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特战旅在缅甸跟日军打游击战 损失惨重

2015-02-05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英军第77旅成立时的正式番号为“第77印度步兵旅”，又称“钦迪特部队”。这支部队的建立者是英军名将奥德·温盖特，在他深入了解了缅甸的地理情况后，他发现这里也是进行长途行军、大规模穿插敌后作战的理想场所。

     抗战结束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历史事实已经被后人有意或者无意的忘记。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国军真没用，一对一打不过日本人。不错，当时的国军一对一还真打不过日本人，但这并不是一句国军没用就可以概括的，而是因为中国的军力和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军这个现实所决定的。

    古代日本的军粮十分落后，在丰成秀吉时代才开始有了相对制式的军队伙食，但日本武士和普通家兵的口粮非常简单，就是劣质稻米和味增。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始，日军开始向现代化军队跃进，在明治十年（1877年）征讨叛乱的熊本镇台的“西南战争”中，日本陆军首次从采购牛肉罐头开始发展出士兵“携带口粮”。

    当时，日本陆军的口粮包括包括六块饼干和一块干松鱼。这里所说的饼干是只用面粉、水和盐烤成的英式硬饼干(Hardtack),当时日本海军也将其列为口粮之一。这种饼干非常坚硬，西方人吃的时候要抹上融化的黄油、或者放在汤里泡软，才容易入嘴消化。图片为1861年美国内战时期的硬饼干。

    当时日本军队管这种大型硬饼干叫做“重烧面包”，但是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由于“重烧”和“重伤”谐音，军方觉得不吉利，所以改称为“干面包”或者“干パン”—日语中的“パン”也是“面包”的意思，来自葡萄牙语的“p?o”。

    以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日本陆军改制为契机，在将“镇台”改为“师团”的同时，日军再次改进了后勤补给系统，并设立了兵站制度。在和平时期，陆军的粮秣发放依据1890年颁布的《陆军给与令》执行，战时则按照《战时给与规则》执行。

    图片为侵华日军的军粮站。在战时，日本陆军依据《战时给与规则》设立兵站。兵站的作用除了供部队集结、调运、宿泊、补给之外，也负责粮秣弹药等军需物品的储存、调度和发放工作。旧本陆军平时没有“军”的编制，在战时通常由两三个师编为一个军，该军的后勤补给区域称作“军兵站管区”。

    在管区内沿着铁路、道路或水路建设一系列兵站，形成兵站线。其中铁路兵站线用于师、旅一级规模的大型调度，陆路兵站线通常负责团级及以下军队的后勤补给，虽然其运力小于铁路，但是可以用卡车、骡马车、驮畜、人力等多种方式运送物资，比铁路更适合于战场形势多变的形势。

    以侵华战争时期的华北陆军为例，其野战仓库总库设在天津塘沽，司令官为少将级经理军官，分库设在北平、太原、济南和大同，此外还在张家口、包头、兖州、青岛、榆次、临汾、秦皇岛等地设有野战物资仓库出纳办事处。在日军前锋所到之处，还设有师团级的野战仓库，通常是以就地征用的建筑和临时修建的木制仓库为主。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随着侵华战争转为相持不下的持久战，野战仓库还在中国占领区就地开设了米麦加工厂、酱油和味噌厂、酱菜加工厂、饮料和酒类制造厂、马料压榨厂、皮革加工厂、被服装具修理厂等后勤物资工厂，尽量实现所谓“就地自给”，减轻从日本向大陆运送军用补给物资的压力。

    在战时，日本陆军的后勤补给方式分为仓库给养、宿舍给养、征发给养、纵列给养和携带粮秣给养五大类。仓库给养是从兵站仓库中调运给养物资，直接发放给部队。宿舍给养是指部队在日本国内或友军驻地借宿时，由寄宿单位承担供给。

