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从伊洛瓦底江归来

——访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

文/《华夏》记者 钟敏仪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1957年，陈毅元帅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赋诗《赠缅甸友人》。诗中的“江”正是缅甸的母亲河——伊洛瓦底江，有一部分源头在中国境内。山水相连的中缅两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以“胞波”（兄弟）相称。

    然而，这一切美好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戛然而止，中缅关系跌入低谷，缅甸爆发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曹元章和关珮玲等缅甸华侨在此形势下纷纷回来中国。中国政府为保护侨胞合法权益，在全国重点侨乡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先后办起国营华侨农（林）场、国营华侨工厂，集中解决归难侨的谋生问题。他们就像一群开荒牛，将贫瘠的农（林）场开垦成美丽的侨区，为建设祖国辛勤耕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广东陆续出现了不同侨居地的归侨联谊会、校友会等群众团体，成为归侨侨眷的“娘家”。为更广泛地联系归侨群众，经广东省编委和广东省民政厅同意，广东省侨联将这些团体吸收为直属团体，使得他们具有合法地位。广东省缅甸联谊会就在这利好情势下诞生，曹元章是主要发起人。

    在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现任会长关珮玲和副会长姜渝萍的带领下，记者前往广州一个老住宅区拜访了曹元章先生。老旧的房子，微暗的光线，逾80岁的曹元章坐在刻满岁月痕迹的木质长椅上，翻开一本本泛黄的《南粤胞波》会刊，回忆起一段段从伊洛瓦底江归来的往事。

一

    曹元章的回忆从战火和硝烟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曹元章的祖父就已经在缅甸谋生，是一名木工。祖父具体是何时离开家乡台山到缅甸，曹元章也说不清楚。曹元章的祖父在当时的缅甸建筑行业里发展得相当不错，据曹元章回忆，当时只有两个华人被特许经营柚木山，祖父是其中一个，还建有锯木厂。曹元章的父亲也是一个生意人，在缅甸西部重镇卑谬市郊有一个很大的制作酱油的酱园。然而，曹家富有而美好的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及缅甸时戛然而止。因缅甸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了积极的支持，所以日本在占领缅甸期间，对缅甸华侨进行报复。“祖父的锯木厂被炸掉了，父亲的酱园也被毁了。后来祖父终老缅甸，父亲带着一家人开始了逃亡生活。”出生于1935年的曹元章那时才六七岁。曹家想过回国，然而就在曹元章的大哥、大姐和大妈顺利进入云南后，日军就炸毁了连接怒江两岸的唯一通道——惠通桥，截断了缅甸侨民回国逃难的生命线。曹元章跟着父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逃难到附近一个叫卡玛坦勒彬的偏僻乡村。为了隐瞒华人身份，曹家各人分散去找周围村寨的农户安家以渡过战乱。年幼的曹元章孤身一人找到了一户缅甸家庭，一位慈祥的母亲带着一儿一女。在那个偏僻的农村里，曹元章和新家人渡过了艰苦却平安的五年，学会了农活，还学习了一些缅甸语。1945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曹元章才得以与亲人团聚。

    战后百废待兴，曹元章父亲带着一家人回到被炸毁的家园之地重新开始生活。当时华侨学校还在筹建中，曹元章只能到缅甸政府学校上学。几年后，他才转学到刚建好的中兴学校（华校）。初中毕业后，曹元章升考高中，要到仰光读书。但父亲年迈，家道中落，已无力支持他继续读书。幸运的是，他打听到缅甸南洋中学招收贫困生作工读生，免收学费、寄宿费，还补助部分伙食费，只需要在课余参加勤工俭学工作。于是，曹元章在南洋中学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并留校任教。期间，他继续深造，先后读了大学先修班、会计学、厦门大学中文函授班。后来，他接任该校总务处主任、校委职务。

    平淡的日子直到1965年被打破。同年4月，缅甸政府颁布“私立学校国有化条例”，全缅华校被政府接收，原华校教师除缅甸籍者可以留任外，华侨教师都被解聘。学校被缅甸政府没收后，曹元章以缅方与中国援缅专家组主要翻译人员的身份先后参加了中国援助缅甸的工程项目比林糖厂、密铁拉纺织厂的建设工作。1967年，缅甸与中国关系出现大滑坡，缅甸境内掀起了排华浪潮。“很多华侨学生、侨领被抓起了、关起来，华人商店遭抢砸烧，大使馆遭袭击，援缅专家被杀害。”曹元章回忆起这动荡的岁月，就像小时候那样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决定回国。

