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六十载

（马越民）

1937年5月 ,我出生在素有鱼米之乡着称的杭嘉湖平原——浙江省海盐县。

1935年，父亲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育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事变的结果，上海完全被日本占领。

1938年夏，不愿做亡国奴的父亲，应滇籍同学邀请,赴云南保山师范学校执教，两年后转赴昆明昆华师范任教。年幼的我便由父母亲抱着，从浙江到了云南滇西。在颠沛流离生活中，小学没正经上过，故而连方块字也写不好！

1950年2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进军取得滇南战役的胜利；2月22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昆明获得和平解放；2月24日在昆明“庚园”召开的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陈赓郑重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3月，父亲应缅甸仰光的华侨中学邀请前往任教，我即随全家到了缅甸，直至1955年高中毕业回国。

1950年6月，缅甸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初心

缅甸仰光华侨中学（简称华中）创立于1921年，专门为当地的华侨华人及子女教授华文。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华侨中学的师生在校园里升起了五星红旗，成为缅甸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全校师生高唱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勇敢地站在缅华同胞热爱新中国的最前方。

自1949年11月,华中便启用了新课本。为学生介绍祖籍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面貌，秉承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学生接受的是的是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祖国内地的年轻人一样，学生时代我爱看小说。看过的中国小说，如又厚又长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但感觉看完需要花好多天，看过后，心里象是淤着一团棉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喜欢艾芜的《南行记》，有一种从困境中挣扎的振奋。更爱看香港出版的边区文艺丛书，像《虾球传》《李家庄的变迁》《刘巧儿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等等，这些书向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眼前出现了一座灯光灿烂的灯塔。这座灯塔，就是革命圣地延安。

那时对外国小说很痴迷。少年的幻梦随着课外书阅读的增多，内容丰富的幻想也不断变化。读了高尔基的《海燕》，希望像海燕一样在暴风雨中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歌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我们多么想奔向那个地方，去接受战斗的洗礼，去寻找我们的梦。去过一种与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廻然不同的，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那一长串名字、父名、夫名、姓等等，搞得我稀里糊涂。里面的故事却向我打开了新天地。《牛虻》的主人公亚瑟在17岁时，明白了上帝只不过是一尊用榔头就可以敲烂的泥塑，他最亲爱的padre骗了他。“上帝不是慈悲的，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进入高中，我的语文是学校里的尖子。由于编黑板报很出色，缅华学生联合会吸收我为《人民报》学生副刊编辑（缅甸《人民报》是创刊于1947年的缅甸华文日报）。我的作文经常见报。1949年初，有一些学生回国参军、升学，他们的来信反映了新中国的新气象，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刊登在报上，很能鼓舞人心。我们还把各校同学作文收集起来交到报社，配合时事宣传，我写了《春风吹到亚非洲》等稿件；也模仿鲁迅，写过几篇杂文，这使我的作文大有长进。因而，幻想也写小说，当个作家。

由于父亲在仰光华侨中学教书（后担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我们全家住在校园里。我也就读于该校，受到优秀的中华传统教育，练就了团结、坚强、律己的品格。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抗美援朝的胜利，世界头号美帝国主义被迫在朝鲜战场上签下了停战协议；祖国开始了全中国人民、全中华民族旷日持久的和平建设，更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生爱国热情。

初中毕业时，我也想回国，父母认为年龄太小。高中以后哪里去？同学们相互倾吐心情。

毕业后去英文学校？幼稚的我们，认为去英文学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都没有这个想法。当老师或者做生意？那是不得已的下策。回国升学？最革命！

雏鹰待飞的年龄，都憧憬着解放区那自由呼吸的天地。响应祖国号召，收拾行装飘洋过海，纷纷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了当年海外华侨青少年的一种时尚！

祖国我回来了

1955年，高中毕业。过了泼水节，我就开始向同学们告别。同学们送来各种礼品，有的还在华文报上登广告祝福。妈妈准备了两箱衣服；一再千叮呤万嘱咐…… !

