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被妖魔化的科举 却是英国文官选拔制度蓝本

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毛佩琦

    “科举制之废除，只在朝夕之间便可完成，要想恢复，则至少需要百年。”这是王文元先生的感慨。

    “五四”以降，科举被认为是落后挨打、人才萧条、科技落后的主因，但事实是，1300多年的科举制中，涌现出无数俊杰，不仅有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苏轼等伟大诗人与政治家，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科学家，甚至直到晚清，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才皆从科举中来。

    科举制度到后期确实出现了选题过窄、禁锢思想、选拔不公平、鼓励官本位等弊端，但这并不是科举制度内生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将整个系统设计的缺失全部归罪于分系统，至少有欠公允。

    有趣的是，虽然近代以来国人对科举制度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它在西方却颇有口碑，甚至成为英国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的蓝本。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流动，故唐宋之后，贵族阶层渐次崩溃，世家大族很难长期把持权力，出现了“古今将相，出身卑贱者多”的局面。

    孟德斯鸠曾说，中国古代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因为官员毕竟要通过考试，在普遍不公正的大背景下，至少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通道。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从隋唐起，直至清末，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余年，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古代中国，传承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离不开对科举制度的研究。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煌煌五卷本、共计452万字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科举制度历史，剖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多方面的多重影响，补充了当下学术界的空白。

    为了深入了解这套大型原创性学术著作的特色，特请本书三位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及博导毛佩琦先生为您解读。（本书另两位主编分别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毛佩琦/文

    东亚各国学子来中国赶考

    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主导，长期处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位。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科举制产生之初，就有不少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在唐代的国学中，“四方儒士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句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一些高句丽、新罗学生在中国成为宾贡进士。倭国（今日本）阿倍仲麻吕留中国前后50年，吉备真备来唐留学，归国任大学助教为东宫师。

    在宋代，高丽（在今朝鲜半岛）继续派遣学生以“宾贡”的名义来到宋朝的太学学习。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有的回国，有的就在宋朝做官。元代开设科举后，高丽士人投考，要在本地参加征东行省的乡试，再到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

    明朝时，周边国家如朝鲜、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有一些学生来到中国读书，并且参加科举考试。

    洪武三年（1370年），高丽生三人参加了考试，其中金涛登三甲第五名，三人都以不通华言请求回国，后来金涛成了高丽的国相。此后交阯进士黎庸、阮勒、阮文英、王京、陈儒都曾中进士，并在中国做官，陈儒做到右都御史那样的高官。

    科考制度被各国效仿

    此外，新罗、高丽、日本、交阯学习中国，在本国也举行了科举。

    在中国唐代早期，日本在学习中国各项制度的同时，也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日本中枢机构设有式部，其职责之一就是“策试贡人”。《养老令》中的《选叙令》规定，“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者；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明法取通达律令者。皆须方正清循，名实相副。”《养老令》中的《考课令》，更加明确地规定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的考试内容和评定标准。与唐朝不同的是，日本进士科渐渐式微，秀才科日盛。而且，由于考生多来自大学寮，而大学寮又多由贵族把持，科举渐渐失去平等的意义。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就不再实行科举了。

    在今朝鲜半岛上，新罗王朝于元圣四年（788年）“始定读书出身科”，或称“读书三品科”，这是模仿唐朝科举的明经科而形成的一种制度。

    其后的高丽王朝，于光宗九年（958年）决定正式实行科举。其制，常科，有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三礼、三传；制科，由王亲试诗、赋、颂、策等。

    交阯废科举比中国还晚

    高丽王朝后期，于1314年，仿效中国元朝，规定明经进士科考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且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后来又规定了乡试、会试、殿试三场制。在朝鲜（在今朝鲜半岛）李朝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全面实行科举制。其制三年一试，有乡试、会试、殿试；中试者有解元、会元，分一二三甲，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称。

    朝鲜科举还有武科，武科考技击、兵书，还要考“四书、五经”等等。朝鲜还设有杂科，有译科，译语有汉学、蒙学、女真学、倭学，还有医科、律科、阴阳科。此外，户曹有算学取士，图画院有画员取士，昭格署有道流，掌乐院有乐生、乐工取士，反映出鲜明的特点。

