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爱国华侨曾冠英(曾延丁)先生生平

编辑:缅华网 文章类型:缅华人物 发布于2018-04-11 09:11:53 共2619人阅读
文章导读 缅甸爱国华侨曾冠英(曾延丁)先生生平

曾冠英

缅甸爱国华侨曾冠英(曾延丁)先生生平

    曾延丁(冠英)同志于1909年1月7日出生,卒于2007年3月14日,享年98岁。

  曾冠英同志出生于厦门曾营,早年随其父到缅甸,在缅甸接受私塾教育,学习中文。之后便在曾氏宗亲合股办的“合振公司”供职,后到其父亲开办的“缅甸石油公司”驻彬文那分支任总管。

  日本侵略祖国大陆时,曾冠英在缅甸与大多数热血爱国华侨一样,积极参加“励学社”等青年进步组织,并在《觉民日报》等各种华文报刊发表文章,宣传祖国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参加“缅甸华侨文艺界抗日救国后援会”并任该会中“抵制日货委员会”负责人,组织青年上街开展抵制日货活动,积极开展募捐、筹集公益款活动,并将所募得款项汇往国内,支援抗日。

  缅甸沦陷后,他取道云南回家乡厦门曾营村避难,日本投降后,1947年,他又回到缅甸。

  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仰光总支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缅甸进步华文报《人民报》、华文学校“南洋中学”的组建工作,任学校校委员及总务主任。之后,因工作需要,曾冠英同志先后在敏甲光、眇茗等城市的华文学校任教务主任,培养一批爱国华侨青年尽心尽力。

  1957年至1966年期间,曾冠英同志先后任缅甸仰光华侨书店副经理,缅华图书馆副馆长、闽南文化艺术工作协会常委、闽南剧社秘书、仰光业余公学校长等,在进步侨团文艺团体负责宣传工作,积极宣传新中国。

    1969年,曾冠英同志回国后先后在厦门市社会福利院、南普陀、市政协工作,至到1985年离休。

  曾冠英同志一生追随进步事业,兢兢业业,为人厚道,平易近人,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受尊敬的长者,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曾冠英先生参加缅甸华文报《人民报》、华文学校“南洋中学”的组建工作

 

附:

虎口余生说春秋  ----缅甸归侨曾冠英“口述历史”

  时间:2005年4月至6月

  地点:厦门市湖滨一里(曾冠英家里)

  整理:林太原 青云

  归侨“口述历史”之二

  上世纪缅甸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归侨曾冠英“口述历史”

虎口余生说春秋

  今年90多岁高龄的曾冠英老先生,1926年随几个兄弟从厦门去了缅甸,投奔经营大米生意的父亲。后来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参加过多个进步组织,曾是当地有名的“公子”。

  日本侵战缅甸时,曾冠英死里逃生回到福建家乡。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1945年初他去当了青年军。日本战败后,他又回到缅甸仰光,加入民盟缅甸总支部,参与创办多个侨团、多所华校等。

1968年底,曾冠英先生遭排华回到厦门,编撰了《缅华杂文录》等有现实借鉴意义的书籍和缅华资料的整理工作,亦为缅甸归侨做了大量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彬文那”三公子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曾营一户人家的婢女买来收养,曾在村里的龙山两亭小学(海外华侨捐办的,学科很多很齐全,有语文、数学、体育和英文等)读书。不几年我的婢女母亲病逝了,父亲让二娘、四嫂(寡妇)和我去了缅甸。那是1926年,我十五、十六岁。

  到缅甸后,父亲曾水办叫我去读私塾,以后又到“合振公司”,开始是专为他泡茶,后在公司帮工,再后来还当上了掌柜,仓库钥匙也交由我管,月薪是40个罗币,很多,我不会用,二哥常找我拿钱,我都会给他。

    “合振公司”是由曾营宗亲合办的,以曾番祝、曾水办、曾余庆等三人为最大股东,当时缅甸人称“祝办庆”的指得就是这三人。公司在二楼,楼下是很大的杂货铺,初到缅甸的曾营乡亲,第一站都要在这里落脚、做工、过渡。公司专营大米,销往新加坡、上海、厦门等国家和城市,每趟出船至少要装上500包大米,麻袋大包。至到世界经济萧条,缅甸的许多华侨米商(家)倒闭,“合振公司”也收盘了。

