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江的那一边——林望中（陈平山）回忆录

林望中（ 1914 —— 2004 ）享年 90 岁。 原名陈顺命，后自己改名为陈萍珊、陈平山，笔名林蒂、林文、焚蒂、秦望中等。1962年回国后根据组织要求改名为林望中。

家庭简况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灌口镇浦边村（现为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浦边村），1914 年出生于缅甸勃生，在三兄弟三姐妹中排行老四。

虽然曾在两岁时曾随父母回家一次，但三岁时又跟着去缅甸，从此以后，没有再回过老家。解放后我的老家被定为中农，后来又改为小有土地出租者。）

父亲是华侨资产阶级，名陈清话，在家中排行第三，有一个弟弟叫陈清翰。大哥很早就出洋缅甸谋生，后来失踪不知去向，留下一个寡妻和女儿。女儿叫陈肯治，女婿林振尚，是表兄妹结为夫妻，生了一个儿子叫林和壁，是白痴。二哥是为了到缅甸寻找大伯，年纪很轻就在缅甸病故。父亲在家乡念了几年私塾，有一点旧文化，因为大伯失踪，二伯病故，为了挑起家庭的重担，借了川资去缅甸，在勃生一家土产店当记账员，后来发展到和李庆标合股开土产店，雇了两个店员，一个是陈文俭，一个是许文顶。经营了几年，父亲就和李庆标拆伙，土产店分开为二，一间是李庆标和许文顶合股经营，一间是我父亲和陈文俭合股经营。父亲因为体弱多病，勃生的店交由陈文俭负责，自己搬到仰光负责采购站。1927年左右，土产店失败，但陈文俭却发了大财。为了重新起炉灶，父亲把家搬回勃生，争取了陈文俭的同意又重新合作，陈文俭变成了“座山”，我父亲当了经理，生意年年赚钱。1930年陈文俭受了许文顶（此时许已经是米厂商）的挑拨，提出要拆伙。父亲的股金比陈文俭少，拿不定是把店顶下来，还是把股金抽出来。当时由于得到米厂商苏光福在经济上的支持，才决定把土产店顶下来。苏也就成为父亲的莫逆之交。此后土产店年年很顺利，在勃生海口拥有40多英亩的盐田，两条运盐的木船。似在1937年，父亲获得了B.O.C煤油公司在勃生的代理权，邀请苏光福、黄则山、苏孝敬每人投资缅币5千元合股经营，并由苏光福的大儿子苏玉明担任经理。1938年白圻章用缅币4万5千元向郭江河买了一个厂龄最老又最小的米厂，邀陈本燥和我父亲各出资1万5千元，三个人合作经营。这个小米厂在日本占领缅甸期间，白圻章当了汉奸（实际上是军统特务）无法经营，把他的股份转让给陈本燥。在盟军反攻期间，勃生多次受盟机轰炸，陈本燥怕米厂被炸掉，以很低的价钱（日币）把他和白圻章的股份转让给父亲留店的伙计，这样在战后我父亲占有了米厂的全部股份。1939年，父亲在仰光百尺路买了一栋房子（有三层）给我母亲，房价1万7千元，修理费约花1万元。

父亲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了国民党，对孙中山很崇拜，对蒋介石也拥护。在抗战期间，他是主张国共要合作抗日，陈嘉庚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对参加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但出钱还是很慷慨，所以他是勃生颖川公司（陈氏家族会）历届的家长。

我母亲杜长春，是家庭妇女，很贤惠，不识字。一共生了9个孩子，只存活了5个。因为前三个儿女都没有活下来，所以就抱养了我的大哥陈振修。他在家乡读了几年的私塾，为人正直，早期很崇拜蒋介石，后来受了我们的影响拥护共产党。我的大嫂杜昌治，家庭妇女，不识字。

大姐陈秀端，家庭妇女，只读了小学。姐夫林恭在，在仰光父亲的采购站记账，不爱参加社会活动。他们一家曾随我们一起撤退到重庆。姐夫1948年因伤寒去世，大姐以念经拜佛度日。

二姐陈秀仕，她的性格和大姐相反，好动，容易接受新思想，聪明、胆大、有口才。小学毕业后，在家里自修，进步很大。家里给她定了和表兄叶元征的亲事，她本来是自愿的，后来看到叶元征为人很自私，思想顽固落后，她为了抗婚逃回福建，在集美念初中，后来又转到上海复旦大学附中念完高中后，考上暨南大学念到毕业。她在上海抗战前就参加了救国会的救亡活动，1938年在江西参加党。皖南事变后，她从吉安疏散到香港，廖承志派她回缅甸工作，曾担任勃生华侨中学的校长，侨商报的记者。1942年8月11日撤退到昆明后，和黄道渊一起去买汽油，被云南运输公司司机谋财害命杀害。时年未满30周岁，未婚。死得非常可惜，全家都为她悲痛。她遇难在昆明市郊“碧鸡关”。她是属鸡的，很巧合，为纪念她就埋葬在遇难地，父亲亲自致祭。解放后，1951年1月，我回北京汇报工作，从滇缅公路回缅甸，路过“碧鸡关”时已找不到她的坟墓，变成了农田。

弟弟陈顺理是我父亲最疼爱的。十二岁就送他回厦门集美中学升学，高中毕业后回缅甸。后来他又说服父亲让他到上海读书，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他的爱人胡蜀芳，在暨南大学毕业。他们夫妇1941年回到缅甸，1942年跟着全家撤退回重庆。到重庆后，当时许文凯组织了一个到万县砍伐树林的公司，父亲参加5万元，他到万县任职员。该公司结束后，由于胡蜀芳和吴羹梅有亲宜关系，胡到吴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工作，他即到“上海迁川工厂公会”（吴任理事长）担任主任秘书。为了工作方便，夫妇都搬到该厂的宿舍住（菜园霸）。1945年底，许涤新提出要发展一批搞经济工作的党员，我把弟弟的情况告诉他，他认为可以发展要我试探一下。我找顺理谈过话，他不想参加党，怕受约束不自由，但他愿意帮助党收集一些经济情报。我向许涤新汇报后，由蔡北华找他联系。1946年全家要回缅甸的时候，因为他们夫妇不想再回缅甸，父亲把准备战后复员用的美金储蓄券5千元交给他，因为当时已经知道勃生的米店和仰光的房子安然无恙。解放后，夫妇都在吴的铅笔厂工作，都是高级职员。后调离铅笔厂到上海轻工业研究所当英、俄文翻译，工资仍保留原薪。

我的妹妹陈秀本（又名陈萍青），抗战前就从缅甸逃跑回上海读书。抗战前后在上海参加了学生救亡运动。1937年9月间我从南京去上海时，秀仕告诉我，妹妹和一个有托派嫌疑的人很要好，怎样说服她都无效。当时家里写信给秀仕，担心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安全，要我们回缅甸。为了刈断妹妹和对方的关系，我终于说服了妹妹离开上海回缅甸。她回缅甸后，在仰光的英文学校念书，参加了仰光的救亡运动，我们和缅共的联系她当过翻译，1941年在仰光参加了党。撤退时，她参加了战工队。1942年8月和家庭一起去重庆，在复旦大学读书。她的党组织关系，上级指定由我领导和联系，不参加复旦大学地下党的活动。1943年暑假，她和新加坡侨生肖璧辉恋爱并同居。日本投降后，她取道缅甸随同肖去新加坡。他们夫妇1949年曾来缅甸探亲，住了将近1年才回新加坡。1962年我回国前，她一直在中学教书，又兼家庭教师，肖即在商店当店员，后来也教书。

我的堂弟陈自然（原名陈珠联），在家乡上过小学，1932年来缅甸当店员。为人老实，文化水平比较低，使他有自卑感。由于受了我们的影响，1941年底被吸收入党，1942年和我们一起撤退回重庆。

陈珠团是陈珠联的弟弟，哪一年去缅甸不清楚。思想倾向爱国。撤退前他和同事（小学教师）古月英同居，并和我们一起撤退回国。到昆明后，他们和我大哥一家回福建家乡。1947年他们夫妇又回缅甸勃生定居。

林和济是陈肯治、林振尚抱养的儿子。我小学时的同学。1933年我去上海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算是我的表外甥。1935年春我们又和黄新波、陈紫秋一起去日本东京。他比较偏重感情，组织纪律差。当冯剑南（和他同一个小组）犯错误受左联组织处分时，他替他抱不平，后来两人都脱离组织。1937年抗战前夕他从日本来香港找我，后来参加了我担任团长的“九龙灾区服务团”一起去南京。该团被国民党解散后，他去参加南京“留东学生训练班”。不久即开小差去延安抗大学习。大约在1945年，我突然收到他从福建寄来重庆给我的信，说他在前线被日军俘虏，关了两年才释放，沿途从北平乞讨回到福建，现在一间中学教书。1947年他回缅甸，我曾问他这一段情况。他说是在晋察冀前线日报工作，敌人大扫荡时被俘，因查不出证据才放他出来。1954年我们在缅甸买了“中国日报”的全部股权，为了不暴露“中国日报”的背景，我们请他来当报馆的副总编，后来提为总编。直到60年代中期该报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为止。

参加革命

我的家名是陈顺命，后来我自己改名为陈萍珊、陈平山，笔名林蒂、林文、焚蒂、秦望中等。1962年回国后按要求改名为林望中。

我幼小时曾在仰光的中国女子公学（即后来的中国女中）和“共和学校”念过书。1926年随同父母亲搬到勃生，在勃生华侨公学（即现在的勃中）读到小学毕业。1928年父亲把我送到仰光“华英学校”（教会办的）念四年级，1929年我自己转学到“华侨中学”念初中一年级。第二年要求回国升学，父亲没有答应。所以从1930年起，我即辍学，白天在勃生父亲的土产店帮忙，晚上即自己进修。我订有邹韬奋的“生活周报”。华校有一位教师黄兆铁，思想倾向进步，他有很多存书，如鲁迅、矛盾、郭沫若、巴金、郁达夫等人的著作，我几乎饱览了他的全部存书。1930年林环岛等人的“新芽小报”创刊，第一次在缅华社会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这些对我思想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时候我已开始向往参加革命，希望自己也能投身于伟大革命的烽火中，使这一生不会虚度。但是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如何革命，我是不清楚的。

1933年我作了充分的准备后，就借机到仰光去，准备逃跑回国。当天要上大轮船回国时，我的大姐和姐夫才知道。船到厦门后，刚碰上了十九路军的闽南事变，不久即告失败。

我在厦门住在缅甸归侨卓绪尚的家里，我决定到上海读书时，他的女儿卓玉英也跟着我去，但在侨光中学只念了一个学期就回厦门去了。

我在上海找到二姐陈秀仕和外甥林和济，他们都在复旦大学附中念高三，快毕业了。为了考大学，我异想天开，和林和济伪造了两张缅甸华侨中学高中毕业的文凭（当时华中只有初中），到暨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当旁听生。暑假过后参加正式考试，林和济考上了，我因数学没有基础落选了。后来我去考复旦大学外文系，给我考上了。

在暨大旁听期间，我和林和济就经常跑旧书摊买一些违禁的书刊，对马克思、列宁以及唯物论辩证法开始有了一知半解。我也开始学写一些新诗。到了复旦大学后，左联的雷溅波知道我思想倾向进步，便带了一些违禁的书刊来找我，并保持联系。后来就和复旦同学陈幽微编在一个小组学习。1934年底周钢鸣开始找我联系，1935年1月由周作为介绍人，我参加了左联的组织。当时还以为左联就是党。我当时参加左联的活动，印象对我比较深刻的是1935年的一·二八纪念，周通知我到法租界某剧院门口参加集会示威。当时雷溅波摔了一个电灯泡作为信号，于是大家高呼口号，警察闻声赶来时，我们就边喊口号边跑散了。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飞行示威。领导这次飞行示威的是何家槐。

1935年春，听说复旦大学正在调查伪造文凭的学生，我不敢再去上课。我和黄新波、林和济、陈紫秋相约一起去日本东京，同行的还有陈辉煌（听说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印尼被炸死）和他的一个朋友。我是带着左联的关系去东京的，参加了东京的左联支部，编在诗歌组。黄、林、陈也都是左联的盟员。当时去日本不需要办什么手续，买了船票就可以走，70块国币兑换100元日币，生活水平比上海低，所以留日学生特别多。我在日本没有进正规学校，在私人办的日文补习班读了3个月，就自己进修。我的日文没有学好，回国后又因为长期没有用上，就更忘得一干二净。从日文我翻译过几首诗。1960年我回北京汇报工作时，在一本外国诗选里，看到有我翻译普式庚的两首诗。

东京左联支部是受上海左联的领导。当时东京左联支部书记是魏猛克，支委是孟式钧、阮夫。后期任白戈来东京，直接领导支部工作。支委前后有几次变动，邱东平、陈辛仁都当过支委。诗歌组组长原来是蒲风，后来由我接任，一直到1936年左联宣布解散。诗歌组通过公开的诗歌社开展活动，并掌握了诗刊的编辑权。记得诗刊只出过三期，后来就被日本禁止发行，发行人雷石榆被日警厅以拐骗日本女人为籍口（他和日本女佣结婚）逮捕起来，林林和我也被日警厅传讯，林林还被打了一巴掌。

在东京期间，周钢鸣来信给我介绍一个名叫林烈的朋友，他和我同住一个公寓，我和黄新波同住，他和莫乃群同住。经过周的介绍，互有来往，是一般性的。后来我搬了家，来往就少了。1967年文革时外调来找我了解，我才知道林烈就是林默涵。

1936年春，两广爆发了西南事变，这时候左联也刚宣布解散，我觉得再留在日本没有意思，就和陈灵谷、彭澎（彭克明）一起回香港，见到了邱东平，相约（陈灵谷不去）去广西参加西南事变，这时广东陈济棠因余汉谋倒戈已垮台。在从香港去梧州的船上，邱介绍我认识了宣侠父，他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不管科长，中共的秘密代表，对年青人很热情，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前辈。宣在梧州下船，到李济琛公馆去，我们即一直到南宁。广西为了反蒋抗日，请前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和区寿年到广西各担任一个师的师长。邱的大哥邱国珍是翁的参谋长，东平把我和彭澎介绍给翁照垣，我被分配在翁师政训处担任少尉学员，彭分配在学生军（100人）当少尉队副，东平没有留下来回香港去了。政训处的处长是陈汉流中校，组织科长姓俞，是福建人，宣传科长彭世桢，他们都是少校军衔。部队从南宁出发到合浦县、北海，我们沿途都做了抗日反蒋的宣传。陈汉流和两位科长对我都很好，他们没有把我当为他们的下属。据陈告诉我，翁本来要安排我当学生军的中尉队长，邱国珍反对，他说东平介绍来的人政治上都有问题，不能重用。

部队到达北海后一段时间，我碰见了宣侠父，他在区寿年师当参谋长，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那里工作，我说愿意，他就调我去当他的秘书，实际上是到邮政局检查有嫌疑的信件。

不久，广西追随广东也和蒋介石妥协，所谓西南事变宣告失败，部队从北海向南宁撤退。到了南宁后，陈汉流要到百色当县长，希望我跟他去。我找宣侠父征求他的意见，他不表态，我觉得这里可能有问题。后来我回香港路过梧州时，到宣的家里去看他，他才亲切的告诉我，陈是广西托派王光度的亲信，你跟他去多危险呀！

我回香港后，住在陈辛仁的家里。他要我留下来和他一道工作。他正在主编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机关刊物“民族战线”，要我协助他。同盟的宣传科长是梅龚彬，他是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的领袖，宣传科的总干事是陈辛仁，负责编辑民族战线。

同盟的组织科负责人是詹天籁，总干事是姚铎；不管科长是宣侠父，宣走后由杜周南接替；总务科长是罗林圃，总干事是郑德。我在辛仁家里见过郑德、姚铎和苏惠，彼此认识。郑德原是十九路军的飞机师，抗战初期到延安抗大学习，后来担任新四军特务营的营长，以后再没有听到过他的信息。姚铎当时的为人就为我们一些进步朋友所不齿。他西装笔挺，夸夸其谈，生活腐化。辛仁说他搞了一个党组织，因为对他印象不好，所以辛仁和我没有考虑过参加他的党组织。姚后来叛变革命，当了叛徒，对党威胁很大，似在1948年被我党镇压。

我认识江木兰（我的妻子）是辛仁(江的同乡)当时的妻子房纪介绍的。我当时不知道木兰已由苏惠介绍参加了党。这时候她的母亲从泰国来香港准备去潮汕家乡探亲。她不同意女儿和我来往，说我是搞政治的不可靠，一定要木兰去南京读书她才要离开香港。当木兰离开香港去上海后，她母亲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就私下给她订了婚，对象是马来亚侨生黄其梅，木兰认识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由于全国出现了新的形势，同盟处于涣散状态。宣侠父离开香港去延安。梅龚彬和辛仁也先后去上海。宣传科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我由于参加香港华南救国会宣传部的工作，认识了连贯，当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他是用救国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搞统战工作。我们和陈灵谷、吴华胥发起组织了香港艺术界协会，把广东爱国的文化人团结起来，卢敦也参加了。当时香港超然日报的副刊编辑毛一波诗人来找我，向我要了两首诗去发表，并要我负责编该报的戏剧周刊，为了扩大我们的宣传阵地，我给编了3期。