    征发给养是指采用征用、征购的方式获得粮秣燃料等物资，分为“内地征发”和“外地征发”，二战中日本在其侵略的国家基本上采用无偿征发或者使用军票“收购”的“外地征发”方式获得补给物资。

    中国有种错误的看法，就是二战日军的口粮很差。诚然，日军在二战后期因为部分军队，尤其是太平洋群岛上的日军补给被切断，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甚至吃人的情况，口粮自然不可能好。不过实事求是的说，整个抗战中，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口粮是相当不错的。除了少数日军因为孤军深入导致后勤极度困难，基本不存在吃喝艰难的情况。

    一位入伍前在横滨当造船厂工人的新兵说：“在我入伍的第一天，我们吃到了一顿特殊的美餐，红小豆煮粘米饭，但是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上司发话说：‘这是你们吃到的最后一顿好饭了，从今之后一切都会变得严酷起来。’”后来，陆军和海军新兵们通常所吃的早餐就是凉米饭加咸菜以及一杯冰冷的茶，而且要极快地吃完，以便赶回去继续军事操练。

    日本士兵进入新兵训练的几个月时间，伙食非常差，也吃不饱。这并不是日军无法以高标准供应新兵，而主要是日军因为训练需要才刻意这么做。这种“饿人”目的是为了锻炼日军士兵的意志和绝对服从命令的能力，包括新兵在这期间被教官和老兵随意殴打也是这个意思。藤田昌雄在其著作《日本陆军军营的生活》一书中也有过详细的记载。

    一旦完成新兵最初的训练，日军士兵的口粮立即增加，完全不同了。日军新兵完成训练以后，一般会比没参军之前强壮很多，体力也有很大提高。在抗战之前，其实日本国内并不很富裕，尤其大部分农村地区也比较贫困。普通农民青年平时也就吃吃杂粮饭和萝卜，各种节日期间才能吃糙米饭和鱼肉，至于鲜肉，鸡蛋和精米是很少吃的，请注意左侧第二张图中的牛奶。

    而日本士兵的伙食标准明显高于普通日本人，基本相当日本国民中小康之家的水平。米饭管够，每天都有肉吃，副食也相当丰富。即使在日俄战争中作战的部队，一天也是早中晚三顿。主食全部是米饭，早饭一般是腌菜，午饭和晚饭则正正经经吃鲜肉，鸡蛋或者罐头肉，也就是每天两餐必须有肉吃。

    而当时同时期的日本年轻工人很多 也是军事化管理。他们每天的副食基本就是腌菜，味增，蔬菜。一周仅有四顿饭有荤腥，而这些荤腥不过是 所谓的豆腐猪肉汤，咸鱼，鱼干这类最低层次的副食。而这样的工厂还是日本国内所谓伙食待遇很好的工厂，很多日本农村青年都抢着报名。通过这些对比，足可以见在日本军人被重视的程度。

    图片为当时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口粮，只有劣质的芋头杂粮饭，以现在的眼光也许很健康，但在当时严重缺乏蛋白质营养的士兵来说，只有这些食物是不够的。

    日本陆军在甲午战争中有20%左右的死亡病例是脚气病导致的，到日俄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已经开始采用古代的汉方医学方法，用麦饭来治疗军队中的脚气病患者。当西方医学家在1912年发现维生素的作用之后，白米饭致病的原因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在被碾出去的米糠中含有预防脚气病所需的维生素B1和B2等微量元素。

    其实日军的饮食是一个完整而且科学的体系，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验证定下来的，比国军要先进了几十年。1938年4月15日，日本陆军发布了《军人战时给予规则细则改正》，对军人在口粮定量标准进行了修正。日本军方根据近一年以来在中国的实际作战经验，提高了日军士兵伙食和肉类的定量标准，如此制定了日军之后7年多的标准伙食。

    日军基本伙食定量（驻地伙食）：精米660克（约等于13两）、精麦210克（约等于4两）、鲜肉210克、蔬菜600克、泽庵60克、酱油0.08升、味增75克、盐5克、砂糖20克、茶叶3克、清酒0