    曹元章的归国之旅并不顺畅。时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曹元章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签证时被告知，此时回国很大可能会被安排到农场务农。相比起留在缅甸生命可能受到威胁，曹元章还是选择了后者。1968年6月，他跟随一大批难侨进入昆明。“大家知道我曾教过书，就让我领队。一大车厢，老少100多人挤在一起。”到了贵阳，被拦住了，不给通车，滞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和几个人去找站长说情，我们是难侨，身上没有多少钱，呆久了生存都有问题。”曹元章说，后来站长批了，但要他们绕道郑州、成都。终于，同年7月1日抵达广州。当时广州只有三元里一个归侨的接待站，大家叫来了几个平板车拉行李，跟着平板车走去接待站等候安置。“我父母亲是1962年回国的，父亲早期事业有成时在广州购置了房产。”曹元章回到广州，却不能留在父母亲身边，“如果当时不服从分配，回到家也没有工作”。曹元章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清远农场。

    在清远华侨农场，曹元章务农3年，后调往清远的小学、中学任教。1983年，曹元章调任广东省侨联，才回到广州。因归侨身份，曹元章对侨务工作有一种天然的熟稔感。他广泛联络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体察侨情，尤其关注缅甸归侨。当时广东地区有300多缅甸归侨，他调研时了解到不少缅华同侨希望有一个平台加深联谊交流。而彼时，不少地方已相继成立了缅甸华校校友会（因缅甸归侨中大部分都是缅甸南洋中学或华侨中学读书的老师或学子）。于是，曹元章仿效之，在广东缅华同侨中发起以“缅甸华校广东校友会”为名的组织。

    1987年5月22日，全国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缅甸南洋中学校友黄军军因公到穗，晚上，曹元章邀请她在广州起义路6号2楼与广州的陈东明、龚伟民、张新民、黄君华、李剑平等缅甸华校校友见面，初步议了关于成立“缅甸华校广东校友会”事宜，并拟了校友会章程草案。之后成立了筹委会，成员是：陈东明、曹元章、黄仁生、黄君华、龚伟民、张新民、李剑平、龚华基、刘克立、张爱群、黄新新、周宝珠、刘大权。

    1987年8月30日，缅甸华校广东校友会成立大会在广州沙面南街34号广州侨胞活动中心举行，陈东明任会长，黄仁生、曹元章任副会长，曹元章兼任秘书长。

    1989年1月1日，缅甸华校广东校友会第二届理事会通过选任曹元章为会长。

    1992年12月27日，缅甸华校广东校友会更名为：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

二

    曹元章的“接班人”黄仁生于1945年出生于缅甸，比曹元章早三年回到中国。

    1962年奈温政变夺权后，为建设“缅甸式社会主义”而实行激烈的经济国有化措施，导致缅甸经济紊乱、物价飞涨、食品短缺，走私和黑市盛行。此措施对印侨、华侨等外来移民带来很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四十万外侨离开缅甸。黄仁生的家庭本来就贫困，10岁那年，父亲失业，一家人生活无着落，他和大妹妹差点要卖给人收养。他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帮补家里。却碰上了奈温政变，父亲连小生意都做不成，他也失业了。一家人在走投无路之际，拿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批准回国的签证。1965年6月，黄仁生一家圆梦“回唐山”。

    与曹元章回国后的境遇相似，黄仁生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卷了进去“运动”了三年，后来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海南岛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海南岛农场的生活十分艰苦，一个月吃不到一次猪肉，还经常打台风，青菜也很缺乏，长期用萝卜干和酱油下饭。怀着报效祖国之情的黄仁生无怨无悔，深耕在海南岛的深山密林里，还把父母和弟妹也接到海南安了家。1981年，广东省委为了恢复和组建侨联，到各地物色归侨干部，爱岗敬业的黄仁生被“相中”，调入广东省侨联。

    经历过海外生活和知青岁月的黄仁生很快适应新工作，曾任宣传部部长、经济工作部部长、副秘书长。他认真钻研侨务政策和侨联章程，撰写文章发表，到基层侨联讲课；在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实施办法》咨询工作，以及修改《全国侨联章程》讨论工作中，提出的独到见解悉数被采纳。他一直关心华侨农场、侨房政策和华侨捐赠等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后来他被推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积极为侨发声，在华侨农场问题、落实侨房政策问题等方面写了不少提案。

