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23 美国分社莫利亚 镜报文化

    洪平凡， 师从198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主攻计量经济与国际经济，并作为克莱因教授的助手参加了“世界经济模型连接”的课题。期间与中国国家计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行一起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首次与世界经济模型连接并用于经济预测和政策模拟。主要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汇率，国际收支平衡，世界经济模型连接，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传递效应，经济预测及经济政策模拟。

    镜报美国分社社长莫利亚

    独家专访洪平凡

中国持续高速增长是奇迹 

放缓是正常

莫：

    中国经济在2015年增长了6.9%，低于当局原定7%的目标，是过去25年来最低的速度。有些国际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下行，则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您如何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洪：

    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五年的确呈下降趋势，但未必是坏事。我们要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摆在历史和国际两大坐标下来分析。全球各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三大区间：7%以上为高速增长，3%至7%之间为中速，3%以下为低速。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曾经历的高速增长，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是特例，不是普遍现象。

    在「二战」之后的70年里，全球近200个经济体只有12个曾经能够保持其经济平均增长在7%以上超过20年，包括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从1980年代到2010年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10%。这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个奇迹。

洪：

    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叠加结果：前者取决于人口结构；而后者取决于科技进步。一、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他们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继续推进科技进步的步伐不可能很快。同时，这些国家劳动力增长缓慢，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劳动力甚至在不断下降。因此，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都在低速区，如果能够维持在2-3%已经非常不易。二，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与世界前沿有差距，这些国家的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科技。因此，他们的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一些。当然，发展中国家如何制定合理政策和机制，来引进科技和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本身也并非易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实现中速增长；不少发展中国家还会因为其它一些不利因素，如：局部战争、社会动乱、或经济危机，而长期陷入衰退。

刺激中国高速增长动力部分消失

需进一步深化改革

莫：

    促进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特定历史因素有哪些？

洪:

    首先，中国在70年代末结束了「文革」动乱，又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解放了原来被政治动乱和「计划经济」所束缚的生产力，广泛调动了人民的经济积极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过去30多年里，几亿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相对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开放政策使中国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国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重新配置，提高了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也促进了引进国外科技和先进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在中国人口结构过去30多年的变化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红利」。

莫: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因为这些因素已经消失了吗？

洪:

    有些已经完全消失，而另一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明显递减。例如，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在2012年左右已经从原来的上升趋势逆转为下降趋势，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正面转为负面。劳动力从农村低生产率行业向城市较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还可以继续，但其规模和步伐在明显递减。过去一个农民经过短期训练成为纺织工人，其劳动生产率可以成倍上升，但从纺织工人再想成为设计师或工程师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再如，经过30多年的开放，中国已经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原有的相对国际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外贸对其经济增长仍然重要，但不可能再像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时期那样，以超过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3倍的速度继续增长。此外，改革仍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一些比较容易取得的改革红利，在过去30年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改革面临更复杂、更艰巨的挑战。

洪:

    同时，30多年粗放型的超高速增长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副作用：经济结构失衡，环境资源成本大幅度上升，贫富差距扩大。这些副作用越来越大，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当然，除了这些结构性和大趋势因素之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有其它一些周期性原因。例如，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滞缓，全球贸易增长普遍疲软，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

刺激需求的政策

在中国难以为继

莫: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曾经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刺激需求；而近来又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政策有甚么本质不同？

洪:

    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2009爆发之后，中国受到的冲击首先反映在出口大幅度下滑。为了应对外需下降而带来的总需求不足，中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在当时采取了类似传统凯恩斯经济理论所倡导的刺激政策，包括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贷款规模来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些政策在当时的确刺激了增长；2009年全球陷入衰退，包括欧、美、日在内60多个国家出现负增长，而中国增长9.6%，2010年中国又连续增长10.4%。但是，随着这些刺激政策的退出，中国增长从2011年开始下滑。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刺激需求的政策产生了很多副作用。地方政府藉着刺激政策的东风，大规模举债搞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和一些私营企业也跟进。其结果是原本产能已经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煤炭、玻璃、水泥等，其产能进一步过剩，债务占GDP比重大幅度上升，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

    中国许多行业的产能不是仅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是为了生产出口产品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不管如何解释，刺激需求的政策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似乎难以为继。

凯恩斯理论

不完全适合中国经济

莫:

    这是否意味传统凯恩斯经济理论是错误的？

洪:

    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否定凯恩斯经济理论。篇幅有限，无法展开讨论经济理论问题。我个人认为，其中有政策操作失误和世界经济大环境的问题。

    凯恩斯在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创立的经济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建议加大政府作用：但他绝对不可能考虑到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很大，再增加政府刺激很容易过度。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仅靠一个国家采取刺激政策，而其他国家采取紧缩政策，不起作用。中国许多行业的产能不是仅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是为了生产出口产品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不管如何解释，刺激需求的政策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似乎难以为继。