    可以说，日军战时的饮食水平是相当高的，不但主食定量很高，而且有大量肉类作为副食，同时还提供了适合日本人口味的腌菜，味增，甜食等各种东西。日军战时的口粮基本兼顾了日常行军和战斗期间人体所必须的热量，维生素，蛋白质需要 ，更接近于日本人平时的餐饮习惯，同西方军队有着极大的不同，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由于日本本土远离中国大陆，所以从国内运送鲜肉显然不现实，也没有这个必要。鲜肉基本都在中国大陆本地征收（也就是抢夺），日本人在汪伪政权控制区主要采用所谓购买的方式，也就是用基本一钱不值的军票向老百姓，商人，甚至汪伪政权进行购买。

    在日军控制区，日军基本就是赤裸裸的抢劫，每到一处就把中国农民的牛，猪，羊，鸡，鸭扫荡一空。日军相当喜欢吃中国的鸡肉，也许是因为中国农民养鸡很多的原因。电影《地道战》中，民兵队长从地道出来的时候，上面的鬼子正在兴冲冲的煮一只鸡。这个鬼子很贪心，让一个伪军替他把鸡毛拔完以后，就赶伪军出去，不远跟他分享鸡肉。

    东史郎曾在日记中写出了一些日本兵的心声：在我们眼中，中国人还不如一头猪。杀死一头猪至少可以吃肉，杀死一个中国人，有什么用？也有很多可怜的中国老百姓被日军杀死以后做成烤肉改善伙食——那些割肉的日本兵不会告诉其他人这是什么肉，只会说我得到了一次额外改善伙食的机会，没有人会认出一堆切碎的肉是什么肉。

    所以日军的鲜肉种类很多，有中国农民饲养较多的鸡鱼猪肉，也有随意杀死中国农民的耕牛得到的牛肉，以及中国北方较多的羊肉，南方较多的鸭肉等等。总体来说，日军通过这种手段，在鲜肉供应方面还是问题不大的。除非他们驻扎的地方实在过于贫穷，比如山西山东的一些山区，河南饥荒区域。当地老百姓连饭也吃不上，吃肉就更不用说了。

    日本民族是喜欢甜食的民族，而甜食中最主要的也是易于携带的奶糖和羊羹。读了东史郎日记，大家会奇怪的看到东史郎特别喜欢两种食品，一个就是奶糖，一个就是羊羹。其实日军战争中配给的甜食远远不止这两种。日军甜食种类众多，包括奶糖，水果糖，饴糖，巧克力，果冻，柿饼，水果罐头，炼乳，羊羹等等。

    藤田昌雄在其著作《日本陆军的饮食》一书中记载到：“当时给日军提供奶糖的，也就是今天日本糖果制造巨头森永和明治”。如今许多在中国市场上大行其道的日本产品都有过为旧日本军队甘做牛马走的历史。如今许多中国母亲对其婴儿奶粉趋之若鹜的明治乳业，当年就曾为刀劈中国婴儿的日本陆军战士生产过军用奶粉、炼乳、奶糖、硬糖和牛奶巧克力。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常用的九二式饭盒，分内外盒：外盒用来煮菜，内盒用来煮汤或者煮饭，一次性可以煮好饭和菜。使用九二式方和一次可以做出两天分量的饭，这样节省了第二天做饭的时间。在1940年之前，日军煮饭都必须用木材或者各种燃料，也包括图中的蜡烛。1940年之后，日军开始使用便携式固定酒精燃料，每块燃料都可以烧好两个饭盒的饭。

    由于受到传统饮食的影响,日本的军事后勤部门一直想尽一切办法改善飞行员伙食。以执行轰炸重庆任务的飞行员为例,他们的主食是三明治、寿司和米糕，喝的是好茶和葡萄酒，以及在当时最高级的乳酸饮料。此外每个飞行员都另外配发巧克力和优质的糖果。

