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连回忆录》重返缅甸路漫漫

作者：黄连

昆明四季如春，景色秀丽迷人。一九四五年春天,正当昆明万花齐放之时,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聂守光先生(聂耳的哥哥,前仰光兴文银行经理)突然邀约曾经在南洋一带生活过的文化界人士座谈,其中包括田汉、马思聪等知名作家、音乐家，通过两次真诚的交谈，也就组成了“南洋图书出版公司”。但是，没有资金，怎么办？田汉倒是乐观的,他说：“飘洋过海到外谋生的华侨，都是两手空空的,他们却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何况我们文化人？正义的事业，广大侨胞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没有资金有什么可怕呢？”田老的真知灼见之言，犹如一服兴奋剂，在座的莫不喜形于色。因而，座谈会气氛更为轻松活泼，从而也加强了大家的信心。

我们四条汉子─郑伯华、林景章(绿涛)、卢方可(卢云)和我，应邀参加座谈会之后,林景章立即自告奋勇，乘坐滇越鐡路的火车，去越南开阔新天地。自此之后，他则毫无音讯，未知生死如何?卢云则任仰光兴文银行秘书职务,是否仍留在昆明工作,则不得而知.。郑伯华原任仰光华中语文教师,他于昆明一二一事件之后，取道柳州到香港去,初在达德学院任教，其后转至新加坡中正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并在新加坡组织家庭。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恩师曹靖华去电邀请他回国参加工作，电文被新加坡当局检查发现,当时竟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他随即携带妻儿返回北京。初在文化部担任俄文翻译，其后又调至武汉大学担任俄文系主任。文革时，在泉州病逝。此是后话。我则决定重返缅甸谋生求发展,而在兵荒马乱之后，又是赤手空拳,谈何容易啊！

当我正在准备遵照“公司”的指派重返缅甸的时候 ，昆明正在掀反飢饿、反压迫的民主运动热潮。这也抗战胜利之后举国欢腾的人心反映。但是蒋帮反动派却是蠢蠢欲动，甚至张牙舞爪企图反扑。民主人士李公朴晚间看完电影步行回家途中，遭埋伏在北仓坡的蒋帮特务，即以无声手枪杀害李先生。这时昆明人民要求民主的气氛更加沸腾。闻一多老教授勇敢地走出书斋,主持悼念烈士的路祭,主持李公朴烈士的追悼会。他在这大礼堂的会上，严词痛斥特务的血腥罪行,并指责混进会场的特务：“有胆的,站出来！”闻一多教授于会后回家途中,也在西仓坡惨遭特务枪击,重伤殉难;其子掩护闻教授，亦受重伤。蒋帮如此疯狂地杀害民主人士，因而引起一二一的大示威游行。这时昆明笼罩着紧张气氛，有两位参加游行的师范学院女同学，又遭杀害。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面对蒋帮的血腥暴行,人们都是痛心疾首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不愿屈服，就是一例。

由于抗战胜利的鼓声,响彻全国,而流落在昆明的避难者，都准备打回老家去。我的朋友也都星散了。好友郑伯华说 ：“走吧,不要再迟疑了！”他果断地到香港去,而我虽是准备作些小生意，但终于一事无成,只好乘坐邱老先生的顺风车,黙黙地回到缅甸仰光来.。

一九四六年初,我单枪匹马,两袖清风,回到了仰光,我怎能闯出天下呢？当时,仰光的朋友们, 经过二次战乱洗礼，加以日本军国主义者残酷抢刧之后,市场一片萧条,到处是战争的创伤,人们的心里仍有余悸,老友邱巴寗(少如)兄,是一位坚强的文化战土,战乱之时流落山芭,生活奇苦,提起战争,他也是摇头叹息,真是一言难尽。

当此刧后余生之际,亲友们为重建家园,或求一栖身之所,己是焦头烂额,处此情况之下, 我欲走向何方?！前路漫漫。

   当我正在惶惶不可终日,无以自处的时候,恰好我在集美高中的物理老师邱丕泰先生,(曾任中华学校校长)亲自到我的住处邀约我到“中华”任教,为了吃饭问题,我即答应服务一年。一九四七在诸位侨贤的倡议下,创办了“仰光南洋中学”。我也忝居末座,担任创委兼中文秘书,并在南中担任专任教师,每月生活津贴仅六十元而己。一年之后，我又转至华中任教。为了生活,只好如此奔波。奈何,无可奈何也！