七·七抗战爆发后，为了到前线投身于抗战的烽火中，我把组织战地服务团的意见和连贯商量，他很赞成。在发起这个组织时，连贯不但参加了，而且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团的名称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情况，用了“九龙灾区服务团”的名。我被选为团长（用林文的别名），曾眉为副团长，彭澎为秘书。团员有黄维，张生，莫雄（曾眉的爱人），谭洛夫，章欣潮（当时用名张任涛），黄铸夫，林和济，庄质夫，何明、詹玲夫妇，林充，陈志雄，陈飞等16人。

在出发的前一两天，彭澎介绍我认识中共广西省委莫喜帆，他到我家里来，谈了一两个钟头。我曾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他说你到内地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并鼓励我努力工作。

团的经费全部是募捐来的，记得当时有一位港绅杜其章就捐了港币200元，我当时和曾眉、彭澎有一个想法，把团带到延安去。但从广州到武汉后，从经济上看已不可能，决定到上海去。团员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只有两三人如林充、陈志雄、陈飞等底子不清楚。

团到南京后，住在两广会馆。我曾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向李克农汇报，他说已得到香港的通知，很热情的接待我。因为国民党不同意我们带团去上海，我曾在南京找过沈钧儒，也去上海想办法都无效，最后迫于经济无来源宣布解散，这些情况我都找李克农汇报过。团解散后，除彭澎、林和济参加了留东同学训练班外，其余都参加了平津同学训练班。

处理了团的善后工作，我一个人到上海找党的关系。周钢鸣要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写好了交给他。我又找了辛仁，他问我要不要去新四军工作，说叶挺要梅龚彬去，梅准备带他去，如我想去，他要向梅提出来。我完全同意了。但我的党籍还未解决，周要我先走，等他们开会解决后再写信通知我。当年10月底，我带了木兰到梅家集合，梅安排了一辆小轿车，我和木兰坐在前座，梅和辛仁在后座，当晚就到了南京。我和木兰到两广会馆住宿。梅和辛仁很快就去武汉。邱东平和我（木兰随行）即在南京沦陷前几天一起乘船去武汉。

我到武汉后，和东平一起住在原日租界的新四军留守处，辛仁和何思敬早住在这里，离八路军办事处很近。宣侠父也从延安出来搞统战工作，他住在八路军办事处。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我先后收到周钢鸣的两封信，说处于战争环境，大家工作紧张又分散，还无法开会讨论我入党的问题，要我再等待。这两封信我都给董老（董必武）看了，南京沦陷后，李克农也转到武汉办事处来了。

梅龚彬到武汉后没有在新四军工作，他搞统战去了；何思敬被安排去延安；辛仁去七里坪（原来的苏区）搞培训游击队的工作；剩下了东平和我。有一天叶挺来留守处，要我向八路军办事处拿介绍书去延安学习。我找了董老，他不同意。他说延安还要派人出来，你为什么还要去延安？这样我就被留下来。当年12月底，延安派来新四军工作的大批干部到了留守处，我和他们一起乘船去南昌。在南昌集合了从福建、广东等地来的新四军部队后，即向安徽屯溪出发。

这时候我入党的问题已无法解决。我收到了周钢鸣从广州的来信，说他已撤退到广州，原来在上海的人马已散，我的党籍无法解决。我在新四军的工作早确定在政治部，但未分配具体任务。由于党籍未解决，有些同志早先还把我当作自己人，后来即把我当作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使我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决定回南方工作，早日解决入党问题。开始我找李志芳他不同意，后来找了邓子恢，他很理解我的心情，不但同意了，还发了路费和书面证明。

我1938年3月间到了广州。经过周钢鸣的介绍入了党，时间是1938年4月1日，预备期三个月。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长饶彰风（旧朋友）代表组织和我谈话。此后我参加了“文抗支部”（广东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当组织委员，支书是陈文信，宣传委员李育中，市委宣传部长杨康华直接领导这个支部。转正时我受过表扬，预备期缩短了一个月，但我还是从1938年7月1日算起。我转正后，被调离文抗支部，到市委宣传部担任主任秘书，协助杨康华处理日常事务。蔡北华接替了我在文抗支部的工作。陈文信因犯了错误受留党察看处分，周钢鸣调文抗支部当书记。9月间由于工作需要，我又被调离市委宣传部，到市委组织部担任组织干事，接替了梁威林的工作。领导了“蚁社支部”（进步剧团），“市妇抗支部”，“省妇抗支部”，并和一些支部的组织委员建立了联系。蚁社支部书记是李门，市妇抗支部书记是梁微娟，省妇抗支部书记的姓名忘记了。市委组织部长姓黄，客家人，解放后没有再看到他。

广州沦陷前一天，我乘最后一艘难民船去澳门转香港。在船上碰见了梁广夫妇，杨康华夫妇。还意外的碰见了肖枫，他是从陕公出来要去印尼工作。

10月底，根据广东的新形势，在香港成立了广东省东南特委，书记梁广，组织部长吴有恒，宣传部长杨康华。香港、九龙、澳门分别成立三个区委，后改为工委，派我去当澳门区委书记，兼单线负责和江门内地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当时是杨康华带我去澳门的，肖枫也跟着去。杨把我的关系交代清楚后就回香港去了。

澳门新建立的区委，负责组织部的是一位新提拔的纺织女工邓萍，负责宣传部的也是一位新提拔的在澳门石歧车站工作的梁满，他还负责和内地的秘密联络工作，直接与我单线联系。原来负责澳门特别支部的廖锦涛、余美秋，他们早带了一批人马深入内地开展工作去了。我经常要跑香港，有时候是传递内地转来的秘密信件，有时候是参加香港、九龙、澳门的联席会议，有一次廖承志亲自出席了会议。我直接负责一个海关支部，党员都是从上海海关转来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其中黄伊贵（黄光宇）当时组织上已经批准他去考国民党的空军，有没有实现我不清楚。还有梁家瑛是刚入党不久的党员，他带有家眷，会议都在他家里开。还有一位姓张的高个子，是刚从上海海关转来的。

另外，肖枫当时找我，说如能解决他入党的问题，就不去印尼，愿意回上海搞地下工作。后来由我作为介绍人，广东东南特委接受他入党，并把党的关系转到上海。我在广州工作期间，还介绍过黄新波、陈紫秋、施征军夫妇、高汾、邝礼等人入党。

缅华侨党组织的建立

1939年初收到缅甸勃生家中急电，父亲病重，望回家相见一面，以了家父之愿。经组织批准，同意回缅甸勃生家中探望老父。

临行前，连贯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香港办事处”约我谈话。连贯说前不久有一位菲律宾侨领王雨亭带儿子王唯真找“香港办事处”，要求介绍他们父子俩去延安学习，经组织研究同意，送王唯真去延安学习，王雨亭因对东南亚情况熟悉，派他去缅甸做外围工作。要我到缅甸后找到他，了解他的工作情况，并协助他开展工作，回香港后再向组织汇报。

我回到缅甸勃生家中看望家父后，折返仰光找到王雨亭。王在仰光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团结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王因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行事高调，在报纸上公开与缅华社会中的国民党人论战身份暴露，处境被动。

我由仰光返回香港后，王也取道滇越铁路经海防转回香港。我向连贯汇报了王在缅甸的工作情况后，廖承志单独找我谈话，东南特委决定派我回缅甸工作，不再负责澳门区工作。廖承志说：

过去我党曾派王琴鹤去缅甸工作，后来被英政府驱逐出境。你这一次回缅甸，一定要利用家庭的有利条件作掩护，作好长期的打算，在当地生根发芽。刚去的时候，为避免敌人的注意，不要搞什么政治活动，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要团结一些进步青年，把立足点建立起来后，将来还有大批的人要来；交通联系问题，香港要想办法解决。

廖承志最后说了王的话题，要说服他再回缅甸工作，由他来开展外围活动，工作上由我领导。

我很快偕妻子江木兰回到缅甸勃生家中。我吸取了过往的经验教训，根据党在白区工作“长期埋伏、隐敝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韬光养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扎根群众、职业掩护”。

江木兰（我的妻子）1936年在香港由苏惠介绍入党，1937年七·七抗战前夕经组织批准去上海升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失掉了组织关系。在我去缅甸工作前，我向组织汇报了她的情况，经中共广东东南特委决定，由我介绍重新入党，保留她前段历史，和我一起去缅甸工作。

由于我没有预料到，组织上会派我回缅甸搞地下工作，事前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我过去的言论和行动，在缅甸的亲友中早有所传闻。所以我第二次回缅甸，并且准备长期住下来时，就更引人注意。当我到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二天，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陈占梅、陈步稚、郑怡情就来访，我和他们素昧平生，从年龄上讲是我的叔辈。他们声称是来了解国内抗战情况。但从言谈中，可以看出主要是摸我的底，了解我回缅甸的目的、长住或短住、以及我的政治观点（注：他们3人在祖国解放前夕都被我们先后争取过来，陈占梅当了全国政协委员，这是后话）。比较明显的是国民党顽固分子陈宗珍，他参与过驱逐林环岛等5人的阴谋活动，他曾几次以所谓“宗亲”的名义，要挟我父亲劝告我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实际上是通过我父亲间接对我提出警告和恐吓。

根据廖承志“把立足点建立起来”的指示，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党在白区工作“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我们改变了过去一些比较突出的做法，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把根牢牢扎在群众中，并有公开的职业作掩护。

为了建立我们外围的一个点，我们采用招股集资的方法获得资金，向一位姓曾的华侨租用了国泰剧院来经营，主要是放映国产影片，同时也放映西方和缅甸的影片。当时庄希泉在新加坡也搞影片生意，他和王雨亭是老朋友，在业务上互相有来往。我们物色国泰剧院的股东，都是比较友好的，有的还是可靠的朋友，如聂耳的哥哥聂守先（聂叙伦）是云南省政府兴文银行驻仰光办事处的经理，他就是国泰剧院的股东。王雨亭是股东兼经理，我既是股东又是幕后人，这样我和王在工作上的联系也就很自然。股东兼副经理是林伟民，思想倾向进步，中英缅文都很好，年青有为，很可惜的是在日军侵略缅甸时，他在撤退途中被疫病夺去了生命。国泰剧院用的职员也是可靠的，如民先队员林景章等。当时缅甸有三家华文报纸：一家是仰光日报，倾向爱国民主，该报总编辑郭史翼是国泰剧院的常客；一家是中国新报，董事长是国民党的许文顶，但在编辑人员中有进步人士，所以在报道中能保持中立；另一家是国民党的党报觉民日报，立场反动。仰光日报和中国新报都采用过我用假名发表的评论。我们联系和团结了不少文化人，由于接触的范围比较广泛，对我们了解缅甸政局和华侨动态，搞调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父亲在勃生开了一间土产店，在仰光设了一个联络点，我来往于仰光和勃生之间，有职业掩护。勃生专署是仅次于仰光、曼德勒（缅甸故都）的第三大城市，从华侨经济的发展来看，仅次于仰光。碾米厂沿江林立，外国大货轮进出不断，是缅甸三角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华侨有爱国传统，对华文教育很重视。当时仰光有缅甸华侨中学，是缅甸华侨的最高学府，其次就是勃生有勃生华侨中学（简称勃中），是小学附设有初中三年级，勃生的广东籍华侨办了光亚小学，市郊菜农也办有简易的小学。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勃生所处地位的重要性。

侨校历来是我们和国民党争夺的重点。侨校不仅仅是培养华侨子弟的场所，又是团结广大华侨的纽带。由侨校赞助人组成的董事会，一方面掌握了侨校的行政大权，另一方面又是该地区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组织，在早期侨团不多的情况下，华侨内部纠纷，有时候是通过召开侨校董事会来协商解决的。侨校董事会一般一年改选一次董事长、副董事长、财政等重要职员。勃中的董事长多年来都是由许文顶担任的，因为他是勃生华侨中最大的米厂商，出钱也最多。但他是国民党员，思想顽固。1942年国民党委任缅甸华侨两位参政员，一位是仰光的李文珍，另一位就是勃生的许文顶。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和努力，我们在上层方面利用了苏光福（仅次于许文顶的米厂商）和许文顶的矛盾，取得了苏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团结和争取了黄则山。黄是赌徒出身，后来洗手不干，手下有一批打手，连许文顶都怕他三分。他和我父亲和苏光福是至交，思想比较开明，讲义气。他很佩服共产党，特别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告诉我，他是看了《西行漫记》后思想才开始转变的。他比较早期就一直跟我们走，有事主动找我商量，和我们配合的很好，是勃生爱国的主要侨领。此外，我们广泛的团结了中下层商人（勃中的赞助人）。所以在1941年初勃中董事会的改选中，我们就以压倒的多数把许文顶拉下来，推选苏光福为董事长，黄则山为副董事长。苏是老粗不爱管事，实际起作用的是黄则山。勃中从此时起，到日军侵缅停办为止，都在我们领导下。皖南事变后，陈秀仕（我的二姐）她生来好动，容易接受新思想，聪明、胆大、有口才。小学毕业后，在家里自修，进步很大。家里给她定了和表兄叶元征的亲事，她本来是自愿的，后来看到叶元征为人很自私，思想顽固落后，她为了抗婚逃回福建，在集美念初中，后来又转到上海复旦大学附中念完高中后，考上暨南大学念到毕业。她在上海抗战前就参加了救国会的救亡活动，1938年在江西参加党。皖南事变后，她从吉安疏散到香港，廖承志派她回缅甸工作，曾担任勃生华侨中学的校长，侨商报的记者。奉命从江西撤退到香港时，廖承志派她来缅甸工作，我安排她在勃中当校长，她是暨南大学毕业的。勃中培养了不少进步学生，后来在教师和学生中都建立了党组织。在勃中改选胜利后不久，我们建立了勃生华侨职员联合会和勃中校友会的组织，前者团结了勃生的店员和市郊的菜农，并办有夜校，是勃生主要的基本群众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和祖国解放前后，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缅甸和香港的交通是靠定期航行的客货轮，由香港到新加坡一般要7天，由新加坡再到仰光也要7天，交通很不方便。从我到缅甸工作后，就没有办法和香港取得联系。只是到了1941年2月间，突然有一个“丰庆号”轮船的海南船员到仰光来找我，他和我核对了秘密联系的暗语后，交给我连贯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送给我一包“茶叶”，请我收用。所谓茶叶是“新四军皖南事变的真相”小册子。当时即通过我们在文华印务馆可靠的排字工人，利用夜间秘密排印出来，然后有计划的在仰光和各山芭散发，狠狠地打击和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让广大华侨了解新四军皖南事变的真相。我当时很希望香港中央分局能继续给予指示，但只有这一次。至于派人来的问题，除了陈秀仕以外，还有一位香港某商行派来缅甸搞运输的职员，是跑滇缅公路的，找我联系过几次，后来不知何故，没有再来。廖公给我交代任务时，曾说过在云南腾冲海关工作的一位同志会来找我联系，但一直没有来。文革期间，我在北京中侨委受审查时，外调的同志来向我了解，说当时有没有一位在腾冲海关工作的同志到仰光来找我联系？我说没有。他又问认识“张明”吗？我说1945年在重庆时，曾按指示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住了两三天，刚到时出来接待我的就是张明，但没有谈什么话。他说，就是他。我感到很惊讶。党内这样机密的事都泄露出来了。

我在缅甸还遇上了以下两件事。

1940年上半年，我在仰光聂守先那里意外的碰见了张鹤（即张天虚，铁轮长篇小说的作者），他是我1935年在日本东京认识的，我们都是左联的盟友，一起搞进步文化活动。后来聂耳在日本热海游泳时不幸溺死，我们为他举行追悼会后，张就带了聂耳的骨灰回云南去了。他告诉我，他从日本回国后，曾到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到陕北某一个县当县委书记。这次周副主席派他来，现在中国新报工作，但是没有告诉我来缅甸的具体任务，我也没有问。他在日本时对我无所不谈，包括他最秘密的个人私事，这次他的私事对我也没有隐瞒。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并患有肺结核病，心情也较忧郁。后来结核病发展到咯血，进医院治疗不见好转。经大家劝说，他同意回昆明老家养病。不幸于1941年8月11日病逝于昆明，时年不到30岁。

另一件事，记得是在1940年下半年。杨章熹那时候在勃中当教务主任。他告诉我，有一位从延安来的和尚，经济有困难，希望我能见见他。我是以同情者的身份，在一个小茶店里约见了他。他告诉我，他是邓发派出来的，以和尚的身份进行活动比较方便。由于滇缅公路的开辟，当时缅甸很复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讲的是不是真实的，我以后也没有再去查证。

前面曾提到的王琴鹤的，他被驱逐出缅甸前，马共派来李华，他离缅后由杨章熹接替他的工作。但这些情况我当时不可能知道。所以我和杨章熹的接触是从零开始。他时常主动找我商量一些工作问题，并征求我的意见，使我能够逐步增加对他的了解。我和缅甸自发的侨党组织发生接触，就是从认识杨章熹开始。他们早于1938年10月21日就由李华、杨章熹、黄绰卿等人成立自发的侨党组织。后来先后又吸收了胡伯年、陈杰夫、冯励冬、丘巴宁、朱志辉、王英秀、黄淑莲等人。由于内部产生了分歧，绝大多数的人分裂了出去，剩下李华、杨章熹、郑祥鹏等少数人还留在党内坚持工作。分裂出去的人虽然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但按组织原则来说，是极端错误的。李华他们难免也有自己的缺点错误，但他们能把组织保存下来，继续开展工作，还是正确的。后来分裂出去的某些同志，认识了错误，又重新要求回到组织里面来。

