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匡民

杨匡民

一、冼星海抗日救亡歌曲三个时期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抗日救亡歌曲创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他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时期（1935年夏─1937年秋）；（2）他在“二队”和“三厅”从事抗日音乐工作时期（1937年秋─1938年秋）；（3）他在延安工作时期（1938年冬─1940年夏）。

    （一）在上海，冼星海参加了上海演剧队第二队，赴内地宣传抗日，创作歌曲有：《救国进行曲》（田汉词），《流民三千万》、《救国军歌》（塞克词），《我们不怕流血》、《女性的吶喊》（安娥词）、《只怕不抵抗》（麦新词），《夜半歌声》、《黄河之恋》、《热血》（田汉词），《保卫芦沟桥》（塞克词）等五十多首。

    当时，上海“作曲者协会”主编的《战歌周刊》是指导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刊物，刊登了陈田鹤的《八一三战歌》（廖辅叔词）、《保卫上海》（钱亦石词）、《孤军守土歌》（以“作曲者协会”的名义发表，敬献给誓守闸北的八百壮士）；刘雪庵的《募塞衣》（柳倩词）、《长城谣》（潘孑农词）、《保卫大上海》；江定仙的《焦土抗战》（胡然词）；贺绿汀的《全面抗战》……等。

    上海沦陷后，冼星海于1937年10月3日到汉口。

    （二）从上海到武汉，冼星海在郭沫若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与张曙共同负责音乐工作。“中国作曲者协会”主编的《战歌周刊》也从上海转移到汉口出版，并改名《战歌》。接着从第五期出刊到第十期（时间是从1938年1月20日到1938年7月15日）。

    冼星海在武汉，参加了当时在武汉音乐界筹建成立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并发表《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宣言》。当时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战歌》发表的歌曲有：夏之秋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光未然词），刘雪庵的《伤兵慰劳歌》（光未然词），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名义发表的《反侵略运动歌》，夏之秋的《女青年战歌》（光未然词），刘雪庵的《流亡三部曲》（第一部“离家”，采用张寒晕的《松花江上》，第二部“流亡”和第三部“战场”，由刘雪庵作曲，江陵作词），贺绿汀的《日本的兄弟哟》（中日文词）、《保家乡》与《游击队歌》，何安东原曲、刘雪庵填词正谱的《上前线》，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谭小麟的《悼黄自先生》（龙沐勋词），黄自的《热血》，沙梅的《打回东北去》……等等。《战歌》的“通讯”栏也开始兼报了国外情况，如《救亡歌声在新加坡》。这时期，冼星海开始为光未然歌词谱写二部合唱曲《新中国》（又名《赞美新中国》）与《新时代的歌手》，还有《保卫大武汉》（白鲁词），《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到敌人后方去》（启海词）和《祖国的孩子们》等五十多首。

    （三）冼星海在延安。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11月3日星海受聘到延安工作。

    1938年冬，星海创作了歌剧《军民进行曲》，1939年春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妇女大合唱》和《西盟大合唱》。此外，冼星海还写了二十多首歌曲，如《反攻》（田间词），《打倒汪精卫》（肖三词），《满洲囚徒进行曲》与《路是我们开》……等等。这些都是缅甸华侨青年所熟悉的歌曲。

    冼星海的三个时期所创作的大量歌曲与大合唱都在缅甸华侨社会中产生很大的反响，并推动了缅甸华侨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他的《黄河大合唱》影响尤为深广。

二、缅甸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相应蓬勃发展（1938年4月─1942年12月）

    从1938年4月─1942年12月，缅甸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跟着祖国的抗战形势是分不开的。

    1938年4月，缅甸华侨救亡歌咏团在缅甸首都仰光植德堂举行成立大会（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编印的《华侨与抗日战争》28页）。歌咏团团长林亭玉女士，广东人。她原系上海音专毕业生。笔者青年时期的好朋友吴章彬，是歌咏团的团员。在林亭玉的培养和指导下逐步成长为缅甸华侨救亡歌咏运动的骨干。歌咏团演唱的歌曲主要有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冼星海的《救国军歌》、《流民三千万》、《黄河之恋》、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的《心头恨》；何安东的《奋起救国》、《全国总动员》等。

    1938年底，林亭玉女士回国，救亡歌咏团随之解散。1939年初，在吴章彬和歌咏团的一部份年轻团员努力下，他们另成立“黎明歌咏团”。随着祖国抗战况形势的恶化，沦陷区的不断扩大，激起了侨胞的愤怒，于是他们又把“黎明歌咏团”改名为“叱咤合唱团”，要以叱咤怒吼的歌声，加强宣传抗日救团。当时已回到国内的林亭玉女士也极力支持，并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首《叱咤合唱团团歌》（二部合唱），并写信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把抗日救亡运推向前进。为了扩大宣传“叱咤合唱团”还编撰出版了《叱咤歌曲集》（当时驻缅甸总领事馆荣宝澧为歌集题写了书名），收集了星海等创作的抗战歌曲数十首，分发给缅甸各地的华侨学校和社团。

