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 洪流班 寸守恩

一、周禾书校长

周禾书先生和黄重远先生回国后，定居在昆明，我常去看望。

1983年3月的一天，接到周先生去世的讣告，心中难过，有深深的失落感。向遗体告别时，我流下了眼泪。最后，先生安葬在昆明郊野公园公墓。

想起生性慈祥、温和的周先生，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1964年尾，先生回到昆明。我就去看望他。他跟我们说：“领导要安排我在北京等分配。北京冰天雪地的，不如在昆明等。”又说：“香港的大儿子要把我和老伴接去。昆明生活水平低，去香港要花很多钱。我没去。”

五年后，我回到文革中的昆明，再一次去看他，他关切地说：“我随时都想着你们，为你们担心。”他一反常态，气愤地告诉我，造反派要他写揭发黄重远副校长的“特嫌”的材料。他坚决写道：“黄重远同志绝不是甚‘特务’，而是被‘特务’盯梢的人！”

当时，昆明很穷，他经常抱怨“上街吃米线寡唠唠(昆明话，清汤寡水之意)的，没油水。”省领导征求他“如何搞好对缅贸易？”他提出“法制，诚信”四个字。有人还不以为然。

四人帮倒台后，先生心情愉快，高兴地对我说：“要不是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绝不会有这种局面！”言语间流露出他内心的喜悦。

先生性情随和，平易近人，和在仰光时一样，朋友很多，客厅里不是他的老友，就是南中在昆的师生。在他家我曾遇到过郑工千等多位老师和同学。每次见面。先生对我们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一次，我说先生“有福气”；出乎意料，先生回答我：“有福就有气。”我顿时明白，事物都有两面性，看问题要一分为二。

当时，先生的老伴还在，二儿子是医生，住处离他不远，经常来照料。两个女儿同在昆明，三儿子与他同住，生了个孙子。先生为小孙孙起了个爱称：“孙悟空”那时先生经济宽裕，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

先生曾任全国侨联常委、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文史馆馆员。八十高龄的晚年，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糖尿病、中风等折磨着他。后期到昆明圆通山看樱花闪着腰，自己穿衣服都困难。但老人家还是那豁达乐观。

先生长髯飘飘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

原栽《南洋中学校友会(香港)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P6)

二、黄重远副校长

南中时学者风度，文革中嫉恶如仇的黄重远副校长，于1997年10月10日去世，享年87岁。我十分难过，又一次失落！

先生在缅甸生活了几十年，对侨胞十分了解，感情深厚；对文革中归侨的处境十分同情，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咬牙切齿，愤愤不平；以至于后来，我们都不敢把听到见到的社会上的不好消息告诉他，怕刺激他发火。

先生生性耿直，爱憎分明。在缅甸，先生是缅华教师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文革中，他常为蒙冤受屈的归侨教师写材料、出证明，让他们洗清历史、加工资。他处处为人着想，领导分给他两室一厅的房子，他祇要一室一厅，把大房间让给别人。每次单位加工资，他都把自己的份额让出来。自己的收入不算高，还经常汇钱接济困难的亲友。

先生对归侨──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一视同仁，一样对待，关怀备至。他家成了专县上昆归侨的“接待站”。两个女儿常用三轮车接送到他家落脚的归侨。师母热情接待，毫无怨言。昆明郊区的同学进城也投宿到他家。我就在他家吃住过。他家是我们在昆归侨的庇护所。一次，有两个南中校友结婚没房，他临时腾出一间卧室，让两位青年如期在家举行婚礼。为此，美国、港澳等地曾有同学写信劝他“少接待，少联系些人，以免负担太重”。先生却固执地回答：“都是我的学生嘛！”言下之意，我不管谁管。

先生在南中教过我历史。他学识渊博。我常向他请教语言问题。他说，缅甸英语受西班牙语的影响。T、D不分，B、P不明，比较生硬。我由此增加了见识。

一次在先生家，我见先生客厅挂着中侨委主任，画家何香凝老人画赠他的国画《虎图》。我惊喜万分，站在画前连连欣赏。这可是十分珍贵的国宝！先生得此殊荣，亦在情理之中。

先生生前曾先后任全国侨联委员、云南省侨办副处长、云南省侨联副主席、顾问，还倡导组织“云南省侨史学会”。这个学会至今还在，继续着先生未了的侨史收集和研究工作。

他逝世时，我因病未能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终生遗憾！今天，写这篇追悼文章，我泪眼模糊，强忍心中悲痛，把它写完。

两位校长都不在了，有事我问谁？

原载《南洋中学校友会(香港)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