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瑞丽摄影家协会的邵主席商定，要拍摄一组缅甸打工者在瑞丽工作的镜头；周末的一天，神通广大的邵主席一早拍来了一位在姐告做环卫工作的打工者。父亲拖着受伤的脚丫扫地，四岁的女儿跟着在他身后扫地，父女俩的形象一下子把我击中了。我于下午，急匆匆赶往姐告。邵兄还找到了一位缅甸归来的华侨翻译，沿街寻找他早晨发现的那位清洁工。

我们驱车在一位清洁工跟前停下来，那是一位貌似中国人的女人，翻译告诉我们这是一位缅甸打工者；傣族人，今年三十三岁。跟在她身后扫地的是她十三岁的女儿，母女俩在一星一点地完成着他们的功课，两把扫帚一前一后，干净彻底地把路上的落叶与垃圾统统归拢来；在她们身后不远的车子上，缅女的小女儿睁大探望的眼睛，这个刚刚两岁的小女孩每天就这样看着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在中国的大街上，一点一点的扫地，今天他看到几位中国人为她的妈妈拍照，或许会感到好奇。翻译问询打工的缅女，得知她在中国从事清洁工工作已经六年，十三岁的女儿已经辍学，有时帮她一起扫地，还有一位八岁的女儿，在姐告上小学。一家五口人承包了姐告的一条街道，每个月领取1400元的工资，在附近寨子里租了村民的房屋住着。女人幸福的眼光，掩饰着羞涩，她的女儿则更羞涩了；邵兄提醒她们放松，镜头里仍然留下她们的紧张之色。离开这母女三人时，邵兄通过翻译问询，能不能使用她们的照片，缅女打工者一面点头，一面用生硬的中国话答应着。那一刻，你感受到这位缅女的善良。在姐告，这位缅女以其相对微薄的收入，承担着一条马路的清洁任务。从春天到夏天，从街这头到街那头，带着女儿和丈夫，手扫的是城市的街道，心揣的是一家人的生活。她没有怨尤，没有懒惰，每天如钟表一样准时，每天如水牛一样勤劳。在姐告，她与她的家人就这样度过数年的风风雨雨，孩子一点点长大，她脸上的笑容一点点绽开。

我们再驱车寻找那位清晨出现的打工者，转过几个街道，终于在金黄的落叶之上，看到一把翻飞的扫帚，那把扫帚好像在收扫着黄金，欢快而富有动感。此刻，他的脚丫已经消失了浮肿，但依然能感觉到他走路蹒跚的样子。翻译问他怎么了，他展示自己的胯骨疼痛。因为我们采访，这位缅人兄弟停下打扫，他的目光泛着笑意，脸面显出敦厚之色。我问缅人一家几口人，他回答说，他和妻子，还有一位四岁的女儿；缅人的哥哥和姐姐都在中国打工。只有父母还在缅甸老家，一般四五年回家一次。和上一位打工者一样，他一家三口全靠这每月1400元的工资生活。我惊异于如此少的收入，能否维持生活，他的回答是不仅能保证幸福生活，还能积攒一些，回国内孝敬父母和盖房子。听着缅人的勤俭，我的心猛一颤。忙问如此工作量，在缅甸一个月大多收入多少，缅民回答三、四百元。难怪这位打工者在中国一干就是五六年。翻译问他在中国能吃得惯这里的食物吗？缅民幸福地点头。我发现他手上戴着一个红宝石，以为他是落魄的贵族，让翻译问他，他告知是妻子给买的，连同脖颈上那个值五元的银质项链，都是他妻子送他的。我开玩笑说，是爱情的象征，缅人点点头，我和邵兄、翻译都笑了。这位缅甸打工者以他的幸福门槛感动着我。

那位叫克敏尔的缅甸傣族妇女的任劳任怨直抵我的心灵，她是缅甸南桑人，代表着缅甸妇女的勤劳、忍耐与对生活的不放弃；后面那位一九八一年出生的皮肤黝黑的缅甸打工者叫散利通，在中国一家三口租住着每月三百元的房子，感到生活的幸福，他们满足当下的工作，有时，他会带着家人回到故乡缅甸瓦城，虽无衣锦还乡的富足，但能享受在中国生活的荣耀。幸福总是相比较的产物，面对他们，除了唏嘘他们的现状之外，我反思自己应该珍惜什么。

缅甸打工者，给我另一种从物质到精神的参照。

（2018年4月22日星期日于瑞丽于市委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