由于和自发的党组织发生了接触，后来又以它为媒介，使我和南方局派来的李国华碰在一起。

李是缅甸华侨，抗战初期去延安抗大学习，1940年下半年由南方局派回缅甸工作。我们直接碰头是在1941年2、3月间，他到仰光我的住家来找我。经过这一次深谈，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就缅甸华侨工作交换了意见。他说，南方局派他来缅甸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缅甸侨党，也可以和缅共（1939年8月15日建党，是印共派戈西来建立的）接触，了解他们的情况。经过这一次会晤，我们两人的工作任务也就统一起来了。李负责仰光和全面的工作，我分管勃生和国泰剧院（外围）的工作。从此时起，我开始参与对缅甸自发侨党的领导，并在勃生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勃生党的组织。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党疏散了不少进步文化人来缅甸。来得最早的是徐迈进带夫人和孩子。李国华对我说，他在重庆办事处认识他，是新华日报的总务主任。徐比我们大好几岁，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人也很热情，所以我们都把他当老大哥对待。李对他很器重，把他当参谋，和缅共的接触也让他参加。

后来又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先后到缅甸来。当时和侨党关系比较密切的，有张光年、赵沨夫妇、李凌、刘惠之、石铭夫妇、朔望夫妇、任以沛、黄雨秋等。陈烟桥夫妇也到了缅甸，但不想在缅甸工作，急于去香港，我在黄新波那里见过他几次，这次没有出面找他。由于注意秘密工作的原则，当时我只和张光年见过几次面，主要是有关他们的工作问题和筹备出版新知周刊。张光年是新知周刊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负责编好，我们负责印刷和发行。新知周刊立论精辟，文章泼辣，形式多样化，出版后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在爱国华侨中起了很大的影响，使国民党缅甸总支部感到恐惧，下达禁止阅读新知周刊的指令，但收效甚微。日本法西斯的战火蔓延到缅甸，新知周刊才被迫停刊。

大批进步文化人的到来，给缅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和工作经验，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落后的缅华社会，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缅华的文化和教育方面，他们是作出了贡献。可惜的是他们在缅甸的时间很短，日军南进时，他们被迫不得不再撤退回国了。

1941年10月左右，李国华找我商量，他准备回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要我接替他领导全面的工作。李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2月中旬。日本已经在12月7日发动了太平洋的侵略战争。据他说，要不是日本已经侵略了东南亚国家，他还想在重庆多住一些时候，领导上也不会催他快点回来。

李向南方局汇报工作的情况，李单独找我作了很详尽的介绍。主要是：⑴南方局正式批准建立中共缅甸华侨总支委，书记李国华，组织部长是我，宣传部长郑祥鹏，以上三人是常委；委员有李华和杨章熹。建党时间，从我们和自发的党组织经过接触、考察、审查后的1940年11月计算起。

⑵南方局曾向香港分局了解我的情况。香港分局答复证明我和我领导下的一些同志是他们派出的，我担任过澳门工委书记。但在派出同志中，唯独漏掉了江木兰的名字。从此时起，香港派出的同志组织关系就转到了南方局。⑶日军已发动了侵略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要接受新加坡、马来亚的教训，把缅甸华侨的进步力量撤退回国，保存这一批新生力量。

战工队的成立

根据南方局撤退的指示，侨党决定成立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的组织。以便适应战时的工作环境，开展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宣传活动。由于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仰光，所以战工队是在仰光筹备，然后集中到缅甸故都曼德勒才正式成立的。队员来自国内的进步文化人、侨党党员、各界进步人士。人数不多，有70-80人，是一支精干的队伍。总领队为张光年，队委有魏磊、李凌、赵沨、郑祥鹏、黄雨秋等人。战工队的成立宣言，是该队的政治纲领，由陈秀仕执笔起草，并经过侨党和张光年、徐迈进、刘惠之等人研究审定的。战工队在曼德勒进行了街头的宣传和演出，还组织了几次大型的演出活动，博得广大华侨和缅甸人民的热烈欢迎。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中缅印英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保卫缅甸”的口号，开展了对缅甸人民、英军和我国远征军第五军的宣传活动，还利用英军提供的交通工具，到眉苗、腊戍、西保、皎脉等地巡回演出，并为英军和我国远征军安排了专场演出，到医院慰问远征军伤病员。此外还为远征军提供过英、缅文翻译。

战工队除了从国内来的进步文化人外，队员都较年青和缺乏战斗经验。在当时千变万化的战争环境，日军长驱直入，盟军节节败退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每个队员都经受了考验，直到退入云南，没有一个掉队。经过这样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他们在政治上成长很快，后来都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骨干。但是在撤退中，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1942年4月3日，日机轰炸曼德勒时，队员李乃、尹坚君和炊事员杨师傅不幸殉难，黄君珊、陶素玉受重伤。队委魏磊在撤退途中，和一位掉队的远征军军官走在一起，为了躲避日军坦克的追击，前面只有一条河可过，军官不会游泳，魏磊帮他过河，不幸一起溺水身亡。队员陈淑玉，和疏散来缅甸的进步文化人李启（党员），以及国泰剧院的副经理林伟民，在撤退中他们都不幸被霍乱夺去了宝贵的生命。陈淑玉是一位很有培养前途的女同志（党员），时年不过17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刘惠之、毕朔望就到曼德勒筹备出版三日刊的侨商报。刘惠之利用了他在云南同乡的中上层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向他们募得一笔股金，自任社长和主编，毕朔望任编辑兼收听广播和英文电讯翻译，简陋的把报办起来。后来又先后增加了任以沛、徐迈进、石铭、贾寅鸣等人，陈秀仕也到该报担任记者。印刷得到了黄绰卿、黄重远、黄俊生等人办的开明印刷厂的支持。1941年12月16日侨商报和读者见面。战工队成立时发表的宣言，就是在该报刊登的。12月23日-25日，日机对仰光轮番大轰炸后，仰光各华文报纸被迫停刊。当时的华文报，就剩下侨商报一家。它担负了传播国际信息、缅甸战况、祖国抗战的繁重任务。在华侨中反映很好，在缅甸同行中也得到好评。但在日军已逼近曼德勒的情况下（腊戍、曼德勒相继在1942年4月30日和5月2日沦陷），不得不停刊撤退。

在腊戍沦陷前，陆诒突然到腊戍来找我。我知道他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他很健谈，我们一见如故。他说，是从新加坡最后一批撤退来缅甸的，准备取道滇缅公路回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受马共一位负责同志的委托，带了马共负责同志的妻子一起来，旅费有困难。这位马共的家属很年青，看来不到30岁，已有几个月的身孕，行动已有点不便。她到了腊戍不久，即患了恶性疟疾，不知道是在缅甸受传染的，还是从马来亚带来的。我们把她送进腊戍政府办的医院，但病情没有好转，病故在医院。当时兵荒马乱，医院不但没有好医生，而且很不负责任。我们没有尽到地主之谊，感到很内疚。

缅甸侨党在这次撤退中，除了在途中不幸牺牲的同志和陈杰夫没有撤出来外，都先后安全到达昆明。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撤退回来的同志（包括进步分子），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要隐蔽精干，分散安置，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当时在云南省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郑易斋等先生的帮助下，妥善的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有的回福建，有的去重庆。后来在缅甸光复后，除了极少数同志留在国内工作外，绝大多数同志都回缅甸工作，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日本法西斯侵略缅甸时，我思想上本来没有撤入国内的想法，更何况带一个大家庭撤退。李国华在传达南方局要侨党撤退时，要我也带父母亲撤退，以免遭受日敌的杀害。当时前线战事突然间恶化，日军正向腊戍迂回时，我和顺理还在腊戍。为了抢救还在腊戍以南48公里西保的大哥一家、大姐一家、伯母一家、堂弟一家，我向朋友借用了一辆破旧的小轿车赶回西保，并和顺理约好在腊戍租或买一辆卡车等我们。我到西保后，大多数华侨还蒙在鼓里，我连夜用高价租了一辆卡车，把几家人一并抢救出来。遗憾的是伯母家的表姐陈肯治，她为了舍不得坛坛罐罐，送走了她母亲、儿子，她自己留下来不走。结果沦陷时期病死在缅甸。我们的车赶到腊戍后，腊戍已一片混乱，英军正在破坏撤不走的物资，到处烽火连天，顺理也已撤走。这时再也租不到车子，我们想尽办法买了一辆卡车，连夜开出腊戍向畹町撤退。沿途交通秩序很乱，到处可以听到爆破的声音，翻倒在路旁的车辆不少，有一辆摩托车停在一堵残墙前面，人还骑在车上，看来是晚上看不清道路撞墙而死的。到了畹町才有了安全感，我们遇见了顺理，也见到了从曼德勒战工队撤退出来的秀本，在畹町集合后，我们就继续上路。从畹町到芒市、龙陵，路还比较好走，从龙陵到保山，从保山到下关、大理，要翻越惠通山、功果山、高黎贡山等大山脉，海拔都在1千公尺以上，山高、路窄，翻山越岭，汽车容易抛锚，在高山下深处到处可以看到翻下去的车辆和死尸，真是触目惊心。我们的车刚开离保山不久，日军就轰炸保山，侨领吴文举，李文珍的老母，黄成惠的妹妹等就是给敌机炸死的。到了下关，霍乱正在流行，死了不少难侨。我大哥振修因为不是父母亲生，虽然我对他很好，他总是对我另眼相见，有点格格不入。从我单身冒了很大风险把他们从西保抢救出来后，他和大嫂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

日本侵略缅甸，使广大华侨流离失所，有条件的即撤退到昆明，有的又再转贵阳、福建、广西、重庆等地。当时的昆明治安很混乱，华侨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抢劫时有所闻。1942年8月11日，陈秀仕为了买汽油（撤退到重庆之用），经中南橡胶厂昆明办事处副经理黄道渊的介绍，一起去取货时，被西南运输公司的司机谋财害命，秀仕当场毙命，黄道渊受重伤。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昆明，逃难华侨人人自危，由于舆论的压力，才迫使当局不得不缉拿凶手加以枪毙。但陈秀仕一个受党培养多年，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她的生命却是这样了结，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和惋惜。时年还不满30岁，未婚。当时徐迈进准备在新华日报写纪念她的文章，后来考虑到会暴露我的身份才作罢。

重庆隐蔽时期

1942年8月底，我和一家人撤退到重庆后，龙潜代表南方局和我谈了一次话。当时由徐迈进带路，到了夏衍的住所，夏衍和我打了招呼就出去了，徐把我介绍给龙潜后也出去了。首先是我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和来重庆后的社会关系。龙潜跟我谈了国内外的形势，然后向我交代了任务。他说，组织上已经作了决定，要我准备再回缅甸工作。因此，在重庆期间，不给我工作任务，也不过党组织生活，要我把自己隐蔽好，不要暴露自己，国民党如果要我参加，为了麻痹敌人可以参加，但不要参加反共会议等活动，做一个“落后”分子。组织上决定徐迈进和我联系，但无权作任何决定。我和徐约定了两个月联系一次，有特殊情况例外。

有一次和徐迈进碰头时，他告诉我，周副主席已回延安，由董老负责他的工作。徐又说，周副主席走前曾问他：“陈平山能不能一起走，去延安学习”。后来徐讲了我的实际情况才作罢。

从缅甸撤退后，王雨亭到柳州做生意。1942年12月底，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决定到广东沙坪（靠近日敌占区）去做一次行商，顺路去看看王雨亭。当我从沙坪回来再路过柳州时，王告诉我，李国华也在柳州，曾几次找他，知道我要路过柳州时，要王一定约我相见，说有很要紧的事要磋商。我到柳州后即约会李国华。看他的神态有点不安，人又憔悴，和过去完全两样，他告诉我，他已经出了事。组织上派他来桂林工作，在有一次到银行汇款给韶关时，当场被捕，经过几次严刑拷打，他因受不了，已写了悔过书，并由他的堂叔担保出来。李要我赶紧回重庆向组织上汇报他已经出事，但他没有供出韶关的通讯处（广东南委），也没有供出我和缅甸侨党的同志。李经济上有困难我帮助了他。事后我告诉了王雨亭，李已出事，使他有所警惕。当晚雨亭陪我去桂林，住在庄希泉家，庄和陈友仁住在一起。隔天我找了周钢鸣，他是我参加左联和入党的介绍人。他带我去七星岩并互叙别情，李启是党员就是他告诉我的。当天我就离开桂林回重庆。

1943年春节前，我回到了重庆，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向组织上汇报李出事这件事。通过徐迈进向南方局汇报了李国华在桂林出事的情况和李所谈的全部内容。徐说他为我捏了一把汗，问我有没有发现有人盯梢。我说还没有发现有人盯我的梢。

文化大革命后，李国华已从广州到美国定居。最近听说要携孙儿回国一游。从李出事这么多年，我和缅甸侨党的某些同志都平安无事，证明了当时李在柳州对我说的话是可靠的。至于韶关的通讯处（广东南委）有没有出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1944年初，许文顶到仰华商行找我，说国民党海外部要扩大招收缅甸的党员，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要我一定参加，并把两张登记表放在我桌子上。我感到突然，但又不能随便表态，答应他要考虑一下。我想了两天，权衡了参加不参加的利弊。开始我想写信约徐迈进，请他近日空出时间约会，后来考虑一次约会需要好几天，等他回去汇报再通知我也要好几天，这样再答复许文顶容易给人看出我的政治背景。而龙潜当时的指示是讲得很明确的，最后才决定按龙潜的指示行事。我把表填给许文顶并写信约了徐。当徐出来碰头时，我就把许要我参加国民党，和我当时的想法告诉了徐。记得徐说，这样应付很对，他要负责向上级汇报。第二次再碰头时，他就明确的告诉我，已经代我向上级（没有说哪一位）汇报了，组织上已经给我备了案。我填表给许文顶后，过了两三个星期许告诉我已经批准了，属他领导。但在重庆期间，我没有主动去交过一个铜板的党费（许也没有向我收过），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会议。战后回缅甸时，国民党总支部通知我去参加复员会议，我没有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文革期间，群众审查我两个问题：一是缅甸侨党的撤退是“逃跑”，中侨委国外二司还专门召开批判我的会议。二是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开始说我不是经过组织上的同意自己去参加的，后来龙潜承认了曾经给过我这样的指示，问题应该是解决了。但还是揪住不放。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国民党的会议，竟异想天开的怀疑我是属于“秘密国民党员”，是派到我们党内来的特务，为此陈兆祥等人到重庆，翻箱倒柜的查阅了国民党的有关档案，最后查出有“陈平山”的登记表，我这个“秘密国民党员”才不能成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1944年春，仰华商行结束业务，我去宋子岑开的建新行担任经理，和许文顶的来往就很少了。

那时我家住在风景区南温泉的小温泉。我每星期一早上从家里到重庆，星期六下午回家。每个星期在重庆有五、六天，除了为谋生必须维持自己的职业工作外，我比较注意做缅甸华侨中上层的统战工作，我和李文珍、白三江、洪方正、丘丕容等人的关系都很好。李文珍是缅甸华商会的会长，他和一般商人不同，受过英国高等教育（仰光大学毕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他瞧不起许文顶的政治投机和不学无术。由于李在缅甸的威望，国民党把他列为首要争取对象，但李对国民党的无能和贪污腐化看不惯。所以他参加了参政会议后不久，就把全家搬去印度定居。有这样一件事很值得一提。他对我说，他在参政会上看到了中共的参政员，很大方潇洒。接着他又笑着幽默的说，邓颖超很漂亮。可以看出他对邓大姐有好感。李还送过我一张参政会旁听席的票，我去见了一次世面。在会议休息时，在走廊里见到了董老，他似乎还认识我要和我打招呼，我赶快避开。我和徐迈进谈过这件事，他说董老的记忆力很好。

由于利用了李文珍、许文顶等人的关系，我在他们那里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政界、军界人士，新加坡、马来亚侨领，还有不少军统的显要人物。我主要是多看、多听，增加了不少常识。1945年初，德、意、日法西斯的败相已露。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日寇是秘密勾勾搭搭的。这时候日寇又派来了密使，企图和蒋介石“议和”。日寇和蒋介石虽然搞的是秘密勾当，但在重庆掩盖不了群众的耳目，变成了公开的秘密，而密使也到处公开露面，我就看过他丑恶的“尊容”。我还看过从新加坡乘盟军潜艇来中国公干的庄惠泉，是盟军上校，庄希泉的弟弟。他向我们介绍了盟军和日寇的战斗情况，和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一时成了重庆的传奇人物，不久就返回新加坡去了。

第二次返回缅甸

1945年6月德、意法西斯被盟军彻底打垮，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日本政府被迫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一结束，在抗日战争中躲在山上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等待胜利的蒋介石，就要下山摘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党一方面要努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计划，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以此来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用以对付狡猾的敌人。由于我党和广大人民坚定地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也由于美帝国主义当时还顾忌世界舆论的压力，反对蒋介石过早的发动内战，蒋介石才打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打破诬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决定派遣毛主席、周副主席、王若飞等同志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主席是在8月28日冒了极大风险到达重庆的，同国民党进行了长达43天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团结和平的方针，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在政治上我党取得了主动，而国民党陷入被动，国民党如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当时我国面临两种前途和两个命运，一种是重新回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去；另一种前途和命运，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在两种前途和两个命运的斗争中，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力图保持在中国的独裁统治，使我国人民继续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无法翻身。但经过八年抗战磨练和觉醒了的广大人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的签字，是一种缓兵之计。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完成了打内战的军事部署后，就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撕毁了双十协定。但是在我党三年半的自卫反击战中，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被消灭了，新中国宣告成立。这是我第二次被派回缅甸工作时的历史背景。