四月底，华中九文台校园里，空气寂寂静静，草木冥冥朦朦，寄宿生大都回山芭去了。

华中，我们成长的摇篮，我们相依相伴，我就要离你去远航。

屋里，小妹妹还在熟睡；在茅草屋前，大弟大妹呆滞的目光看着我，父亲母亲向同学们交代着什么。汽车开了，他们的身影渐渐模糊，我那颗兴奋的心突然罩上一层阴影，好像失落了什么，有点酸酸的感觉。

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再见了，亲爱的父亲，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华中！再见了，金光闪烁的大金塔!再见了，第二故乡——仰光!

一路同行的有郭金贞同学，我们是自香港经由广东的宝安县罗湖海关边防检查站回国的。

当时的宝安，即现在的“深圳”（其地名始于1410年即明永乐八年，在清朝初年建墟时，就取名“深圳”的），只不过是边境上一个小小渔村，只有几间茅舍，阡陌交错。香港和宝安的罗湖只隔一条深圳河。时值春深，水不很多，河不很宽，不远处还有水牛在田野啮草，轻闲地甩着尾巴。太阳暖暖，空气清新。

两地之间的边防检查站由一座木桥连接，桥不很长，没有栏杆。火车一停下，旅客就扛着行李，蜂涌地向桥那面奔跑。我们两个都有行李，自己却扛不动，好在郭同学在香港的朋友已经安排人送我们过去。

走在罗湖桥上，桥那面蓝天下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格外耀眼，望着望着，眼睛模糊了起来，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在心中高喊：“祖国．我回来了!”

走过边防检查站，呵！这就是祖国，我们日盼夜盼的新中国！

荷着步枪的人民解放军在边境处站岗。扎着绑腿，帽徽上嵌着五角星，军帽下露出短发的女兵，英姿飒爽，协助穿灰色制服的女干部在维持检查站秩序。

宝安，您好！祖国的早晨，您好！

在仰光，我读过《虾球传》，读过艾青的战斗诗歌。今天，我亲临这战斗的土地，解放了的土地，我多么高兴。

祖国，我们回来了！

一步之差，我们就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世界。

矿院春梦

为了迎接大批的海外青年。国家在京、沪、昆、穗、蓉等城市，设立华侨补习学校。我选择了去祖国的首都——北京报到。

经过两个月的补习，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报考了地质矿业、邮电铁道等大学（那时的高考是先填报志愿，后参加考试）。当时祖国百废待兴，最需要的是工业战线的建设人才。工业不发达，农业就不能像苏联集体农庄那样实现机械化生产；农业不发展“作家”吃什么？国家建设急需大批的技术人才，地质、采矿、运输是基础工业，回国的愿望既然是建设祖国，当然要报考这些专业。把酷爱文学,一心想当作家的愿望先放一边。我放弃了自己的爱好。

录取通知书用挂号信寄到华侨补习学校，我被培养煤炭工业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北京矿业学院采矿系露天采矿专业”录取（即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

报到的那天，一进学校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

对未来的工程师们，不仅免费上学，还管饭，课本教材费也不收。学生食堂8人一桌四菜一汤，每月的伙食标准是12.5元/人，还有助学金。我的助学金是丙等，衣食无忧的我，以当年物价衡量，每月4元零花钱完全够用。

未来的工程师们的学习紧张而有序。学生宿舍8人一间，公用卫生间在走廊里。我担任宿舍的体育小组长，每天早上6时起床，负责把同宿舍的同学喊起来做早操。一年级有体育课，毕业前必须通过劳卫制测试标准，才能颁发毕业证。早晚课余活动，体育锻炼项目自选。在操场上锻炼的人群一拨又一拨，风雪无阻。即使在闲暇自由的假期，操场上照样有学生在锻炼。冬天要考核长跑。北京市历届春节环城长跑冠军就在我们班。1958年，我跟着这个冠军环北京城跑了一圈——跑了个倒数第一名。我们锻炼身体的目标是：“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当年的北矿获得首都高校体育锻炼先进集体称号，有“矿业体院”的称号。健全的体魄，锻炼的习惯，使我在往后的工作中十分有益。有耐心、有毅力，能承受各种磨难。