   当时,我虽是单身汉,但是，居无定所，我在集美校友会的地板上，也就捱过很长的日子，回想当年，甚是可笑,也是一段辛酸的经历。

图书出版两头空

  南洋图书出版公司”交给我的使命,就是开书店,搞出版事业,或办报纸、期刋。这时，我虽是单身汉,毫无牵挂，但是，我又有什么能力创造出新局面呢？   

记得李公朴殉难之后，夫人张曼芳女士,以及北门书店经理王健先生异口同声地说：“小黄,只要你能为我们两个人筹备一笔返回石家庄的旅费,“北门”的存书,你可以全部拉回缅甸去开书店”。我乃无辞以答,爱莫能助。我哪里来这一笔资金呢？恰巧萧岗和林雄才合作，来到昆明采购书籍，据说通过潘大逵教授(云大)之介绍，即与“北门”洽谈；很快的达成恊议。萧岗有选择地拉回一大卡车的书籍，也就回到仰光开办“南侨文化供应社”。当时战乱之后，书籍奇缺之时，能为侨胞补给精神食粮，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不久，以龚子宏为首也开设了“南侨图书印务公司”，并以黄绰卿(阿黄名名)负责管理。文华书店、正文书店，相继开张营业。这些书店都是有背景、有资力的。所以一九五零年国内生活书店的代表来到仰光，准备开设“生活”分店，他们了解了市场的实际情况，觉得难以插手问津，也只好打道回府去。正因为这样,我开书店的打算，祇有作罢矣。

不过，我对出版事业，是有兴趣的。一九四八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我以文艺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当时文恊尚未复办)邀请文敎界人士集念,并出版特刋。作为刋名的“鲁迅与文武流氓”，是巴寗的大作。常任侠也寄来诗作一首，算是战后出版特刋的苐一炮。一九五零年,为了纪念“五四”,又出版了特刋“论文风”,却引起轩然大波。特刋阐明“科学”与“民主”名正言顺,并无非法无理之词。但是，没有请示，犯了忌，特别有些作者，不为“当权者”所欢迎，譬如章英奇先生。“当权者”也就借题发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乎？！

   为了迎接新中国诞生，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和巴寗、阿黄名名、林和济、苏佐雄等穷文化人，倡议创办周刋，作为对敌斗争的哨兵，并以我的名义，申请出版执照。不久，当地政府即批下来。但是，没有资金怎么办呢？幸好南洋图书印刷公司老板龚子宏先生慷概捐助三个月的印刷费用，包括纸张，我们几个穷文化人欢喜雀跃，“生活周报”也就创办起来了！这也就是老前辈田汉先生的预言“赤手空拳”也能闯天下。

   “生活周报”的创刋，由于缺乏营养资料，因而在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遭遇不少的波折。过去,我没有办报的经验，只有一股冲劲，没有全盘计划的设想，更不懂得集资，没有资金，寸步难行,我自以为不求人是高尚的作风。这种封建思想，实在是不可取的啊！其实报刋是群众性的，报导侨胞的心声，应该是侨胞所喜爱的。“生活”因为没有资本，不发稿费，全体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譬如林芳彦、曾青春和陈荣源等三位同学，初办之时．都是义务派报的．这种工作精神，给以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生周”初办之时,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我们也都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毫无怨言。但是，日子长久，这样捱下去，也造成最大的失策。

  巴寗同志书写生活周报的刊名之后，亦即卧病不起，不久他又不幸病逝。“生周”初创之时就失去了一股主力，也是缅华文化界的一大损失。所以,由苏佐雄手上，所有巴寗杂文的存稿，集一小册，“生周”出版了“开路集”，作为纪念我们的战友－巴寗。这是缅华于战后首创出版的，文艺性的书刋。

  生活周报”当时深受读者的欢迎，发行量也不少。但是，派发至缅属（俗称山笆）各地的报份，报费回收极为困难，如果报费回收至百分之六十，还能勉强下去。当时我是单身汉，没有家室之累，而我一人打三份工，工资还算不错，只有自己掏腰包，艰苦支持下去。就这样坚持了三年多的时间，实在无能为力，最后只好无代价、无条件地交给公家接办，我则转任编辑，朋友们都责怪我出卖“生活周报”。事实如此，奈何，奈若何哉。