    接任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会长职务时，黄仁生已近古稀之年。2014年11月23日，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召开，79岁的曹元章卸任，黄仁生被推选为会长。但鬓发斑白的黄仁生依旧思维活跃，常常思考社团的未来发展出路：“我们这种社团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一直以来社团的功能只是局限在成员之间的联谊团结、关心互助和对外交流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成员们的年纪进入老化阶段，多数人都在60、70岁以上，年轻的新归侨也少了，这种势态必然影响到社团的活力，甚至存在的意义。”是让社团顺其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还是认清新的形势，从组织上和功能上进行改革？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选择了后者。他们寻找“出路”的尝试很早就开始了。他们发现，暨南大学有缅甸华人留学生，人数多时达上百人。“这些留学生有着我们曾经的身份和经历，现在来到陌生的祖籍国求学。我们应该关心他们，应该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方面协助他们。”于是，从2003年开始，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视这些留学生为天然会员，吸收他们入会，并推选他们的学生会主席兼任副会长。年轻血液的注入，为“老人扎堆”的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带来蓬勃朝气。此后，联谊会每次举办的活动，都有青春靓丽的身影。同时，联谊会也活跃于缅甸留学生的校园联欢活动中。两者就这样互动而紧密联系起来了。

    与暨南大学缅甸留学生的合作，让黄仁生深受启发。他又把“发展”的眼光投向在另外一所大学。2016年12月26日，黄仁生受邀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听课”。“我想在交棒的同时，能为社团在新时期如何适应新形势，提升其存在价值寻找一条出路”，所以71岁的黄仁生还是饶有兴趣地去体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的缅甸语系课程。两节课听完，黄仁生发现了机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缅语系的学生在学习课程里有安排赴缅甸交流的计划，这些学生要到异国他乡学习，对当地的民俗、饮食、生活习惯、社交礼仪等，虽然课文有讲述以及老师会教导，但广度和深度是有限的。黄仁生提出可以利用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的资源，安排缅甸归侨举办座谈会或专题讲座，丰富学生对缅甸的认知。在学生进行口语表达环节，黄仁生发现大部分学生对缅甸语的单个字词发音很准，但腔调基本符合要求的不到一半。老师也发现这个问题，但由于腔调是受先天母语习惯影响的，比较难纠正，需要有语言环境进行长期练习。缅甸语在广东是稀有语种，学生日常练习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环境。黄仁生突然想起联谊会的天然会员——暨南大学的缅甸华人留学生。“联谊会应该为暨南大学的缅甸留学生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习缅甸语的中国学生搭建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这不就为学习缅甸语的中国学生创造了学习口语腔调的原汁原味语言环境么？！”黄仁生创造性地活用起联谊会的资源，对学校新式教育，甚至对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自此，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有了新的业务拓展。

2017年，黄仁生圆满地完成了会长使命，把交接棒传给了继任者。

三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发展至今，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吸纳会员200多人。联谊会会员中，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回国的热血青年，有新中国建国初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爱国青年，还有回国升学的少年。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单位和部门担任教授、高级工程师、医务工作者以及国家干部等，而更多的是在劳动生产第一线，默默工作的劳动群众。

    联谊会名誉会长王俊宏是1935年随寡母从缅甸回国的，那时他9岁。抗日战争战火的洗礼催发了王俊宏强烈的爱国之心，12岁时成为少年抗日队员，并立志投身教育而救国。17岁的他开始在家乡梅县教书育人。1948年，他应长兄之邀回到缅甸，因当时缅甸的华侨学校缺乏教师。重回缅甸的他，创办了华侨华人子弟学校并任校长，在华人社会中享有盛名。1950年，中缅建交时，他协助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侨务工作，还受到来缅访问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叶剑英元帅等的接见。1964年起，中缅关系恶化，他团结爱国华侨进行抗争，并协助安置归难侨回国，而成为缅方监控对象。1968年，他离开为之奋斗20年的华文教育事业返回祖国。王俊宏在结束华侨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岁月后赴香港定居、创业。在港创业成功后，他又回到深圳开创新的事业。事业有成的他，不忘桑梓，为教育和公益福利事业出钱出力，其中连续14年发放“王俊宏教育助学基金”，资助困难学子读书。2003年，他荣获“中华爱国之星”的殊荣。