    1939年3月底，首次在仰光郊区“柔美里虎”（银禧大厦）举行的赞助中国红十字会救济祖国灾民的晚会上，“叱咤合唱团”演唱了星海的《流民三千万》，聂耳的《告别南洋》，黄自的《旗正飘飘》等抗日歌曲。博得了中外观众的热烈掌声。

    日寇侵占厦门鼓浪屿后，矛头对着华南的广东和港澳，激起了南洋侨胞的更大的爱国热忱，纷纷起来抵制日货，捐资支持祖国抗战。在一些爱国侨领和进步人士的牵头和广大爱国侨胞的支持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热潮。他们利用“一‧二八”、“九‧一八”、“七七”、“八‧一三”、“五四”、“一二‧九”等纪念日，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

    1939年7月7日至12日，为了纪念抗战两周年，在缅甸首都仰光，店员与青年学生发起“义卖募捐”活动。长蛇式的游行队伍，推着装满从各商店募捐来的日用品的大车子，沿街歌唱叫卖，挨家挨户劝捐。不仅爱国侨胞踊跃捐献，连同情我国抗日的缅人、印人、欧洲人纷纷解囊相助。晚上，合唱团举行募捐演出。演唱的歌曲有：冼星海的《流民三千万》和《救国军歌》；黄自的《抗敌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和《思乡曲》；何安东的《全国总动员》和《奋起救国》；贺绿汀的《心头恨》（塞克词）和《保家乡》；张曙光的《芦沟桥问答》（田汉词）等等。

    8月的“八‧一三”纪念日，举行游艺晚会，募捐筹赈灾民。

    9月的“九‧一八”纪念日，“仰光业余社”演出话剧，“店员联合会”举行义卖；“学生联合会”和合唱团参加演出。九月的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航空救国”，捐献飞机的。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缅甸华侨共捐献飞机19架（见《华侨与抗日战争》第56页）。

    12月的“一二‧九”纪念日，“学联”举办纪念会。

    1939年底，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在仰光的华侨抗日救亡侨团，进行了大联合，建立“六联团”（六个社团联合的总称）。“六联团”的组织和领导人有：“店联”郑定远和冯励冬；“文协”丘巴宁、林质默和曾冠英；“妇协”王一芒；“歌联”吴章彬、杜正平和林育麟；“学联”王英秀和王楚惠；“业余社”陈杰夫和李小涛等。每一个社联与协会，都进行了扩大会员社友，例如“学联”其范围是以“缅甸华侨中学”学生为骨干，包括有“福建女师”、“中国女中”、“华侨女中”、“育德女校”及一些小学校的学生；“妇协”的范围较广，除了几个女中的教师外，还有一些国内来的女知识分子和一部份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店联”也发展扩大各商店店员。这一来，统一的“六联团”人多力量大，大家齐心协力，把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有条不紊。

    1940年4月13日，“六联团”召开了“缅甸华侨扩大反汪大会”。“歌联”负责派人四处教唱冼星海的《打倒汪精卫》（肖三词）。

    1940年中，“武汉合唱团”部份团员取道缅甸滇缅公路回国。“六联团”热情接待他们办小型演唱会，演唱了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贺绿汀的《游击队歌》与《保家乡》等救亡歌曲，使“歌联会”会员欣赏到高水平的四部合唱歌曲。

    1940年5月9日是音乐家黄自逝世纪念日，“歌联”举行纪念大会。1940年7月17日是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五周年纪念日，“歌联”主办纪念歌咏晚会，并请聂耳的哥哥聂守先到会演讲，介绍聂耳生平，会上演唱聂耳部份遗作。这次活动对缅华青年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歌联”的经常性工作是派人到夜校合社团教歌。夜校有“仰华夜校”、“仰华民众义务夜学”；小学有郊区“培民小学”；社团有“店联”、“妇协”、“学联”等侨团。

    1940年的“八‧一三”纪念日，“六联团”举办了两天的大规模“义卖”救国活动，队伍浩浩荡荡，游行人们高呼口号，高唱星海等作曲家的救亡歌曲。当时适逢缅甸雨季，两天的“义卖”游行，人们衣服湿透了，嗓门喊哑了，可是情绪很高。在这次活动中，“学联”也组建了歌咏团，吸收了更多的青年学生参加爱国歌咏运动。当年“九‧一八”纪念日，“六联团”又接连三日举行了募寒衣和抗日宣传活动。