   我于一九五六年秋天回国学习，赵海（南国画报总编）也是先后到达北京的。我们两人被安排到北大新闻系学习三天，每天清晨就在车站附近的小食店，吃了豆浆油条，坐了两段车，才能到北大（中关村）。其余两天，就到人民大学，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这样花了一学期的时间。而在我回国期间，“生活周报”也就无疾而终，关门大吉了。“生周”的历程，虽然是坎坷的，但是比起二次大战前夕的“晦鸣周刋”（王雨亭、陈兰生创办的），“新知周刋”（黄毅主编的）以及战后的“伊江周报”，“生周”算是长命的。

  作为对敌斗争的哨兵，“生活周报”由于敢言，也敢于揭发美蒋特务的丑恶面目，因而也遭受敌人的暗算，两次对我进行人身袭击，首次我的左手骨被打断，凶犯也当场被捕，并由当地法庭判九个月的监禁。这说明敌人不甘于失败，仍在作死亡前的挣扎。

  我与新闻工作之所以结了缘，那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日本军国主义在珍珠港事件后，首次轰炸仰光，黄毅当时是“仰光报晨刋”编辑，约我到灾区廵视，回来之后，目睹灾区惨状，惊心动魄，两人在我的宿舍里，喝完一打黑啤酒，黄毅又拉我到报馆去帮手，我说：我是门外汉，什么也不懂。他说：你可以给我壮壮胆，做校对的工作也就行了。到了报社，只有排字工人陈清欵一人，黄毅是个多面手，什么都做，从写稿，听收音，编报，至排字，他都懂得的。他单枪匹马，一直搅到早上两点，排版上机付印时，我们两人才回来休息。他以负责任的作风，愉快的心情工作。而我也以他作为新闻工作的引路人。其后我又回到昆明时，适逢郑伯华的朋友患病，请他到“正义报”代为编报，我则因闲来无事，晚上常到“正义报”和他聊天，老郑是我的同班同学，无事不谈，他把编报的要点提纲详细地介绍给我，我也耳儒目染之下，甚感兴趣。郑伯华可以说是我的新闻工作的带路人。而我爱好语文的由来那是在集美高中时，许钦文老师给予我指路的明灯，鼓励我要多读多写，多读鲁迅的著作，多冩日记，并以我的作文选登校刋。

  我当上新闻工作的小兵，即不断地读报，不断地学习，从实践中吸取经验，一九五九年我在北大新闻系听课，算是有了正规的理论学习，使我深受教育，也认为当记者编辑，也真是不容易啊！

  我于学习之后，返回仰光，被分配任人民报副总编辑，主编国际，国内新闻版，除了正常编务外，我以新兵(新闻工的小兵)笔名，以撰写章回小说的形式，解释新闻的来龙去脉，受到读者喜爱。一九六二年春，我调任新仰光报总编辑，仍不断地读报学习，从实践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资料，亦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但是，说来话长,有一种人，不懂专业，愚昧无知，旣不懂写标题，也不会写社论，竟然当上总编辑，依赖权势，出入以小车代步，乱舞指挥棒，真不知人间有xx事！

  谈起编报的经验，真是可笑，也太荒唐了。正当我在“人民报”工作时，正是国内大吹浮夸风之际，什么亩产一万斤粮．．．．等等消息，我认为没有理由，也不合逻辑，也就不刋登出来，但是还挨了批评。而且编辑思想，只知国内有婚姻法，宪法，其他法律一概不了解，真是成为无法无天的世界了！这样盲目的编报，岂不可笑吗？其实，直至今日新闻法还未出笼，国内传媒，又是依靠谁来拍板呢？