    除此之外，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有包括生鱼片、腌制蔬菜、烤鱼、蒸蛋、味增汤等日式料理，在军舰位于不同地方时会有当地风味菜，如龙虾、鲷鱼等。晚餐后吃不饱的军官会向勤务兵要剩饭，事实上是伙房特地多煮一锅来应付这些军官，另外在加上几个荷包蛋跟酱油、乌醋等当作第二顿晚餐。

    图片为日军为飞行员研制的航空元气酒，这种酒富含氨基酸和维生素，可以看做是现在“红牛”饮料的雏形。属于特殊军用口粮，供路航空勤人员飞行结束后快速回复体力使用。

    日本军官的饮食是相当豪华的，除了比普通士兵拥有更多选择之外，还拥有一些特殊的食物专供军官，如“军粮精”和“口取”罐头，前者是一种高能量富含维生素的营养食，后者则是专供庆祝和聚会的小份精致罐头。

    此外，该书中还列表说明了南方有毒植物的识别，并介绍了如何用数个木箱或木桶加沙砾、木炭制成野战简易滤水器，如何制作鱼叉以及如何用苇、竹、葛藤编织捕鱼的篓网等渔猎方法。

    在“粮食的制造”中，有多种处理粮食的方法。比如“淀粉制造”，就是通过图片，介绍如何把椰子的木质部分制成淀粉。再如“野战速成渍物法”，就是介绍如何用盐腌制豆类、瓜类、姜、笋等可食的野生植物的方法，从1到2个月的贮藏到长期的保存，甚至还有将甘薯叶、南瓜叶，以及一些药用植物制成“野战代用茶”的内容。

    图片为日军打猎的收获。在侵华战争中，日军曾有这样的作战命令：“今作战10天……携带7天口粮，尔后现地补充。”这句话的意思是：7天以后的食物就地解决。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发动之前，不仅是在中国战场，在所有战场，如果有人提及后勤问题，日军参谋本部只有一条既定方针——“现地补充”。

    在太平洋战争发动之前，不仅是在中国战场，在所有战场，如果有人提及后勤问题，日军参谋本部只有一条既定方针——“现地补充”。据藤田昌雄的《帝国陆军战场的衣食住》《激战场》等书介绍，为了补充军粮，日军在南洋还曾经搞过“大生产”，并特别列举了瓜岛、英帕尔、北部所罗门等战场的情况。

    日本南方军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大生产”方式，主是是由各师团经理部组成“自活班”、农耕班、渔劳班、制盐班等，在战场种粮、种菜、采集可食的野生植物，捕捞鱼类、鸟蛋等海产品。因南洋战场气候湿，食物不易保存，日军将采集的野菜和鱼类，搭制简易的灶，用木炭或锯末等烟熏使之干透便于长期贮藏。

    如1943年，在英帕尔作战中，日军菊兵团（18兵团）经理部部长山口忠雄大佐，就对战地46种可食植物进行过研究，并要求部队采集、腌制。再如，日军旭川步兵第26联队夺取岛屿后，卫生班立即对该岛饮用水和可食植物进行调查，并在岛上种植小松菜等植物。野菜不足时，该部还以小队（排）为单位编成“渔劳班”捕捞海产品、鸟蛋及海藻。

    日本南方军的“现地自活”只能是临时维持，一旦开战，溃散的官兵逃入丛林之后，野战生存才真正开始。一名日本随军记者回忆：“日本士兵为了充饥什么都吃，如嫩树枝、草根，甚至连泥块也吃。这些东西极大地损坏了他们的肠胃，他们被带到战地医院时，任何食物都无法消化了，有许多士兵吐血而死。”

    事实上，在英帕尔和南洋诸岛，许多日本官兵比这更惨。那里简直就是他们的地狱，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图片为美国人摄于1943年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当时日军丧失了给养，将美军和澳大利亚战俘杀死后，切其肝脏和肉吃，图片为一名美军军官腿部肌肉和内脏被割去的尸体。