1945年底或1946年初，我在重庆的联系人徐迈进已去上海工作。李华来约我，带我去办事处住了两三天。我们到了化龙桥后，李在前面距离10米引路，利用特务休息时间绕过了许多特务岗哨，到达办事处的秘密招待所。张明代表组织出来见我，安排了住处后，即由我在东京和广州的旧相识蔡北华来联系。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整风文件》和《论联合政府》，以及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改为“论党”）。蔡还交给我一个条子，说苏惠也在办事处，想了解澳门几个人的情况，但我们没有见面。离开办事处前，陈平（钱瑛）和我谈了一次话，要我准备再回缅甸工作，由许涤新领导，蔡北华和我联系。苏惠向我传话，要江木兰去办事处一趟。过一段时间，又传话说不必去了。

从办事处回来不久，许涤新约我在冠生园吃便饭，蔡北华参加。许向我传达了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我党面临的新任务。他说，蒋介石被迫在双十协定上签字后，有可能争取到一个和平环境，我们要解决好在和平时期，如何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问题。我党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经济实力，积累资金，打好自己的经济基础。因此，要抽调一些同志来搞经济工作。许交代我的任务，是搞经济工作和统战工作。要我利用家庭的经济条件做生意，搞公开合法的活动，开展中上层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将来准备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许涤新准备带蔡北华去香港建立一个经济据点，通过贸易和东南亚各地建立联系，要我在缅甸进行配合。此外，许说王孙静也要派去缅甸工作，他的组织关系交给我，由我领导他工作。

1946年4月底，我们全家乘坐联合国救济总署安排的一辆卡车离开重庆，尹坚华从广西赶来，和我们同车回缅甸。5月4日抵达昆明时，我们到达腊戍后，即转乘火车回仰光。父亲由于长途跋涉劳累过度，到了仰光即卧床不起。父亲的忘年交苏光福闻悉后，专程从勃生来仰光探望父亲，以便见他最后一次面。父亲于6月26日病逝。

战后我父亲的家业有些变化。原来的土产店已名存实亡，但战前和白圻章、陈本燥三人合买的一座小米厂，在沦陷时期，白、陈两人怕米厂被盟军飞机炸毁，自愿以低价卖给我父亲留店的伙计，所以这座米厂由原来的三人所有，变为我父亲一人所有。战后米厂业是黄金时代，我就是靠它复业，并赚了不少钱，我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特别是在勃生。

这时候许涤新和蔡北华也都到了香港。蔡从香港和我取得联系。但是从缅甸和香港建立贸易关系，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对缅甸的进出口贸易，实行统制和垄断，这个主观愿望始终无法实现。

在这一时期，缅甸侨党在勃生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我实际上是代替了侨党在领导勃生的工作。1947年起，遭受战火严重破坏的各行各业都逐渐恢复，勃生华侨中学（简称勃中）也已复办。许文顶从重庆回来带着参政员的头衔，威风不可一世。华侨一方面害怕他有权、有势、有钱，一方面受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蒙蔽，盲目地拥护他。所以复办后的勃中董事会，他被选为董事长。1947年底，我们先后复办了勃生华侨职员联合会和勃中校友会。这时候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双十协定，正向我解放区大肆进攻，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建国早已成为泡影。为了配合我解放军在前线狠狠打击敌人，我们在缅甸把国民党的阵地一个一个的争夺过来。1948年在勃生地区，我们的群众工作已经大大展开。由于得到广大爱国华侨的支持，进步分子的努力，华侨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勃中董事会的选举中，许文顶落选，黄则山被选为董事长，我被选为副董事长。从此以后，勃中董事会就再也没有许文顶的位置。这是战后我们和许文顶的第一次较量。第二次较量，是创办勃生华侨商会。许不但积极参与筹办工作，还出了巨资，参与购买会址，满以为这个勃生各侨团的最高机构，会长非他莫属，他可以利用商会的名义，达到控制各侨团、各侨校的目的。但较量的结果，他又完全失败了，我们推出黄则山为理事长，我为副理事长。商会成立后，我们又组织了各行业公会，创办了勃生华侨土产公会，勃生华侨百货公会。勃生华侨妇女联合会也宣告成立。这样从基层到中上层华侨，完全在我们控制之下，许文顶陷入彻底孤立。他除了米厂业的活动外，很少再参加社会活动。为了对各爱国侨校进行抵制，他在自己米厂附近办了一间小学，吸收他的米厂职工子女就读。

侨党为了开展工作，决定在仰光创办自己的报纸人民报，创办自己的学校南洋中学。事前侨党派郑祥鹏找我商量，希望我参加发起人并帮助在勃生筹款。人民报在1947年7月创刊，开始是旬刊，不久发展为日报；南洋中学于1948年5月2日开学。当时勃生通过我带头出资筹款，支持仰光和各地的爱国侨校和侨团，数目是不少的，对支持华侨爱国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7、8月间，我和江木兰去泰国曼谷探亲，住了一个月。当时侨党要我顺便找到李华，请他回缅甸工作。当时刚好泰国正在镇压华侨进步分子，全民报被封，李华已疏散隐蔽起来，未能找到他。从泰国回缅甸后，侨党许金荣（许清元）来找我，给我一张条子，是连贯写的。通知我由于国内政局变化，我的工作任务有改变，上级决定我再参加缅甸侨党的领导工作。当时缅甸侨党很需要人，是他们向上级要求我回侨党工作的。1949年初，侨党由总支扩大为工委会，要我分工负责领导三角洲的勃生、鉴榜、渺名、瓦溪马、毛礼、敏甲光、蚋不打等地。这时候勃生开始成立党总支的组织，总支书记是林鸿珠（1967年缅甸排华时，在勃生被缅甸当局用电刑处死牺牲），并把渺名、瓦溪马、蚋不打划在勃生党总支的领导下。鉴榜也建立党总支的组织，由白小民担任总支书记，兼领导毛礼、敏甲光等地。

缅甸三角洲地区很分散，联系工作有一定困难。勃生是“老区”，进步力量群众基础都比较好。鉴榜是郑祥鹏1948年去开辟的，有一定基础。蚋不打我们有人在那里经营多年，蒋帮力量不大，我们组织了店联分会，侨校和商会也都在我们影响下。敏甲光我们的人一直在那里坚持，有威望，蒋帮力量也不大。毛礼情况比较复杂，蒋帮力量雄厚，当时争夺的焦点是侨校。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得人心，形势对我们有利，毛礼华侨最后还是站在新中国一边。瓦溪马蒋帮有一定的力量，侨校原来是他们控制，我们先争取了该校的校友会，然后通过校友会的努力，把侨校夺取过来。渺名蒋帮自称为小台湾，是蒋帮在三角洲的一个据点。为了开辟渺名的工作，我们把一名骨干从蚋不打调到渺名，成立了渺名华侨互助会，会员多数是店员，在渺名开展工作。记得工作开展很慢，困难很多，经过多年努力，才把国民党长期控制下的渺名华学中学夺取过来。后来渺名华侨商会也被我们控制。

蒋帮看到他们的阵地一个一个被我们夺取过来，一方面他们加强对缅甸华侨两个最大的封建团体和胜公司及建德公司的控制，一方面先后组织了自由青年社、抱冰堂等流氓打手社团，利用他们长期豢养的一批流氓打手，开始对爱国侨领、爱国民主人士施行毒手。大约是在1949年初，爱国侨领曾顺续（和胜公司的“二哥”）被暴徒杀害，凶手长期未破获。蒋帮又利用流氓打手，先后殴打了黄铁金、林成隆、范中平、夏烟光、朱仲玉等人。1951年3月1日，蒋帮控制的崇德学校校长李干新，率领暴徒冲入南洋中学校园，滋事行凶，捣乱破坏。蒋帮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行凶和耍流氓手段，缅甸当局是睁一眼闭一眼，放任自流。

和胜公司的二哥曾顺续被暗杀后，和胜公司进行改组，委任李瑞宗（英国渣打银行放款部主任，和缅甸吴汝总理有交往，和许文顶有亲谊关系）为和胜公司的“大哥”。该公司并计划在缅甸各地恢复活动，健全组织。1949年春，黄则山来找我，说仰光和胜公司派人来勃生，要物色勃生和胜公司大哥的人选，对象有两个，一个是他，一个是许文顶。如果让许文顶当上了，对勃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很不利，所以他要争取，问我的意见。黄知道他在勃生的社会地位是依靠我们支持取得的，勃生市郊菜农（和胜公司会员）是在我们影响之下。我权衡了问题的利害关系，鼓励他去争取。他当上勃生和胜公司大哥后，要求我当二哥，谈了很多理由和好话，我坚决拒绝。后来他提议请林鸿珠去当秘书，我考虑后同意了。当仰光和缅甸各地，在不断发生蒋帮流氓殴打爱国华侨时，唯独勃生很平静，这和我们控制了勃生和胜公司的领导权，有很大关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勃生和胜公司升起了五星红旗，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事件，它公开和仰光的和胜总公司闹独立。现在来看，这种“左”的思想情绪，不讲究策略，不考虑后果，是不可取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侨党工委书记匡沛兴，带了缅共两位中央委员，从中缅边境回北京，随行有黄开昌和勃生发展的党员郭赞开、江如。他们后来留在国内工作。匡走后，工委书记由许金荣代理。

50年回京述职

1950年10月底，我代表缅甸侨党工委回北京汇报工作。从香港路过广州时，刘谈锋接待我。在广州看到了饶彰风、周钢鸣、司马文森、黄新波、林林等老朋友。到了北京，安排和三位缅共（其中两位是与匡一起回来的）负责同志住在一起，这期间廖鲁言曾几次来给缅共同志介绍中国土改的经验，连贯来介绍中国统战工作的经验。在这之前，陈毅老总来介绍过上海的城市工作和统战工作。最后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接见了缅共中央的同志，给他们谈了一次话。廖承志在场没有发言。匡沛兴和我都参加了。当时李维汉交代缅甸侨党，要把80%的精力，放在支援当地的革命，要抓住这个中心环节，20%的精力搞华侨工作。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我曾提出，因长期在国外工作，思想跟不上形势，要求留下来工作和学习。但组织上没有同意，还要我带重要的任务回缅甸传达和部署。

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带王清生、陈川歌（陈顺成）、陈波回缅甸，保证他们安全到达缅共解放区，建立和我党中央的空中联系。陈华向我介绍王清生时，说他是参加红军长征的老干部，第一次出国，怕他会有一些不适应，要我在路上注意做好他的工作。

第二个重要任务，从缅甸革命的长期性和斗争的复杂性考虑，缅甸侨党工委的领导机构庞大，约10人左右，不符合秘密工作的原则，必须进行调整，以利于隐蔽精干，要匡和我共同研究，提出新的方案和具体人选，报上级组织批准后，由我带回部署。

我们临走前，参加了李维汉与泰国党书记的一次谈话，谈话后一起参加宴会。王震、王诤、连贯、童小鹏都参加了。

1951年1月，王清生、陈川歌、陈波和我4人从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个晚上。隔天乘飞机去重庆。当时的军用飞机实际上就是运输机，颠簸得很厉害，大家都吐了。到了重庆后，我们持中央统战部的介绍信去西南军区，邓小平同志很亲切的留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安排我们住在孔祥熙的公馆。王清生和我同睡一个大床。他睡不惯有弹簧的床，宁愿打地铺来睡。在重庆住了两三天，我们又继续飞昆明。在昆明我们又持介绍信找宋任穷同志，他在冠生园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饭后，他介绍李雨枫和我们联系，以便解决我们的具体问题。这时廖英刚好从缅甸带了一批人到昆明，都是党团员。我看了名单后，提出去北京或留在云南工作的人员分配意见，报给中央统战部批准。

我们在昆明住了一个月，主要是和云南有关部门的同志，共同研究今后缅甸侨党和云南有关部门，在工作上如何更密切的配合与协调的问题。我在昆明的工作任务完成后，即和保山地委书记郑刚去保山，王清生等3人留在昆明待命。在保山住了一个星期。见到缅甸侨党派驻保山工作的李耀章、郑华等人，由他们带我去畹町出境。由于我的真实身份不公开，在边境我公安人员不让我出境，最后还得李耀章出面用了组织的名义才解决问题。

我到仰光后，缅甸的华人侦探林大捷来找我麻烦。问我为什么不从香港回缅甸，而要绕道从滇缅公路回缅甸。我把早已准备好的理由回答他：因为在国内生病，耽误了时间，从香港过境期限逾期，只好辛苦一点从滇缅公路回缅甸。并送给他一些茶钱。

我回仰光后即传达贯彻上级指示，侨党工委常委精干为许金荣、郑祥鹏和我3人，许仍任书记。工委委员有王楚惠等2人。仰光市委也进行精简，由王孙静、王一芒、张基良3人组成，王为书记。缅甸各地党组织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精干。为了集中精力面向当地革命，决定以陈杰夫为首的统战小组，包括杨章熹、叶振荣、冯励冬等人，直接归我驻缅总领事部领导。

不久，王清生也由昆明安全到达仰光，安排住在王孙静家里。他不愧为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能吃苦耐劳，入乡随俗，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经过一段时间，侨党把他们3人，安全送到缅共解放区中央所在地。由于我工作任务改变，从1951年起，我就长期住在仰光，勃生的米厂没有办法再去兼顾，因此米厂的业务一年不如一年，甚至年年都要亏损。

侨党解散后华侨工作

1951年底，根据我国对外斗争的需要，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决定解散海外侨党（包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限期在1952年初完成侨党解散工作和党团员的善后工作。我当时是到我驻缅使馆姚仲明大使的办公室看中央文件（国外侨民工作方针）的。对解散侨党在思想上感到突然，但从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来看，我认为国外侨民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提出当地的革命，只能依靠当地人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少数华侨包括侨党是包办不了也代替不了的。华侨不仅在当地人民中所占比重很小，就是华侨进步分子，在华侨中所占比例也是极为少数，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在海外“大闹天空”和“无法无天”可以理解。但从新中国诞生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就得按国家的对外政策办事。当时我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没有对外完整的提出来（1953年正式提出），但实际上已在贯彻执行。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互不干涉内政”条款，华侨不干涉当地内政，华侨工作和当地革命划清界限。如何划清这个界限，首先必须明确并处理好华侨本身存在的双重国籍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散播在世界各国的二、三千万华侨华人，经济实力雄厚，人才辈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在国籍问题上混淆不清，势必引起所在国的疑惧，在工作上造成被动和失误。

在旧中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是把华侨当双重身份看待的，现在台湾当局也仍如此，即不管华侨是否已参加当地国籍，都一律当华侨看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籍政策即很明确。凡已经取得所在国的国籍，即不再属我国的侨民，而成为当地人民的一部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必须严格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中国国籍的人，就不再具有所在国的国籍；选择所在国国籍的人，就不能同时保留中国国籍。已经选择了所在国国籍的人，有权利和义务为他们的国家和人民服务，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在血缘关系上我们还是亲戚，自应在所在国和我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上起桥梁作用，成为亲华派。而华侨作为当地的侨民，就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我国保护他们正当的权益。这样对当地、对我国都有好处，符合华侨本身的长远利益，也有利于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全世界已有90%以上的华侨参加了当地国籍，获得了在当地长期谋生的权利，为当地增加了进步力量，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他们的贡献。这是中央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了极端复杂的我国海外华侨华人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华侨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解散侨党，对侨党工委来说是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为此，工委反复开了几次会，研究如何按中央指示，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解散侨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解散工作中，要避免党团员思想上可能造成的波动，或思想上产生悲观失望等消极情绪。思想工作艰巨又需要细致。党团员一时思想不通，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只能采取耐心的教育，使每个党团员都心情舒畅的支持侨党解散，从秘密工作环境中走出来，到群众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侨党解散前，工委对全体党团员做了一次审查。为了使每一个党团员能保留一份比较完整的资料，工委决定每一个党团员都要写一份自传，经过工委讨论，分别批写工委的意见，并把这些自传寄回国内存档。对个别表现不好，并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工委决定取消他的党籍。对政治上已暴露的党员，安排回国工作或学习。陈杰夫、杨章熹、王楚惠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安排回国的。许金荣、郑祥鹏政治上有所暴露，中央决定他们到缅共解放区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国。中央决定我留下来，继续负责侨党解散后的一切善后工作。作为朋友关系，继续关怀党团员的工作、思想和生活。

我先是参与过缅甸侨党的建立工作，现在又亲自参与了缅甸侨党的解散工作，实在是太巧合了。已经建立了的侨党，为什么又要解散，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当时建立侨党是对的，现在解散侨党也是对的。看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条件。我们当时建立侨党，我党还没有取得政权，缅甸还是英帝国的殖民地，为我党发展革命力量，为支援缅甸人民反对殖民帝国的统治，建立缅甸侨党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现在解散侨党，我党已经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东南亚国家也不再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而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在美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争取和团结东南亚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解散侨党，有利于缓和新中国和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在华侨问题上的矛盾，减轻他们的疑惧。记得缅甸总理吴汝有一次访华时，周总理就亲自给他通报了缅甸侨党解散的事。可见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