    1953年回国的热血青年郭联美，是一名缅语资深翻译译审专家，在某部队从事缅语教育工作，为祖国培育了无数的缅语翻译人才。现在是一名部队的离休师级干部。1993年从部队退役后的他，继续为中缅“胞波”情义把好翻译译审关，在《云侨网》及中国政府对国外发行的缅文《吉祥》月刊从事翻译译审工作。《吉祥》月刊为中缅两国文化、消息互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吉祥》中文版，把缅甸的经济、旅游故事讲述给国内的读者，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缅甸；《吉祥》缅文版，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政策，讲述给缅甸读者，让缅甸读者更加了解中国。

    联谊会副会长张新民是缅甸归侨中少见的解放军正师级军官。1951年回国的张新民，先后进入广东省华侨中学、中山大学外语系学习。1963年，他被分配留任中山大学，到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研究缅甸史。他的学者生涯还没来得及正式开始，因越南战争爆发，中国要援越抗美，广州军区急需征集英语人才。他决定投笔从戎，应征参加了解放军。退役后，他被调入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任教，当一名英语教授。张新民对缅华同侨、对第二故乡缅甸有深厚感情，晚年积极推动中缅两国的文化交流，把缅甸华侨华人及归侨喜闻乐见的缅甸歌词翻译成中文，编译了《缅甸歌曲精选》；负责和参与编辑出版了《缅华人物志》第二集、《缅华诗韵》、《缅华散文集》等。

    每期的《南粤胞波》总有一两篇关于观察和研究缅甸局势的文章，均出自联谊会理事、著名缅甸问题研究专家林锡星之手。1965年从缅甸回国的林锡星，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1970年调到广东外语学院任教，1980年调至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缅甸问题。他对缅甸政局、经济、文化等问题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几百篇，并多次接受凤凰卫视、新加坡电视台、美国CNN电视台、美国之声、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媒体对有关东南亚局势及缅甸问题的采访。

    “联谊会还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关珮玲如数家珍。如，1968年回国的梁国贞，因在缅甸读书时学习过英语，1993年被受聘为佛山市医药总公司属下一个小厂任外贸销售经理。那时，这个小厂仅有24名员工，年产值70多万，还曾一度濒临倒闭。梁国贞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与单位共克时艰，终于让单位发展为有720名员工、年销售额达4.5个亿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95%的产品出口至全球88个国家。联谊会副会长姜渝萍，从小坐着吉普车和听着缅甸老妈子教唱的“瓦城花朵”长大，与远征军的父亲聚少离多。在教育事业岗位退休后的她，念念不忘“打捞”远征军的历史，笔耕不辍，记录和整理远征军老兵、缅甸老归侨的口述，为后人留存那一代人的历史。还有“60”后的会员曹国秀、陈权威、李涤霞、陈共富、吴月惠、曹国宏等，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发挥语言特长优势，当好中缅贸易往来的使者。

四

    相较于同时期成立的一些归侨社团陷入老龄化、少活力等窘境，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却愈发年轻与活跃，且不断发展壮大。这与联谊会采用“阶梯式”人才培育方式储备年轻骨干队伍有很大关系。

    2017年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第十三届理事会议召开，黄仁生卸任时提议增选一些年轻富强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选。经过全体理事投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成员中出现了“60后”，而“50后”的关珮玲被推选为会长。

    1955年出生于缅甸的关珮玲，与曹元章同一年回到中国。那时她才13岁，跟着17岁哥哥回到广州，父母仍在缅甸，哥哥成了监护人，一同被安置在清远华侨农场。在那里，她与曹元章成为“农友”。当时的清远华侨农场，有很多印尼和缅甸归侨，按挣公分计算酬劳。未成年的关珮玲不是独立劳动力，只能靠未满18岁的哥哥挣工分。“1968年每人只有6元/月生活补贴，生活很苦。”关珮玲回忆，放学后她要下地干活，“我们自己再种点菜，养几只鸡生鸡蛋，改善生活。”

    关珮玲在清远华侨农场度过了十数载的岁月。在农场中学毕业后，从生产队的会计、生产队长、农场团委书记、绣花厂厂长，一步一个脚印的在领导和老归侨、老场友的帮助下逐步从一个“黄毛丫头”成长，在哪艰苦的岁月里得到了磨炼。直至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华侨农场的很多归难侨得以陆续调回广州、深圳，安置在侨联侨办下属的企业或相关部门。关珮玲也于1981年被调至广东燕塘企业，又于1984年被调至广州市防疫站。

