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删除的ISEAS报告：缅甸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

缅甸联合译评社

    小编按

    这篇报告原文发表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官网上，但小编去找原文的时候发现链接无效，报告被删除了。是不是涉及敏感内容还请读者来评判，不过总之内容珍贵。作者似乎和很多好莱坞大片导演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期待亚投行成为缅甸发展的「东风」，似乎与近日缅甸历史学家吴丹敏在《外交政策》发表的「为什么缅甸必须重启对华关系」文章有某种呼应。

    内容概要

    在缅甸这个国家，大部分现代商业部门所有权都集中在拥有家族集团的顶级富豪手中。他们中有缅族，也有同化了的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仰光商界打拼，种族并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在军统时期迅速崛起，是由于军政府与他们之间腐败的庇护关系。他们被认为从这种「关系」中谋取利益，被称为「裙带关系户」。很多缅甸富豪位列美国特别指定黑名单中。

    如今缅甸正在经历从军统向民主的政治转型，从以国家主导向以市场主导的经济转型，他们被看做是抵制竞争、维护既得利益且阻碍改革的集团。登盛总统已经与该集团的大多数人划清界限。总统支持捐赠者驱动的「华盛顿共识」做法，即强调善治、经济自由化、为市场竞争建立「公平竞技场」，从而边缘化富豪集团。

    这可能会导致三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首先，由于旧制度一直依靠这些富豪来维持国家运转，他们的缺席可能导致基础设施等重要领域建设进程减缓。其次，他们被赶走后留下的真空，如果被一些影子玩家填补，则会进一步降低国家治理标准。这些影子玩家往往受到云南及境外大量黑钱支持。第三，如果采用国际竞争标准招标，外国公司总是轻松获胜，可能导致国民经济命脉被外国势力控制，从而引发缅甸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然而，中国领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能采取更细致和务实的态度，缅甸未来新总统也可能更容易接受建立国家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他们是谁？

    缅甸富豪在该国诸多经济部门势力强大，如银行、建筑和房地产、贸易、矿业、酒店、伐木、水产、交通、建材、能源服务、农业、食品饮料制造和杂项消费品。大多数富豪控制的企业集团势力渗透各行各业，但也有少数富豪只对特定行业有较强控制力。通过攀附军政府而生意兴隆的「特许权」富豪臭名昭著，在市场竞争规则下建立起自己企业帝国的「消费者」富豪则与他们有所区别。后者则名声尚佳，如缅甸前二十的富豪中的唯一女性——Citimart老总杜温温丁，近期被列入福布斯「亚洲五十强企业家」。

    许多富豪现在年龄约在60-65岁这个区间，但也有一些仅仅40岁出头。年龄较大的多数富豪现在都有后代来接管家族企业，这些富二代们往往都受过良好教育。但无论是受过学校教育、自学成才或者干脆街头成长，富豪们的商业智慧不容小觑。

    这种集团企业结构在缅甸盛行有以下原因：首先，缅甸经济总量小，在任何给定时间范围内，他们的发展空间受到国内市场规模限制（市场增长率高是由基数较低导致）。于是，富豪们顺势把手伸入其他领域。其次，在一个不可预知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下，选择多样化自己的业务是未雨绸缪的做法。第三，如果一个富豪拥有优质的政界人脉，尽最大可能利用这个资源来进入多个行业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第四，他们可能想要利用不同行业的融资特点。譬如说，他可能处在垄断了某种大宗商品的分发权，他可以有大量的现金收入，而在其他行业的投资，如房地产开发，则需要大量现金流。第五，缅甸经济与全球经济长期脱轨，行业分工所需的专业技能和集中发展并非那么必不可少。

    在转型中被边缘化的富豪

    富豪们被告知在民选总统统治下，他们将不会再获得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相反，他们需要自己寻找私营领域的发展机遇，他们也被告知要为更具竞争力的商业环境做好准备。