侨党的解散，华侨工作和当地革命划清界限，但并没有取消华侨工作。恰恰相反，这一改变，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加强，宣传教育阵地，华侨福利事业，也都得到了很广泛和深入的发展。群众工作多种多样，深入侨心。侨党解散后的党团员，他们都以群众的一分子，积极参加了各侨团、侨校、侨报的工作，直接接触群众，为广大侨胞服务。各侨团、侨校、侨报形成了团结各阶层侨胞的有力纽带，并不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群众骨干，这是在缅甸侨党解散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形势、新的气象。

缅甸侨党在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大量的准备工作后，于1952年春向党团员宣布解散。根据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指示，许金荣、郑祥鹏带了林献、苏薪火、林有根等交通联络员去缅共解放区工作。我留下来负责侨党解散后原党团员的工作。如有重大事情，向我驻缅大使馆反映，由使馆转报回国请示。

侨党根据斗争的需要实行解散，但并没有取消党团员的党籍和团籍，而是保留了他们的党籍和团籍，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他们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密切联系群众，严守党内机密，经得起一切复杂斗争环境的考验，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保持革命气节。为了使党团员在当地继续坚持工作，在侨党解散过程中，曾宣布了一条组织纪律，党团员要求回国学习或工作，必须向他原来的上级反映，经过批准后才能回去。不然就作为自由行动，回国后即接不上关系，也恢复不了党、团籍。

在没有党组织的情况下，如何引导和调动党团员的积极性，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中央曾经设想，是否组织一个学会，如“孙中山学会”，吸收广大党团员参加，来代替党组织所起的作用。我们经过研究，感到这样做容易形成一个变相的党组织，也不利于进步力量的隐蔽精干、分散经营、细水长流的长期生存的方针。

缅甸侨党的解散，由于事前对党团员的思想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和深入，所以党团员的思想基本上是稳定的。在党团员内也没有出现过不正常的现象。对整个缅华社会来讲，解散侨党是一件大事，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在缅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没有透露出一点风声，好象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然，如果细心观察，不难发现我党在华侨工作中的政策，有很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华侨严格不介入当地的政治，有意识地引导更多的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积极开展中缅友好活动等等。

对侨党的解散要有正确的理解，才能自觉地去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开展工作。但是有了正确的理解，还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需要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加深认识，并摸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我们的党员习惯于在秘密的状况下工作，不善于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平时在公开社团工作的同志，他们比较快的就适应了在没有党组织领导下的工作环境。平时没有安排参加社团工作的同志，他们思想上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得帮他共同研究新的工作岗位和如何发挥作用。有的中层领导在组织解散后，为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没有注意到内外有别的原则，讲了些不符合自己公开身份的话，容易被人觉得他是一个幕后的领导人，暴露了自己，不利于长期隐蔽。类似这些情况，在工作方式方法开始转变的过程中，是难于避免的，需要不断的总结经验。

侨党解散后，如何解决对党团员的“无形”领导问题，重大的国内外形势和决策，如何向他们传达，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如何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大胆的利用了原来党组织的关系，以朋友的名义不定期的进行串门访问，通过这种方式，联系了广大的原党团员群众，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思想状态。所以在没有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对原党团员的情况是基本掌握的，原党团员也不会感到自己成为无人关怀的“孤儿”。

早在1950年6月8日中缅两国政府宣布正式建交前，侨党曾派徐曰宗去做策反国民党驻缅大使涂允檀的工作，徐利用和涂的儿子是同学关系的便利条件，策反取得成功，涂宣布起义。随着，在缅甸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分行也相继宣布起义。在侨党解散前后，我驻缅大使馆通知，中、交两行需要工作人员，要我们挑选适合的党团员。我们即安排了林日升、黄庆元、陈一平等8人到两行工作，加强了两行中的进步力量，一直到1963年3月缅甸政府将两行收为国有为止。由于对外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根据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我们还挑选和物色了一些适合长期做特殊工作的党团员，经过严格的思想教育后，交给他们新的工作任务。这些同志政治上可靠，党性很强，富于牺牲精神，不图名不求利，自甘过艰苦和寂寞的生活。这些无名英雄对革命的贡献很大，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1953年，中联部通过大使馆转告我，要我们选送一批懂缅文，政治上可靠的党团员回国工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安排了孙长庆、潘廷生、吕明俊、卢如升等同志回国工作。北京东方语言学院需要高级的缅文教师，我们选送了任竹根和粟秀玉，他们都有很高的缅文水平，熟谙缅甸很高深的古文“巴里”，国内使用单位非常满意。

许金荣他们到缅共解放区后，曾派交通联络员来仰光和我联系过两次。以后，他们根据中联部的指示，护送缅共副主席德欣巴顶阵到我国就医（严重的心脏病，曾在我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王清生、陈川戈、陈波等也一起撤退回国。从此，在缅甸的华侨工作，和缅共就没有任何工作上的联系。

缅甸侨党在解散前，对担任过侨党和缅共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从安全方面考虑，都做了妥善安排。但缅共方面有的同志被捕后，因经受不住严峻的考验，把我方的情况招供出来了。我在缅甸工作期间，这种情况就出现过几次。从我方来说，我们也担心年轻的交通联络员缺乏斗争经验，万一出问题，会给党和国家带来很大的不利和影响。

叶源成当过我方的交通员。侨党解散前就决定他回国工作，并已正式通知了他。他家远离仰光，住在缅甸三角洲的蚋不打镇，他是侨党创办的南洋中学毕业生，所以侨党解散后，就委托南洋中学负责人徐曰宗监督落实。徐曾督促他及早回国，叶答应回蚋不打告别父母后，即回仰光办理手续。但一走就没有下文。徐又几次写信催他，他也提了一些理由，这样就耽误了几个月。突然间，他到仰光来了，神色慌慌张张，说蚋不打警察局到家里找他，没有找到就追问他的去处，他父母回答叶没有回家。当徐曰宗向我反映叶的情况时，我感到问题严重。当即通过我驻缅大使馆向国内请示报告。国内很快就答复，要我们想办法护送叶源成回国。姚仲明大使指定马家骏随时和我取得联系，配合我做好工作。

叶源成从南洋中学毕业后不久即安排在缅北某侨校教书，他在蚋不打镇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也没有触犯过当地的法律。他当我方的交通员，活动地区是在仰光到缅北一带。而他老家住地的警察局却突然到他家要找他，不会没有原因的，这些情况说明叶源成在政治上已经有所暴露，很可能缅方正在追踪他。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让叶再回蚋不打镇去，也不让他到处乱跑，我们把他安置在他的老上级王孙静的家里。我们细心研究了如何安全护送叶回国的问题。叶在政治上已经暴露，所以我们排除了在正常情况下，公开办手续回国的想法。准备用非法的手段，从中缅边境山岭地带偷渡回国，我们把偷渡的方案，和沿途护送的同志报回国内后，很快得到国内的同意。

叶在仰光潜伏准备回国的期间，暴露了很多复杂的思想问题，有的是比较严重的。他向我们提出要和他在缅北侨校的爱人（团员）一起回去。我们说服他，保证等他先回国后，一定把他爱人也送回国。他勉强的同意了。不久，他又提出急需缅币两千罗比，非要不可，理由是什么记不清楚。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有一次他在和王孙静聊天中，忽然转了话题说，如果他现在跑到美国驻缅大使馆去，一定会被当“宝贝”看待。王听了一愣，当即严肃的批评了他。叶却嬉皮笑脸的说，他是在开玩笑。叶思想上存在有不健康因素，引起了我们的不安和警惕。临行前，他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他回国后，一定要让他再回缅甸，组织上不同意的话，他就坚决不走。考虑到党和国家的利益，避免不出事故，我们是违心的答应了他。当时大多数党团员向往祖国，希望组织上能同意他们回国工作或学习，唯独叶害怕回国，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差距多么大。

叶在准备走前，我们从缅北调来了李文德，给他交代了任务，要他到曼德礼（瓦城）接人，把叶源成带出缅境，然后交给云南省派来接应的人。我们要李文德不告诉叶自己的真名真姓和住处，也不泄露自己的经历，万一在途中出事，即一溜了之，避免受牵连，事后再想办法。我们决定由王孙静亲自送叶去曼德礼交给李文德。从仰光有直达火车到曼德礼和腊戍（终点站），但从安全考虑，要他们改乘公路车绕道勃卧，再搭上火车去曼德礼。到了曼德礼，王即按计划把叶交给了李文德。当王从曼德礼回来向我汇报情况后，我们还以为护送叶回国事可以按计划完成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们以为李可能已完成了对叶的交接任务时，李突然到仰光来了，说叶已经不知去向，问有没有回仰光来？据李汇报，叶在缅北住了几天，不愿意按马帮走的山路出境。做了思想工作才勉强上路，但走了一段就不走了，说是走不动，后来干脆躺倒在地上哭闹说害怕会碰到老虎，就这样又回到原住处。隔天一早，叶不辞而别。听了李的汇报，我们焦急起来，但到处都找不到叶的影子。后来王孙静说叶在仰光有一个亲戚，到那里去找找看，果然找到了。叶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垂头丧气，情绪消沉。我们没有过多的批评他，怕他走极端对革命不利。但从安全考虑，我们要他做好隐蔽，服从组织纪律，并把他又接回王孙静家里。根据叶的种种表现，和他不愿意走山路出境，我们研究了从公路线偷渡出境的方案，报国内审批同意后才执行。

从公路线偷渡出境，由于公路沿线缅方关卡很多，比较容易出事。有利方面是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可以利用，减少了旅途跋涉之苦。中缅边境线约有二、三千公里长，可以利用的偷渡地点很多。常走的是从缅甸的九谷到中方的畹町，中间只隔一座大桥，由于是重要的国境通道，缅方防守很严密。所以我们选择了从缅甸的南坎偷渡到瑞丽。这条边境线，平时双方边民来往频繁，特别是赶集日人山人海，大有防不胜防的便利。当我方把经过化装的叶源成带到瑞丽时，云南方面的有关同志已经如约在那里等候，交接任务顺利完成。不久，我们把叶的爱人从海路送回国内。

事后，马家骏通知，要我就这一事件写一篇书面总结，我写好后由使馆转回国内。

叶源成由于在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表现很不好，回国后即被取消了党籍。似在1980年，叶在武汉的工作单位，通过国务院侨办，转来叶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请报告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作为个人意见给予答复：根据当时他的表现，组织上取消他的党籍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因此不存在恢复党籍的问题。但是我建议，如果他现实的表现够一个党员条件的话，可以考虑作为新党员加以吸收。

缅甸侨党解散后，在长期没有过组织生活的情况下，主要是依靠自己的阶级觉悟，来抵制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给我印象很深的，如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和对我国的敌视，我们曾经号召抵制看美国影片，不仅广大党团员都自觉的带头遵守，广大爱国华侨也以看美国影片为可耻。但是在现实复杂的环境中，党团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必须经受形形色色的生活考验。这种考验，不是每个党员都能经受得起的。

冯励冬是店员出身，当过仰光市委书记。侨党解散时，我们安排他和叶振荣，在我驻缅总领事部领导下做统战工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和对外有一个职业掩护，我们派他到南侨书店当经理。南侨书店是肖岗向华侨职工界集资创办起来的，后来交给侨党领导。是一间小书店，资金不多，和人民报的经理部挤在一起。侨党解散后，为了扩展业务，向我中国银行贷了两万缅币，在印缅人的居住区（租金较便宜）租了一间有两层楼的小铺子，楼下卖书，楼上白天作为办公室，晚上供职工住宿。通过我驻缅使馆和国内有关部门的联系和介绍，南侨书店和香港的进步书店建立了业务关系，这样就为我们在缅甸开展进步文化事业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开办书店的宗旨，主要是为了向广大华侨传播爱国思想，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华侨职工、学生、文化界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目的不在赚钱，只要能够维持门面或略有盈余就不错了。缅甸政府在对外贸易上是统制外汇的。当时外汇的官价和黑市的比价相差很大，这样就为一些进口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得到香港有关书店的支持和配合，一本书进口的报价可按港方出售价多报若干成不等，这笔额外所得的外汇经过不断的积累后，便可以通过黑市卖出去。这样书店不但可以保本，而且能够得到发展和赚钱。

1954年初，我驻缅大使馆总领事部转告我，原中侨委党组来电指示，要我从侧面领导中国日报的工作，对内的名义是该报的董事长，但对外不公开，以便保持该报的“中间”面目本色。这是我的隶属关系从中联部转到原中侨委的开始。华侨工作与当地革命划清界限、华侨不介入当地政治后，中联部已不再负责华侨工作，而由原中侨委直接领导。侨党解散后，有关原党团员的管理工作，也由中联部移交给原中侨委党组。

中国日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东帮侨领陈宏典集资创办的。陈是国民党员，但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所以该报的立场不同于国民党的党报自由日报，而是以中间偏右的面目出现的。该报创刊后的两三年，报份和广告收入都不错。1947年缅甸侨党创办了人民旬刊，后来发展为大报人民报；广东帮侨领曹风美集资创办了中华商报，从香港聘请报人朱仲玉来当总编辑，也是以中间偏右面目出现，吸引了广大中间落后读者，在业务上对中国日报的打击很大。陈宏典和曹风美都是建筑商，在战后需要重建的缅甸，建筑业处于黄金时期，他们都曾赚了不少钱。但随着战后恢复时期的过去，建筑业的竞争也就越来越大，陈竞争不过曹，在生意上打了败仗，中国日报也日渐亏本，为了尽早甩掉该报的包袱，陈宏典决定出让该报的股权。我方通过爱国侨领陈占梅出面，用他的名义买下了中国日报的全部股权。

我们收买中国日报，实际上是买该报的旧招牌，以便用旧瓶来装新酒，对广大中间落后读者传播低调子的爱国主义，扩大祖国对他们的影响。该报的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广东人，为了团结广东帮，我们基本上都把他们包下来，他们的工资比人民报工作人员的工资高出很多，我们也没有加以变动。要办好中国日报，还得注意做好该报内部的统战工作。因为团结教育不好人数众多的原有工作人员，报纸是不可能办好的，社会影响也是很坏的。所以政治上要有很大的气魄，工作上又要很有耐心，要克服简单粗暴的思想情绪，这个任务很艰巨。

中国日报在我们接交前说报纸有近3千份，但经过后来核实，去掉收不到报费的订户，实际上不足2千份。报纸的经济主要来源，一靠报费，二靠广告费的收入，报纸的销量很低，必然影响到广告收入，因为两者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只有销量大的报纸对广告商才有吸引力。该报由于经营不善，管理混乱，在我们接办时是一个烂摊子，每年要由公家拿出不少钱来补贴。

为了加强对该报的领导，我们派了谢飞敏、陈耀仪、庄春和等人到经理部工作，派了温平、黄庆容等人到编辑部工作。该报经理陈孟仲年龄较大，为人正派厚道，工作勤勤恳恳，在旧人员中有很高威望。我们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因病去世，我们才派谢飞敏去接替他的工作。副经理马英华，人较圆滑，懂英缅文，有一定工作能力。为了安定人心，我们对经理部本来不想随便去变动。后来发现在报纸发行中有舞弊现象，报纸每天印刷的数量，大大超过订户和每天零售的限额，而这些多印出来的报纸又不翼而飞。为了堵塞漏洞，教育全体工作人员，我觉得非抓住这次机会进行局部整顿不可，既打击报馆存在的歪风邪气，又为报馆建立起一个新的良好的工作制度。事情发生在甄齐贵负责的发行课，这一举措使全报馆人员震动，甄本人惊慌失措。我找了两位经理谈话，表示原谅甄的初犯，希望他能改过自新，但由他负责发行工作已不适宜，拟由陈耀仪接任，甄即调去搞督印工作。这样宽大处理，大大出乎两位经理的意料，但效果很好，不但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也团结教育了全体旧工作人员。后来甄在督印工作中认真负责，提高了报纸的印刷质量。经过这次整顿，经理部工作人员的面貌焕然一新。过去习惯于在办公室坐等广告客户和报纸订户，现在能主动出击寻找对象。发行工作既琐碎又繁重，工作量很大。缅甸华文报纸有一条不知何时沿袭下来的坏传统，报纸要送阅3个月后才能收报费。因此送阅3个月后收不到报费时有发生。中国日报既要巩固旧订户，又要相机发展新订户。3个月一次的收报费，仰光市的订户好办，其他订户就得跑遍缅甸各地。所以收报费要和发展新订户结合起来。陈耀仪在接任发行工作后，为了清理该报订户的旧欠和发展新订户，费尽了心机，并做出了成绩。经理部是报馆的经济基础，经理部上了轨道，也就为中国日报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按照上级指示，贯彻执行对中国日报的报导方针，我们聘请了王思华担任总编辑，主编国际版。王不久因家事离任回国，我们聘请了林和济接任。温平的名义是副总编辑，主编本地版，实际上是我们的主要依靠力量。本地版每天都要面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错综复杂的缅华社会，在报导上的政策性很强，掌握不好就要出纰漏。其他各副刊编辑，英、缅文翻译和记者等，大多数都是留用的工作人员。由于以中间偏右的面目出现，所以在电讯采用上是有选择的以外电为主，我国电讯即采用中国新闻社，新华社电讯是根据工作上的需要，一般少采用。这样和负责正面报导的人民报有了一个具体分工。各副刊选用了中国新闻社的家乡稿和专稿，也选用香港报刊的一些文章，使版面上的内容多样化、趣味化。大凡中间落后的报纸，能吸引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主要是能迎合他们的品味。如当时风靡一时的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吸引了广大中间落后群众，就是倾向进步的人看的也不少。中华商报因为每天连续刊载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报份和广告收入都名列前茅。为了利用广大中间落后群众的这一个特点，投其所好，我们决定有选择的加以运作。为此，林和济通过香港的商业关系，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刚在明报上刊载时，抢先要来剪报供中国日报连载，使中华商报措手不及，给我们捷足先登。中国日报在我们接办后报份不断上升，当我们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后，报份的升幅即更明显。