大一的生活很新鲜，也很吃力。在仰光华侨学校学习时，学校不开设《立体几何》课程，所以在这时学习《画法几何》就非常困难；华校学的是英文，现在要学俄文，“哈啦索”的卷舌音南方人很难发出来，只好放弃周末的电影晚会，改成在教室里绘图，在小树林里练俄文。但是，对文学的爱好仍执着。学校社团的诗社活动一场不落。并结识了不少班外、系外的同学。扩大的交友面，给学习生活增加进了不少润滑剂。在我的老相册中，有一张照片我题了字：“诗社三杰”(费开林、芦义茂、陈中煌)，成了挥之不去的怀念。

这年冬天，我第一次见到下雪。南方来的同学都很兴奋，打雪仗、堆雪人就成了我们的一项娱乐。春节，除了调干生，其他同学很少回家。餐厅里的美味佳肴又增加了品种，每天晚上都有电影或舞会。晚会后踩着积雪回到温暖的宿舍，听屋里的暖气吱吱作响。第二天早上起来，写了《妈妈在茅屋旁》寄回仰光。妈妈是文盲，让爸爸念，而后又让弟弟念，念一遍，妈妈掉一次眼泪。

期末，我经历了进大学的第一次期考。不同的是不是在中学里习惯了的笔试，而是口试。即使我多么努力，中学的尖子生“沦为”后进生，延至毕业才达到中游水平。考完后，我写了《第一次口试》随感，寄回仰光表达自己对大学校园生活的适应。                                  

大学一年级的地质实习是到北京军庄。面对辽阔雄壮的大自然，我们高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风暴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丰富的宝藏。

是那天上的星……。

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想起自己在毕业后要为祖国开发矿产；实习期间，也有过背起行装，攀上 山峰，享受山谷之风的经历；都会感到非常亲切。歌词奋发向上，曲调铿锵有力，音色明快简洁，使人热血沸腾。

那时大学本科一般专业学习五年，医科学习六年。大学学习生活很快结束了，党和国家号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毫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来到内蒙古。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刚刚新建的单位纷纷下马了。毕业后的四年里，蹚过呼市矿院、桌资山煤校、乌达煤矿、平庄煤矿、连云港矿山院等五个单位。

1957年回国的父亲，这时希望我能回到老家浙江工作，也办好了相关的手续。但我舍不得离开祖国需要的矿山，在关键时刻自己变卦了。

1965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我来到青海的中国科学院西宁盐湖研究所，开始从事盐湖开采技术研究。

六十载初心不变

以后的十多年，我常常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诗句勉励自己：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现今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得可爱。

   我时常会想起：

当年回国时，在从广州开往北京火车上的情景。我们打开窗户，大口地呼吸清新的气息，贪婪地观看向后流动的田野山川。我自己对着地图，将前后车站名称核对、牢记。

那时，武汉长江上没有桥，乘客都需要在武昌下车。踩着辛亥革命起义的土地，我们来到久已向往的扬子江边，乘轮渡过江。看着浩淼江水，感叹浩瀚长江不舍昼夜，滔滔扬子源远流长。人民受压迫的时代，随着奔腾江水流向大海，一去不复返。心潮澎湃，为什么？只因为，回来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我时常会想起：

在到达北京的那天，恰是五月一日劳动节的下午。在前门车站下火车后，节日游行的队伍已经散了。人群挤满街道，公交车停开，只能乘坐三轮车到华文补习学校。车过天安门，烈士纪念碑正在兴建，吊车伸着它的脖子站在那里，观望节日的欢乐人群。