    很快,父亲做上英国人办的石油公司“BOC”(“缅甸石油公司”的简称)的代理。与我们竞争的是“IBP”(“印度缅甸石油公司”的简称)公司,他们的代理商是华侨郭光灿的父亲。当时,郭光灿和仰光“应春堂药店”老板胡资周都是共产党员,我常听到他们说“江西”一词。后来这俩个人被华人侦探李腾芳(为英殖民当局效力的华人)追踪侦查到,被驱逐出境回国,郭光灿在厦门遭敌人的枪杀。

    “BOC”代理总部不在首都仰光,而是设在缅甸中部的仁安姜,再由那里的炼油厂辐射到周边城市。我就在彬文那当分支总管。我在那儿的朋友有:电力公司的王文福,碾米商雷新治,加上我,就是当时出了名的“彬文那三公子”。

    20岁时,因父亲让我讨老婆的事,我不从,跑回了仰光,气坏了父亲。在此后,我有一年多没工作,没钱生活,我的一位堂祖父看不过去,让我到山芭(乡下)买稻谷。在山芭,我学会讲缅甸话。而此之前,我与印度人交往多,印度话讲得比缅甸话好。1932年,我随父回乡完婚。第二年,我们的孩子刚出生,我又回到缅甸,父亲还留在家乡。

  父亲不在时,“BOC”由姐夫打理。我再去“BOC”上班,姐夫让我当副经理,是个专管签号的闲职。我给在家乡的父亲写信,希望他回缅甸来。父亲是打算要回来的,但由于病,最终还是死在家乡。

    “BOC”是父亲代理,但也是一个合股公司,是由我们曾营乡亲的合股公司。父亲死后,公司就由我堂兄经营。我们这些兄弟当时都成家了,父亲生前除了为我留一份“BOC”的股份外,其他兄弟都没有。这就引起当时是国民党缅甸总支宣传部部长的二哥曾德山,仰光百尺路警察局的顾问、也是龙山堂的秘书、三省堂的理事长的五哥曾金德的不满。他们俩找堂兄闹,要求公司的股,也分得他们一份。堂兄说,要,拿钱来买。他们那里有钱,结果是堂兄买走全部的股份,我也抽出股份,退出公司,离开彬文那,到了仰光。

  父亲对我不错,为什么?我想,父亲认为我是婢女买来的孩子,很可怜,没有地位,应该让我有保障;还有就是父亲也很怀念他的这位婢女,所以在他的子女中,唯独给我留下一份股。

接近进步组织

  我拿着从“BOC”抽出来的股金,回仰光找生活。其实,我是在宗亲处“弄邦”(闽南人称光吃饭不干活),成天与一些青年人在各种组织里活动。

    我为什么会走革命这条路,一是因为我是一个婢女买来养的孩子,没有地位,所以我要走出去,到外面去闯;二是因为我很早就接触到一些进步人士和进步组织,如“书记公会”、“励学社”、“缅甸华侨文艺界抗日救国后援会”(简称“文救会”)等。

  在“合振公司”时,有一位讨海的人叫陈金塔,是“书记公会”的成员,平时他给我灌输很多进步思想,而我也常写些小文章在进步报刊上发表。“书记”是缅华商店会计人员的别称,“书记公会”是商店里文书、会计员的团体,成立于1928年10月10日。那时大家认定“书记公会”是马共组织,成员中像林环岛、郭荫棠、丘巴宁、汤道耕(艾芜)、王思科都是马共党员。被抓后这批人遭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唯独丘巴宁没被驱逐。由仰光曾、丘两姓的“龙山堂”出面担保丘巴宁,才使得这颗革命种子留了下来。

  1933年5月4日,丘巴宁组织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店员成立缅甸仰光华侨“励学社” ,我还把郑祥鹏、陈杰夫几个拉进来,共有27位社员。社员谢征尘原来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秘书,他不满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人,打败战后回到福建老家,自己要组建“人民共和国”,事败后跑到缅甸仰光开了一家照相馆,“励学社”的社址就设在他的照相馆内。

  “励学社”继承了“书记公会”出版《新芽小日报》的宣传风格,在《觉民日报》开辟“卜间”专刊。“卜间”是当地华侨对“市场”的习惯叫法。就像市场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一样,在“卜间”专刊有诗歌、杂文、小说等等可以读到你所喜欢的文章,很受欢迎。

  那时,缅华社会有很多副刊,像晶晶社的《野草》,椰风社的《椰风》,巨轮社的《十日谈》、《晓声》、《芭雨》、《文艺》《兴商日报》,各刊物还经常传载《大众生活》、《永生》、《世界知识》等国内救亡刊物的文章。那个年代,各种团体组织十分的活跃,各种副刊层出不穷,论战也是此起彼伏。这些副刊并肩前进,像一股洪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内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对外卖国投降,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形成缅华社会爱国进步的主流,影响深远。