中国日报的手民（排字工人）文化水平较低，思想闭塞，他们有的和国民党的自由日报的手民有来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还受了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影响，所以对我们接办中国日报，在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工作上时有顶牛，排版错字较多。庄春和是缅华工友联合会的骨干，他不仅把经理部收报费和拉订户的工作搞得很好，还负责做好手民的思想工作。工人阶级在消除了受欺骗蒙蔽的影响后，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接受新思想比知识分子快，排版工作很快就上了轨道。有两位思想觉悟比较高的工友，主动要求离开报馆去做更艰苦的工作。

中国日报是以中间偏右的面目出现的报纸。在日常报导的版面上，既要注意防右，又要注意防“左”。由于海外长期存在“左”的思想传统，宁左勿右的思想根深蒂固。需要我们不断加以抵制和纠正，以便保持“中间”面目的本色。如果我们把中国日报办成了没有“中间”色彩的左派报纸，那就失去了它的特殊作用，对中国日报来说在政策上是失败的。中国日报在报导方针上是如此，在能否按照党的政策团结教育好全体留用人员方面也莫不如此，在思想上同样存在既要防右又要防“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广大的留用人员，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光靠少数进步分子是办不好中国日报的。留用人员在思想上和我们有差距，在相互关系上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在非重大原则问题上还要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样有利于团结，也有利于办好报纸。记得有这样一个例子：每天报纸要做到能按时出版。但负责英文电讯翻译的朱骨，晚上上班爱迟到，经多次耐心帮助教育，工作态度有改进。但此公有酒瘾，他在控制不住时酒喝多了，又故态复萌，事后自己也感到难过。英文电讯翻译还有一位罗定干，并不完全依靠朱骨一人。朱是爱国华侨，国民党特工陈国和两次到我总领事部，后来秘密回国观光，就是他拉的线。中国日报自1954年我们接办，到1965年缅甸政府取缔各外国报刊被迫关门停办为止，我们和全体留用人员的相互关系是好的，也没有解雇过任何一个留用人员。

中国日报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营业上开始要由公家补贴，很快就走上收支平衡，最后达到每年都有盈利，报份超过中华商报，是华文报中报份销数最多的一家。1962年我和李军先后被调回北京工作时，我总领事部要我向中国日报支取2万缅币，1万元供我全家作为回北京的旅费，1万元交给李军作旅费。

根据毛主席关于“两头小，中间大”的科学论断，群众中进步和反动总是少数，处在中间状态的是占绝大多数。为了争取团结教育广大中间状态的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缩小他们和进步群众的思想差距，在海外办好中间姿态的报纸是非常必要的，它起到了进步报纸所不能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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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兼管中国日报后不久，我驻缅总领事部又通知我，要我也兼管新缅甸印务馆的工作。新缅甸印务馆是总领事部委托徐三民（徐四民的哥哥）办起来的，徐三民任经理。现徐不想干了，向总领事部提出辞职。我对印务馆当时是怎样具体办起来的不清楚。经总领事部的同意，我安排王孙静去当经理。印务馆的印刷机都是第二次大战前的老机器，印刷质量不高，但维持生产经营还可以。印务馆当时负责承印生活周报（小报）。为了创办缅华第一本画报——南国画报，还买了一架旧的制版画机。因此，印务馆的任务，不光是一般的印刷业务，还要负责出版好南国画报，开展这方面的宣传工作。为了印刷出版好南国画报，王孙静不知花了多少日日夜夜，亲自下车间检查督促。但工人的技术水平不高，旧机器的性能很难掌握，印制出来的版面参差不齐。后来总领事部和国内有关部门联系，要我们派两名同志回国学习。我们派去了两位原青年团员，在北京学习了6个月。回缅甸后，他们反映，在北京学习时使用的机器和我们现用的不同，因此抵消了不少学习成果。所以在制版技术上虽然有很大的提高，但技术不稳定，有的版面很好，有的即差些，差的原因也找不出所以然。看来他们的技术还不过硬，另一方面，旧的制版机器在性能方面也有问题，所以在操作时很难掌握。由于画报对画像的透明度要求很高，而我们的画报一翻开，好坏参差不齐，达不到政治宣传效果，从经济上来说更是很大的浪费。后来干脆停办。

1956年中联部通过总领事部通知我，侨党解散前和王孙静有过接触的缅甸白志愿军某头头已被缅政府逮捕，为安全起见，决定调王孙静回国。王走后，由吴振霖、施水萍接替他的工作。

1950年6月8日中缅两国政府宣布正式建交。当年8月28日，我驻缅特命全权大使姚仲明一行34人到达仰光。这是中缅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之间的一件大事，对侨居缅甸的广大华侨来说，也是一件特大的喜事。当姚大使一行到达仰光那天，侨党组织了各界爱国华侨到码头热烈欢迎，群众情绪的高昂，欢迎队伍之多，可谓盛况空前。

在国民党统治旧中国时期，由于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政府贪污腐化，民不聊生，在对外方面软弱无能，弱国无外交，广大海外华侨实际上成了任人欺负的“孤儿”。新中国诞生后，海外华侨把对祖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我党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在新中国诞生不久，政绩显著，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工农业建设突飞猛进，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过去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党历来关怀和爱护海外的华侨。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有了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靠山，他们不再成为海外的“孤儿”。由于祖国的强大和对华侨的爱护，改变了华侨在海外的处境和地位，他们可以挺起腰杆不用再对人低声下气，华侨受外国人欺压时代也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一个明显的变化和切身的感受，激发了华侨对新中国的热爱，发展和扩大了华侨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国民党的失败和退出中国大陆，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的关闭，和新中国大使馆的开馆，这一个根本形势的大变化，标志着缅甸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缅甸侨党虽然在我驻缅大使馆莅缅后不久奉命解散，但侨党的基本力量仍然保存着。这样与处于穷途末路的缅华蒋帮在力量对比上，我方是完全处于压倒的优势。由于广大中间落后的华侨向新中国靠拢，蒋帮除了一小撮特务、打手和领津贴的极少数帮派社团外，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在新的形势下，缅甸华侨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严格贯彻执行华侨不介入当地政治活动的指示要求。这不仅是关系到我国和所在国政府的友好相处的问题，也是华侨能否在当地长期生存的问题。帝国主义为了挑拨我国和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就污蔑过华侨是“第五纵队”。我们不能受人以柄，来破坏我国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在中央下发解散侨党的文件以前，我们和缅共的联系是秘密进行的。和面上的缅甸各公开进步团体的接触，有时候是半公开，有时候是完全公开。我爱国侨校和缅甸学联的关系是公开的，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和配合；我们参与过缅甸进步团体发起的争取世界和平的签名活动，还出动了广播车，声势很大。但这些在侨党解散前已得到纠正。因事关重大，还需要继续注意检查克服，以免出现差错。

华侨和缅人聚居在一起。为了谋生他们和当地人民的关系比较好。缅人有什么集会，一般都喜欢请华侨参加。主要是希望华侨多出几个钱，作为他们各种活动的支持者。特别是在各政党的竞选活动中，任何一个党派都想拉华侨来支持他们，这是比较难于应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教育华侨要区别对待。凡是属于地方福利、慈善事业性质的，可以参加并给予支持；凡是属于当地某一个党派的政治集会，或党派竞选活动中要拉选票等等，即坚决不参加，并请缅方谅解。但华侨在当地为了谋生和生存，一般都不想得罪当地人民，特别是有政治权势的人物，如当地执政党，在出钱方面还是不得不应付一下。有时候缅共也向他们秘密捐钱，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为了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我们教育华侨要遵守侨居国的法律法令，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只有华侨不违犯当地的法律法令，我国政府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才会更理直气壮。

（二）结束了过去对华侨和已入当地国籍的华人不加区别的做法。我国使馆在举行节日宴会时，在礼仪上把已入籍华人划在缅甸友人一边。开始有的已入籍华人感到不快，但经过解释，他们也就慢慢理解了。这看来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个大原则。表明了新中国不搞双重国籍，使所在国政府对新中国和已入籍华人在思想上消除疑虑，也有利于促进所在国政府放宽对华侨申请入籍的限制，一举数得。

在和美帝国主义、蒋帮争夺华侨的问题上，我们要争取团结广大华侨站在新中国这一边，又要有计划地引导华侨在自愿的原则上参加当地国籍，解决自身的长期生存问题。这一个战略思想和目标，要实现需要一个很长远的奋斗过程，是既艰巨又复杂的任务。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华侨在思想上的认识，达成共识，使他们自觉地为自己的前途去争取。这个思想基础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建立起来的。

从今天来回顾过去，引导华侨在自愿的原则上参加当地国籍，解决华侨在当地长期生存的问题，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华侨的中上层是一支经济实力雄厚的队伍，华侨加入当地国籍，也就必然增强了所在国的经济实力，为该国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凡善于利用“华侨”这一批力量的国家，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就是如此。缅甸由于长期的军人统治，搞极左的经济政策，在东南亚中是最差最落后的一个国家。

（三）遵照中央侨民工作方针中关于“要团结华侨，教育华侨，多做福利救济活动，并公开合法进行之”的指示，在华侨工作中大力开展福利事业，也是新形势下的主要特点之一。凡是福利事业、团结工作做得好的社团、单位、地区，华侨的爱国团结事业也就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福利事业深得人心，它得到了广大中间落后华侨衷心的拥护。

缅甸华侨救济委员会（简称救委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起来的。由于缅甸的贫民区（简易的木板建筑）经常闹火灾，还有其他意外的事故，受灾难侨在生活上需要紧急救济，但在侨团中没有一个专门办理福利事业的机构，感到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在爱国华侨的支持下，救委会很快就创办起来了。它发动了广泛的募捐活动，采取团结自救的办法，对一些受灾难侨进行紧急救济，对一些平时生活无依无靠的贫难侨，也给以适当的补助。救委会是慈善机构，它在广大华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爱国华侨的中上层也乐于捐助。

华侨诊疗所也是在这个时期创办起来的。它一方面解决贫难侨看病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减轻华侨的经济负担，医药只收成本费或者减免。由于得到广大华侨的拥护，所以在仰光市的几个郊区，也都办有小型的华侨诊疗所；缅属大地区如瓦城、勃生等地也都办有华侨诊疗所，为广大贫难侨服务。

在关心群众生活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上，广大华侨看到了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差异，看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差别，使广大中间落后华侨更加心向祖国，热爱祖国。

（四）有计划的组织华侨回国观光团，让他们回去亲自看看新中国的新气象。百闻不如一见，这是打破蒋帮各种谣言最有效的办法。观光团的成员照顾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为了扩大团结面，每次组团尽量争取中间落后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参加。观光团在北京参加国庆或五·一节日活动，然后安排到各地参观访问。参观结束即解散，以便让各团员有充分时间自由活动，办私事，或回家乡探亲访友。在观光团中，需要一些做具体工作的团员，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安排华侨骨干参加，他们在结束参观后，即留在北京短期学习，或参加原中侨委干校培训班的培训。这样可以在政策上提高华侨骨干，又避免暴露他们的身份。

回国观光团都是原中侨委指示我驻缅总领事部组织的。原中侨委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接待任务，负责安排观光团在国内的一切活动，有针对性的对观光团成员进行宣传教育。所以观光团的成员不仅能饱览祖国的大好风光和工农业建设的成就，在思想上也能得到很大的丰收。令人难忘的，是1952年5月12日，廖公在接待缅甸回国观光团的座谈会上，有针对性的谈了如何促进华侨的爱国大团结问题。在谈到团结的方针时他说，“第一，不管侨胞从事那一行业，工、农、小商贩或资本家，甚至带有买办性的资本家，只要他们心里有祖国就行。第二，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也是允许的”。廖公的这次讲话，对解决当时有些爱国华侨存在的“左”的思想情绪和一些糊涂认识，实在是太对症下药了。提高了我们的政策水平，扩大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有了更明确的努力方向。对缅华的爱国大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改进领导作风，扎扎实实的深入群众。为了继续巩固和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有计划有重点的争取团结中间落后的头面人物和宗姓、同乡、封建帮派等社团，我们抽出一部分进步力量，分散安置到各个宗姓、同乡等社团，加强了我们在中间落后侨团的作用，又有利于进步力量的长期生存。

广东帮的一些人物在历史上和蒋帮的渊源比较深。当时有相当影响的武帝庙的李煁尧，云南同乡会的邓永汉等，就是在我们的争取下靠拢过来的。缅华社会有两个历史悠久的封建帮派社团，一个是和胜总公司，一个是建德总公司，它们是互相对立的，各有一批流氓打手，但对共产党都是敌视的，和蒋帮也有关系，并曾为蒋帮所利用。但是在我们的争取分化和新的形势下，它们都被迫中立。我们鼓励一些爱国的中上层华侨参加和胜总公司和建德总公司，作为掺沙子，以便抵制它们对爱国侨团的破坏作用。在我们的分化瓦解下，有些人过去和蒋帮关系密切，想靠过来又拉不下面子，他们就私下表示将严守中立。如李紫菜是建德总公司的“三哥”，手下有一批流氓打手，过去经常威胁和找爱国侨团闹事，但从此以后他不再过问社会上的事。由于我们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也就把蒋帮孤立起来了。

缅甸侨党解散后，我在前面曾谈到在没有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发挥一个党员的作用，继续发挥一个“无形”的党组织的作用。其办法主要是保持作为“朋友”的关系，互相关心和继续来往。但是在长期实践中，感到这种方式比较适用于搞特殊工作的同志，搞群众团体工作的同志即感到不那么适应，工作效率不高，既费力费时，又显得琐琐碎碎，缺少一个有机组成的“轴心”推动整架机体的自行运转。

我在领导中国日报的实践过程中，就感到有在该报建立一个核心小组的必要性。小组成员是从我派去该报工作的人员中挑选，有原党员，也有非党骨干，人数以3人为限。对报馆不公开。有事相互联系，必要时开会，主要是研究问题或部署工作。为贯彻我对中国日报的编辑方针，发展报务，争取团结教育该报的广大旧工作人员，这个核心小组起了很大作用。核心小组的组织形式，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因为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按固定时间开会。这种组织形式，在没有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实践证明还是行之有效的，它起了一个“核心”的推动作用。

记得是1954年，李军、徐曰琮回国观光和学习，回缅甸后传达了原中侨委国外司司长彭光涵的意见，要缅华爱国工作“鸽子归巢”。在我总领事部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核心领导小组，由我、李军、徐曰琮3人组成。具体分工，我负责侨团工作，李军负责侨报工作（中国日报除外），徐曰琮负责侨校工作。对原党团员的关怀和善后工作仍由我负责。在核心领导小组下面，有关的侨团、侨校、侨报也相应的成立了核心小组，大家的工作情绪很高，感到大有奔头，着实热闹了一阵子。

似在1955年，原中侨委国外司专员朱毅随同经济司司长朱曼平来缅甸视察。朱毅在我总领事部与我们核心领导小组开了一次会，总领事部肖岗也参加了。朱毅批评我们搞核心小组，是变相的恢复了党组织，是要犯错误的。但他又没有提出具体应该怎样搞，使大家情绪消沉，感到无所适从。从此以后，已经组织起来的各核心小组因为对下面的同志不好解释，也怕打击他们的工作情绪，在没有宣布取消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把核心小组冷下来，少开会，不开会。总领事部怕犯错误，也不再过问核心小组的事。但作为核心领导小组的3个成员，似乎是长期存在的，因为总领事部有关重大的问题，总是找我们3人共同研究讨论，然后由大使馆作出决定。

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隐蔽只是一种策略手段，积蓄力量才是主要目的。侨党解散了，核心小组经过朱毅的批评后也停顿了一个时期。但侨务工作还要继续开展，新形势下缅华的爱国事业和进步力量也要发展，其他各项工作也不能停滞。在这些客观的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重新认真的思考核心小组的利弊，以便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答案。

在当时头脑发热的情况下，核心小组是搞多搞滥了，会议也较频繁。如果不普遍的搞，只选择工作需要的极少数单位和地区是不是可以？实践证明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很有必要。如人民报、南洋中学是过去侨党创办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安排的，通过行政领导就成了，根本不需要另组织什么核心小组。一般性侨团，工作任务不多，也没有这种必要。但如缅华店员联合会、缅华工友联合会、缅华教师联合会等大侨团，都是我们的主要依靠力量，平时活动和任务多，工作繁重；又如前面提到的中国日报，留用人员占绝大多数，情况复杂；再如缅属的大地区勃生专署、缅北瓦城故都，远离仰光；像这些单位和地区，没有建立核心小组，是比较难于领导的。