我们端详古老圣地，仰慕”五四”运动发祥地。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和广场上孙中山画像，南北相望。在这两位伟人之间，记录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百年沧桑，记录着中华英烈寻求真理的历史。浮想联翩，为什么？只因为，回来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我时常会想起：

到达阜城门外的华侨补校后，听说天安门联欢的队伍已经走了，顾不上吃饭，放下行李就去撵队伍。跟随如潮涌般的人群，沿阜外大街进城。

从华侨补校到天安门广场走了两个多小时。在广场上，我们找到了正在欢歌笑舞的补校同学们。欢庆耀眼的焰火，伴随着高昂的音乐，欢呼雀跃。使我们这些首次从国外回到祖国，来到北京的年轻人，足足兴奋了几星期。我写了家书寄到缅甸，被仰光《人民报》以《五一节日到北京》为题刊登出来。欢欣鼓舞，为什么？只因为，回来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光卤石采矿设备研制。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该项目替代了人工开采，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成为日后格尔木百万吨钾肥厂的技术储备。

1979年我调到了西安工作。主要担任产品设计、车间改造及设备维护工作。我利用在学校学习的测量技术，解决了西安硅酸盐厂的旧模具检测，新模板验收问题，提高了产品质量；承担了西安食品机械厂获得“商业部优秀产品”证书的厨用机械和面机设计；为西安新华橡胶厂的车间改造，设计了既美观大方，又节约能源及材料的运输设备。

   1981年11月，我被西安市政府授予“西安地区归侨，侨眷先进分子”称号。

1984年，受党组织的委托，在西安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我组建成立了西安新华橡胶总厂科学技术协会，并担任秘书长主持工作。厂科技协会，团结全厂科技人员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消耗而努力。成立第二年，厂科技协会获得“西安市科技协会先进集体”称号；成立第三年，厂科技协会组织召开了建厂三十年来的首次科技研讨会，编撰了20多万字的科技论文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受到推崇，科技人员技术理论水平日益提高，促成了一些科技人员获得出国进修的机会，为工厂的技术发展和产品质量提高做出了贡献。

1989年，我获得“西安市科技协会先进组织工作者”的荣誉。

在西安市科学技术协会，我有幸接触和认识了一大批与我一样，从国外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1984年4月，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在第三次全国侨代会精神鼓舞下，我萌生了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将陕西缅甸归侨组织起来，在科学的春天，积极为陕西的蓬勃建设和发展做新贡献的想法。

1988年7月， 先后向省市侨联的有关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在省侨联省侨办（时为合署办公）领导的支持鼓励下，得到了在陕西的全部缅甸归国华侨名单。省侨联的领导还建议，成立全省性的缅甸归国华侨组织（群众团体）。于是，我便依据领导提供的名单，给这些缅甸归国华侨写信或登门拜访，表明拟成立全省缅甸归国华侨群众组织的设想，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

1989年4月，时任西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兼职 ）余锡珍以市侨联名义发函，通知西安市的部分缅甸归国华侨参加联谊会的筹备工作会议。当时，筹备工作会议由余锡珍副主席主持，谢真珠、官明律、黄富元、王瑞兰、刘琼、邵玉宝、刘雪美、陈峻、许金水、淑能、苏菊英、许金水、马越民、马赣民、赵思源……等18人与会。

1989年5月17日，“陕西省缅甸归国华侨联谊会” 在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办公所在地会议室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由省侨联杨明副主席主持，省侨联林瑞副主席、省侨办苏明主任、西安市侨联副主席余锡珍出席。到会的缅甸归侨22人有：曾焕志、谢真珠、官明律、黄富元、傅承宗、王瑞兰、王瑞华、马越民、马泰英、刘琼、王御珍、马赣民、邵玉宝、刘雪美、陈峻、许金水、赵思源、李淑能、苏菊英、柯自力、陈志华、官明律。

会议通过了《陕西省缅甸归国华侨联谊会章程》，选出首届理事傅承宗、王瑞华、马越民、曾焕志、许金水、刘雪美、陈峻，组成了由我任理事长，王瑞华任总干事（后改称秘书长）的联谊会理事会。

