由学校教导主任和班主任从五、六年级的学生中选派。值日生担任值日工作时，有佩戴一个臂章，以示和普通学生的区别。

值日生的职责，是协助老师担任一些力所能及的学校工作。比如打扫学校公共卫生、维持学校活动秩序，最帅气的是每天上下学时站在学校门口纠正学生们的风纪。

而值日生最主要的一项任务是每天中午协助老师组织学生就餐。中国女中的学校伙食是一直外包的，负责外包的是陈水心校友，我们也管她叫陈水心老师。现在国内一些学校为了压缩行政人员，也在停办食堂，尝试伙食外包。而在缅甸仰光的华校学校，早在上个世纪就普遍实行了伙食外包的管理，这种办法是在市场条件下自然形成的，的确便捷有效。

中午就餐时，值日生要拎着大桶和餐具，帮着外包老师把饭送到各层教室，待大家吃完饭后，再把餐具统一收拾送回一层，交还给外包老师。这件事，十分繁琐，但是中国女中的值日生却能做得井然有序。普通同学中午吃完饭，可以统一趴在课桌上睡一刻钟午觉。而值日生却要牺牲午休时间，忙完外包伙食的协助工作后，才能轻手轻脚的走回教室，有时才刚坐下，下午的上课铃就响了。

但在中国女中学生的心目中，能戴上值日生的标牌是很光荣的。第一，这意味着你已经是高年级学生；第二，这还意味着你是能协助老师工作的学生。所以值日生的身份很是让同学们羡慕。我直到六年级，才有幸担任的学校的值日生。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女中的值日生制度，是一种很好的培养学生责任感、荣誉感的课外教学制度，它在不能像国内一样成立少年先锋队情况下，因地制宜地把优秀学生组织起来，发挥表率作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青少年德育方式，引人入胜，令人回味。

十四、难忘的同学好友

中国女中附小的校服是白衬衣，男生穿绿色短裤，女生穿绿色裙子，白袜黑鞋。在当时的仰光，中国女中的校服是极具特色的着装。每天上学或放学的时候，上千名学生同时涌入或涌出学校所在的五十尺路，场面极为壮观。可惜当时没有今天的条件，可以用手机即时拍照，把这一场景保留下来。

我在中国女中就读三年，结识了许多小伙伴。其中有两位小学六年级才结识的具有共同爱好的好友，一位叫陈培培，一位叫黄继华。因我小学毕业后很快就离缅回国，与他俩再无联系。不过，他们意气风发的身影，让我至今不能忘怀。在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曾一起为班里编过墙报。记得那时仰光先后放映国内电影《雷锋》、《花儿朵朵》、《风筝》、《宝葫芦的秘密》、《红日》，墙报上登载过相关的内容。当时，我们三个人坐前后排，还因此形成了一个共同爱好——画画，而且是一个很特殊的由我们自己自学的画种——自制电影小人书。记得我们对这个爱好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我的署名是天马电影制片厂，他们两个分别署名红星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我们的最大乐趣，就是把看过的电影画成小人书，还要写出对白。我们一起画过电影《红日》、《渡江侦查记》、《上甘岭》等等。甚至上课时，我们也在偷偷画画，然后在课间休息时交流，取长补短。

这个小学时形成的爱好，对我长大后步入社会就业，有极大的影响。它使我养成了注重观察，注重画面表达和文字表达的思维习惯，从而使我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保持较强的适应能力。回想起小时候的爱好，我的确觉得，画小人书，是一种对青少年的成长极其有益的培养方式。1966年7月回国后，我在北京石油学院姐姐家等待上学的时候，也认识了一位喜欢画电影小人书的小邻居冯小宁，我们也经常交流切磋，不过后来他在这方面的成长比我更有出息，他长大后成了国内有名的电影导演。所以，我一直很想知道小学的这两位学友，后来到底怎样？！

十五、母校周边的文化环境

记得每天放学后，我妈妈还要留在学校开会、谈话、商量事情，很晚才能回家。而我们家当时住在仰光“该单街”（六条和七条之间），离学校比较远。我只好留在学校等妈妈，有时实在无聊，我就会自己跑到街上来回溜达。当时学校周边有两个我常去逛逛的地方。