    在缅甸，星海的救亡歌声普遍流行，幼儿园的孩子们爱唱《只怕不抵抗》（麦新词）；青年学生爱唱《祖国的孩子们》、《救国军歌》和《流民三千万》以及电影插曲《夜半歌声》、《黄河之恋》、《热血》、还有《打倒汪精卫》、《青年进行曲》、《三八妇女节歌》等，此外还有夏之秋的《卖花歌》（潘国渠词）、《思乡曲》（戴天道词）、《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光未然词）、《歌八百壮士》；贺绿汀的《保家乡》、《游击队歌》；黄自的《热血歌》、《抗敌歌》、《本事》等等。

    1940年到1941年，“六联团”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与爱国歌咏运动达到了高潮。  

三、1941年《黄河大合唱》在缅甸首次公演

    《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在纪念缅甸华侨战工队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的《伊洛瓦底战歌》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1941年2月，即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组织大批文人向香港等地疏散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找我亲切谈话。当时我想跟一些熟识的同志去香港，周恩来同志说服我：‘你不去香港，你去仰光。那里人少，需要一些同志去开辟工作。’”

    “1941年春天，除了侨党领导下和影响下的各种青年组织和进步社团生气勃勃地继续开展活动外，还出现了《新知周刊》、《侨商报》、《新音乐》几个崭新的文化阵地，把革命的思想火炬和祖国人民的战斗信息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华侨大众中间，在一些进步青年的头脑里生根开花。”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地区。仰光华侨群众组织的骨干，在侨党的领导下，于12月中旬开始酝酿成立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他们在市区悬挂、张贴抗日的横幅和标语，继续抗日宣传活动。12月23日和25日，仰光遭到日机连续两次的猛烈空袭，市民死伤惨重。“战工队”被迫北撤到缅甸故都曼德勒。当时战工队员已发展到70多人。“战工队”领导由队委6人组成，它们是张光年（即光未然）、魏磊、李凌、赵沨、郑祥鹏和黄雨秋。张光年为总领队，魏磊兼任队长，李凌和赵沨兼音乐指导。

    “战工队”分为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吴彰彬，负责宣传演出；第二大队由贾寅鸣（后为范正）率领，负责留守后勤和安全保卫（挖防空壕）。

    “战工队”排练的主要演出节目有《黄河大合唱》、诗剧《团结起来》和小歌剧《黄花曲》。《黄花曲》是张光年在国内的旧作（田冲谱曲），歌颂妻子送丈夫上前线打鬼子。《团结起来》是张光年在“战工队”成立后创作的诗剧，内容是揭露日本法西斯的野蛮暴行，号召华、缅、英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消灭侵略者。

    1942年初，战工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除了队员和当地侨领们及几家侨校的学生外，许多缅甸僧侣和青年也加入游行的行列。游行队伍高举旗帜和抗日标语，用华语和缅语高呼口号。并用缅语高唱《保卫缅甸》和《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歌曲（由队员陈杰夫用缅文填词），沿途还张贴散发用中、缅、英文印刷的标语传单。“团结起来，彻底消灭野蛮的日本侵略者！” “打倒人类共同敌人日本军阀！”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保卫缅甸！” “支持英国、美国和苏联！” “中国军队是来支持我们抵抗日本侵略者的！” “中国军队是缅甸的战友！” “民主力量必胜！” “法西斯必败！”队伍还将《日寇暴行录》的大量图片悬挂起来示众，并用中缅文进行演讲，声讨日本法西斯。

    农历春节（二月三、四、五日），“战工队”在曼德勒云南会馆门口的舞台上公演三天，招待华侨和缅甸僧侣及各界人士。《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不仅在当时轰动了曼德勒，而且对战后缅甸华侨爱国歌咏运动的广泛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人民音乐》1999年第9期刊载的《重新整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一文中说：“1942年2月中旬（应为2月初──笔者注），光未然率领的缅甸华侨战工队，在缅甸曼德勒连续三天公演《黄河大合唱》（指挥赵沨，男女独唱吴彰彬、陶朔玉，朗诵光未然），这是此曲在海外的首次演出”。张光年（光未然）同年5月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也说：《黄河大合唱》“第一次于国外演出是在缅甸，以后在美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演出……”（见1999年5月9日北京《晨报》）。

    在曼德勒演出结束后，“战工队”二月下旬就出发到眉苗、叫脉、西保、腊戍、实皆等上缅甸重要城镇进行巡回宣传演出。《黄河大合唱》、《团结起来》和《黄花曲》等主要节目都受到普遍赞赏，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1942年4月3日上午，战工队正在举行工作总结大会，一批敌机突然飞到曼德勒上空，进行疯狂的轰炸和交叉扫射，战工队驻地云南会馆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之一。战工队有三名队员不幸殉难，二名女同志受重伤，城市陷于一片混乱，加上瘟疫（主要是霍乱）流行，当地居民和侨胞纷纷疏散。形势突然恶化，战工队逐化整为零，全体队员分散，紧急撤退到云南。（以上详细情况，见《伊洛瓦底战歌》（1942 -1987）郑祥鹏、吴彰彬《记缅甸华侨战工队》）