侨党解散后，不可能再发展党团员，但可以大力发展爱国积极分子。爱国积极分子是经过我们的培养和考察现实表现，然后加以确认的。爱国积极分子再经过长期的培养，在政治上和工作上具备了一定的水平，在群众中能起“核心”的作用，可以提升为“核心分子”，作为我们的依靠力量，在使用上我们作为原党员一样来对待。后来原中侨委为了鼓励华侨爱国进步分子，决定由我们提供情况，由原中侨委人事司审核后，把他们定为国家的侨务干部，即所谓“侨干”。他们将来如回国工作，可以作为国家干部安排。这在政治上对华侨爱国进步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侨党解散后，在我驻缅大使馆的领导下，在原党团员的努力下，缅华的爱国事业在继续发展，进步力量在不断壮大。下面的两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

一个是由我们在仰光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春节文艺广场晚会，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越办越好，是群众集体智慧的创造。它利用春节假日期间，把广大群众吸引到正当的娱乐方面来，引导他们参加丰富多彩文艺广场的活动，改变了旧习俗和在春节期间吃喝玩乐赌博等不良习气。

文艺广场布置在缅甸华侨中学的校园内，有几十亩的空地可供利用，广场内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像一座不夜城。文艺广场安排7个晚上。每晚都安排有精彩的篮球比赛，放映国产电影，缅甸戏班子的演出，猜灯谜，音乐演奏，群众性的集体舞蹈，各种商品的展销，各种中外风味小吃等等，每晚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春节文艺广场晚会这种活动几年来历久不衰，说明它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组织这种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大型综合活动，是要有一定的领导力量和雄厚的群众基础才能胜任的。

再一个是对国家领导人的保卫工作。新中国诞生后，我国领导人相继访问缅甸。周总理的外交活动更频繁，多次访问过缅甸。自从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前夕，蒋帮精密策划，在我国向印度租用的克什米尔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飞机从香港飞往印尼途中，在太平洋上空爆炸。幸好周总理没有搭乘该机，我国牺牲了几位先遣人员。自从事件发生后，蒋帮蓄意谋害周总理的阴谋已昭然若揭。所以我党对周总理出访的安全保卫工作，也就成为一项极端重要的政治任务。

周总理每次访问缅甸，我国有关部门都要派出安全保卫工作的负责同志随行。到达缅甸后，一切活动的安全保卫理所当然的由缅甸政府负责。但是为了预防万一，每次在周总理到达前，我驻缅大使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和我们共同研究如何配合对周总理的安全保卫工作。每次都要作为一项重要的紧急任务，把我们的爱国进步力量动员组织起来，监视、跟踪蒋帮有危险嫌疑的人物，在欢迎群众中安排布置我们的人员掌握和控制局面。

蒋帮一些公开露面的头面人物危险性不大，缅甸当局也会对他们进行监视。但对一些台湾秘密派来的特务，如丁如久、马次伯等人，他们不露面，行踪诡秘。像这类危险的人物，我们组织了可靠的骨干，日夜监视跟踪。记得军统特务郭蔚如的隔壁邻居是我妇协的骨干，她的儿子是我们的积极分子，所以我们对郭蔚如每天的动静了如指掌。如有重要情况，得及时上报。我们还利用各种渠道，收集蒋帮在这段时间的动态，掌握更多的情况。

仰光机场离市中心20公里左右，由于街道不宽，沿途都是欢迎的群众队伍，车速不能太快。沿途还要经过几个圆形转盘路口，这时车速更慢。我们对这几个路口很不放心，蒋帮破坏分子只要混杂在圆形转盘的群众里面，周总理座车一到，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们事前都要布置可靠人员混杂在群众队伍里面，以便及时发现并制止敌人的破坏行动。

在安全保卫工作中，至今还令我难忘的有这样一次。记得是万隆会议后的那一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并参加了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新年）活动。我们事前得到的情况，是缅甸总理吴努将陪同周总理到某热闹市区，参加泼水节活动。所以我们动员组织了几百个爱国青年参加保卫工作。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两位总理不是乘坐汽车，而是步行在热闹市区的街道上参加泼水活动。人山人海，如何执行保卫？我们现场的指挥同志行动很迅速果断，他们手拉着手，形成一条铁链似的圆形人墙，把两位总理和拥挤的人群隔开，保护着两位总理和跟随的安全保卫人员一起行进。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从这里可以看到缅甸爱国华侨是多么热爱周总理，也可以看到缅华爱国进步力量的强大。这是一次缅甸华侨爱国进步力量的大检阅。

回国参加十周年国庆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周年，党中央决定热烈庆祝。约在当年的8、9月间，原中侨委党组通过我驻缅大使馆，通知我回北京参加十周年国庆活动，并汇报缅甸侨党解散后华侨工作的情况。

我上次回北京汇报工作是在1950年底，至今已经有8年多了。这8年多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特别是解放后新中国的变化，更是一日千里。有这样的机会回北京去重新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和政治水平，跟上祖国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对我来说确实非常必要。

我驻缅总领事部一等秘书谢应权，建议我回国前到瓦城走走，我自己也感到很有必要。

瓦城又名曼德勒，是缅甸封建皇朝时期的故都，保存有富丽堂皇的皇宫和雄伟的紫禁城，是外国游览者必到的胜地。瓦城地处缅甸的中心地带，水陆交通贯穿东西南北，其东北部靠近我国云南省，东南部靠近越南、老挝、泰国，西边紧邻印度，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要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其重要性也仅次于仰光。在边境线上，聚居着各少数民族，由于处于封闭的边远地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比较落后，社会错综复杂。我国云南省的解放滞后，盘踞在滇西的蒋军被我解放军击溃后，有不少蒋军的散兵游勇流散在缅北一带，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复杂性。

瓦城和缅甸沿海的一些主要城市相比，由于接受信息不如沿海城市快，加上地区情况的复杂，华侨爱国民主思想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特别是远处在缅北的八莫、密支那等边远地区，早先时候基本上还是空白点。1950年8月28日我国在缅甸建立大使馆后不久，在缅北腊戍也建立了领事馆，以便联系缅北华侨，开展华侨爱国工作。1960年后，我国撤消了腊戍的领事馆，而改在瓦城设立了总领事馆，由谢应权担任总领事，这是后话。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我们就注意开辟以瓦城为中心的缅北工作。缅甸侨党奉中央指示解散时，为了分散安置进步力量，我们就有计划的向瓦城输送了一批有条件在缅北各地生根并开展工作的进步力量，加强了缅北的工作，重点在瓦城。如派缅华店员联合会的骨干到瓦城成立了店联分会，派缅华工友联合会的骨干到瓦城成立工友分会，加强了瓦城爱国华侨的基本群众工作。我们还利用缅华教师联合会的渠道，推荐介绍爱国教师到缅北各地侨校散播种子。瓦城华侨小学在新中国诞生后，扩办了中学，即瓦城华侨中学（初中），瓦城爱国侨领苏知觉兼任校长，我们派了林竹去担任副校长，实际上主持该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随同林竹去的还有几个进步教师。办好瓦城华侨中学，不仅在瓦城华侨社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影响还远射到缅北各地。

我这次到瓦城了解情况时，瓦城的华侨爱国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瓦城华侨的中上层多数是经营当地的土特产，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主要是福建籍和云南籍的华侨。他们不仅在经济实力方面，就在社会地位方面，也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如郑汉卿、苏知觉、严孔昌、谢兆丰、允兆国、邓永汉等都是拥护新中国的。在基本群众的组织工作方面，除已建立的瓦城店联分会、工友分会外，缅华教师联合会和缅华妇女协会，也都先后在瓦城建立了分会，华侨诊疗所也早已开办，为广大华侨看病提供服务。我这次去瓦城，随行的还有江木兰，林竹安排我们夫妇住在苏知觉的客栈。

林竹是瓦城地区核心小组的负责人。他和瓦城中上层的关系搞得不错。这样有利于开展爱国统战工作，有利于教师队伍继续稳定的在当地生根，教育和培养好青年的一代。瓦城爱国骨干队伍内部，也是比较团结的，大家同心协力，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我和核心小组成员开了两次会，主要是听取他们的汇报，并向他们传达国内侨务工作的新情况。我还到瓦城华侨中学看望一些教师，探望了原党团员，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过去我没有游览过瓦城的名胜古迹，这次在林竹他们的陪同下，我和江木兰去游览了曼德勒山顶的寺院古迹，从山上俯瞰美丽的瓦城风光。

这次瓦城之行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是瓦城能比较迅速的得到缅北各边远城镇的信息。这些边远城镇的爱国华侨，他们经常要来瓦城经商办事，相互接触联系的机会很多。他们到仰光办事路途太远，有些问题就在瓦城找侨领、找林竹他们商量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转请林竹他们向我驻缅大使馆反映请示。瓦城因地缘上的关系，在工作上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从瓦城回仰光后，在回国之前，我还做了其它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

1959年9月中旬，我从仰光搭乘中国民航飞机到昆明，在昆明停留了好几天。李萍从我驻缅大使馆调回国后，现在云南省担任外办主任，我受到了他的热情欢迎。云南省侨务委员会安排我参观了昆明的名胜古迹，如西山龙门、滇池、大观楼、金殿、五百罗汉、翠湖、黑龙潭等地。最后要安排参观离昆明比较远的石林，我没有去。

从昆明再乘民航飞机去北京，记得当时还没有直航，似乎在重庆过了一夜，隔天再飞时，先到西安，然后才到北京。到北京机场来接我的，是中侨委人事司的陈兵人。我被安排住在王大人胡同华侨饭店，离中侨委机关和中国新闻社总社很近，只要走几步路就到了。人事司主管中侨委派到国外和港澳地区的干部，以及各国侨党解散后仍在国外坚持工作的党团员。

我作为回国参加十周年国庆大典的代表之一，和各国的华侨观光团住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在北京参观活动。我第一次登上了巍峨宏伟的万里长城，心情感慨万端；观看了令人惊奇的地下宫殿；观赏了故宫封建皇朝珍贵的文物；游览了颐和园、天坛、地坛；参观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以及作为十周年国庆献礼的十大建筑等等。白天参观，晚上观看文艺演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参加国宴、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是华侨观光团活动的顶峰。9月30日晚，各华侨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人民大会堂是作为十周年国庆献礼的十大建筑之一，它的宏伟壮观名闻中外，它的宴会厅可容纳五千人就餐。新中国诞生后，我国第一次举办这样大规模的国宴。宴会大厅灯火辉煌，气象万千，华侨代表有秩序的进入宴会大厅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热情亲切的欢迎，这是祖国给予华侨代表的最高礼遇。在国民党统治旧中国时期的“海外孤儿”，现在变成了新中国的贵宾，这是多么大的变化。10月1日早上，我和各华侨代表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工农兵和各界文艺队伍的游行表演。从观礼台往高望天安门的城楼，那里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检阅台，可以看到毛主席在频频的向游行队伍亲切的招手。我们在观礼台上，看到了步伐整齐，气宇轩昂，威武强大的工农兵游行队伍，看到了各族人民轻歌妙舞、五彩缤纷的文艺游行队伍，他们为祖国的前途似锦欢呼，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祖国的强大感到自豪，不少人流着激动的眼泪。

参加国宴和观礼后，中侨委即派出干部，分批带领华侨观光团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东北是我国重工业的基地。记得我参加的那个观光团，参观了长春的第一汽车厂，沈阳的清故宫，抚顺的露天煤矿，大连的造船厂等等。在我的印象里，哈尔滨市濒临松花江，风景非常美丽。当时虽然是在10月间，但东北已开始寒冷，我们住的宾馆早已供应暖气。

从东北回到北京，参加国庆的活动就结束了。各华侨代表可以自由行动，利用回侨居地之前办些私事，在北京或到各地，以及探亲访友等等。我因为另有任务，决定继续留在北京。

为了在北京多住一段时间，我要求搬离华侨饭店住机关宿舍。经组织上的安排，我搬到华侨饭店附近中侨委职工宿舍楼，一个人住一个小房间。幸好章欣潮和吴楚两个熟人也住在这栋楼里。章欣潮原名张任涛，我们在香港就认识，那时他在香港大众日报当编辑。七·七抗战爆发后，上海八·一三抗战也相继爆发。在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九龙青年战地服务团”，准备到上海前线去服务，我担任团长（用名林文），曾眉担任副团长，彭克明（又名彭澎）负责秘书工作。章欣潮等香港进步青年也参加了这个团。大家充满了爱国热情，准备到抗日前线参加抗战。该团从香港途径广州、武汉时，都做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到了南京后，国民党有关部门不准我们到上海去，最后被迫解散。后来章欣潮和部分团员想办法去了延安。他现在中国新闻社总社担任副社长。我和吴楚是在1934年认识的，当时我在上海暨南大学当旁听生，他也在暨大读书。他现在宣教司当专员。有了两位熟人，可以互相串门聊天，解除了我不少寂寞。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54年我把大儿子军伟和大女儿烽英送回国升学。1956年我又把军瑜送回国升学。当时他们年纪还小，我弟弟顺理在上海工作，所以把他们都安排在上海，以便有人照顾。1958年军伟高中毕业，考大学没有被录取。他是共青团员，响应号召到西北兰州参加开发油田。由于不适应寒冷的气候，加上油田是刚刚在开发，住宿和饮食条件都很差，作业在露天，有时候还得睡在工地上，两腿患上了关节炎，不能参加正常劳动，病退回上海治疗。他知道我在北京参加十周年国庆活动，就到北京来看我。中侨委许多同志听说这件事后，感到不好理解。他们认为华侨不会被安排到西北去的，为了照顾华侨不习惯寒冷的气候，一般都安排在南方。他们对军伟考大学没有被录取，也感到奇怪。因为国家对华侨学生也有所照顾。后来我从上海一位老战友那里了解到，1957年经过全国反右派斗争后，1958年对录取大学生就有所“甄别”。我的孩子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他们填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再加上是从国外回来的，还得加上一层“海外关系”，有了这两层关系，在录取时就被“甄别”了。我国对归国华侨的政策是“一视同仁，适当照顾”。但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历来落实华侨政策都不是那么容易。方方知道这件事后，决定把军伟留下来，安排在中新社总社工作。我回缅甸后，中侨委把军伟保送到华侨大学就读，一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工作。

我决定在北京住下来后，人事司就通知我写自传。这是我参加党后，第一次比较详细的写自传。接着是要我提供各种情况，写工作总结，党团员、积极分子的情况和工作表现等等。当时的宣教司是主管国外侨教的，他们找我了解有关侨教的情况。中新社总社是主管国外侨报的，我向总社汇报了“中国日报”的情况。中调部的姚仲康、姚念也来请我吃了一次饭。

为了让我多熟悉国内的情况，凡廖承志、方方作重要报告时，都安排我参加。我还多次参加国外司讨论有关国外的侨务工作，听传达党内重要文件。

1959年在对外关系上，除了美帝国主义继续敌视我国，并不时侵犯我领空外，新麻烦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苏共以老子党自居，企图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要求我党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在遭到我党严正拒绝后，背信弃义，把原来只是两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展到公开的对抗，两党的关系在恶化。二是印度对我西藏有政治野心，在我平息西藏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后，中印关系趋向紧张，边界纠纷不断，印度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领土。三是印尼掀起排华事件。

印尼有势力的集团在1959年下半年掀起的排华事件，是新中国建国十年来，在海外华侨问题上发生的一件大事。在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中，都有人数众多的华侨在当地聚居。在东南亚国家受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华侨和当地人民同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民族主义国家政治上取得独立后，由于本国民族经济基础薄弱，广大华侨是所在国发展民族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和当地人民没有根本上的矛盾，而且是和睦相处的。但由于民族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在政治上存在两面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敢和西方的垄断资本进行较量和斗争，回避了主要矛盾，却反而转向华侨开刀，在法律上限制和排斥华侨，向华侨抢夺经济阵地。印尼这次排华，就是以所谓不准外侨在农村经营弄商（即小杂货店）的法令为借口，把成千上万居住在乡村的华侨小商小贩强迫迁移，并限制携带行李物品，使大批华侨因而流离失所，丧失生计。还有许多华侨被无理拘禁。

印尼有势力集团掀起的这场排华事件，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展开了和印尼迫害华侨、保护我国侨民正当权益的斗争。1959年10月10日，廖承志召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加佐，对印尼掀起的排华事件，提出严正的抗议。主要内容摘录如下：华侨问题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必须要妥善处理，才有助于两国友谊。华侨资本是随同印度尼西亚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在印尼没有脱离殖民统治之前，华侨和印尼人民同样受殖民主义统治，华侨资本对印尼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因此对华侨经济的处理，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重复说一遍，我们两国是朋友，我们是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战友，我们既是友好的，我们都反对殖民主义，那么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廖承志文集393页—394页）

我国和印尼有势力集团的这场斗争，我国始终是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避免事态的扩大。斗争目的是为了使印尼当局认识到，排华对它不会有好处，不但不得人心，最终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迫使印尼适可而止，大家坐下来谈。

但是对已经被印尼当局强迫迁移，因而流离失所、丧失生计的广大难侨，必须要有一个妥善解决办法。为此我国政府决定派船去印尼，接回被迫害的华侨。这在旧中国时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新中国也是第一次。海外华侨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伟大的祖国是华侨有力的靠山”，感到祖国的温暖。