1989年10月11日，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以“陕侨联发【89】086号”文，下发了“关于同意成立陕西省缅甸归国华侨联谊会的批复”。

陕西省缅甸归国华侨联谊会，是省侨联直属的唯一的基层归国华侨组织，它的成立不仅是陕西缅甸归国华侨的大事，也是在陕西的归侨侨眷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陕西的缅甸归国华侨中，不乏佼佼者。有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称号，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接见的陈志华；有为改写陕西省无法生产优质钢材历史，生产出陕西省第一炉电炉钢，并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大会”，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张珺；有多次荣获部级科技进步二、三、四等奖和西安市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荣誉，并获得中央企业“优秀归侨”荣誉的清华学子柯自力；有早年投身革命，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贡献，后又成为一名优秀人民教师，受到广大师生拥戴的傅承宗；有就读于南洋中学，曾参加伊江合唱团，多次荣获“红旗青年突击手”、“技术革新能手”等光荣称号，被誉为“归侨的贴心人”的曾焕志；有仰光美以美教会学校毕业，历任解放军空军飞行副大队长、高级滑翔飞行教练，当选为区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会常委的黄富元；有曾在仰光国民小学教书，后回到国内任教，一生追求进步、平等、博爱、民主，为人忠厚、慷慨、质朴，永远甘当一棵小草的王企羊；有出生于缅甸山都卫，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豪言壮语，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勇挑重担、扎实工作，事事争先、谦虚待人，屡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许金水；有毕业于南洋中学，桃李满天下的西安印钞厂子校校长，“优秀共产党员”陈峻；有……。枚不胜举。

当年生活在伊洛瓦底江的“胞波”，有近半数获得“归国五十载，奉献半世纪”殊荣。在陕西或西部的工业、农业、教育、科研等各条战线上，无怨无悔地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不朽的业绩。他们将自己的青春、智慧、学识、才华、心血和家庭，乃至生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西部、献给了陕西。

联谊会的成立，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陕西的发展继续焕发光和热。

1994年2月，联谊会被陕西省侨联评为“陕西为八五计划，十年规划做贡献先进集体”。我也获得省侨联《八五计划、十年规划作贡献先进工作者》称号。

与此同时，联谊会还加强了与全国的北京、广东、云南、江西、厦门、南宁、赣州、上海、天津、福州等省市的缅甸归国华侨侨眷地区性的群众团体的联系。

1997年，我退休了，更加潜心于联谊会的工作。

2000年1月，世界缅华同侨联谊会成立。并在澳门举行了第一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全世界的缅甸华侨同心协力开始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昌盛发声。

联谊会成立30多年来，我先后担任多届理事长。在任期间，积极主导联谊会秉承华侨爱国爱乡爱侨的优良传统，发扬团结互助友爱的精神，维护归侨侨眷的正当权益，共谋福祉和发展，增进了海内外缅华同侨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联络了感情、交流了信息、为祖国统一大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振兴陕西，贡献了我们陕西“胞波”的才智。

联谊会不仅参加了历届的“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还与陕西客家联谊会一起筹办了2005年4月的“第二届客属恭祭炎黄两帝暨西部考察行”、2006年9月的“丙戌年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2008年10月的“世界客属第22届恳亲大会”等大型活动。

我十分注重以联谊会的优势，参与到对农村的扶贫扶智活动。

2008年5月，在省侨联的一次会议中，参会的商洛市侨联陈米海主席找到我说，问能否为他们山区贫困学校解决一些学生用的课桌椅问题。此前，他曾与多方面联系未果。恰好，我们联谊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民（他在西安的一所高校工作）也与我一起参会。于是，我立即和陈主席找到张民，商量如何解决此事。当场张民答复，会议结束后即向学校侨联汇报。尔后，很快有了结果。在学校党委统战部的积极支持下，通过商洛市侨联和学校侨联，以“侨侨搭桥、校校牵手”，于“六.一”儿童节，促成了西安工业大学附小向商州市麻池河乡黄炳炎侨心小学捐赠课桌200张及部分凳子；向商州区大赵峪街办桃园小学捐赠160套课桌和凳子；并与麻池河乡黄炳炎侨心小学共建“手拉手”的活动。体现了省侨联有关“高度重视‘侨（爱）心工程’建设，为陕西基础教育作贡献，推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是侨联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另一重要方面”的精神，为山区的教育做实事。