  我对华文报刋，还是有感情的。一九九一年,当时华人，华侨希望有一份华文报，他们也表示如需要资助，尽可以提出来商量。这是为了下一代不会忘记中国文化，而且也是中缅文化交流的实际行动。因此，我通过朋友的联系，得到当地有关方面的黙许。不过，发行人及报社经理要由缅甸朋友担任，我和林和济,赖保罗等则负责筹备资金，以及包括一切的生产设备。对于如果以招股的形式集资，再交给经理去处理，投资人是否有信心？我们的思想保守，所以迟疑不决。及至通过公开渠道，并以正式申请执照的办法，就这样折腾了三年多的时间，也花了不少钱，又是自己掏腰包的。九六年二月十二日，我的日夕相处的老战友－林和济不幸病逝仰光，我孤笔作战，己是筋疲力尽了。所以复办华文报的美梦成空。

追随革命志不移

  我一向是不会标榜自己,及不会涂脂抺粉来美化自己的。我也一向主张做人要有独立的人格，不能阿谀附和,更不能随风倒，这是我做人基本的原则。 

我出生于福建恵安南方的一个农村,我的祖父名叫黄德宣, 农闲之时,他即编织草鞋,所以乡人称之“草鞋宣”。家贫,两位伯父都先后南渡谋生,并均葬身缅甸。先父黄士珍,名列幼儿,比较幸运,他有机会入书塾读书,但他却赶不上秀才考试,婚后亦到仰光担任财副(即记账兼任写信),三十年代,他受新思潮感染，喜读新青年杂志以及鲁迅的著作,所以他写的书信,都用语录体。先父的思想也是开明的。而我于七嵗时,母亲逝世，失去母爱,而父亲又到海外谋生,祖父是最疼我的。

我在家乡进入改良小学读书,十二嵗时,转至恵安县城高小一年级上学,当年冬至时,我步行回乡过节,适遇土匪高为国入侵东园区,先父及乡中父老九人遭绑票,情况突变,我迫不得己赶至泉州央人营救。我在泉州寄宿于表兄经营的铁工店里。先父等赎回之后,经世伯庄思哲的劝告,我即以同等学历,考入泉州晋江中学。

   晋江中学是福建省办的,全校师生将近三百人,校舍就是以前秀才的试场改建的,校长陈泗孙是国民党的老党棍。当我上初中三下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副主席,那年夏天学校指派要宣传所谓保甲运动,晋中被分配到青阳、灵水、安海等地区去宣传，夏天苍蝇多，卫生设备差,饮食起居又很麻烦,一星期后回校，多数同学泻肚子,又要立即举行期考。因之我们要求学校当局延期考试,或于下学期提前开学进行补考,陈泗孙坚决拒絶,学生会也就针锋相对,呼吁罢考,全校学生两百多人,只有两人赶考。纠察队也就把这两位同学包围起来，学校当局通知警察捕人,学治会主席也就溜之大吉,我即与警察捉迷藏,当时地下党组织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把我掩护起来,一个月来我和他们接触交谈,而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朱汉膺建议并作为介绍人，吸收我参加组织。当时，我只有十五歳,什么也不懂,不过年青人有冲劲,不为名利,说干就干,什么也不怕,这是事实。及至我上集美高中,当时白色恐布至为严重,也没接上关系。直至五七年我回国学习时,我奉函朱汉膺老师(晋江公署合作部长)，郑重表示,我一向在党的周围工作,坚持爱国立塲,维护民族气节,追随革命是志不移的。朱汉膺老师立即复函北京要我回缅途经泉州时,谈谈我的组织关系。我也一再表示,我在海外生活散漫,也无纪律,只要心向祖国，意志坚定,也就行了。记得我在观光时，廖承志对印尼团不懂中国话的华人说：你们不懂中国语言,那也不怕,只要你们热爱祖国,不必标榜自己,心中有了红太阳,把国旗挂在心头上,也就百无禁忌的。廖承志的话，给予我很大的启发。

   一九五七年秋天,正是反右斗争热火朝天的时侯，我在泉州,会见了朱汉膺老师,他简朴的生活,和当年是一样，并不因为官有所不同。他说,对于“关系”，人们是梦昧以求的,你为何一再表示不同的看法,真是奇怪事。我说：空有其名,作用不大,何必自欺欺人呢?我们相对无言，心灵却是相通的。一九八七年我回国时，朱老因曾遭受打击,体弱多病,不幸己辞世了.我们没能再之晤谈,深以为憾。