    荻原长一的著作《骷髅的证词》称，日本人在菲律宾战斗中诸多吃人肉的可怕情形。日本人甚至吃掉自己的战友。日本历史学家Yuki Tanaka也研究过相关残忍事实，他认为当时的日军恶行不是随机和小规模的发生，而是“令人震惊的”团体性事件。别人吃，你不吃，可能会遭到排斥。饥饿的他们还有一个逻辑：吃俘虏，要强于吃自己人。

    英军曾在缅甸跟日军打游击战

    林爽喆

    英国国防部日前决定成立“脸谱士兵队”，番号确定为第77旅。他们希望这支负责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心理战的特殊部队能和它的前辈一样，在各种复杂环境下都能如鱼得水。成名于二战的第77旅曾在英军接连惨败之际，利用丛林游击战破坏了日军1943年的整个进攻计划，并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残酷训练打造丛林铁军

    英军第77旅成立时的正式番号为“第77印度步兵旅”，又称“钦迪特部队”。这支部队的建立者是英军名将奥德·温盖特，这个英军中传奇人物率先提出长途行军并且进行大规模穿插敌后的作战理念。他不但敢想，而且敢干，在1940年-1941年的东非战役中，温盖特组织起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联军，深入敌后扰乱意大利军队的补给线，并向英军提供情报。后来，温盖特随着老上级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一起来到印度战场。刚来不久，恰逢日军大举进攻缅甸，英军无力阻挡节节败退。而温盖特则利用这段时间，深入了解了缅甸的地理情况，他发现这里也是进行长途行军、大规模穿插敌后作战的理想场所。

    缅甸全境落入日军之手后，温盖特在韦维尔的支持下开始组建“第77印度步兵旅”，后来这支部队又被称作“钦迪特部队”，所谓“钦迪特”是缅甸传说中的一种狮子。1942年8月，温盖特在印度中央邦萨格尔地区附近的达那建立了一座训练中心，并且将招募到的士兵安排在这里训练。“钦迪特部队”一半的士兵来自英国，但兵员素质不高。而达那训练中心又是按照缅甸热带丛林的环境打造的，许多来自寒冷英国本土的士兵根本无法适应这种环境。加上训练强度极高，比如每个士兵要自行携带33公斤物资，以适应在缅甸丛林中徒步作战的需要，这更让英军士兵苦不堪言。结果有的营甚至出现70%的人因病而缺席训练。到了9月，温盖特又不得不从其他地方的英军那里招募了一些人，补充进队伍。

    艰难的丛林血战

    当初韦维尔之所以同意温盖特组建“钦迪特部队”，主要是希望当英国陆军对缅甸发动大规模反攻之时，该部队能从敌后进行策应。但后来英军对缅甸的反攻计划取消，“钦迪特部队”的地位立刻有些尴尬了。不过温盖特说服了老上级，让“钦迪特部队”单独实施敌后作战。1943年2月8日，温盖特亲自率领了3000名“钦迪特部队”成员，展开了渗透缅甸的“长布行动”。

    这支部队没有采取传统的旅-营指挥结构，整个旅3000多人被分成8个纵队，包括步枪连、重武器支持队、侦察排以及破袭组等，每个纵队配备100头骡子，运送武器和补给。温盖特希望这样的小分队能在没有汽车的条件下完成敌后渗透和破坏任务，并依靠密集的丛林作为掩护，增加日军追踪的难度。

    2月13日，“钦迪特部队”渡过钦敦江，并在2天后第一次遭遇日军。8个纵队中的2个纵队负责对日军实施佯攻，给日军制造这就是“钦迪特部队”主力的假象。这两个纵队甚至派人假冒温盖特，并呼唤英国皇家空军的空中支援，对当面日军目标进行轰炸。成功吸引大批日军的注意后，这两个纵队在3月初开始向南行军，大批日军尾随，为其余6个纵队继续东进创造机会。不过佯攻部队也蒙受相当大的损失，其中一个纵队遭到日军伏击损失惨重，只有一半人退回印度。