一个是书店。学校所在的五十尺路有两家华侨开的中文书店（我记不得名字了）。一家在五十尺路上条，店面小一些；一家在五十尺路下条，学校北侧不远，店面大一些。书店都有卖国内出版的小人书，蹲在书店看小人书，是小孩子的最爱。我在那里看过的小人书有《三国演义》（60集），《水浒传》（21集）、《铁道游击队》、《西游记》等等。有时我还会饿着肚子，用妈妈给我吃晚饭零钱，偷偷买上一两本。当时，我们家已经有让我回国读书的打算，所以妈妈一般不让我买书，因为我一回国这些书都没用了。

如果是星期天妈妈到学校开会，我有时会溜到另一个去处——仰光的华侨图书馆，好像是在广东大街上一座楼房二层，离学校也不太远。图书馆不大，大约100平米左右，藏书约有数千，多为国内解放后出版的图书杂志。小学六年级后，我妈妈曾带我到图书馆去办了一张阅读证。我会跑到图书馆去翻阅国内的杂志、画报，后来还会看小说。像《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踏平东海万顷浪》，这些书我都翻过，我第一次能够通篇读完的小说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那时国内已经是文革前夕。这部小说在仰光翻印过，是我有数地带回国内小说之一。没想到的是文革中这部书竟然也受到批判，我姐姐把它烧掉了。

仰光五十尺路还有一家与学校往来密切的店面——“留真照相馆”。中国女中各界学生的毕业照、纪念照、全家福，大多是请这家照相馆拍的。我相信，中国女中的校友家家户户至今仍保留着“留真照相馆”的作品。留真！留真！真是留真啊！它为我们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缩影，让我们得以永远缅怀对那段难忘的岁月！

十六、母校周边的零食摊档

小学生活中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校周边的零食摊档。当时女生不离嘴的零食当属一种用桔皮腌漬的碎果脯（“咸津枣”），还有缅甸人腌漬的各种酸果（“玛吉迪”、“肖迪舍俾”）。

而我小时最喜欢喝的是五十尺路“单尾”的榨甘蔗水，档主用小车推着榨甘蔗的机器四处流动，学生一放学，他们就会聚集在路口招揽生意。榨甘蔗的机器中间是两个滚轮，一侧有很大齿轮，用人工来摇动。甘蔗从滚轮中挤过，甘蔗水就流了下来，用玻璃杯一接，加点冰块，盛夏的时候喝到嘴里，令人心旷神怡。可惜，甘蔗水比较贵，好像是“一钱”（25分）一杯，只能是偶尔尝之。更多的时候，我们的零花钱只够喝冰柠檬水，就是在冰水中挤上柠檬汁加上糖，再稍加点盐，五分钱一杯，祛暑解渴，味道也不错。

缅甸人的流动摊档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各种面食：有鱼汤米线（“莫兴加”）、凉拌面（“烤水勒豆”）、椰汁鸡肉面（“翁弄烤水”）等等，还有一种豆饭，上面撒点椰丝和椒盐也很香。这些食物都很便宜，放学后，我妈妈她们有时开会很晚，就会给我5毛钱或一块钱，让我自己吃饭。我很喜欢吃鱼汤米线，小孩吃得少，“一钱”（两毛五），最多“一数谷”（五毛钱）就能搞定，我最喜欢的不是其中的米线，而是撒在中间的切得细长的鲜嫩的芭蕉梗，脆脆的很好吃，每次吃完米线，还可以跟档主讨点鱼汤喝，缅语叫“兴液呢呢呗”，“原汤化原食”实在是极大地享受。

如果我妈妈有时间，她会带我到广东大街那边的夜市打牙祭。那里吃的东西就很丰富了。有各种各样的炒粉、炒面，可以加钱添加几片叉烧肉，或者是几片香肠以及切成片的油炸五香豆皮卷。另外还有，馄饨、鸡蛋煎蚝、煎饺、潮州牛肉丸等等。

我记得离学校不远还有一处印度人的夜市，好像是出五十尺路南口，顺着江边往东走，记不得是几号码头旁边。偶尔的，我妈妈和几位老师开完会，也会相约到印度夜市吃饭，我也多次跟去。在印度夜市吃饭要先洗手，你入座后，饭档的服务生会提着一个水壶，端着一个铜盆，先过来倒水让你洗手。印度饭少不了要吃黄油烙的千层饼（国内现在叫“印度飞饼”、或叫“印度草帽饼”），还有各种咖喱，尤其是炸咖喱饺，里面是土豆牛肉馅的。最受小孩欢迎的是印度人做的冰激凌和冰奶昔（泡鲁达）。