回想我走在人生的大道上，从十五岁起，参加了党组织,思想认识有了新的转折,所以,我在集美高中毕业后，适逢“八一二”淞沪抗战,我因投考大学受到阻挠,只好回到惠安担任小学教师。由于思想开朗,在这个期间,我和同乡的朋友们,组织篮球队、剧团,并在农村廵廻演出“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深受农村人民的欢迎,也为抗战贡献出一点力量。

   从此以后,几十年来,我追随革命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不论是在国内或在海外工作，不论是我的讲话,或是写些不成气候的文章，我是坚定地站穏爱国的立塲,维护民族气节的。这是可以检验的。譬如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时,适逢新四军事件发生,因而有进步思想的同学，都想转移学习阵地,其后小徐(原在昆明演出阿Q正传扮演阿Q角色的)和袁惠慈一对情人,辗转至陕北鲁艺学习,我们华侨同学九人,生活在一起,则仍留校上课，即使白色恐布异常紧张,我们也处之泰然。还有徐欣堂(又名日琮)至云南建水时,由于经济条件的困扰,就在建水成家,抗战胜利后，他又来到仰光工作,最后担任南洋中学校长。(按徐日琮于1995年病逝北京)

我来缅甸五十多年了，初任教师,四九年起,则从事于新闻工作,创办“生活周报”,并参加社团活动,历任联合活动的秘书长,例如周总理于六二年率领300人综合性代表团访问缅甸,我即脱产参加社团的大联合,(当时参加的社团,仅仰光一地逹一百九十六个单位,盛况空前)负责组织工作,一星期后,周总理事先回国，陈毅、罗瑞卿两位副团长代理之,在华侨团体的欢迎会上,记得罗瑞卿简单明暸地宣告：“祖国是华侨有力的靠山”。这犹如一支强心针,与会代表莫不欢呼鼓舞，这样热烈的景象，历历如在眼前。

   海外华侨,华人都是炎黄子孙,他们离乡背井到异地谋生,大家也都有了互助互济的美德。这是我旅居海外五十多年亲身体会到的。而我不论在学校或在报社工作,侨胞都给予很大的支持。也就是说，我所以能在海外生存下去,侨胞们的爱护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是非分明座右铭

抗日战争的炮声响彻了祖国大地,掀起了海外华侨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一九三六年,陈嘉庚在新加坡组成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东南亚各地区的胞热诚相謢,闻风而起。总会一方面捐助抗战必需物资,一方面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先后分批到了昆明、贵阳、等地区,或担任运输服务,或在工地作维修工作,特别是大后方的输血管─ 滇缅公路上,都有华侨机工驾驶运输货车日夜不停地奔驰在公路上，输送抗战必需物资。这些司机好汉,为了祖国的抗日战争，远度重洋、不畏艰险、无怨无悔往返于惠通桥的大道上,那种精神是值得人们钦佩称颂的,

    一九三八年,陈嘉庚率团经滇缅公路回国,实地亲察南侨机工服务情况,团员包括侯西反,李铁民.庄明理等爱国人士,途经仰光时,在各界的欢迎会上,陈嘉庚主席呼吁：团结爱国,支援抗战,并会见了旅缅集美同学,当塲就笔题词:“头可断,血可流,是非不可不明”。这是陈老的肺腑之言。我于四零年因家父患病,从昆明赶回仰光,看到这幅题词,深受敎诲。所以从此之后，以“明是非、求真理”，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在现实的社会中,是非不明,夸夸其谈者,何其多耶？！

   陈嘉庚主席一行滇缅公路视察抵逹昆明,当时我在昆明补习,准备投考大学，刘维彬(菲律宾侨生)和我两人，代表厦大集美留在昆明的同学,邀请陈老到西南联大演讲,却被拒絶。其实陈老初抵国门,对国内实际情况,不甚了解,我们意欲作简单的介绍。譬如陈老在新加坡时,为陈仪推销福建省公债,这是不合事实的。及至南侨代表团,从昆明至重庆,特别是周恩来邀请陈老一行到陕北,延安走一趟.陈老亲眼看到后方的实际情况,又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会谈之后,陈老深为感动,所以,代表团在返回新加坡,途经昆明时,陈老立即告诉李铁民,通知我和刘维彬二人,他愿意接受联大学会的邀请,当时在大课室里,陈老作延安之行的的讲话,课室里里外外都挤满了听众,陈老以闽南方言演讲,由李铁民直接翻译为普通话,历时三小时,不时掌声雷动。站在室外的听众,自始至终,毫无倦容,深为陈老生动事实所感染。也没有人离开课室,这在昆明学府传为佳话。