  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后,国民党被迫对日宣战。10天后,“励学社”会同缅华文艺界笔友,成立了“文救会”。“文救会”下设多个委员会,我负责“抵制日货委员会”。又与联合了缅甸人、印度人一起成立了“中印缅抵制日货委员会” 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组织劝告队,调查、登记商店内的日本货,让日本货退出市场。

  1940年,《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从国内到仰光,就住在“龙山堂”,杨章熹介绍他在仰华学校(仰光华侨学校)教书。不久,因晥南事变,一批进步文化青年人从四川、云南疏散到缅甸仰光。他们与缅华社会的进步青年像王汉斌、郑详鹏、赵丰、李凌、肖岗、吴章彬、陈尊法等成立了“缅甸华侨青年战时工作宣传队”(“战工队”)。我跟“战工队”成员都很熟,他们也邀请我加入,我没去。

回到福建家乡

  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局势紧张,我和一些朋友、同志一道离开仰光,北上往祖国撤。也有一些人留下来,丘巴宁到山芭避难,我五哥曾金德留在仰光,当任保卫仰光部队的副司令,司令是英国人车登。

我们北上先到了曼德礼(瓦城),在那呆了一段时间后到了腊戍,再日本人打过来时,我们坐的车刚通过惠通桥,只听身后“轰”的一声,桥被炸掉了,日本人过不来了。(大笑)。

  我们撤到保山。第二天,日本人的飞机就来轰炸保山。幸好,我们一大早就离开,没事。一路颠簸,来到昆明的大观园,住在云南基督教青年会的李公朴先生请我们吃饭。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话,回到福建家乡曾营。

    回到家乡,我找到一位在同安当国民党书记的乡亲帮忙找份工作。他让我到金门当警察局长,我说不行;让我到金门中学当校长,我说自已没学历;要我去办《前哨》报,要从海沧跑到同安送稿,我也不去;最后调我去当押运,押盐船从登尾到孙厝。

  后因我与进步人士有往来,就被国民党盯上了,怎么办?那时正是发动青年当兵,提倡“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青年军”,没办法,我只好当兵去。

  那时已是1945年初,我们青年军徒步往江西走。在军队里,我出墙报,介绍缅甸的风土人情,还和同乡曾文海一起为大家表演,我拉二胡,他跳印度舞,很受欢迎。我的班长是个大老粗,不认的字,有什么写的东西就叫我写。我跟排长的关系也搞得很好。一天,我因一句提问,就被抓起来,关了整整一星期禁闭。班长、排长很同情我,请来一位军医(泉州籍)开了我病了,不能再留下来服役的“证明”。证明开下来,正好这时日本人投降了,我和四个福建老乡也就趁机离开步队,回到家乡。

回缅建立侨团

  1946年底,缅甸那边地下党的同志要我和另外6位同志回缅甸去,并寄来路费。1947年我到了仰光,最终组织上决定让我到敏甲光组建民盟分部。

    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总支部是1948年1月1日成立的,肖岗当第一任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成立?缅甸是1948年1月4日独立,而民盟赶在独立前的英殖民政府时期成立,算是旧体制留下来的组织,是合法的。当时,也只有以民盟组织向各城镇组建分部,去争夺阵地。华文学校是我们最要争夺的主要阵地。

    后我又赶到毛礼去组建业余学习社。毛礼是曾、简两姓到缅甸后的发祥地,我父亲也是从这个地方做起大米生意的,我在那还说得上话。后因我在敏甲光过于活跃,也因南洋中学校长杨章熹要回国,仰光需要人,1950年我被调回仰光。

  南洋中学是1948年5月间创办的。当时,形势需要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校,培养人才。杨章熹在南中,先后任教务主任、校长,为初创的南中做出积极的贡献,在师生中享有声望。学校创办初期我在敏甲光,直到校长杨章熹、教务主任黄华明要回国,我被调到南洋中学任校委兼总务主任。

  几年来,一批教师和学生在南中得到锻炼、培养,新生力量逐渐成长,为进步的侨团往外延伸影响力奠定了人员基础。1953年我们决定,派出优秀的教员和学生骨干到各大、中城市开展华文教育,我被派往渺眳,林竹到曼德礼,曹国杰勃生等等。

  1957年,我重新回到仰光,此次被聘任为新办的华侨书店的经副理。后来,我任了华侨书店的经理,书店以灰色基调一至到1968年底,因我被缅甸政府驱逐出境要回国时关闭。

来源: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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