2011—14年，联谊会募集了善款，向宝鸡市渭滨区高家街道甘峪小学（包括给新安小学和晁峪小学的部分捐赠）捐赠了学生用学习用品、开展体育活动所需的部分体育器材、小学生《新华字典》，“红双喜”牌T2023型室内乒乓球桌、室外乒乓球台、教师用语文工具书，雅马哈（yamaha）KB291电子琴、以及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三部门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100部电影电视剧作品中的部分优秀影视片。

四年累计为甘峪小学捐赠物品价值17000多元。

2015--21年，联谊会向商洛市商州区大赵峪街办桃园小学（包括即将开园的桃园幼儿园）先后捐赠了，教师用1—6年级英语、语文、数学教学参考资料、教案辅导材料，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实心球、运动垫、跳绳等各种体育器材，以及小学低、中、高年级数学磁性教学教具箱，各类图书，雅玛哈（YAMAHA）KB291电子琴、二胡，小学生用《新华字典》，书包、文具袋，幼儿桌椅子、儿童地板垫， JVC牌GZ-R420型摄像机，步步高教学机，校服，书包等物品。

今年（原定于2020年，后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联谊会为该学校的学生举行了题为“Our school”的首节英语公开课。课程由联谊会代理理事长、西安财经大学英语副教授王公老师讲授，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课后还为同学们赠送了纪念品。

建党100周年之际，联谊会向桃园小学捐赠了百年非凡奋斗路经典连环画读本129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精神食粮。

七年来，联谊会为桃园小学捐赠价值近52000元物品和其他家庭闲置物资。此外，多年来我还组织联谊会的会员参加公益慈善活动，向儿童村、老年福利院等捐赠衣物和生活用品。

圆梦

文学是我一生的钟爱。

联谊会会刊《缅华春秋》的编撰，一直由我负责，直到2019年12月，理事长的担子卸任。（陕西省缅甸归国华侨联谊会会刊1—64期）。参与编辑了《陕西客家人》、《国际客家研讨会论文集》等刊物。一些文稿录入《岁月留痕（续集）》《缅华诗韵》《长忆京华岁月》《缅华华文文学作品选》《缅甸华侨抗日史料选》等文集中。还着有《深沉的爱》一书。

2008年开始，多次参加厦门大学举办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宣传陕西，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以文会友，与东南亚和欧洲的华人文友保持联络。

2010年，与诸多文友一起编撰了《缅华散文集》《好朋友，缅甸归侨俩》。

我参加了在厦门举行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后，又和部分缅华同侨发起成立了缅华笔友协会。协会成立后，我不仅参与编撰《佛国风光》、《缅华华文文学作品选》《缅华华文文学艺术论文集》等集子，还为这些集子撰写了文稿。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2016年8月，由陕西省缅甸归国华侨联谊会、陕西省民俗学会、陕西省文化产业促进会及西安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主办，为期4天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古城西安举行。这是中西部首次举办这样的活动。

研讨会以文会友，东南亚十国中的老挝、新加坡、汶莱、缅甸四个国家和澳门、香港地区，以及内地福建福州、泉州、漳州，江苏南京、常熟，广东广州，广西钦州，云南昆明，四川攀枝花，贵州贵阳等地和陕西西安、宝鸡、咸阳的近百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交流。论坛成功举办，通过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打造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之间的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和加强了东南亚地区与三秦大地文化经济交流、促进了区域性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少年之梦，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