陈嘉庚主席率团仍通过滇缅公路回到加坡的。而在他们的回归路上,蒋帮特务还是搅小动作,但是在南侨机工保护下,安然无事,顺利地回到新加坡。侯西反,庄明理则留在国内处理南侨机工事务。当时由于侯西反与国民党官员时有打交道,因而蒋帮通过邢森洲军统特务(海南人)拉拢侯西反，庄明理知之立即写信报告陈嘉庚。陈老回信坦然地说：不足为奇。又说西反年纪大了需要做官………。也就是说人各有志,何必大惊小怪呢？

   陈嘉庚倾家兴学的史实,人尽皆知。历史学家都有专文记载,恕不覆述.而我作为陈老创办的集美学校的受业生,也感到自豪的。

友谊交往喜相逢

为了移风易俗，仰光华侨每逢新春佳节，即举行春节文娱广塲。自五十年代初期起先后举办了九次，初设在柔美里虎，或在南勃陶球塲的旷地上，其后则在华侨中学内举办的。广塲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各球頪比赛，又有儿童乐园、剧塲和展览馆等等。老少同乐，十分有趣。每年举办一星期,吸引了观众十万人次多.塲每日有成千的工作人员都义务的,这是爱国团结的具体表现。但是,几年来积的劳动存款,一旦人为地化为乌有,不是太可惜了吗?

一九六二年春节,我们准备邀请苏敏上校(尼温政府的文化宣传部长)为广塲剪彩,海报己印好了,欢迎词也印刷好了,但是苏敏上校为了尊重旺枝准将(副总参谋长),他却建议我们改请旺枝准将,较为隆重。所以剪彩之时更为热闹,旺枝在致词中强调中缅的胞波友谊,并希望文娱广塲能够经常举行,这是有健康性的文娱活动,值得提倡的。我也因而和旺枝上将交上朋友,直至今日。旺枝准将是尼温发动军事政变的革委会成员,作为尼温的第二把手,担任副总参谋长,兼任财政部长,六四年于仰光大学生事件,自动辞职的。

   语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旺枝交往,正是淡如水的写照。我所以尊重旺枝上将,乃是他对中缅边界恊定,作出了卓越页献。而且他无官架子,平日交往,相濡以沬,实话实说。我们有时促膝谈心,毫无伪装造作,有时甚至可以提出相互批评的意见,譬如他在竞选失败之后,突然宣布退出政坛,我对此提出个人意见的看法,他也欣然接受,只是有无可奈何花去的伤感而巳。

   我原与缅甸友人吴觉迎是素不相识的,因他是自由同盟巩固派的顶尖人物,难于高攀的，不过有两次在与友人相聚之时，突然作为不速之客,因而我和他也交上了朋友,并在我和旺枝的聚会上,他也经常参加的。吴觉迎是亲西方的政客,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是他有主张,也有独自的见解.。譬如在六十年代初期,中苏交恶期间,苏联驻缅一等秘书,特别邀请吴觉迎作为他的座上宾,这个一秘，极尽挑拨之能事,席间当面对吴觉迎说：缅甸不怕来自中国的的侵略吗？吴觉迎直接了当地说：我在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告诉我说中国不称覇,更不会侵略他国,现在以及将来都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政策。他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苏联一秘哑口无言,不欢而散。

   由于对外的接触面小,而且我又一向搅内勤工作的,所以我的缅文学不好。但是缅甸朋友却是不少。例如三十志士的波延奈、波敏贡以及芝貌上校等政客名流,因为我以真诚待人,所以缅甸朋友主动和我交往，甚至三山五岳的人士,亦是来者不拒的。而在缅甸交际塲合中,离不开香烟和酒作为媒介的。当年我在人民报任副总编时负责国际、国内新闻的编辑工作,晩上有了应酬,我喝了酒；灵感来了,很快就把工作做好。是不影响工作的。也就在这期间,所谓领导人,公开批评我的喝酒习惯,说：“喝酒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也不答辩,认为这种人小题大作,太教条死板了,而且也认为他幼稚可笑而己。