    1987年，曹元章倡议成立一个广东缅甸同侨组织，联络分散在广东各地的缅甸归侨。关珮玲从组织初创起就跟随，后来成为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学习管理会务和负责财务工作。“社团成立时人很少，只有30多人。没有经费，全靠自筹。我们是一块一块几毛钱地筹起来的，共筹了200多块。”关珮玲回忆起社团成立之初的经济窘迫，但大家热情很高，因为一份归侨的情结。

    在曹元章、黄仁生等前辈的“传帮带”培养下，关珮玲渐渐成长起来，参与更多会务工作，除了组织每年举行一次“粤港澳缅甸归侨侨眷联欢会”，负责编辑于1997年创办的内部刊物《南粤胞波》。至今，《南粤胞波》已出版了二十期，刊载了大量缅甸归侨史料、缅甸学术论文、联谊会资讯、会员文学作品等等，丰富了缅甸同侨的交流。

    随着联谊会会务的拓展，2000年起，为扩大与广东以外的缅华同侨进行联谊和交流，不少会员自费组团“走出去”。到澳门、香港、昆明、江西，以及返回缅甸仰光和曼德拉，参加世界缅华同侨大会等活动。关珮玲协助接待来粤交流的各地缅华同侨，以及参与组织2004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世界缅华同侨大会”。

    2007年，关珮玲从工作岗位上荣休，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联谊会。联谊会没有向会员收取会费，主要靠会员和社会热心人士捐助，经济条件有限。关珮玲在联谊会，长期担任财务工作，她注意做到：收好钱、管好钱、用好钱，把钱用在刀刃上，使联谊会每年的粤、港、澳缅甸归侨侨眷联谊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受到参与者的好评。没有办公地点，在网络社交还不流行的年代，联谊会的理事开会都是轮流到各家去。2014年，关珮玲与时俱进建立了“理事微信群”，实现了网络“办公”。关珮玲十分尊重前任会长们和理事成员，会务工作事无巨细都会通过微信群及时汇报，与大家沟通和商议。这种便捷的“办公”方式不但紧密了联谊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也让联谊会的会务更加有效运作，活动日益多姿多彩起来……

    关珮玲担任会长一年来，接待了两位缅华子女的电话求助，一位是早期出国留学，因为没有办理好相关手续，照成了学业结束回国后，原工作单位没有给他买社保而到了退休年龄无法领取养老金；另一位是因儿子申请入党，需要开具其政审证明，由于当时的工作单位已经改制，在移交他的档案到街道时丢失，无法开具证明而向联谊会求助。这两件事，虽然作联谊会作为群众团体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职能和权力。但是，关珮玲还是耐心听取他们的诉说，帮助他们想点法子。这两件事也说明缅甸归侨联谊会不仅仅是缅甸归侨的“娘家”，他们的子女遇到困难时也能得到“娘家”的关怀和帮助。

    忙碌于会务之余，关珮玲紧密联系缅侨的第二代、第三代，吸纳和培养青年骨干，延续联谊会“传帮带”的作风。曹元章的二儿子曹国秀，就是其中一位被提拔上来的副会长。出生于1964年的曹国秀，算是文革时期受排华事件回国的归国华侨中最年轻的那一批。四岁回国，八十年代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工作，也因为其专业的文学功底，近年也活跃于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界，是东南亚华文诗人协会，缅华笔友会会员，在多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等文学作品，并能说流利的缅甸语，目前从事中缅贸易和翻译工作，在父亲的影响下曾多次参与联谊会的活动。在联谊会成立三十周年暨2017年度粤港澳缅甸归侨侨眷联欢会上，曹国秀稳重、幽默的主持风格深受300多名与会人员的好评。

    缅甸归侨侨眷郑嶸，是一名企业家，自创翻译公司，主要负责企业和个人的缅语翻译，自2016年成立以来接待公安或司法部门的各类翻译60多例。

    与前两任会长的观点一样，关珮玲也认为：联谊会的发展在于年轻血液的注入。“下一届理事会的召开，我们将吸纳更多年轻有为的缅侨二代，并推选他们担任联谊会的重要职务，”关珮玲认为，他们就是联谊会的未来。

    2018年8月29日，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关珮玲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的殊荣。

    获得荣誉后，关珮玲更深感肩上责任的沉甸：“这个荣誉应该属于广东省缅甸归侨联谊会这个集体，是这个集体成就了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