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四月有几天是缅甸人的泼水节，也是缅历过年。

    在九文台住下后，父亲就给我找华文学校报名上学，我家附近是有一间华文学校，但那是一间中学，是全缅甸当时华文的最高学府，叫作缅甸华侨中学，我才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必须到比较远的一间叫作“九文台华侨小学”插班就读。这下我就遇到新问题了，一是，我原来住在上缅甸华东枝市华人社会是以云南籍为主，通用国语，而仰光地区下缅甸是以闽南人为主，到处都是讲闽南话，小学老师上课也是用闽南话，我要花差不多一个学期的时间才能适应；二是仰光地区华人社会是以亲大陆中共的政治取向占主流，学校尤其如此，全仰光十多间华人学校中。亲台湾的只有中正中学一间，其余全是亲大陆的。九文台小学用的课本是香港左派出版社出版的，集会时是唱大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升五星红旗，戴红领巾、向毛泽东肖像敬礼，这对我这个10来岁的孩子来说，政治取向转轪只需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完全适应了。于是在我幼小的

    心灵里，共产党从杀人放火的印象就转变成了人民的大救星，而且渴望早日解放台湾，后来还画了一幅解放台湾的漫画刊登在当地亲大陆的《人民报》上，那时我才12岁。

1965年，九文台华侨小学参加校际运动会，在独立纪念碑前留影。

    之后，不只是在学校里，甚至是在社会上，左翼思想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那时是缅甸独立后的几年，缅甸受英国殖民统治多年，英国的宪政民主思想对这个国家的国民影响比较深，特别是精英阶层，都以曾经留学英国和具有英国生活或工作经历为荣。当时的议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每到议会换届选举时，社会上政党竞争很激烈，当时我虽然年幼，但对社会政治很感兴趣，经常会到街头听政党的演讲，一到晚上，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也经常会派人到街边放映国产电影故事片，我就是那个时候在街边看的《白毛女》，故事片放映之前，必然会有新闻记录片，宣传中国的伟大成就。

街边摆摊的印度人。

    缅甸议会开会时电台会公开实况转播，记得有一年是时任总理吴努在议会演讲，电台全程实况转播，全仰光咖啡店都坐满了人，一边品尝咖啡，一边听吴努总理的演说。我小时由于家庭经济比较贫困，一直和社会低层的缅甸人生活在一起，以至思想比较倾向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加上华侨学校的爱国教育，我的思想已彻底赤化，小学高小时就自己动手组装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节目，我至今记得初中二年级时，我组装的矿石收音机竟然收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短波节目！为此兴奋不已，写在周记上，受到老师表扬。当时我认为这个世界最坏的就是美帝国主义，记得有一天晚上，经过美国领事馆门口，看到里面会场坐满了人在听什么报告，当时我心里想，如果此时我手上有一颗手榴弹，一定会抛进去，当时最多我才13、14岁左右！今天回想起那些巴勒斯坦青少年或ISIS小士兵的肉弹行为，似乎有一种理解。

    当我小学毕业升初中时，学校就在我家附近，华中新生录取是要经过报名和入学考试的，记得我报名考试后，有一傍晚我进去学校看到录取榜已贴出，我的名字在榜上100多名新生中位居首位，后来我明白，我的中文程度会比其他同学高，是在上缅甸东枝的反动学校打下的基础。从此，我就在华中以奖学金读到高中毕业。

1964年，母校给军政府收归国有后，一班校友回母校和校长李国华女士合影留念

    我还在初二的那年，家乡的表哥给我家寄来一封信，内容是说家乡生活很艰苦，许多有海外关系的家庭都从外面寄猪油或粮食回来救济，希望我们也寄点猪油回去，那时是60年代，我从来不看反动报纸，也不听美国之音，而我看的当地亲共《人民报》和大陆发行的《人民画报》以及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是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像，人民丰衣足食，人民公社饭堂吃饭不用钱。我当时看了信后，认为表哥是和人攀比，故意说成那么黑暗，于是自作主张回了一封信给表哥，批评他歪曲祖国形势。从此，表哥再也没信寄来了。我后来知道，他们那时寄一封到海外的信邮资要二元左右，而一餐饭的钱才两毛钱。此事到我回国后亲身经历了祖国艰难困苦的生活，我才明白我做错了一件事，一件终身难于弥补和赎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