今年四月，我与学姐蔡秀敏在北京相遇，闲聊之余，一起回忆小时候在缅甸仰光吃过的“美食”，让她怀念之极的竟然是印度人的“泡鲁达”。

十七、母校的校车和看门人  

 为了方便住远处的学生上下课，更主要是为了学生的安全，中国女中附小也建立了校车制度。但是，母校的校车不是学校自有的，而是从外面包租的。学校和车主之间有合约，严格限制乘车时间和人数。一天就出两趟车，不影响车主做其他交通运输生意。我记得校车的车型是二战时期日制汽车改装的巴士，外观刷成墨绿色。左侧前后有两个上下车的门口，但都没有门，那时缅甸的巴士都不装门。校车右侧座椅是单座，左侧座椅是双座，纵向大约十一二排，中间的过道有活动座椅，一辆车满载可以乘坐近四十名学生。最好玩的是车窗是木制的，下雨时可以拉起来遮挡雨水。车费不是很贵，一名学生一个月才交几块钱。我们家虽然离学校不近，但母亲带我每日早出晚归，总赶不上校车的钟点，所以我没能正式坐过校车，一直很羡慕那些能坐校车上下学的同学。母校校车的最大特点是安全，记得每辆车专门配备一名老师跟车，细心呵护每个学生上下车。好像王玉治老师、陈羡治老师、曹润盛老师都跟过车。每天起早贪黑，十分辛苦。他们风雨无阻随车的身影，至今仍留在学生们的记忆中。校车制度先后持续了十几年，从一辆发展到两辆，有时甚至三辆，但从未出过事故。

母校的看门人是一位印度老人，缅甸闽南话管看门人叫“多罗藩”。他的工作主要是值夜更，晚上教师离校后，看门人负责锁上大门，看护学校安全。“多罗藩”住在楼梯下的储物间里，白天睡觉，晚上值班。因为放学后，我常要留下来等妈妈一起回家，有时实在无事，就会跑到楼梯间，与那位印度老人“打屁”（说话逗闷）。他每天做一次饭，通常是在学生放学后，我会蹲在一旁看他做饭。他先用铝锅在煤油炉上焖饭，为了防止米汤溢出来，锅盖要用抹布围起来。菜很简单，就是洗几个西红柿和洋葱加点咖喱粉简单炒一下，用手抓着米饭就着一起吃。有时他甚至不炒菜，就像缅甸人一样，弄点虾酱汁（额比液）生拌黄瓜来配饭。没有黄瓜，就配点便宜的生芒果。他的月薪不高，只有几十盾，除了三餐果腹还要寄钱回印度。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外籍百姓，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生活技能，一生一世极为简单，但是他们却依旧乐观地活着。生活无论多么艰难，能活着就好！长大后，从他们身上感悟到的人生哲理，一直给我以激励。

十八、母校的爱国进步倾向

 回忆中国女中附小，母校的政治倾向是大家都绕不开的话题。抗日战争一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随即中断，国共之争日益激化，并且波及全世界所有华人和华侨存在的地方，缅甸华侨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以后，越来越多的缅甸华侨通过亲身经历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和新中国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从而选择了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

但是也还有一部分缅甸华侨，仍在坚持国民党才是国家正统的思想观念。他们也串联着一些社团和学校，依旧效忠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效忠于国民党反共、反攻大陆的政治主张。

国共之争，甚至渗透到缅甸华侨的家庭中，导致了家庭分裂和亲情分裂。有些缅华家族因政见不一，一分为二。一部分子女拥护共产党，最终全都回到中国大陆；而另一部分子女则站在国民党一边，最后大多去了台湾。双方甚至一度不相往来，这种情况直至数十年后，国共两党在新形势下达成“九二共识”才有所改观。

缅华教师联合会是爱国进步的华侨团体，它所联系的缅华学校，包括中国女中附小、华夏中学、华侨中学、南洋中学，还有我在腊戌就读的中山学校，都是新中国的拥趸。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中国女中是“爱国进步学校”，她与那些“亲台蒋学校”是格格不入。每年的国庆节、元旦、春节，我们都要在门口高悬五星红旗，举行各种聚会，以示庆祝。每次学校开会，首先要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会议结束则唱《团结就是力量》。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学校就通过发动学生用零花钱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募捐，来培养学生对新中国的关注和热爱。我哥哥姐姐回忆说，当时她们都曾踊跃参加而得到学校的表扬。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斐然：原子弹爆炸、万吨巨轮下水、万吨水压机成功研发、大庆油田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每当喜讯传来，中国女中的学生和校友们无不拍手称快，欢欣鼓舞。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之后，以中国女中学子为代表的进步华侨，对国内的推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一点都不逊于当时席卷国内的各种“热潮”。