    其余6个纵队的主力继续向东进发，目标是纵贯缅甸南北的从曼德勒到密支那的铁路大动脉。他们在没有道路的丛林中用砍刀开辟道路，有时甚至驱使大象帮忙开路。两星期后，“钦迪特部队”终于接近曼德勒-密支那铁路。根据温盖特的命令，米歇尔·卡尔维特率领的第三纵队和弗格森率领的第五纵队配合向铁路沿线发动攻击。卡尔维特部队负责攻击驻扎在南坎车站的驻军，弗格森部队负责捣毁铁路。部分日本士兵在“钦迪特部队”的攻击下被打死，曼德勒-密支那铁路也遭到严重破坏。

    随着“钦迪特部队”日益向东深入，日军逐渐发现后方遭受严重威胁。为解除后顾之忧，日军决心暂时搁置对英军主力的攻击计划，集结重兵围攻“钦迪特部队”。丛林中，日军高呼“汤米，汤米”，试图将“钦迪特部队”引出来，并且调动迫击炮等武器进行丛林围剿战。寡不敌众的“钦迪特部队”损失惨重，被迫撤退。为避免拖累主力部队，温盖特下令伤员不得随部队行动，必须留在借宿的村庄中，有些士兵不得不含泪将受伤的战友枪决。

    遭重创后分散撤退

    综合分析手头情报后，温盖特决定率领“钦迪特部队”渡过伊瓦洛底江，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渡江后，“钦迪特部队”立刻发现，伊洛瓦底江以东地区干旱，而且气候恶劣，日本人的道路四通八达，能够有效地切断“钦迪特部队”的后勤补给线。

    3月中旬，日军调集3个步兵师对“钦迪特部队”围追堵截。而随着英军的东进，后方空中支援的难度也越来越高。3月22日，已面临重重险境的“钦迪特部队”接到命令，要求他们撤回印度。温盖特发现，由于没有其他英军的策应，日军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剿，回归之途十分凶险。此时日军收走伊洛瓦底江以及附近瑞丽江上的所有船只，不让“钦迪特部队”有逃脱的机会。此外日军还加强防空力量，不让英国皇家空军对“钦迪特部队”进行空中支援和补给。

    “钦迪特部队”几乎陷入绝境：日军三个步兵师将他们逼入瑞丽江的一个河套，前面是没有船只的滔滔大河，后面是敌人的重兵。此时“钦迪特部队”接受的训练显出成效，他们在战斗中逐渐分成一个个小组，然后分散回国。温盖特本人率领的纵队大部分回到印度，不过也有部队损失惨重，有的被打散，有的被迫向缅甸东北部的崇山峻岭转移。从1943年春到1943年秋，“钦迪特部队”幸存者陆续回到印度，有的还绕道中国。其中有一支纵队于绝境中在地面上拼出“飞机快降落”的字样，居然真有英国空军的飞机降落，将伤员运走。根据战后统计，“钦迪特部队”展开行动的3000人中，最终有818人阵亡、被俘或死于疾病。

    客观来说，“钦迪特部队”在战术上并没有讨到多少便宜，但在战略层面却异常成功，尤其对当时充满失败主义的英军而言，心理层面的巨大鼓舞难以忽视。这次英军仅出动一个旅，就完全打乱了日军在1943年的整个计划，同时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英军原以为日军在所有丛林作战模式中都大大胜过自己，但“钦迪特部队”显示英军完全可以在丛林中与日军一战。“钦迪特部队”的攻击对稳定印度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当时很多印度人怀疑，在接连遭遇惨败后，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统治末日是否已来临？随着日军向印度边境的逼近，印度是否应当重新选择效忠对象？而温盖特的壮举让这些印度人坚定了对英国的信心。为此丘吉尔还特意向“钦迪特部队”发电报表彰他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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