后记

    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的战友们，在1942年4月30日缅北腊戍失守，5月2日和3日曼德勒和八莫相继沦陷之后，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撤退回国。到达昆明后，先后分赴新的工作岗位（远者到延安、福建、印度，近者在云南）。他们中间，有条件的，都积极想组织排练《黄河大合唱》；例如在云南建民中学教书的，他们同当地教师共同组织演唱《黄河大合唱》；有的在部队里教唱《保卫黄河》；有的在印度加尔各答组织华侨中小学生排练演出《黄河大合唱》；有的在四川的涪陵和高家镇的中学教书时，也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演唱《黄河大合唱》的选曲……。特别是在日本鬼子投降后，大部份“战工队”同志们先后重返第二故乡缅甸，他们分散到工人、店员、青年、学生、工商界、教育界和新闻界中积极开展工作，团结广大爱国侨胞，支持祖国人民解放事业，成为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和爱国歌咏运动的骨干。他们不仅不忘记冼星海和《黄河大合唱》，还继续向中外友好人士介绍和演出。例如1947年10月，“伊江合唱团”向友邦人士介绍《黄河》，演唱《黄河》；10月30日在育德女校礼堂举行冼星海逝世二周年歌咏晚会，报告冼星海生平及其创作道路，演唱冼星海遗作，并在《新仰光报》出版特刊。又如1950年10月30日伊江合唱团出版《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逝世五周年纪念特刊》，其中有矛盾的《忆冼星海先生》；冼星海遗作《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几个时期》，《我怎样写〈黄河〉》和《冼星海年谱纪略》。还刊登了苏明的《星海悼歌》（力杨词）。……

本文重要参考摘录的书刊数据：

    1、大型展览图集《华侨与抗日战争》（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单位编印出版）。

    2、《伊洛瓦底战歌》（1942 - 1987）张光年（光未然）《序言》；郑祥鹏、吴彰彬《记缅甸华侨战工队》；杨匡民：《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到战工队》（此文曾载于1990年第3期湖北省《统一战线》）。

    3、《战歌周刊》上海版；《战歌》汉口版；《战歌》重庆版。1937年10月24日至1940年4月，创刊号至第十二期；重庆版，第13期、二卷一期至二卷六期。

    4、《冼星海年谱》执行编辑齐毓怡，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辑。

    5、《冼星海专辑（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1982年6月广州音乐学院出版。

    6、笔者收藏的1939年与1940年生活日记。

二00二年七月一日于武汉音乐学院

杨匡民 

生平大事记

中 文 名：杨匡民
国　　籍：中国
出生日期：1920年8月17日
逝世日期：
职　　业：音乐家
毕业院校：国立剧专
主要成就：主编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上下卷，该书达到“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的要求，并获“个人先进奖”。
代表作品：《论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
重要事件：
个人简介 

  【杨匡民】福建省同安县（厦门市）任，1920年8月17日出生。离休前为武汉音乐院音乐学系教授、湖北省音协副主席、厦门大学艺术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传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常务理事。
    杨匡民系缅甸归侨。少时在缅甸仰观念小学与中学。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学北上缅甸故都曼德礼参加“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1944年考进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乐剧科学习。1945年考进重庆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系学习。1948年重返缅甸仰光，在缅甸华侨中学、南洋中学、“伊拉瓦底江合唱团”从事音乐教育和文艺宣传活动。1951年回国在广州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教书。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调武昌中南音专，该校后改为湖北艺术学院，之后又改为武汉音乐学院。杨从事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工作并兼该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与教务处副处长之职务。1986年同院领导筹建音乐学系，并担任民族音乐理论学科专业教学工作与招收硕士研究生。
    杨匡民一向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研究与教学工作。特别是1979年以来，杨的科研、编书与教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全国性、省级的刊物与学术会议，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下面几篇论文与编写书记，是当较重要的课题与项目。
    1979年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研究原始歌腔的论文《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组织结构》、《楚声今昔初探》。1986发表的《论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后录于武汉音乐学院学报外文版。1988年在国际编钟研讨会上宣讲的论文《论曾侯乙编钟音列》，1992年收入湖北省博物馆和美国圣达各加州大学及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合编的《曾侯乙编钟研究》论文集。杨匡民主编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上下卷，于1988年全国首卷出版。该书达到“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的要求，并获“个人先进奖”。1990年《论楚辞的音乐节奏》已收入全国楚文艺研讨会论文集中。《荆楚歌乐论》（与人合著），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学文库》中的音乐卷，将于最近出版。

来源：国立剧专在江安
链接：http://www.gljz.gov.cn/Alumnispace.asp?id=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