后来我在想，中国女中的师生和校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会站在缅甸进步华侨的前列，可能与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学生来源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女中一直以平民学校而自傲，学生的家长大部分与缅甸华侨的中下阶层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一旦接受，就毫不动摇。

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但我一直深信这样几个猜想的数据：中国女中（包括附小和后来的中国小学）历届学生回国的比例是缅华学校中最高的；不管多么艰难困苦，能在国内坚持生活工作的缅甸归侨学生中，中国女中的学生也是最多的。因为，相信祖国、热爱祖国的坚定信念，从小就扎根在中国女中的学生心中。

十九、母校前进步伐的中止

 1966年6月，中国女中附小（当时已更名“中国小学”）被执政当局收归国有。我们的母校在她事业发展的巅峰时刻，由于“外力”的强制干预，前进的步伐嘎然而止。

中国女中被当局收归国有，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62年，执政当局更迭，成立了社会主义纲领党，缅甸推行极端国有化政策。随即，短短几年时间，计有15000多户商家、团体、学校被收归国有。中国女中概莫能外。

在正常情况下，国内虽然不可能干预东南亚各国的国家政策，但仍可以通过有关途径，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侨胞的损失，并尽可能安抚引导侨胞的情绪，冷静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遗憾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中期，国内正值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外交领域也一片“造反”之声。国内政治形势出现动荡，缅甸进步华侨中也产生了种种迷茫，激化的情绪日益发酵蔓延。

1967年6月，在被当局收归国有的原中国女中附小，爆发了学生坚持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事件，事件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劫难。此事的发生，看似偶然，但却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可寻。中缅关系随之降到了冰点。

缅甸时局的变化，促成了缅甸进步华侨大量回国，他们都把祖国当成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同样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正常的侨务政策受到严重干扰，华侨作为一个拥有海外关系的特殊群体，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也没能充分体现必要的合情合理的对待。许多人被简单安置到农场落户，一时难以适应，一些侨生在升学、就业、提干、入党等问题上受到漠视。记得我哥哥苏明虹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冷笑话”。在一次批判“黑九类”的会上，一位归侨学生悲愤的说：“你们总提“海外关系”，以为从海外回来的都是有钱人，不是资本家，就是阶级异己分子。难道你们不知道，华侨在海外也有擦皮鞋的吗？我们家就是擦皮鞋的华侨”！这种冷幽默，实在是一种不得已而发出的“自嘲”，想起来让人啼笑皆非！

回顾当年，“文革”的确是一场“浩劫”。对海外爱国的华人华侨而言，同样是一场“无妄之灾”。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它“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文革”影响的扩散，不仅使海外华人华侨的许多正当事业一度受到重挫，也一度冷落了许多人的爱国之心。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缅甸进步华侨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信赖和拥护，那是极其真诚的，也是极其单纯的。不过，就像一首歌词所唱：“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当时的那一代人，怎么也不敢想象：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会出现“文革”这样的历史性错误。政治上的不成熟，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如此之大，使我们一回想起来就不能自禁地扼腕痛惜！

幸运的是，那段沉重的历史页章，终于被翻了过去。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纠正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了将近40年的休生养息，中缅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缅华社会也得以重新恢复生机，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中国女中校友终于可以重聚，并筹划纪念母校100年华诞。我相信，我们三位尊敬的校长周颖如、周雅宝、林希智，她们的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为诸位校友的今天而深感欣慰！

现在，我们正在学会用宽容之心来对待世间诸事万物，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忘记历史。回忆过去，会使我们更加珍惜将来！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校——缅甸仰光中国女子中学附属小学百年华诞！

中国女中附小二十九届丙班学生 苏明立

2016年6月27日写于北京

作者简介:

苏明立，1954年出生在缅甸仰光。1966年3月毕业于中国小学。1966年7月回国。1969年分配到北京六建公司当九年建筑工人。1977年高考，考上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后留校任哲学教师。1985年至1986年在职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生。1988年调深圳蛇口图书馆任馆长。以后下海，在多家国营和民营企业任职，从事过电子、房产、环保、高速公路等项目的投资建设。2010年起任自由撰稿人、影视编剧至今。主要作品有纪录片：《跨越》、《恽代英》；电视剧本：《刘少奇》、《大鲁艺》等。

本文刊载于《难忘舐犊情——纪念仰光中国女中百年华诞》

2016年12月，缅华笔友协会澳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