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 王一芒

(杨秀英)

摘自：缅华妇女协会六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王一芒老师的名字终身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原本有一个虽清贫但温馨的家，日寇侵缅使我们家破人亡。我十一岁时成了孤儿，与寡妇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带着三个幼小儿女和我，在困境中挣扎。后来实在难以维持生活，姐姐改嫁，原来就拥挤的住房，又多了一位姐夫，当然就没有我的栖身之地。姐姐只好去求一户有钱人家帮忙，收留我在家里干活，只管吃，不要工钱，但条件只有一个，得让我上夜校。

    我十四岁进夜校。白天干活，晚上才有机会出门。所以特别怕过节假日，因为节假日夜校不上课。我只要一跨进校门，一天的疲劳委屈会立刻烟消云散。学文化是我的精神寄托。我没有文化被别人取笑过。记得有一次我在门口洗衣服，邻居几个有文化的男青年在说笑，其中一人指着新开张店铺的招牌要我念，“瑞德公司”成了“司公德瑞”，等我念完，他们就哄堂大笑，我莫名其妙地也跟着傻笑，旁边有人小声告诉我：你念倒啦！我顿时感到很难堪，有一种受辱的感觉。

    我十四岁上的夜校。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仅充满着欢乐与友情，更重要的是有一位特别关心我的班主任——王一芒老师。王老师白天晚上教书；业余时间，节假日忙于社会工作。尤其是缅华妇女协会的工作。虽然我和她相处的时间有限，但她的言行举止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不辞辛苦地为缅华妇女摆脱封建意识束缚，争取自由，走向社会而工作，为那不幸的、苦难中的妇女脱离困境而奔波。

    初进夜校，我对王老师还有点惧怕心理，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话多了，亲近了，有时还带我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按我的处境，白天是不可能出门，但只要说是王一芒叫我去的，主人还是允许的，但活不能误。我就是夜里少睡，不睡干活，也要参加活动。

    有一次在为《人民报》搞义演，王老师要我参加，我还以为是去看节目就答应了。王老师说你跟林丽雯合演《王大娘补缸》，男补缸匠由你演。一听说演戏，我连说不行，我可不敢上台，也不会演。说实在的，我当时除了有热情，什么都不会，大字也不识几个。王老师耐心地跟我说了许多话，大意是：她来教我，我一定能学会；这是在为《人民报》做好事，机会难得……。望着王老师殷切的目光，我同意了。

    别看我干家务挺灵的，学这个可难煞了。王老师不厌其烦，一字一句教，挨个动作做示范，我学得差不多了，才和林丽雯合练。真是笨鸟先飞。临演出时，王老师一直跟在我身边。嘱咐我：你只想如何补好缸，不要看台下的人。
演出成功，掌声热烈。我获得两个第一：有生以来第一次上舞台；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敬。

    回到后台，见到王老师笑得那样开心，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没有王老师的汗水浇灌，哪会有我的今天。后来我才悟出她是通过文艺形式来启迪我这个无知的女孩。说真的，我也是从此以后对文艺感到兴趣。

    在夜校我一直没有勇气暴露当丫头的身份，谁都知道我失去了父母，若问我和谁住，我就说住在亲戚家。一天课后，王老师对我说：“等什么时候有时间就到你家坐坐。”我心想，这下可坏了。我记不请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总之不希望她来，因为根本不是我的家。其实王老师早已知道此事，只不过她想通过家访，进一步了解情况，设法使我离开这个家。

    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炎热，我在厨房边背书边熨两大桶衣服。忽听见主人说王先生来了，我探头一着，可不是吗，王老师真的来了，好在主人对王老师很客气。我把茶端出去后，就退回厨房，没敢多陪，没听清她们在谈什么。不多一会，王老师进厨房看我干活，问了一句：“每天都这么干吗？”我点点头，她没再说什么，就告辞了。她走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别人家里，没能对王老师说句心里话，还真不是个滋味。

    50年代初，王老师已转到南洋中学教书了，她问我：“你想不想去南中读书。”我说当然想，但我去不了，她问：“为什么去不不？”我说：“我没钱，也没什么文化。”她说：“文化可以慢慢学，钱的问题我会帮你想办法。”我问：“什么时候走？”她说：“马上就可以走。”一听“马上”，我就犹疑了，我说人家在困难时帮助我，让我住，给我饭吃，我怎么好说走就走；我的活儿谁来干？王老师说我不应有这样的想法，我又没有欠人家什么？干了两三年活，人家没有给工钱是不对的，她最后说：上南中，钱的问题不要考虑，只要你有勇气离开这个“家”就行。

    在王老师的启发教育下，我鼓起勇气，很快就飞出这个“家”了。从此告别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像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自由自在地在蓝天飞翔。我怀着建设祖国的抱负，于1953年踏上了赤子回乡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