为了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对受迫害流离失所而又自愿回国的华侨，帮助他们安全撤退回国，这是新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一个国家派船去接回被迫害的侨民，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作为东道国的印尼，在道义上必然要受到全世界人民的非议和谴责。印尼的广大人民也不支持排华的政策。这对印尼有势力集团是一个有利的打击，他们在政治上很不光彩。真理在我国一边。

接侨的具体工作是由中侨委负责的。因接侨本身是一场复杂的斗争，所以随船去印尼工作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的。至于准备接多少华侨回来？我国新闻媒介声言：印尼排华不欢迎华侨，我国准备回来十万，接十万，回来几百万，接几百万。口气很大。但在一次接侨的讨论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才使我真正领会到中央决策上的英明。我国派船是为了接运难侨归国，但它又是一种斗争手段，可以在政治上对印尼当局施加压力。印尼有几百万华侨，我国派一艘船才能运载一千人左右，不能设想把所有华侨都接回来，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在接侨问题上大做文章，在舆论上迫使印尼当局停止排华，做到少接，以后不接，让更多的华侨继续留下来，这样有利于华侨在当地长期生存，也符合我国的对外政策。

我国和印尼有势力集团进行的这一场斗争，教育了海外的广大华侨，使他们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所在国人民和睦相处。通过这场斗争，也使民族主义国家的当权派，认识到排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新中国不是好欺侮的。经过历史的检验，他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华侨是发展他们本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在北京度过冬天，跨进了1960年。参加市郊几次义务劳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体力劳动，把腰部扭伤了。后来又发觉左耳会鸣，头晕眼花，要赶快躺倒休息，不然就会呕吐不止。头晕眼花没有发作时，人倒是正常的。

在北京住了几个月后，我准备回缅甸了。人事司司长苏惠，代表中侨委党组向我交代了任务。要我回缅甸部署“三线”工作。在一、二、三线中，重点是部署第三线的工作，由我负责。第三线的工作和人员，为了更有利于隐蔽，互相不牵连，不和我驻缅使领馆发生关系，有事和北京直接联系。苏惠30年代在香港时我们就认识了。她还是江木兰在泰国读小学时的老师，后来江木兰在香港参加党时，她又是入党介绍人。

人事司安排我先去福建家乡，再转回缅甸。但是为了对我的身份保密，决定不向下属单位打招呼，或作组织介绍，要我作为一般华侨的身份出现。首先我到了上海，看我的弟弟顺理一家和在上海读书的儿子军瑜。我还顺便约会了蔡北华，他是我在东京和广州时的老朋友。我住在华侨饭店。有一天在电梯上突然碰到了张弘，她正在接待一个华侨。她是上海侨务处办公室主任，因没有收到中侨委的通知我要来上海，所以对我疑信参半，以为我已变成一个华侨资本家，也就没有再找我深谈。

从上海到福州参观，最后到了厦门。在参观活动中，无意中碰到了肖枫，他曾在厦门担任过市委副书记，当时是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因为我是他入党的介绍人，知道我的底细，可能是他给刚好也在厦门的王汉杰谈了什么，当天厦门侨务处就通知下午要宴请我，王汉杰和施曜都亲自来了，这是我离开北京南下参观，第一次受到公家的宴请。

结束了在福建的访问后，我即转到武汉，看在武汉测绘学院就读的大女儿烽英。然后应许金荣的邀请，去重庆住几天。一下飞机，就看到老许亲自来接。他挂名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实际上是在许立领导下，负责在我国避难的缅共领导人的联络工作。任白戈在重庆市当市委书记，老许带我去看了他一次。从东京一别，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问他爱人“三毛”的近况，他说早已在延安遭敌机轰炸时遇难。我听了觉得很震惊。

重庆我是旧地重游。解放后这个雾山城已经变化很大。每天老许用他单位的轿车，带我到处游玩。晚上即欣赏川剧。川剧有它的特点，可看性强。有一天我们到小温泉（我曾在小温泉住过几年），然后去南温泉洗温泉澡。可能是太累了容易受凉，我的腰部旧病复发，走路开始有点痛感，后来发展到站久了也不成，头晕呕吐的老毛病也一起来了。所以当要上飞机去昆明时，老许看我实在不成了，干脆把我送到西南军区医院住院治疗。我在医院躺了好多天。记得打了几次封闭针，服了安定片之类的药品，病情有缓解，但没有根本治好。老许可能把我的病况通知了北京的中侨委。苏惠通过重庆市委转告我，如果身体不成就不要回缅甸，可以留下来。我考虑任务在身不能再耽搁，也怕护照的有效期给耽误了。我和老许商量，并取得他的同意，决定到昆明后再继续治疗。这样我就躺着给抬上飞机，一直飞到昆明。

到昆明后，受到李萍夫妇的热情接待。李萍的夫人李真，是很有经验的医生，她亲自到宾馆来检查我的病情，每天来宾馆给我针灸两次。经过她的认真负责的治疗，我的病情好转，可以在飞机座位上坐，不用再躺在担架上。这样我就从昆明乘我国的民航班机回到缅甸仰光。

参加完新中国十周年国庆活动回缅甸后，我一方面继续治病，一方面即着手研究部署三线的工作。我的腰病是慢慢好起来的。陈伯甫有祖传的按摩医术，他专门为我按摩了一次。我的头昏呕吐，是服了大医生的西药LAGATIL（即B.1制剂）才慢慢好起来的。看来是属于神经系统的毛病。后来我还是比较经常的服用维生素B.1，以防旧病复发。

部署三线工作

我在1950年底回北京汇报工作时，就听说上海在解放前，为了应付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上海地下党部署了三线的工作，一直到上海的解放。为什么中侨委党组决定在缅甸华侨工作中部署三线呢？我想这和当时世界形势的动荡，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入侵的威胁，我党和苏共矛盾的激化，加上印尼又发生了反华排华事件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当时党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重要因素。1963年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曾讲得很形象。他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限了。界限是美国打破的，不是中国打破的。打败了美帝之后，在全世界真正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为这个伟大目的，中国准备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要在缅甸华侨工作中部署三线，首先必须服从我国的对外政策，这是一个大前提。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在工作上就要犯错误。新中国诞生后，为了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团结民族主义国家，我国在对外政策上作了重要的决定，解散了东南亚国家中的侨党组织，并严格规定，华侨工作和当地革命划清界线，华侨不参加当地革命，不介入当地政治，华侨爱国团结工作，尽可能采取公开合法的组织方式进行。因此，三线的部署工作，不能离开这个大原则。

华侨作为所在国的侨民，只要不违犯当地的法律、法令，不介入当地的党派政治斗争，华侨内部本身的爱国团结活动是完全合法的，不应当受到限制和干预。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存在的两面性和狭隘的民族排外思想，加上帝国主义和蒋帮的挑拨活动，民族主义国家的当权派，对心向社会主义祖国的华侨是有疑虑的，在政治上它们也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他们对华侨正当的爱国团结活动，采取了种种的限制，并在暗中进行监视。华侨爱国团结活动尽管是公开合法的，但处在侨居国的特殊环境下，仍需要十分注意方式方法，讲究策略。要避免给对方抓住任何把柄或有所借口，用莫须有的罪名对你绳之以法，或者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华侨的长期生存，为了维护华侨在所在国的正当权益，为了继续巩固和发展华侨爱国统一战线，部署三线工作还是有必要的。要避免可能突然发生的事变，一夜之间把华侨骨干通通扫地出门，给你一个措手不及，那损失就大了。

缅甸侨党组织解散后，有一条很好的经验，就是从秘密的小圈子钻出来，面向广大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利用公开合法的侨团、侨校、侨报，继续发展和巩固华侨爱国进步力量，这是侨务工作的一大进步。三线的部署，要避免走回头路，使自己又陷入秘密的小圈子里，自绑手脚，搞神秘化，把自己孤立起来，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

基于这样的认识，结合缅甸的现实情况和华侨工作的实际，我们对一、二线骨干的部署，不搞繁琐哲学。第一线骨干，主要是一些在“前台”工作的同志，工作中必须出头露面，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群众中有威信，遇事勇于带领群众前进。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也就比较暴露，是引起所在国当局注意的人物。一有风吹草动，怕站不住脚。

第二线骨干，主要是在中间状态侨团工作的同志，平时避免公开出头露面，多做社团内部的实际工作，如联络工作、福利工作、团结互助、时事学习等等。当一线同志在前台站不住脚时，或因其他原因离开工作岗位时，二线同志就必须站出来顶上去。

在三线中，二线骨干是人数最多的。这样的安排，符合缅甸华侨工作的实际。我曾把一、二线骨干的名单，送给我驻缅总领事部，以便共同掌握使用。属于二线的骨干，一般不去总领事部联系工作。我驻缅大使馆在节日的公共活动中，也不邀请二线骨干出席参加。

部署第三线，是我这次工作中的重点。这不是说一、二线不重要，因为一、二线实际上早就存在了，只不过没有称作一、二线罢了，而一条需要更隐蔽的三线却还没有。第三线的部署，主要是从最坏的打算考虑，一、二线的同志站不住脚时，第三线的同志还能继续坚持下来。这一线的同志，是准备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工作的。因此，他们政治上必须可靠，组织观念强，思想觉悟比较高，有较强的应变工作能力，政治上还不能暴露。从我们的骨干队伍来讲，政治上一点也不暴露的只是极少数，但他们不一定具有其他更重要的素质，滥竽充数会给工作带来不利。所以我选择的是德、才兼备的对象。至于政治上有所暴露，可以采取多种弥补办法去冲淡政治色彩，实践证明也是有成效的。

在人选确定后，即有计划的安排学习。记得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毛选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选中有关白区工作的章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等等。在学习过程中，根据每人的不同情况，重新研究调整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了冲淡政治色彩，有的表现是为生活奔波，对政治不感兴趣；有的干脆改变另一种生活环境，使自己面目一新；有的即参加到中间落后的宗姓社团里面去，使自己更有利于隐蔽下来。为了执行隐蔽任务，改变原来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这些同志是要付出牺牲的。但是他们乐于服从安排，毫无怨言，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三线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和一、二线的同志发生接触，也不跑我驻缅总领事部，但保持和中侨委人事司（1964年后为国外二司）的联系。缅甸华侨爱国进步力量的主力部队，仍然是一、二线的同志，但三线的同志起了后备力量的作用。它是一支短小精干的队伍。

缅甸华侨爱国进步力量是有一定基础的。三线的部署，将使它更富有生命力，工作更规范和深入。有利于长期坚持，继续发展和壮大进步力量。

奉调回国

1948年，英国殖民当局被迫退出缅甸，缅甸取得独立。1950年底我从缅甸取道香港回北京汇报工作。在北京住了较长时间，因带了重要任务，取道滇缅公路回缅甸。当我回到缅甸仰光后，英殖民统治时期留下来的华人侦探林大捷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不从香港回仰光，而要取道路途难行的滇缅公路。我告诉他因为在中国生病，耽误了香港过境证的时间，所以只能从滇缅公路回缅甸。他一方面询问，一方面做记录。送他走时我给了一些茶钱。回中国一次，回来就受盘问，这种情况是少有的。缅甸移民局对我回国那么重视，给我敲了警钟，使我后来更加注意警惕。

50年代缅甸社会党主要头目吴巴瑞担任缅甸总理的时候，他曾问亲信杨文发（华裔，著名的封建帮派头目，建德总公司的大哥）：“你知道陈平山这个人吗？听说边境发生的事都和他有关系”。杨文发把这些话传给了黄思起，但不知道是何用意。黄思起当即转告徐四民，徐四民向我驻缅大使馆作了汇报。黄思起是缅中贸易公司的经理，代理我国向缅甸采购橡胶。为了争取杨文发，给了他一定的空股和红利。因此杨文发常到缅中贸易公司来。不管吴巴瑞谈边境发生的事是何所指，但是缅甸当局已经在注意我这个人是确定无疑的了。自从林大捷查问后，我住家隔壁的茶店就经常有可疑人物出没，有的坐下来眼睛盯着我家门口。

1961年，勃生地区主要侨干林鸿珠告诉我，看到陈启发从国内回来了，说是要帮他家做生意。陈启发家住渺名，在勃生华侨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青团。1951年春廖英带一批党团员回国工作，他也在其中。那时侯我刚从北京到昆明准备回缅甸，刚好碰上他们。陈启发是分配去北京中联部工作的，现在突然回缅甸，上级又没有通知我们，我想可能是有任务秘密派出来的，也就没有介意。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常到仰光来，行动逍遥自在，不像在做生意，也不像负有什么任务。但是我还是没有重视他。

在一个晚上，陈建邦（曾在勃生当店员，参加勃生“职联会”，现在仰光海澄会馆当座办）突然来找我，行动神秘，有点紧张，我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虽然相识，但没有直接接触过。他说不能陷害好人，所以冒着风险来找我。他告诉我，陈启发已经找了他好多次，要他合作来监视我，并已在我家附近花钱租了一个铺位，名义上做生意，实际上是暗中监视我。他问过陈启发为什么要监视？陈启发给他交了底，说我是中共派来缅甸工作的主要头子，缅甸发生过的事和我都有关系，是缅甸政府派他来监视我的。陈建邦是一个普通的爱国华侨，但在关键时刻，是非分明，大义凛然，没有为权势利诱出卖灵魂，反而暗中来向我报信，他的为人着实令人敬佩。这一个事例，也说明了缅甸华侨爱国运动深入人心，广大爱国华侨是有政治觉悟的。

陈启发的叛徒面目被揭露后，有些事情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既然不是党派出来的，那么他又是怎么出来的呢？按照缅甸的移民条例，他是中国的国家干部，不可能给他签发入境居留证。就算是给他偷跑出来的吧，中联部也应及时给我驻缅大使馆打个招呼。但什么都没有。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陈启发的真面目，我从勃生调了一个政治面目没有暴露的原共青团员，他和陈启发是勃中的同学。向他交代任务，并教他如何应付陈启发这个人后，由他主动去找陈启发厮混。陈启发对他没有怀疑，但也没有透露过有关我的情况。据我派去的这位同志摸到的情况，陈启发确实在我家很近的一个点做生意，是缅甸情报局雇用的特务，做生意的钱也是缅甸情报局提供的。和美国驻缅使馆有来往，但不知是什么关系。我把陈启发的情况，通过我驻缅使馆向北京作了汇报。

1962年3月，奈温发动政变，成立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吴努总理被推翻。此后不久，我驻缅使馆通知，北京决定调我回去工作。要我在短期内处理好一切善后工作，即动身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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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补充一下，陈启发回缅甸之迷是怎么回事。我调回北京工作后，找中联部主管缅甸的陈杰夫了解陈启发的情况。据他说，他们看了我的报告后大吃一惊，赶紧详细调查。情况是这样：陈启发回国后在中联部工作，是缅语翻译。因工作关系和缅甸驻华使馆时有来往，也认识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后来患了麻风病，不适宜做对外工作，中联部把他下放到福建家乡，安排在公社工作。他在公社几年，生活比较困难，开始对党不满，想回缅甸，就直接给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缅甸社会党的头头之一）写了信，要求帮他。吴拉茂收到他的信，如获至宝，偷偷的帮他办好了回缅甸的一切手续。陈启发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到缅甸。陈杰夫在谈到让陈启发跑回缅甸时，说他们是有责任的，把他下放福建家乡后，没有更多的关心他，也是不对的。

据我个人推测，陈启发回缅甸后，并不是马上就变坏的，他曾在渺名家里住了好长时间。因为是偷跑回缅甸的，自己心里有鬼，不敢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因为不了解情况，错过了挽救他的一次机会。缅甸情报局对这样的人是不会放过的。放他回缅甸，就是为了给他进入预谋的圈套，牵着他的鼻子走。陈启发就是这样堕落成为可耻的叛徒。

1967年6月间，我国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期，缅甸掀起了反华排华浪潮。爱国华侨42人和我国援缅专家刘逸被杀害。林鸿珠在勃生被捕后，听说缅方对他进行逼供，林鸿珠坚贞不屈，最后被缅方用电刑处死。为什么向林鸿珠逼供，这里面有没有叛徒陈启发插手搞的鬼，我心里有怀疑。

附 ： 林望中 ( 陈平山 ) 简历

1914年11月1日出生于缅甸勃生，原籍福建省厦门市，原名陈平山，笔名林蒂。1931年毕业于缅甸仰光中学，1933年回国。1934年7月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1935年1月参加“左联”组织，开始了革命生涯。1935年4月赴日本任东京“左联”支部诗歌组组长，1936年6月回国参加西南事变，同年11月在香港中华民族抗日大同盟宣传科、华南救国总会任宣传干事。1937年7月任香港战斗服务团团长，同年11月到新四军政治部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广东省文化支部组织干事。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任秘书、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干事、中共澳门区委会书记。自1939年起到1962年在缅甸从事侨党工作，历任中共缅甸华侨总支部组织部长、中共缅甸侨党工委会负责人、中共缅甸侨党常委会常委。1952年东南亚各国侨党解散后，他奉命负责处理缅甸侨党善后工作。1962年7月奉调回国，历任中国新闻社总社副社长、中侨委国外二司副司长。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侨委干校劳动。1973年2月到福建工作、历任福建省中国旅行社经理、省外事组副组长、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省外事办顾问、省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78年1月至1985年10月任省政协第四、五届常委。1985年8月离职休养。

1995年7月2日 于福州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