    登盛采取了一系列在富豪们意料之外的动作。第一，他公开表示不会向富豪们授予垄断特许权，相反，富豪们必须参与公开竞标。公开竞标的情况下，富豪们大都竞争不过外国公司。登盛为富豪们准备的第二个「惊喜」是解除新闻审查，使富豪们暴露在前所未有的公众监督之下。在当下的缅甸，随着未经审查的纸媒和活跃的社交媒体兴起，广大民众对本国最富裕、最有权势的公司的透明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引发了富豪们不同程度的反应。

    一对缅甸富豪夫妇承接了中国发电设备和能源运输基础设施分包合同，已引起了来自媒体的「反裙带关系”、「反华”的民粹主义双重批评。但他们的回应，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们的完全不予置评，暴露出他们无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弱点。

    与此相反，也有富豪努力与媒体记者沟通，对自己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引以自豪，并积极参与慈善捐赠事业。他们偶尔也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以展示出他们关心国家大事而不仅仅是自身利益的形象。

    「华盛顿共识」解决一切问题？

    西方捐助者把他们视为「裙带关系户」，认为他们在军统下得到特殊优待并从中牟利，因而是民主改革的阻挠者。西方捐助者试图通过倡导善治、经济自由化以及公平竞争机会等方式使这些富豪边缘化。缅甸的旧制度依赖这些富豪来实现国家运转，但在新体制——也就是西方所谓的「善治」牢牢扎根之前，完全丢弃旧体制将会使缅甸陷入卡在两种制度之间的困境，可能造成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结果。

    「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做法及其带来的贸易失衡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引发支付危机，结果可能是缅甸富豪收拾烂摊子，西方捐助者影响力增加。

    西方捐赠者对于缅甸的民主转型和人权情况改善方面抱有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因此他们有可能会在期望落空后，突然暂停官方发展援助（ODA）。随着快速增长的进口和不景气的出口形势，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的突然中止可能引发支付平衡的危机，破坏汇率稳定。政府迎合民众的反华情绪，可能会妨碍他们向中国寻求帮助，最终只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财政援助这个唯一出路。看到这个难得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试图强加附加条件，把缅甸转化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模范样板，在中国边境插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旗帜。

    登盛时期的贸易状况

    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增势喜人，但在登盛治下缅甸有两个特定经济领域表现相对较弱：基础设施和贸易。除了商业资本，缅甸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或根本不存在。观察一下缅甸近几年的贸易状况（见下表），不难看出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孕育中的风险。

    把缅甸的大企业集团改造成日本和韩国的大型出口机器可能不切实际，但这些大集团可以在发展缅甸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些集团可能具备规模、资本、组织结构和企业家领导力等方面的优势，有能力联合其他合作伙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充当领头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被认为是能提高效率的一种合作方式。富豪能够有效整合人脉、组建关系网络，特别是在与缅甸错综复杂的军队和文官官僚机构打交道这方面，富豪们能将其所具备的当地知识转化为得力优势。

    富豪们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经验，却拙于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尽管他们仍然可以拿到一些低利润的分包合同，在后台工作，但他们已经成为民选政治家和国际银行家的负债。对于国家稳定而言，拥有大型本土私营部门非常重要。外国投资者是出了名的善变和不忠，而本地富豪和地方企业集团更容易被政府控制，能够为国家发展政策服务。

    结语

    富豪们在未来缅甸经济生活中仍会有一席之地。他们具备反应灵敏、适应性强等多方面的优势。他们深谙自己国家运转所遵循的游戏规则，与统治阶级之间维持了长达几十年的关系。他们的企业集团具备雄厚的资金、规模庞大，能与国际大公司竞争或合作。西方捐助者往往把缅甸富豪们看作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富豪本身有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在现实中，缅甸的富豪鱼龙混杂，有不同的背景和工作方式。把富豪称为「裙带关系户」忽视他们对缅甸发展的潜在贡献。缅甸亟需一个深谙事理的政府，既能看到富豪对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而不一味否认，又能辨别甄选合适的富豪人选并与之共事。眼下的具体任务是迅速建立起一系列「只欠东风」的项目，利用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准备好一切只等亚投行来提供资金。对于作为亚洲最贫穷国家之一的缅甸，采取「结果导向」，而不是「过程导向」的发展战略显然更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