说来话长,有一种人,公然干预别人交朋友,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比如陈伯甫老先生,在缅华社会,出钱出力,大公无私，特别是负责社团工作时,财政分明,丝毫不含糊了事,更是为人尊敬的。由于陈老耳重,而又关心国家大事,所以邀约到他府上谈论时事,我因尊重老人的风格,应邀前往谈心.而我和陈老谈论国事,却很费力,要大声叫,他才能听清楚,但是在陈府经常遇到x某(姑穏其名)他却横蛮地说：“他来干什么”？以为陈府只有这个大人物,才有资格登堂入室。其实,我和陈老谈心,即使穷,也不会向陈老伸手求援的,而这个大佬，却有求而来,不可同日而语啊！不过对于这种霸气，我看不惯，也是最不能原谅的！

华侨在海外谋生,几乎都是白手兴家的。由于华侨的艰苦奋斗,而且得到乡亲的支持,有了机遇,也就可以发展起来的。朱廉我先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朱先生是一位新型的资本家,以兴办酒廊起家的,虽然朱先生和我可以说是邻居,郄只是泛泛之交,见了面，点头打个招呼而己。及至我的集美同学吴思正，来到仰光就任人民报经理。他亲自对我说，这次来到仰光得到朱廉我无私的支援,真是过意不去,这也才使我认识了解朱先生。朱先生热心公益,乐善好施,从不求名,这是华侨资本家良好品德的具体表现。一九六七年六月廿九日他突然到我的家里来，一上楼抱头痛哭地说:6.26死难的同胞都是华侨的精英,令人悲痛惋惜！

朱廉我先生于六十嵗后,即告引退,而把一手创的事业交给子女管理。不过他还是作为顾问，比如民族印务公司，由他的女儿和女婿二人负责,而他经常到公司指导工作,但有一次,当年对敌斗争仍是紧张之时,他的女婿（民族公司经理）接受承印入台文件,而在排版后,竟有人以公报私怨,向中国领馆投控,朱先生为粤侨侨领之一,岂能如此疏忽呢?领馆立即召开侨领座谈会,朱先生当塲承认管理不善之处,必须检讨。并向在座侨领挑战说：我有勇气在国家代表机构面前承认错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其后朱先生又以万言书剖白自己的立塲,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这也说明当年左的可爱,鸡毛蒜皮的事，也要上纲上线,真是太荒唐了！

语云：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这句话不一定是正确,比如我与马寒冰认识是在厦门,而他于五六年率团访问中东国家道经仰光时,一见到我，就说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闲话过后，就叫我给他搞几粒榴莲。而我于五七年回到北京学习,他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两人对酒谈心，毫无拘束,甚至他的家事。也谈到他的工作,他说每月给妈妈、姐姐寄上安家费,他的心情得到宽慰。他到朝鲜前线去访问时，写下“白绫带”的报告文学，他把动人的故事,详细地介绍出来,使我有了共鸣。我则认为他在工作时烟、酒、茶三絶俱备,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也乐意接受。五七年青年学生大会在莫斯科擧行,他被任命为总团长,行前在东安市塲内宴请新疆军区司令员,我也应邀参加。就在那天晚上,他于和平宾馆彩排之后,凌晨回到家里,疲劳过度,心肌阻塞,不幸辞世。他的夫人是评剧演员,恰好她到天津演出去，家里只留下老妈妈和老马的小女儿,清晨八时半,马寒冰还没起身,小女儿到他的住房,才发觉老马己叫不醒了。马寒冰逝世之后,我又两次上北京去,但是遍访马寒冰夫人,都未得遇,这是我对老朋友深为抱憾的事。

话说回来，数十年风风雨雨,人事变迁,是谁也不可预料的.我于五七回到北京时,遇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我就把他们串联起来聚会，各自高谈濶论，别有风趣。这在当时的环璄下,是多么的难得的机会啊！曹绵之(和仁)原在外交部工作,经常有政论发表于报刋上,己在文革期间去世.,泰源(光荣)原在中苏友好报工作,亦己退休,远走美国定居,许学谦原是北大历史系讲师,亦逝世.现在留在北京,只有何扬,(原任马尔代夫大使)还有许冀闽等几个人。徐欣堂(曰琮)亦于九五年病逝北京.陈抗夫在广州,己于九六年夏天走了,同学中只有江国来,王忠诗,张文华等在香港,生活过得不错。而且相互照顾,难得之至。回想当年同窗之时，青年人,有朝气,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真是一片纯真,而今劳燕分飞,或己走完人生之路，想来，不禁悒然！