    交阯首开科举是在相当于北宋时期的李朝。其后在相当于明朝时期的陈朝、胡朝、黎朝、莫朝，相当于清朝时期的黎朝、西山朝、阮朝一直都实行科举制度。其最后一科在阮朝启定四年（1919年），那是在中国清代废除科举之后14年了。在考试程序上，与中国大体相同。不同朝代有不同科目，如进士科、鸿辞科、士旺科、选举科、东阁科等等。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多数情况是三年一试。也有状元、榜眼、探花等名目。考试内容，有儒学的四书、五经，也有本国的典籍。其文体，有诏、诰、表，有骈文，诗则为唐律体，赋则为古体。

    科举为何被妖魔化

    清室的维新和预备立宪没能挽救它的灭亡，科举成了它的殉葬品。虽然在科举废除后，新设的学堂还曾授予其毕业生举人、进士等学位，但如同回光返照，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人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加之列强不能以平等待我，因而变得越来越激进。衰弱的国力和与列强争胜之心，使人们再次把矛头指向传统文化。人们认定，只有彻底打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彻底学习西方，中华才可以自强。旧文化、旧制度再次成了批判的对象。

    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科举制成了重要的靶子，八股文变得臭不可闻，它与鸦片、小脚、辫子一起被作为垃圾彻底扔掉。尽管这时还有一些学者，坚守着不新不旧之学问，甚或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偶尔为传统文化唱唱赞歌，但没有任何人提到科举制，更不要说八股文了。它们已从中国文化体系中被彻底抹去。

    西方学者却在交口称赞

    然而，在与中国完全不同文化体系的欧洲，对中国科举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视角。

    早在明朝末年，当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经对中国的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在给欧洲人信件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甚至提到了八股文。1621年在英国出版的伯顿的《忧郁症的解剖》，在讲述中国的科举制度时，说道：“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

    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详细地记录了科举的全过程，并且评论道：“从学生头次赴考，直到最后考取博士，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因为学位和职位带来的名利，都取决于这些考试。”他的言说背景是针对欧洲世袭的贵族特权和教会神权的权威。在中国，人的能力是决定性的。一切荣誉利益都从个人能力的平等竞争中得来。因此，西人几乎无例外地认为科举是最公正、最平等的选才方式。

    晚清来华的美国人丁韪良甚至将其与民主联系起来：“有什么能比像这样以提供全体‘公平机会的鼓励’更真正民主的呢？中国这种真正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这种平等与民主正是西方中世纪所没有的。因此，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科举暨文官制度，西方思想界便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种平等的“中国精神”成为西方一系列启蒙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的理论武器，在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形成一股倾心中国文明的潮流。通过他们，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进程。

    丁韪良1868年10月，在一篇演讲中赞扬了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发明后，说：“如果我们采用中国测试候选者能力的办法，来选拔最优秀的人任政府公职，那必将对我们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那些技术方面的发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第五大发明”。

    他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拔取真才的制度。”

    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发源国，为世界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古老中华帝国长期充满活力，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重新发现科举

    民国期间，在一连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中，对科举的批判一直没有间断。但也就是从此开始，已经有人更加理性地研究科举，系统地梳理科举制度的历史，研究科举存在的合理性，追寻科举制度设计的优越性，也包括认真严肃地分析它的弊病。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进，使一些学者得以从新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

    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将科举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之重大课题加以研究。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为民国考试制度设计寻求历史依据而研究科举；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从官僚政治的角度研究科举；卢前《八股文小史》从文学、文体史的角度研究科举；潘光旦、费孝通通过统计分析，申述了科举制对社会流动的促进，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举。科举开始被重新发现。

    与此同时，海外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蔚为大观。作为旁观者，多数研究者不像中国人那样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因而可以更加开放地研究科举制。日本、欧美都有相当的研究成果。

    从被忽视到显学

    科举制被重新提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的退潮和中国经济的崛起，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必然。

    与改革开放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普遍的道德缺失，在全球化中民族身份的迷失，都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开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最近更兴起一轮重建国学的热潮。很自然地，科举制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科举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

    近代以来，中华学人为自强图存，主动吸纳西学，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形成了一股完全否定国学、彻底抛弃国学的文化激进主义。中华文化被强行纳入西学框架体系，或者被解构、割裂得七零八落，失去了独立性、主体性。我们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无不是在西学体系下的重新组建。中华自身的学术体系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固有面貌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被淹没而得不到彰显。

    在今天，复原中国科举制度的完整面貌，建立独立的科举制度史体系，理性地辨析其成败得失，以更好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其时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