交朋友,广结善缘,喜相逢,可遇而不可求。当然，朋友之间必须相互尊重,互相信任,重要的必须坦诚以对,相敬如宾。这同酒肉之交,以利益为重者,不可同日而语之

游子为何不思归

诗云：“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但是侨居异地的炎黄子孙,都想落叶归根。特别是老年人,都有回乡养老的愿望。正如诗云：“飞鸟返乡兮，狐死必首丘”。我个人也有这点祈求,但是谈何容易啊！记得三年以前,曾经有几位年老的华侨要求回乡养老,甚至是家乡有了依靠的, 可是公文旅行,躭误时日,据说有两位老人己等待太久的日子,思乡心切,因而葬身异地。有的或因旅费己花光了,也只有望乡兴叹而己。而我作为穷文化人,每月工资养家尚嫌不足,及至六六年侨报停刋,我则成为无业游民。两次北上探询之下,得知海外的新闻工作者或担任教师的,如非国家公办的,旣无退休金,也不算工龄的。这样一来,海外文教界人士,正如鲁迅所说的：吃的是草,挤的是乳。只有黙黙耕耘,生死由命。即使如愿回乡养老,也只有喝西北风,那是多么可怜而又可悲啊！

海外游子絶大多数都有辛酸的经历,也都有一片丹心，热爱祖国。祖国就是娘啊！谁都愿意回到亲娘身边,呼吸着黄土地芬芳的气息，但是海外游子却得不到这样幸福的享受。难道是亲娘不愿意看到游子的归来？看不到游子的创伤吗？不问游子胡不归？或不回归,这是令人费解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随心所愿，就是任何折腾亦无所谓.。热爱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义务 ; 谁也阻挡不了的，甚至包括被遗弃的海外孤儿。这也是炎黄子孙天经地义的权利。

嵗月无情,我己是八十嵗的老人了。不过，现实的人生历程,旣无光辉的业绩可嘉,亦无为没落而悲，只是没有亲娘的爱，而抱憾之。事实如此，夫复何言哉？！

祇是，往事不堪回首,被遗弃的孤儿，也有一段幸运的插曲。我于六六年侨报停刋,己成为无业游民.,加上六七年626事件之后,我即申请回国工作,当时黄明达参赞(其后又来缅甸任大使)劝告我说：你如回国，将来侨报复刋，谁来负责编务呢？你还是留下来吧。因为四报的工作人员，为了生活，大部份移民或回国，其中排字工友走得最多。我的申请如果得到批准，国内的文革正是热火朝天之时,名正言顺的海外关系还吃得消吗？所以我感谢黄参赞的爱护，也算是幸运的。黄绰卿(阿黄名名)这时回到国内，不分皂白，也就挨了批斗，血压升高，一命呜呼。他为缅华新闻事业劳碌一生，毫无怨言，竟落得如此下塲，岂不令人痛心乎？这祇是赤子中之一例。

但是，正如范仲庵的名言说的所说：“宁鸣而死，不黙而生”我虽在余生之年，仍以自己的能耐，直言不讳，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聊尽中国人的责任。也就是说，我尚有何求乎？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初稿 ）     

后记

我是最平凡的人，名

不过，我的老同事张基绵先生（原驻英使馆参赞）两次旧地重游仰光。闲谈之下，承他一再鼓励我写回忆录。恰逢九七年初，我住院病瘉出院回家疗养之时，闲来无事，也就断断续续地记下往事。但是，我已停笔三十年了，又为生活奔波劳碌，精神也不集中，祇能简略地写下来，算是了了心愿，无论出版与否，另当别论。

回顾是为了前瞻，过去的经验，就是今后的鞭策。这里记录下来的片断，都是真话，不是假话，更不是谎话。鲁迅先生说过:"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我一向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这是我回忆录里的主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